——从一个角度看毛泽东文化观念和精神气质的形成

对毛泽东这个人物，可以，也应该从多方面进行研究。最近十几年来，因了所谓“毛泽东热”的关系，关于毛泽东的书出了不少，但我觉得，真正当得起“研究”二字者，则颇难寻觅。在中国大陆，对毛泽东的学术研究，可以说尚未真正展开。但我想，总有一天，毛泽东会成为很重要的学术研究的对象，甚至最终会有一门“毛学”出现也未可知。

毛泽东与中国古代文学的关系，当是毛泽东研究的一个方面。说到毛泽东与中国古代文学，人们首先会想到毛泽东与中国古代诗词之间异常密切的关系。比较起来，毛泽东与中国古代小说之间的关系似乎要稀疏和淡薄些。但深究起来，给予了毛泽东更深刻影响的，恐怕是中国古代的小说而不是诗词。《水浒传》、《三国演义》、《西游记》、《红楼梦》、《聊斋志异》，等等，这些小说，在政治、文化、军事、经济等多方面对毛泽东产生了影响；这种影响既体现在“谋略”这种技术层面上，也体现在思想意识、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等精神层面上。

一

毛泽东青少年时期的同学和友人萧三，上个世纪30年代在苏联写下了被认为是第一篇关于毛泽东的传记《毛泽东》，其中在谈及与毛泽东的同学生活时写道：“我们常在一起交谈读书心得。毛泽东同我们大家一样，不喜欢孔夫子。他背着父亲和教师读了很多中国古典小说，像《西游记》、《三国演义》、《说岳传》、《说唐》等。他给我讲这些书的内容。我也知道一些毛泽东没有读过的小说。我同样乐于把它们讲给自己的新朋友听。毛泽东听完后对我说：‘这些书都不错，可是我还是最喜欢读那些描写起义、造反的书’。”（1）自萧三的这篇《毛泽东》始，后来的种种关于毛泽东的传记和其读书生活的著作，几乎都要说到他从少年时代即开始的对中国古代小说的嗜好。有的著作还写得分外具体和绘声绘色。例如，美国人特里尔所著的《毛泽东传》写到传主16岁离开韶山赴东山高小求学时有这样的文字：“天刚亮他就出了韶山，这是一个凉爽的金秋的早晨。肩上还是那根用惯了的扁担，但是两头担的不是粪筐。一头是一只装着一件长袍、两条床单和一顶蚊帐的包袱，另一头是装有《水浒传》和《三国演义》的小筐。”而在东山小学堂，“同学们都很敬佩毛对《三国演义》等小说的记忆力，他们喜欢听他复述其中的精彩片断。但是毛认为小说描绘的都是历史上发生的真实事件，这使得每个人都感到震惊。关于这一点，他还和历史教师发生过争论。对任何同意那位教师观点的同学，泽东都对其大加指责，甚至用椅子打了一个同学。毛不愿接受批评，正像他后来在回顾这段学习生活时所承认的那样。”并且，“关于小说的争论他甚至找到校长那儿，当这位博学的校长也不同意他的观点、即不认为《三国演义》是三国时期发生过的真实事件时，他给湘乡县令写了一封请愿书，要求撤换校长，并强迫进退两难的同学签名。”（2）

