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引

朱自清的家喻户晓，不仅因为《背影》、《荷塘月色》这几篇散文1949年后长期选入中学课本，更因为曾受到毛泽东的表扬。知识分子，尤其是朱自清这类“旧知识分子”，有幸受到毛泽东表扬者，可谓凤毛麟角。受到毛泽东表扬与文章被选入课本，又有着逻辑联系：正因为受到了毛泽东表扬，文章才被选入中学课本；不然，像朱自清这种被称作“自由主义者”的作家，不被从现代文学史上彻底抹煞就算万幸了，还敢奢望成为培养“无产阶级接班人”的材料。

1949年8月5日，美国政府发表了《美国对华关系白皮书》，其中详细叙述了抗战后期至1949年美国政府对华政策及其逐步失败的过程。中共中央认为，这“白皮书”是一份极好的“反面教材”。对这样的“反面教材”，毛泽东从来不会放过。于是新华社连着发表了六篇对“白皮书”的评论，除了《无可奈何的供状》外，其他五篇，《丢掉幻想，准备斗争》、《别了，司徒雷登》、《为什么要讨论白皮书》、《“友谊”，还是侵略？》、《唯心历史观的破产》，都出自毛泽东之手。这著名的“六评”，宣告了建国后向苏联“一边倒”的外交政策，也奠定了建国后全民性反美仇美的政治和情感基调。

在毛泽东执笔的五篇文章中，《别了，司徒雷登》也曾长期选入中学课本，因而也最广为人知。正是在这篇文章中，毛泽东对朱自清点名表扬：

我们中国人是有骨气的。许多曾经是自由主义者或民主个人主义者的人们，在美国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国民党反动派面前站起来了。闻一多拍案而起，横眉怒对国民党的手枪，宁可倒下去，不愿屈服。朱自清一身重病，宁可饿死，不领美国的“救济粮”。唐朝的韩愈写过《伯夷颂》，颂的是一个对自己国家的人民不负责任、开小差逃跑、又反对武王领导的当时的人民解放战争、颇有些“民主个人主义”思想的伯夷，那是颂错了。我们应当写闻一多颂，写朱自清颂，他们表现了我们民族的英雄气概。

毛泽东的这一系列文章，旨在唤起民众反美仇美的强烈情绪。在这样做时，毛泽东巧妙地把朱自清作为一个榜样、一个楷模。此后，朱自清就成为了一个反美仇美的符号，成为了一个“民族英雄”。

这些年，我常常想到朱自清。面对一浪又一浪的反美仇美潮流，我想到了毛泽东的《别了，司徒雷登》等一系列文章，自然也想到朱自清作为“榜样”和“楷模”的历史身影。固然不能高估朱自清对50多年来反美仇美情绪、思潮的影响，但要说他的所谓“不领美国‘救济粮’”对此后全民性的反美仇美有一定促进作用，恐怕也不无道理。

我之所以想到朱自清，还因为如今人们反美仇美的方式，与朱自清有了很大的不同。朱自清真是太老实的人，因为在某种问题上对美国有所不满，便“宁可饿死”，也不吃美国的“救济粮”，并且临终时还以此嘱咐家人。如今的这些反美仇美者，继承了朱自清们的“精神”，但坚决地抛弃了他们的方式。大学生不妨一边表现得似乎与美国不共戴天，一边拼命啃英语，渴望早日拿到赴美的签证；官员们不妨一边对美国的“霸权”表现得切齿痛恨，一边争相把子女往美国送。至于一些反美仇美的学者，其行状就更耐人寻味了。他们或者长期生活在美国，或者在中美之间飞来飞去，一边尽情地享受美式生活方式，并且尽可能多地捞取美元，一边则不遗余力地对美国进行着批判、声讨。朱自清以“不食嗟来之食”的方式捍卫“民族尊严”，今天的这些反美仇美者不知是否会视为“土老冒”；朱自清若地下有知，目睹今天这些反美仇美者的行状，也不知作何感想。

近人吴闿生曾将李商隐“昔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的诗句改为“但得昔阳无限好，何须惆怅近黄昏”。约在1947年，朱自清将这二句诗录出，压在书桌的玻璃板下。年近半百就有昔阳黄昏之感，似乎有些过早。如果考虑到一年以后就贫病而死，又不能不感叹朱自清的“昔阳”和“黄昏”过于短暂，不能不为朱自清“晚景”的凄凉心生哀戚。所以，我觉得压在朱自清书桌上的二句诗，改为“哪得昔阳无限好，应须惆怅近黄昏”，才符合实际。