当然，毛泽东自己也曾亲口对斯诺说过自己少年时期对中国古代小说的迷恋，斯诺在《西行漫记》中对此的记述也广被引用。毛泽东在对斯诺说自己当年喜读中国古代小说的同时，还说了这样一番也常被引用的话：“我继续读中国旧小说和故事。有一天我忽然想到，这些小说有一个特别之处，就是里面没有种地的农民。人物都是勇士、官员或者文人学士，没有农民当主角。对于这件事，我纳闷了两年，后来我就分析小说的内容。我发觉它们全部都颂扬武人，颂扬人民的统治者，而这些人是不必种地的，因为他们拥有并控制土地，并且显然是迫使农民替他们耕作的。”这是斯诺根据毛泽东谈话的大意所做的文字表述，在解放军出版社2001年出版的《毛泽东自传》中，具体用语和句式又有所不同。事实上，毛泽东成为革命领袖后，并不只对斯诺一个人说过少年时读旧小说过程中的这种困惑和“醒悟”。据他的卫士长回忆，1947年6月中旬的一天，中共中央纵队转战陕北途中在田次湾宿营。毛泽东、周恩来和任弼时等人坐在火堆前烤火，毛泽东似乎在思考着什么。周恩来小声问道：“主席又在想什么？”毛泽东抬起了头，谈起了他小时候读《三国演义》时心里的一个疑问，“小时候我喜欢看《三国演义》，读起来就放不下。有一天我忽然想到一个问题，怎么书里的人物都是武将、文官、书生，从来没有一个农民做主人公？我纳闷了两年，种田的为什么就没有谁去赞颂呢？后来我想通了，写书的人都不是种田的人。”（3）毛泽东在险象环生的转战途中还在想着小时读小说过程中的这种发现，可见这种发现对他思想和情感和刺激之强烈。事实上，少年时读小说过程中的这种发现，后来深刻地影响了毛泽东的文化观念和他文化改造和文化建设的方略，当然，也深刻地影响了无数知识分子的命运。早在写于1927年3月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说到“农会”的“文化运动”时，毛泽东就写道：“中国历来只是地主有文化，农民没有文化。可是地主的文化是由农民造成的，因为造成地主文化的东西，不是别的，正是从农民身上掠取的血汗。中国有百分之九十未受文化教育的人民，这个里面，最大多数是农民。农村里地主势力一倒，农民的文化运动便开始了。”这里关于“文化”的看法，不能不说与他小时候读小说过程中的困惑和“醒悟”一脉相承。做于1942年5月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是体现毛泽东文艺和文化观念的经典文本之一，从中，也能看出小时读小说过程中的困惑和“醒悟”对他的影响。例如，在这次“讲话”中，毛泽东曾这样现身说法：“在这里，我可以说一说我自己感情变化的经验。我是个学生出身的人，在学校养成了一种学生习惯，在一大群肩不能挑手不能提的学生面前做一点劳动的事，比如自己挑行李吧，也觉得不象样子。那时，我觉得世界上干净的人只有知识分子，工人农民总是比较脏的。知识分子的衣服，别人的我可以穿，以为是干净的；工人农民的衣服，我就不愿意穿，以为是脏的。革命了，同工人农民和革命军的战士在一起了，我逐渐熟悉他们，他们也逐渐熟悉了我。这时，只有在这时，我才根本地改变了资产阶级学校所教给我的那种资产阶级的和小资产阶级的感情。这时，拿未曾改造的知识分子和工人农民比较，就觉得知识分子不干净了，最干净的还是工人农民，尽管他们手是黑的，脚上有牛屎，还是比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都干净。这就叫做感情起了变化，由一个阶级变到另一个阶级。我们知识分子出身的文艺工作者，要使自己的作品为群众所欢迎，就得把自己的思想感情来一个变化，来一番改造。没有这个变化，没有这个改造，什么事情都是做不好的，都是格格不入的。”过去的文艺作品中之所以没有“劳动人民”做主角，那是因为这些作品都不是“劳动人民”创造的。要让“劳动人民”真正成为文艺作品的主角，成为文艺作品所颂扬的对象，就必须首先让“劳动人民”成为文艺作品的创造者。然而，让那些“手是黑的，脚上有牛屎”的人创作出诗歌、小说、戏剧，又决非一朝一夕之事。在“劳动人民”出身的文艺创作者队伍成长起来之前，还得依赖现有的文艺创作者。然而，现有的文艺创作者都无一例外地是非“劳动人民”出身，他们出身于地主家庭、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家庭，受的是封建主义和资产阶级的教育，要让他们在作品中将“劳动人民”作为主人公来描写和歌颂，就得对他们的“思想感情”进行“改造”，就得使他们“工农化”，就得让他们的手也变黑、脚也沾上牛屎进而具有“劳动人民”的心灵和大脑。必须对现有的知识分子进行“改造”，必须对他们“脱裤子、割尾巴”，必须使他们脱胎换骨，是毛泽东一贯的思路。如果说在延安时期“知识分子改造运动”已经轰轰烈烈地开始，那在1949后，毛泽东就更感到“知识分子改造”的必要。批电影《武训传》、批俞平伯和胡适、批胡风、反右、“文革”，这些一个又一个的运动，都与毛泽东“改造”知识分子的思路有着直接的关系。毛泽东之所以在1949后更感到“改造”知识分子的必要，是基于这样的认识：在政治和军事上，中共已取得了决定性胜利，夺取了全国政权，但在文化上，却还远未取得根本性胜利，因为文化的创造者和许多文化的掌管者，在“思想感情”上还是属于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还不具有充分的“无产阶级思想感情”；而文化上如果不取得最终的胜利，那政治和军事的胜利就很不牢靠，已经夺取的政权就随时可能丧失，“资本主义”就随时可能“复辟”；而要在文化上取得决定性的胜利，就必须加大对“知识分子”的“改造”力度，就必须通过一场接一场的运动让知识分子的“思想感情”彻底转变过来。

说毛泽东的这种文化观念和文化战略应完全归因于小时读中国古代小说过程中产生的困惑和“醒悟”，或许言过其实；但说这种文化观念和文化战略发源于小时读小说过程中的困惑和“醒悟”，大概不无道理。事实上，对文艺作品中的主人公是何种阶级身份，毛泽东一直很敏感。1944年1月9日夜，毛泽东看了“延安平剧院”演出的《逼上梁山》后，当夜给编导杨绍萱、齐燕铭写了这封著名的信：“看了你们的戏，你们做了很好的工作，我向你们致谢！历史是人民创造的，但在旧戏舞台上（在一切离开人民的旧文学旧艺术上）人民却成了渣滓，由老爷太太少爷小姐们统治着舞台，这种历史的颠倒，现在由你们再颠倒过来，恢复了历史的面目，从此旧剧开了新生面，所以值得庆贺。郭沫若在历史话剧方面做了很好的工作，你们则在旧剧方面做了此种工作。你们这个开端将是旧剧革命的划时期的开端，我想到这一点就十分高兴，希望你们多编多演，蔚成风气，推向全国去！”当毛泽在信中对“旧文学旧艺术”严厉指责时，小时读旧小说过程中的困惑和“醒悟”一定又在脑中闪过。1963年12月12日，毛泽东在一份关于上海开展大讲革命故事活动的情况汇报上，给其时的北京市委彭真和刘仁写了这样一封信：“此件可一看。各种艺术形式——戏剧、曲艺、音乐、美术、舞蹈、电影、诗和文学等等，问题不少，人数很多，社会主义改造在许多部门中，至今收效甚微。许多部门至今还是‘死人’统治着。不能低估电影、新诗、民歌、美术、小说的成绩，但其中的问题也不少。至于戏剧等部门，问题就更大了。社会经济基础已经改变了，为这个基础服务的上层建筑之一的艺术部门，至今还是大问题。这需要从调查研究着手，认真地抓起来。”这就是毛泽东在正式发动“文革”前对文学艺术做出的两个著名批示中的第一个。所谓“‘死人’统治着”，也是指主人公仍是过去时代的人物，是“帝王将相、才子佳人”，而这种情况也的确以戏剧为甚。在毛泽东看来，这种情况之所以出现，是因为“社会主义改造”还“收效甚微”；而这里的所谓“社会主义改造”，首先是指对从事文学艺术工作者的“思想感情”的“改造”。洪子诚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中指出：“对于作为知识分子的现有作家，毛泽东对他们有很大的保留。他认为他们主要接受封建主义的、资产阶级的教育，而又与工人农民的生活脱节。------他对于‘小资产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经过种种办法，也经过文学艺术的方法，顽强地表现他们自己’、‘要求人们按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面貌来改造党、改造世界’，始终保持高度的警觉。从这样的观点出发，毛泽东把作家思想改造、转移立足点、长期深入工农兵生活，作为解决文艺新方向的关键问题提出。即使如此，毛泽东对他们能否胜任这一任务仍持怀疑态度。因此，他把建立无产阶级的‘文学队伍’，特别是从工人、农民中发现、培养作家，作为一项重要的战略措施。他以‘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来鼓舞他们‘解放思想，敢想敢干’。”（4）喝封建主义和资产阶级的“狼奶”长大的知识分子，他们的“思想感情”能否最终转变到无产阶级立场上来，毛泽东是深为怀疑的。要建立为新的社会经济基础服务的新的文学和新的文化，只有靠从娘胎里就具有无产阶级思想感情的“根正苗红”的“工人作家”、“农民作家”和“战士作家”。我在课堂上讲到这个问题时，说那个时代的“作家”中，有人是在文化水平还处于半文盲的状态下开始写作长篇小说的，有许多字不会写，有时就画个符号代替，学生听了满脸疑惑，很难相信这是实情。后来，我找了一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2年再版的高玉宝的《高玉宝》。此书也算是当代文学史上的“名著”，其中的《半夜鸡叫》曾长期选入中学语文课本，我上中学时就学过，可谓曾家喻户晓。《高玉宝》初版于1955年，1972年出版的是修改本，作者在《再版后记》中写道：“首长不仅鼓励我为革命而写作，提高我的政治思想水平，并且具体地指导我怎样写作。为了克服文化低的困难，许多同志都主动帮助我认字学文化。从此，我就一面行军打仗，一面抓紧时间学文化、写书。不会写的字，我就画符号代替。”我把这段话念给学生听，学生才相信“竟有此事”，但对为什么会有此种现象发生，仍然难以理解。

从文盲和半文盲的工人、农民、士兵中培养作家，技术上的问题即便有办法解决，也仍面临这样一个难题：这些原本是文盲和半文盲的、出身于工农家庭的人，一旦成为“作家”、尤其是成为“著名作家”后，就有被资产阶级思想“侵蚀”而“蜕化变质”的危险，就有抛弃“无产阶级思想感情”而“变修”的危险。解决这一难题的方法，就是不断地“整风”，就是随时把这些原本“根正苗红”的人身上的“资产阶级思想感情”扼杀在萌芽状态。毛泽东之所以认为“文化大革命”应“过七八年再来一次”，这也是原因之一。

毛泽东为何要发动“文革”，是许多人感兴趣的问题。目前还远不能对这个问题做出全部的回答。一定要从思想上追根溯源的话，我觉得小时候在韶山冲读中国古代小说过程中的困惑和“醒悟”，也是毛泽东后来发动“文革”的一种思想根源。