不领“救济粮”的国内外背景

要明白朱自清不领美国的“救济粮”到底是怎么回事，要先清楚两件事：一是美国为何给中国“救济粮”，二是朱自清们为何“宁可饿死”也不领。

抗战结束后，天真的人们所希冀的和平并没有到来，国共之间的内战几乎是不可避免地爆发，“国统区”的经济也几乎是不可避免地陷入危机。在大城市，尤其是华北的大城市，人们的生存都面临严峻威胁。韦君宜先生在自传体小说《露沙的路》中对此时的情形有如此解说：“仗要坚决地打下去！战争以人民解放军的名义猛烈进行。还谈什么和平，想什么还乡！国民党统治区有些书呆子，原指望着打垮了日本就可以大大地喘口气，从此中国就是战胜国了。还写文章登报说是‘四强之一’哩。哪晓得是这样，大城市被周围小城市和农村包围，物价飞涨，生活都生活不下去------”面对这种情况，美国参、众两院联席会议于1948年4月2日通过了《援华法案》（一般称为《1948年援华法案》），主要内容是：美国核准拨款四亿六千三百万美元，其中三亿三千八百万美元为对华经济援助，一亿二千五百万美元为特别补助，由国民政府斟酌使用，期限为一年；美国希望对华援助自始至终得到中国当局的合作，但“不得解释为美国对于中华民国的政策、行为或承诺，或对于中国国内任何时间所存在的状况，承担任何已经明示或默认的责任”。这话说得很拗口，直白地说，就是美国对华援助不得理解为用于政治和军事目的。“法案”决定，在上述拨款尚未实现之前，由国会授权并责成复兴金融公司暂行垫支不超过五千万美元的款项，由总统决定实施方式及数额，以解中国的燃眉之急。该“法案”还规定，中美两国应行签订有关“协定”，保证“法案”的实施。于是，1948年7月3日，中国国民政府外交部长王世杰与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在南京签署了《中美经济援助协定》，主要内容为：美国依照1948年援华法案，并鉴于国民政府正推行稳定经济的政策，向中国提供经济援助；美方供应物在华出售价，由双方商定；等等。（1）在这种情况下，才有了美国的“洋面粉”一类救济物来到中国，也才有了朱自清们以拒领这类救济物的方式向美国“示威”。

朱自清们是在“反美扶日”的名义下声明拒领美国“救济粮”的。所谓“反美扶日”，是指反对美国对日本的扶持，换句话说，是反对战后美国在日本实行的某些策略。“反美扶日”的运动，于1948年春先在上海兴起，很快蔓延到北平、成都、武汉、昆明等城市。运动的主要方式是游行示威，参加者主要是大中学校的学生。也正是在这种“反美扶日”的热潮中，朱自清在拒绝美国“救济粮”的宣言上签了字。1949年后中国大陆的出版物在介绍这场“反美扶日”运动时，往往强调中国共产党对运动的发动和领导作用。而其时的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在向国务卿马歇尔报告中国的反美情绪和运动时，却认为其中有着更复杂的原因。例如，在1948年6月14日致马歇尔的报告中，司徒雷登写道：

反美情绪广泛扩展，具体表现为对我们扶持日本所举行的抗议------解释这种现象相当为难，认为它完全出于共产党或苏联的挑动那就太过于简单化了。打入教职员和学生中的代理人所做的巧妙的宣传和组织，自然有助于制造这些运动。但这么多人卷进去而其中包括许多平时亲美的人们，这说明运动本身有其使人易于接受的原因。这或者主要是由于自前世纪末就产生的害怕日本的心理，我们无法想象其条件反射和深度。由于对我们在日本的行动所做的歪曲的，其中包括中国官方来源的报导；由于对德瑞波和类似报告的公布而产生的误解和错误推论；由于讽刺说我们为了准备对苏作战而不惜牺牲中国；自然地，以及由于有意的持续不断的恶毒的宣传，反美情绪就更加扩大化了。另一个真实的原因是人们对现政府的普遍的不满而美国却同这个政府的存在和缺点有着不合理的然而却是想得通的联系。学生比其他阶层的人更加敏感，他们极度失望了而又没有出路发泄他们的爱国热情。在现在使人沮丧的状况下，煽动反对美国扶持旧日仇敌的日本自然是非常有吸引力的。除了这种心理和共产党人以及其它反政府人士的利用而外，还有自私和缺乏远见的工商界人士，他们想避免日本的竞争。举例来说，利润很大然而效率很低的上海纺织工业，他们想把持上海和东南亚的市场。因此极左分子和愚蠢的资产阶级利益奇怪地结合起来反对我们在日本的做法。我们无法使这些做法（指美国扶持日本的做法——译者）一点也不产生合情合理的误解。（2）

司徒雷登在1948年6月30日致马歇尔的报告中，谈及中国的反美情绪时，又说：“我们的支援及其目的被严重歪曲误解了。日本的事例被利用来证明我们的帝国主义意图，说我们准备用日本和中国将来进行对俄作战。对他们说日本重新武装对中国至多是在遥远的将来的假设的恐惧，而已经丧失外蒙和即将丧失内蒙和东北（满州）则是目前即时的危险，他们似乎完全听不进去。对他们叙述俄国人在上述地区的行为，他们听来半信半疑，或者简直无动于衷。这真是一种奇怪的变态心理，但我们必须正视这个心理，因为学生们今日所想的标志着整个国家将来的想法。”（3）

司徒雷登固然是站在美国的立场上观察中国，但作为驻外大使，在向国内写报告时，也一定不会刻意歪曲事实，一定会写出他眼里最真实的东西。司徒雷登强调了“反美扶日”运动的复杂原因，这应该是相当可信的。他说的有些事情，已被时间所证实。例如，他说对于那时的中国，真正的威胁是苏联而不是日本。如果考虑到数年后中苏之间即处于尖锐敌对状态、中国长期把“苏修”作为头号假想敌，就不能说司徒雷登当年的论断毫无道理。再例如，司徒雷登说中国当时的反美者，对美国在日本的策略有着误解。如果考虑到美国最终是以民主化为目标改造了日本，就也不能不说，当时“反美扶日”运动的参加者，对美国在日本的策略确实不无有意或无意的“误解”。

当然，战后美国对日本的策略有过某种程度的反复。1948年的时候，美国对日经济策略的某种调整，确实容易让在此问题上十分敏感的中国人觉得是在庇护日本财阀和法西斯势力，因而也确实伤害了一些中国人的感情。也正因为如此，司徒雷登说中国人对美国产生的是“合情合理的误解”。司徒雷登的报告中，值得注意的还在于强调了参加“反美扶日”运动者，并非都是一向反美者，有些甚至还是长期亲美者。他们仅仅只是在一个很具体的问题上反对美国。朱自清应该属于这一类。说朱自清是长期亲美者，固然不妥；但说他并非是一向反美者，应该没有问题。反对美国在日本的某些策略，并不意味着反对美国的一切；然而，当朱自清始而不领美国“救济粮”继而贫病而死后，就被阐释成一个全面的反美者。——这也不能不让人感叹。

饿着肚子扭秧歌

本来，“反美扶日”与领美国的“救济粮”，二者不必有什么关系。朱自清也好，其他任何人也好，大可以一边吃着美国的面粉，一边对美国在日本的某些策略提出抗议。把这两件事情搅和在一起，以宣布拒绝美国“救济粮”的方式表示对美国“扶持”日本的抗议，是吴晗等民盟人士的别出心裁。

抗战结束后，吴晗回到北平，仍在清华大学，同时也成为民盟在北平的领导人物之一。民盟因过于左倾，国民政府于1947年5月宣布其为“非法团体”，其活动遂转入地下。转入地下后的民盟，自然就更为激进和左倾了。实际上，在被宣布为“非法”之前，北方民盟已直接受中共地下党领导，并在财力上受到中共支持。1947年3月，北平军调部结束时，中共代表叶剑英、徐冰等人邀请张东荪、关世雄等民盟人士吃饭，给民盟留下了一笔活动经费，并把一台美制收音机送给民盟。活动经费对于转入地下的民盟当然很必要，而收音机则用于日夜收听“解放区”新华社的广播，然后抄写、复印、散发，进行反对国民党的斗争。（4）吴晗是民盟的活跃分子。他所在的清华大学，自然是他活动的中心地带。作为清华大学中文系主任，朱自清生命最后几年的政治热情和左倾表现，很大程度上要归因于吴晗的辛勤工作。查朱自清年谱和日记，可知1947和1948这两年里，吴晗频频来动员朱自清在那类政治性的宣言上签字。朱自清在拒绝美国“救济粮”的宣言上签字从而进入毛泽东的视线，成为反美的“民族英雄”，也可算是吴晗一手造成。