二

在中国古代小说中，对毛泽东思想观念和精神气质产生了最深刻影响的，还是《水浒传》和《三国演义》。许多关于毛泽东生平和读书生活的读物，都强调了他对这两部小说的分外重视。例如，《毛泽东读批诗文鉴赏》说：“《三国演义》和《水浒传》，都是毛泽东一生最爱读的小说。用毛泽东自己的话说，他很小的时候就喜爱看《三国》，‘读起来就放不下’”（第989——990）；“毛泽东对《水浒传》这部反映农民起义的古典小说的关注，可以说，贯串了他的一生。从少年时代起，他特别喜爱读喜爱讲的故事就是‘水浒’。长征途中打下一座县城，《水浒传》是他急于要找的一部书，以致警卫员给他抱来一尊‘水壶’。在以后的革命生涯中，他经常引用‘水浒’故事解决中国革命的许多实际问题。晚年关于《水浒》的谈话所引起的‘政治风波’，更是众所周知的事情。我们说，在毛泽东身上有一种‘《水浒》情结’，当不为过。”（第1037页）。这个警卫员把《水浒》听成“水壶”的故事，更是见于多种关于毛泽东的书中。

王学泰所著的《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某种意义上对中国传统的“游民文化”做了开创性的研究。其中，对历史上的通俗文艺作品与社会生活中的“游民文化”之间的互动关系有重点的揭示。历史上的许多通俗文艺作品，都很集中很强烈地表现了社会生活中的“游民意识”；而这些受众面很广的通俗文艺作品，又反过来催生和滋养着社会生活中的“游民文化”。而在这些通俗文艺作品中，又以《水浒传》和《三国演义》最为典型。这两部书，一来其中的“游民意识”最充盈饱满，二来对后世“游民文化”的影响也最大。王学泰书中说：“《水浒传》是集‘朴刀杆棒’故事于大成的长篇小说，它真实地反映了游民的奋斗与生活，比较集中地表现出了游民的意识和理想，成为游民反抗主流社会的百科全书。与《水浒传》差不多同时成书的《三国演义》，也有着浓重的《水浒传》的影子。在塑造人物形象，表达政治理想等方面，它们有许多共同之处。可以说两部小说在不同程度上成为游民意识的载体，在游民生活与游民的组织化过程中发挥了极大的作用。”（5）又说：“《水浒传》给游民的反社会的骚乱和农民的反抗朝庭的武装斗争以道义的力量。------可以说一般人都有这样的自律：不要流为‘盗匪’。可是《水浒传》中却‘以作贼为无伤’，‘以破城劫狱为能事’，‘以杀人放火为豪举’。------这些故事最易破坏人们的心理障碍，使人们觉得像梁山好汉一样‘兀自要和大宋皇帝做个对头’，也没有什么了不起，甚至是英雄好汉之所为。这种影响------是逐渐的、潜移默化的、不知不觉的，------许多反抗者们模仿着梁山英雄好汉们的样子谱写自己的史诗。------可见，《水浒传》已经成为造反者们反抗现存秩序和进行非法行为的‘宝典’。暂时还没有卷入武装反抗斗争的游民们，当他们要结合在一起以壮大自己的力量时，也会向《水浒传》以及英雄传奇等通俗文艺作品汲取精神力量。”（第344——345页）。《水浒传》赋予打家劫舍、杀人越货、巧取豪夺、滥杀无辜、逼良为匪等反社会的行为以正义性，这一点给后来的许多造反者以深刻的影响，也从少年时代起即对毛泽东精神世界的形成起着巨大的作用。从毛泽东晚年的著名言论“造反有理”中，人们仍不难嗅出“水浒气”，仍然不难窥见他心中的“《水浒》情结”。当然，《水浒传》对毛泽东的影响，不仅仅表现为这一点。“梁山好汉”们的人生态度、行为方式等，都对毛泽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鲁迅当年读了毛泽东诗词后，曾做了这样一个评语：有“山大王”气概。鲁迅据以评价的，当是毛泽东率部“上山”后的《西江月·井冈山》一类作品，其时毛泽东已成了“山大王”，且也以“山大王”自称，诗作中有“山大王气”毫不奇怪。事实上，远在成为名副其实的“山大王”之前，毛泽东诗作中就开始喷发出强烈的“山大王气”了。1988年4月10的《中国青年报》星期刊曾披露过毛泽东的一首题为《咏蛙》的少作：“独坐池塘如虎距（踞），绿杨树下养精神。春来我不先开口，哪个虫儿敢作声。”这首诗作于1910年，其时毛泽东才十六七岁，而这首借蛙言志的诗，已完全是一副“山大王”的声口了。也就在这一年，毛泽东离开了闭塞的韶山冲，赴湘乡县城附近的东山小学堂求学。可以说，毛泽东是怀着一腔“山大王”式的“雄心壮志”，离开韶山冲，走向外面的世界的。我们还记得，毛泽东离开韶山时的挑子里，一头就是装有《水浒传》和《三国演义》的小筐。而毛泽东此时对“我不先开口，哪个敢作声”这种“山大王境界”的向往，也与《水浒传》、《三国演义》这类旧小说有密切的关系。特里尔在《毛泽东传》中说，在韶山时期，《水浒传》、《三国演义》“这些书比任何东西都更影响了毛泽东的心灵世界”（第六页）。某种意义上，正是《水浒传》、《三国演义》这类小说，在少年毛泽东心中培育起了这腔“山大王”式的豪情，这股“山大王”式的气势，这份“山大王”式的志向。

1927年10月，毛泽东拒绝执行中共中央关于攻打大城市的命令，率部上了井冈山。对毛泽东的成为“山大王”，其时的中共核心层深感不安和恐惧。他的部下中也有人对这种梁山泊造以式的“革命”大为疑虑。一位叫余洒度的师长就曾站出来反对道：退到那里不是想当“山大王”吗？毛泽东则干脆地回答道：当“山大王”就当“山大王”，历史上从来没有消灭过“山大王”！（6）仅仅把毛泽东的“上山称王”理解成是对当时客观形势冷静分析后的“正确决策”，肯定是不够的。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传（1893——1949）》在叙及毛泽东小时读书生活时，这样写道：“《水浒》里汇聚在梁山泊造反的人物，便成了毛泽东心目中的英雄。这种影响是意味深长的，在后来艰难备尝的革命生涯中，《水浒传》一直是他放在手边常常阅读的书。”（7）可以说，早在韶山冲当“伢子”时，毛泽东心中就有着一个“井冈山”。这样一个故事也见于许多关于毛泽东的著述中——1917年的中秋节，毛泽东和一群学生聚集在湖南第一师范后面的山上讨论“救国之道”，别人提出的“道”都为毛泽东所反对，别人问他有何良策时，他脱口答道：“学梁山泊好汉！”。整整十年后的1927年，毛泽东终于率部上井冈山安营扎寨，正式学起了“梁山泊好汉”。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认为，决定着毛泽东顶着上层的压力、冒着被开除党籍的危险上了井冈山的，与其说是对当时“革命形势”的“正确判断”，毋宁说是心中早已躁动着的“学梁山泊好汉”的理想和渴望。

《水浒传》这类书，是游民造反的“宝典”。而怀着“《水浒》情结”上了井冈山的毛泽东，自然也会将大量的游民招到自己麾下。特里尔的《毛泽东传》叙及井冈山时期时，说：“中共的合法‘妻子’无产阶级远在城市，在这种情况下，土匪就成了毛的政治‘情妇’。------他把许多游民和懒汉都补充到他的队伍里。两年中，红军扩充的大多数都是一些游民。而这些人是工人和农民所鄙视的。------毛并不把游民看成是社会渣滓。‘他们也都是人，’他谈及游民时曾说，‘他们也有五官和四肢。’游民也属无产阶者，是受压迫阶层，毛坚信自己可以改造他们。”（第110——111）。美国人施拉姆所著的《毛泽东》中也说：“在1929年12月第四军党的古田会议上，毛公开承认，红军中的大部分士兵是游民。他认为这是部队中产生‘流寇思想’的原因。”（8）“毛的部队中有经过教育而得到一定改造的非无产阶级分子，这不仅反映了他难以招到阶级出身好的官兵（毛自然是这样向上级党报告的），但这也与他自己气质和理想的基本倾向相一致。他自幼就崇拜中国通俗小说中的草莽英雄，虽然他的世界观并不仅仅处在农民起义的水平，但是他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并没有否定他少年时代的热情。他在1926年写的关于中国社会各阶级的文章就是明证。他在文章中对五种游民——士兵、土匪、强盗、乞丐和妓女——都有生动的描述，并称赞他们有资格成为革命战士。在此文中并没有现在官方版本里加进去的批评的语言。他在谈到在‘政治和经济斗争的互助团体’的秘密组织时也是充满同情的。无疑，他在井冈山时期肯定一直是持这种态度的。对土匪和其他社会渣滓，他不是勉强而是很愿意收容的。”（第116页）。

从小从《水浒传》、《三国演义》等旧小说中汲取的“游民意识”，深刻地影响着毛泽东的革命理念和革命方式。这在毛泽东毕生的“革命实践”中有多种多样的表现。王学泰在《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中又说；“游民对于社会动乱是采取欢迎态度的，这与‘四民’求稳怕乱，‘宁为太平犬，不为乱世人’大不一样。《水浒传》和《三国志平话》在开篇都带点幸灾乐祸的心态来写社会动乱的‘必然性’。------当然，作者对天下大乱原因的解释是错误的，但是在其叙说与描写中处处点明这种动乱的必然性与合理性。作者心中钟爱的英雄人物都在这个动乱的世界里一展其长才，在动乱中获得了好处，从根本上改变了自己的处境。”（第233——234页）。喜乱，也是毛泽东的一种精神特性。有的论者也把毛泽东的喜乱与爱读《水浒传》、《三国演义》联系起来：“他在第一师范读书的最后一年，在《伦理学原理》批注中，从自然界与人类生活出发，赞扬书中‘无抵抗则无动力，无障碍则无幸福’这种观点时，他写下了这样一段话：‘吾人览史之时，恒赞叹战国之时，刘项相争之时，汉武与匈奴竞争之时，三国竞争之时，事态百变，人才辈出，令人喜读。若至承平之代，则殊厌弃之。非好乱也，安逸宁静之境，不能长处，非人生之所堪，而变化倏忽，乃人性之所喜也。’由此可见，毛泽东早年甚爱读《三国》，显然是基于这样的思想。他最初也是从《三国》获得政治斗争和军事斗争这方面的知识的。”（9）毛泽东把“乱”说成是“人性之所喜”，显然有违广大“良民”的人性之实。至少在中国，广大“良民”是求稳怕乱的，是渴望“做稳奴隶”的，是“宁为太平犬，不为乱世人”的。喜乱、乐乱、“唯恐天下不乱”者，是那种本就“浪迹江湖”的游民，或者是那种渴望趁乱称王的“枭雄”一般人物。不堪社会安定而喜好社会动乱，是一种典型的游民性格。而毛泽东从青少年时代起就养成了这种性格，不能不说在很大程度上应归因于《三国》、《水浒》这类小说的熏陶。这种不堪安定而喜好动乱的心态，后来也明显影响了他的政治性格和执政风格。1949后，作为统治一个大国的执政党的领袖，本应把社会安定放在最重要的位置，本应有十分强烈的“执政意识”而不应有那么强烈的“运动意识”。可毛泽东却“稳定意识”极为淡薄而“革命意识”异常强烈，他几乎不能容忍社会有较长时间的安定，他相信“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于是，他发动一场又一场政治运动，让社会不断地处于“运动”之中。当社会在正常的轨道上“安定”着时，他的心灵似乎就空虚难耐，就很躁动不安；相反，当社会脱离常规地“运动”着时，他的心灵似乎就很充实愉快，就很熨贴舒坦。