吴晗在1960年11月20日的《人民日报》上发表了《关于朱自清不领美国“救济粮”》（5）一文，对此事做了回忆和阐释。吴晗先说明了“救济粮”出现的背景：“所谓‘救济粮’是这么一回事：一九四八年六月间，那时候国民党政府的法币像大江东下一样，时时刻刻在贬值，买一包纸烟要几万块钱。教授的薪水在涨，但法币贬值得更快，物价涨得更快，原来生活比较优越的教授们，这时候，也和广大人民一样，活不下去了。特别是家口众多的人，生活更为困难。”这样，就需要政府实施某种特别的救济。对此，吴晗解释道：“国民党政府也知道人民的怨恨，特别是在高等学校的知识分子也对这种情况忍受不下去了，便耍了一个手法，发了一种配购证，可以用较低的价格，买到‘美援的面粉’。”这“美援的面粉”，当然是美国《1948年援华法案》和《中美经济援助协定》的产物。根据“协定”，美国援华物资，价格应双方商定，中国不能自定价格。美国之所以要对援华物资在中国的出售价进行干预，无疑是担心中国政府将售价定得太高，从而达不到“援助”的目的。所以，这“美援的面粉”之所以以“较低的价格”出售，实在不是国民党政府单方面做主的。既然价格低廉，当然就不可能人人可买。而吴晗把给高等学校的教师发放“配购证”称为“耍了一个手法”，也毫不奇怪，——不能设想1960年时的吴晗，能对此给出别的解释。国民党政府对高等学校教师进行这种特别救济，对当时的吴晗们开展工作无疑是不利的。吴晗说：“也正当这个时候，美国政府积极扶助日本，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对中国人民发出诬蔑和侮辱的叫嚣。”“一面是廉价收买，一面是扶植日本，侮辱中国人民。我们一些人商量了一下，要揭穿国民党政府的阴谋，抗议美国政府的侮辱，发表一个公开声明。”时代终于为吴晗们提供了对美国援助进行“消解”的“理由”。吴晗们起草的声明如下：

为反对美国政府的扶日政策，为抗议上海美国总领事卡宝德和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对中国人民的诬蔑和侮辱，为表示中国人民的尊严和气节，我们断然拒绝美国具有收买灵魂性质的一切施舍物资，无论是购买的或给予的。下列同人同意拒绝购买美援平价面粉，一致退还配购证，特此声明。

三十七年六月十七日

声明写好后，便征集签名。第二天，吴晗手持稿子来到朱家请求朱自清签名，朱自清颤颤巍巍地写下了自己的名字。在当天的日记中，朱自清写道：“此事每月须损失六百万法币，影响家中甚大，但余仍决定签名。因余等既反美扶日，自应直接由己身做起，此虽只为精神上之抗议，但决不应逃避个人责任。”朱自清是言出行随的人，签名后便让家人把“配给证”退回。一个多月后的8月12日，朱自清因胃肾疾病逝世。临终，还不忘叮嘱家人，不要购买美援面粉，因自己是在声明上签过名的。

如今回顾吴晗们发起的这次签名活动，我想到了几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以发动高校教师拒绝美国面粉的方式“反美扶日”，是否很合适。当时，这低价的美国面粉，对于这些教师及其家人的生存来说，并非可有可无的“锦上添花”，而实在是扶危济困的“雪中送炭”。这是一个方面。另一方面，这种确实能够救死扶伤的国际性经济援助，不管能赋予多少政治色彩，它的人道主义性质总也不能全部抹煞。而吴晗们把这种援助彻底政治化和意识形态化，在今天看来，显然有所不妥。不过，吴晗们当时这样做，也是可以理解的。反对美蒋是他们其时的工作任务。他们终日寻找着可对美蒋进行打击的机会。当任何一个这样的机会被他们发现时，都不会轻易放过。

第二，吴晗们动员教师在这种拒绝救命粮的声明上签字时，是否应该多少选择一下对象。这种性质的声明，签名者当然是多多益善，但毕竟多几个人少几个人，无关抗议宏旨。因此，那种家累过重、身患重病、特别需要这种“救济粮”的人，是否就应该不动员他们签名，甚至他们主动要求签名也应该婉言谢绝呢？而朱自清就是这样一个应该“放过”的人。在吴晗们发动签名时，朱自清其实已陷入严重的生活困境。营养不良使得病情日逐恶化，全家也处于半饥半饱状态。对此，朱自清夫人陈竹隐在《追忆朱自清》一文中回忆道：“我们家人口多，尤其困难。为了生活，佩弦（按朱自清字佩弦）不得不带着一身重病，拼命多写文章，经常写到深夜，甚至到天明。那时家里一天两顿粗粮，有时为照顾他有胃病，给他做一点细粮，他都从不一个人吃，总要分给孩子们吃。”在拒绝美国面粉的声明上签名时，“他的病情已经很严重了，呕吐得很厉害------医生说应尽快动手术。”朱闰生在《魂牵梦绕绿杨情——记父亲朱自清与扬州》中也说，1948年春夏，朱自清“身体越来越坏，胃病经常发作，一发作起来就呕吐，彻夜甚至连续几天疼痛不止。------六月九日又来信说：‘------又大吐，睡了九天才起床，这回因为第二次并未复原，又来一下，人更瘦了------’------”吴晗在《关于朱自清不领美国“救济粮”》中也说：“这时候，他的胃病已经很严重了，只能吃很少的东西，多一点就要吐。面庞瘦削，说话声音低沉。他有大大小小七个孩子，日子比谁过得都困难。但是他一看了稿子，毫不迟疑，立刻签了名。他向来写字是规规矩矩的，这次，他还是用颤动的手，一笔不苟地签上他的名字。”看了吴晗的回忆，了解了朱自清当时的身体和生活状况，我想，人们有理由问一声：既然朱自清当时处于这种状态，为何不能不请朱自清在拒绝救命粮的声明上签名？——但这个问题对于吴晗似乎根本不是一个“问题”。他当时没有朝这方面想，后来回忆时，也只有自豪感充溢于心。但“革命精神”中如果完全排斥人道主义精神，一定会有可怕的后果。“文革”初起，吴晗即受到非人的对待、以致于惨死狱中，实在不能说无因可寻。

第三，既然动员一些教师在拒绝美援的声明上签了名，是否应该同时发起一个救助特困教师的民间行动。例如像朱自清这样的人，如果因为他的身份名望而在征集签名时难以舍弃，那是否应该在他签名后，以其他方式对他进行救济？可以动用民盟活动经费，也可以组织民间募捐。但吴晗们显然顾不上这些。他们所从事的工作必须要有立竿见影的政治意义，他们所花的每一分钱、所流的每一滴汗，都必须能直接地起到反对美蒋的作用。所以，在拿到朱自清的签名后，吴晗就走了。——他还有新的签名活动要发起。他太忙。

第四，在“反美扶日”运动兴起的同时，“反饥饿”运动也在一些大城市兴起。本来这两个运动并不矛盾。当吴晗们发起以拒绝美国面粉的方式“反美扶日”时，这两个运动就相互矛盾了。这时期，朱自清也数次在“反饥饿”的宣言上签名。例如，1947年5月8日，朱自清出席清华教授会议，讨论要求改善教职员生活待遇。会议决定急电教育部长，要求政府对教职员生活待遇采取改善措施。会议推选朱自清等起草电报稿，并确定朱自清为召集人。电报说：“迩来物价暴涨，米煤油布等生活必需品均增涨数倍，同人一月之收入仅足维持旬日，低薪教职员更无以为生，此为抗战以来未有之现象，若不从速设法救济，同人势必断炊，教育无人维持。谨此电陈，迫切待命。”（6）再例如，1848年4月4日，吴晗等人来到朱自清家，征求在一份罢教三日的声明上签名。起因是清华、北大、北平研究院教职员工为争取改善待遇，决定从4月6日起，罢教、罢研、罢工三天。吴晗等人又希望朱自清这类特别有影响的人士宣布罢教三日以配合这次行动。但这回，朱自清谢绝签名，坚持应通过正常渠道解决。（7）朱自清此次之所以让吴晗碰钉子，当是出于对“罢教”的不以为然。朱自清毕竟是留英学生，毕竟受过英美文化熏陶，这使得他即便在提出合理的要求时，也不会完全不选择手段。“罢教”这种方式，是朱自清这样的教师所无法接受的。不过，朱自清签名也好，不签名也好，吴晗们所发起的要求改善生活待遇的签名运动与拒绝美援面粉的签名运动，这二者是不无冲突的。低价的美援面粉，是政府改善高校教师生活待遇的方式，而且是政府当时惟一能采取的方式。既要求改善生活待遇，又拒绝政府惟一能采取的改善待遇的方式，这二者的不两立，不知吴晗们是否意识到。