其实，说毛泽东心中有着“《水浒》情结”，还不如干脆说毛泽东心中有着“梁山泊情结”。在青少年时期就有着的“梁山泊情结”，使他在1927年率部上了井冈山。但井冈山并不是“梁山泊情结”结出的最终的果实。或者说，对于毛泽东来说，“梁山泊情结”不只是意味着一种“打江山”的方式，还意味着一种社会理想。梁山泊本身也是一个社会，这个社会的组成方式，这个社会中人与人的相处方式，都令毛泽东欣赏和着迷。近人黄人在发表于1907年的《小说小话》中曾对《水浒传》有这样的政治性评价：“《水浒》一书，纯是社会主义。其推重一百八人，可谓至矣。自有历史以来，未有以百余人组织政府，人人皆有平等之资格而不失其秩序，人人皆有独立之才干而不枉其委用者也。山泊一局，几于乌托邦矣。”（10）“梁山泊”式的“社会主义”，是游民心中的“乌托邦”，其具体表现就是：“八方共域，异姓一家------相貌语言，南北东西虽各别；心情肝胆，忠诚异姓并无差。”“都一般儿哥弟称呼，不分贵贱”；“皆一样的酒筵欢乐，无问亲疏”，“论秤分金银，换套穿衣服”，等等。这样一种“社会主义”，对于毛泽东1949后的“社会主义”建设，也有着某种程度的影响。1949年后，“梁山泊情结”并未从毛泽东心中消失，当他致力于社会改造和重建时，“梁山泊”或明或暗、或有意或无意地成为一种参照、一种蓝图。整个中国成为一个巨大的“梁山泊”，多多少少是他的一种希望、一种憧憬。

总之，从小嗜读《水浒传》一类表现了强烈的“游民意识”的小说，对毛泽东精神世界有着多方面的深刻影响。从当年的“打土豪，分田地”，到后来的“集体食堂运动”、“人民公社运动”、“文化大革命”，都可从这类中国古代小说里找到某种根源。

三

《水浒传》、《三国演义》这两部书，不仅赋予游民造反以道义上的正当性和意识形态上的合法性，也为游民造反提供了军事上的指南。清人刘銮在他的笔记《五石瓠》里记述道：“张献忠之狡也，日使人说《三国演义》、《水浒》诸书，凡埋伏攻袭咸效之。”张献忠在他的造反生涯中，竟每天都让人为他讲说《三国》、《水浒》上的作战故事，供他在自己作战时仿效。清人张德坚在《贼情汇纂》中也这样说到洪秀全、杨秀清们的造反：“贼之诡计，果何所依据？盖由二三黠贼，采稗官野史中军情，仿而行之，往往有效，遂宝为不传之秘诀。其取裁《三国演义》、《水浒传》为尤多。”黄人在《小说小话》中也说：“张献忠、李自成、及近世张格尔、洪秀全等，初起众皆乌合，羌无纪律。其后攻城略地，伏险设防，渐有机智，遂成滔天巨寇。闻其皆以《三国演义》中战案，为玉帐中唯一之秘本。”在战争年代，毛泽东时时研读《三国》、《水浒》，显然也有着从中学习战法的用心。而且，这两部书，大概也不只一次地对毛泽东的“埋伏攻袭”起过“有效”的指导作用。光是《三国演义》中的“空城计”，我就见到过毛泽东两次仿效的记载。一次是1928年8月的“黄洋界保卫战”，以仅有的一门迫击炮发射了一发炮弹，便把前来围剿的国民党军队吓跑。据说，事后山上开了一个庆祝会，有人把这一战斗编成京剧《毛泽东空山计》，将诸葛亮在《空城计》中的那段著名唱词改为：“我站在黄洋界上观山景，忽听得山下人马乱纷纷。举目抬头来观看，原来是湘赣发来的兵。一来是农民斗争少经验，二来是二十八团离开了永新。你既得宁风茅坪多侥幸，为何又来侵占我的五井？你既来就把山来进，为何山下扎大营？你莫左思右想心腹不定，我这里内无埋伏，外无援兵。你来，来，来！我准备着南瓜红米，红米南瓜，犒赏你的三军；你来，来，来！请你到井冈山上谈谈革命。”（11）另一次是抗战胜利后国共内战中的转战陕北时。一天，毛泽东被刘戡的追兵逼到了死亡的狭谷，“敌人占着两座山头，居高临下。另一面是咆哮的芦葭河。毛泽东随行只有二三百人，全部暴露在敌人的枪口下。”众人皆“把生死交给了命运之神”。而“忽然，毛泽东把烟头掷在地上说：‘放心跟我走，老子不信邪。’他从容地转身走上黄河岔的堤岸，不紧不慢地，顺堤向西北方向走去。------就这样，毛不紧不慢地在河堤上走着，身后二三百人紧跟着，屏住了呼吸。起初还有一两个子弹在毛的周围钻进泥土，离他只有二三米，随后，奇迹发生了，身后那些山头，枪炮声忽然停止了。刘戡的七个旅眼睁睁地看着毛从他们的枪口底下在河堤上走了三百多米，翻过一个小土岗，不见了。”事后，毛泽东谈及此事时，“得意”地唱道：“我正在城楼观山景，耳听得城外乱纷纷，旌旗招展空番营，原来是司马发来的兵------”（12）这段故事传奇性强得令人对其真实性生疑。但即便是编造出来的，也很能说明问题：人们热衷于编造毛泽东巧用《三国》、《水浒》战术的故事，也说明毛泽东的确常用《三国》、《水浒》战术。

毛泽东不但善于从《水浒传》、《三国演义》一类旧小说中吸取战略战术上的经验教训，还善于从这类小说中吸取政略政术上的经验教训。毛泽东的“小说评论”，常常显示出一种特有的政治眼光。据薄一波在《回忆片断》中回忆，毛泽东有一次与他谈话时说：“看这本书（《三国演义》），不但要看战争，看外交，而且要看组织。你们北方人——刘备、关羽、张飞、赵云、诸葛亮，组织了一个班子南下，到了四川，同‘地方干部’一起建立了一个很好的根据地。”（13）延安时期的干部队伍，有“长征”过来者与陕北本地者之分，有“中央干部”与“地方干部”之别，常有种种矛盾冲突产生。针对此种现象，毛泽东才用刘备“组织班子南下”的经验教育广大干部。在各种各样的谈话、讲演和作文中，毛泽东常常将中国古代小说中的故事与现实进行直接的联系。例如，1953年6月30日接见青年团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主席团成员时，说道：“要选青年干部当团中央委员。三国时代，曹操带领大军下江南，攻打东吴。那时，周瑜是个‘青年团员’，当东吴的统帅，程普等老将不服，后来说服了，还是由他当，结果打了胜仗。现在要周瑜当团中央委员，大学就不赞成！团中央委员尽选年龄大的，年轻的太少，这行吗？”（14）

有时也用这类小说中的“教训”来证明现行政策和措施的合理性和必要性。例如，1938年在一次关于保卫工作的谈话中，先是肯定了“梁山泊”的经验，说梁山上也有做“特务工作”的朱贵，也有做“城市工作”的神行太保戴宗。但梁山泊也留下了“教训”，就是对入伙的大地主大土豪“没有整风”，那个卢俊义由于思想没有得到改造，后来还是“反革命”了。（15）毛泽东把卢俊义这类人先“革命”后“反革命”的原因，归结为没有通过“整风”彻底改造思想。他那么热衷于于“整风”，那么重视“思想改造”，原来也从《水浒传》中得到过启迪。而当“整风”过了头时，毛泽东也会用旧小说中的故事来为之辩解。1943年的“抢救运动”，误伤了许多“好同志”。1944年10月25日，毛泽东在延安“中央党校”作报告，当谈及干部要提高原则性和警惕性、善于识别叛徒、自首变节分子时，讲了《三国演义》中“古城会”的故事，称赞张飞对关羽的误解“是有很高的原则性”，并说：“我们一定要学张飞的原则性、严肃性。当然过火是要不得的，所以去年抢救运动，十几天，我们马上就停下来了。”（16）不断地“整风”以及给一些人戴上“政治帽子”，使他们“老老实实”而“不乱说乱动”，毛泽东认为是十分必要的，从《西游记》中，他也曾看出这种必要性。1957年夏，在青岛召开了讨论反右问题的省市委书记会议，毛泽东在谈到给“右派”戴“帽子”的必要性时说：唐僧这个集团，猪八戒较简单，可以原谅；孙悟空没有紧箍咒不行。朱正先生在《1957年的夏季：从百家争鸣到两家争鸣》一书中对此议论道：“他在这里虽是以神话小说作比喻，确实也说出了需不需要划右派的一条分界线，如果像猪八戒一样简单，不必借助紧箍咒也可以领导得了，就没有必要给戴上右派帽子；如果是没有紧箍咒就不行的孙悟空，当然少不了给戴上一顶右派帽子使他就范了。”（17）1996年出版的萧诗美所著《毛泽东谋略》一书，仍把1957年给50多万人戴上“右派”的“帽子”，看成是一种伟大的谋略，满怀敬仰地写道：“不捉不杀，不动用任何法律手段，也不剥夺选举权，仅仅50万个‘紧箍咒’，就使那些好翘尾巴的人驯服了。”并且“毛泽东不无兴奋地说：要是杜勒斯（18）愿意整资产阶级的见，还要请我们做先生。”（第295页）。既然以孙悟空头上的紧箍咒来说明“戴帽”这种做法的必要性，那这种“伟大谋略”，或许也从孙悟空头上得到过启示吧。

毛泽东将中国古代小说直接地用于政治和外交斗争，最集中也最典型地体现在亲自策划、部署《不怕鬼的故事》一书的编选出版上。从1958年始，毛泽东在对内对外的各种场合，频频谈到“谁怕谁”以及“还是怕好，还是不怕好”的问题。到了1959年，“怕”的对象则成了“鬼”，反反复复地强调不要“怕鬼”，并用古代小说中不怕鬼的故事来说明鬼之不可怕和不必怕。对于那些令他满意的行为，他往往赞之为“不怕鬼”；对于那些令他不满的行为，则斥之为“怕鬼”。1959年4月15日，毛泽东在第十六次最高国务会议上，谈了炮击金门、马祖和平定西藏叛乱问题后，讲起了《聊斋志异》中“狂生夜坐”而不怕鬼的故事，最后总结道：不要怕鬼，你越怕鬼，你就不能活，他就要跑进来把你吃掉；我们不怕鬼，所以炮击金门、马祖。（19）1959年5月6日，毛泽东接见苏联等11个国家的代表团和驻华使节，在谈了西藏叛乱和骤然紧张的中印关系等问题后，又大谈起“鬼”来：“世界上有人怕鬼，也有人不怕鬼。鬼是怕它好呢，还是不怕它好？中国小说里有一些不怕鬼的故事。我想你们的小说里也会有的。我想把不怕鬼的故事、小说编成一本小册子。经验证明鬼是怕不得的。越怕鬼就越有鬼，不怕鬼就没有鬼了。”接着，又说起了《聊斋志异》中“狂生夜坐”的故事。之后强调：“今天世界上鬼不少。西方有一大群鬼，就是帝国主义。在亚洲、非洲、拉丁美洲也有一大群鬼，就是帝国主义的走狗、反动派。”“我们的策略是使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劳动人民得到一次教育，使这些国家的共产党也学会不怕鬼。”（20）不久，负责编选不怕鬼故事小册子的使命，落到了其时的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所长何其芳头上。在编选过程中，毛泽东数次会见何其芳，对编选工作做出具体指示。后又数次修改何其芳起草的序言。书定稿后，又指示立即“翻成几种外文”。1961年2月，这本汇集了中国古代笔记、小说中不怕鬼故事的《不怕鬼的故事》，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并被定为中共党内干部整风的阅读书籍。在毛泽东心目中，“鬼”的所指十分宽泛，它既指国际上一切反华势力，也指国内的一切令他不满意的人事，包括对“大跃进”有所保留和怀疑的人。

1962年，针对刘建彤创作的长篇小说《刘志丹》，毛泽东做了这样的批示：“利用小说进行反党活动，是一大发明。”说刘建彤“利用小说进行反党”，当然是天大的冤枉。但说毛泽东善于利用小说进行“革命活动”和反对“反党”，是千真万确的。

2002年12月25日夜

注释：

（1）转引自陈晋《文人毛泽东》，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六页。

（2）河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4——21页。

（3）见《毛泽东读批诗文鉴赏》，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997页。

（4）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3——14页。

（5）学苑出版社1999年版第214页。

（6）见萧诗美《毛泽东谋略》，红旗出版社1996年版第21。“当山大王就当山大王”的壮语，见于许多关于毛泽东的著述中。

（7）1996年版第六页。

（8）红旗出版社1995年版第132页。

（9）见《毛泽东读批诗文鉴赏》第990页。

（10）见《黄人集》，上海文化出版社2001年版第303页。

（11）见陈晋《文人毛泽东》第79页。

（12）见萧诗美《毛泽东谋略》第125——126页。

（13）《人民日报》1981年12月26日，转引自《听毛泽东讲古今故事》，红旗出版社2002年版第157页。

（14）见《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700页。

（15）见易严《毛泽东与鲁迅》，河北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346页。

（16）见《毛泽东读批诗文鉴赏》第994页，又见陈清泉、宋广渭《陆定一传》，中共党史出版社1999年版第287页。

（17）河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489页。

（18）杜勒斯为其时美国国务卿。

（19）见《听毛泽东讲古今故事》第465页。

（20）见《毛泽东外交文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