朱自清的传记、年谱和回忆朱自清晚年生活的文章，几乎都要以赞赏的口气写到朱自清以饥饿和病弱之身积极参加那种政治性的“文化活动”。吴晗在《关于朱自清不领美国“救济粮”》中说：“自清先生是旧时代知识分子中的典型人物，他曾经是自由主义者，他不大喜欢参加政治活动，特别是比较激烈、斗争性较强的政治活动。但是，他具有正义感，随着国民党和美帝国主义对中国人民奴役、压迫的加强，和向中国人民的武装挑衅屠杀、镇压，他毕竟忍受不住了。他说话了，行动了，通过文化生活、朗诵诗歌和扭秧歌，表明了他的态度。”吴晗说到了朱自清的扭秧歌。许多有关著作都要强调朱自清扭秧歌。例如，有文章回忆说，1948年元旦，朱自清参加中文系新年晚会，“当时从解放区带过来的秧歌，已在清华园里流行。那天的晚会主要节目就是扭秧歌。自清老师带着病，但是还兴致勃勃地和同学们在一起热烈地扭起来了。同学们给他化了装，穿上一件红红绿绿的衣服，头上戴了一朵大红花。他愉快地兴奋地和同学们扭在一个行列里，而且扭得最认真。他这种精神使许多师生受了感动。”（8）看到这样的文字，我总有些鼻子发酸。我能想像得出吴晗扭秧歌是什么模样，但实在想像不出朱自清涂脂抹粉、穿红戴绿地扭秧歌是怎样一幅画面，——也不忍细想。

余论

毛泽东在建国之前，即定下了未来的反美亲苏、向苏联“一边倒”的外交方针。吴晗们在建国前夕的积极反美，与中共预定的这种外交方针无疑不无关系。但是，同属民盟头面人物，张澜、黄炎培、张东荪、罗隆基等人则在此问题上与吴晗立场颇不同，他们坚决主张建国后要与美国建立良好关系。1948年10月，张澜、黄炎培、罗隆基、叶笃义等人曾以留沪民盟中委的名义向中共中央建议，建国后外交上要采取对美苏同样友好的方针。（9）至于张东荪，在此问题上态度更“固执”。1949年1月，应中共之邀，张东荪等来到西柏坡，与毛泽东们“共商国是”。在谈及建国后的外交政策时，张东荪与毛泽东产生了巨大分歧。毛强调只能向苏联“一边倒”，张则主张在苏美之间走“中间路线”，或者二者都不亲近，或者在较为亲近苏联的同时，也与美国建立良好双边关系，总之是不能反美。理由之一，是中国的建设需要美国的支持。毛泽东当然不会被张东荪所说服。建国后，毛泽东积极寻求苏联的经济援助，结果大家都知道——反目成仇。

建国后，张东荪仍不能坐视中美之间的对抗，甚至以政府“要人”之身，十分书生气地私自与美国方面接触，想最终影响上层，使中美关系改善，以致于犯下了“叛国罪”。“文革”期间，张东荪以八旬之身锒铛入狱。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中美上海公报》发表。张东荪在狱中得知这一消息，惊喜交集，不停地说：“中美不能对抗，还是我对。”（10）可惜张东荪未能活到“文革”结束，不然，得知邓小平复出后立即访美，他会更高兴。

2003年8月20日

注释：

（1）关于美国对华援助情况，可参见《中华民国外交史辞典》（上海古籍出版社）、《中华民国事件人物录》（上海人民出版社）等书。

（2）（3）见《文史资料选辑》第83辑，文史资料出版社1982年版。

（4）见左玉河《张东荪传》，山东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410页。

（5）收入吴晗《春天集》。

（6）见姜建、吴为公《朱自清年谱》，安徽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310页。

（7）见姜建、吴为公《朱自清年谱》第388页。

（8）见姜建、吴为公《朱自清年谱》第331页。

（9）见叶笃义《虽九死其犹未悔》，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第67页。

（10）关于张东荪情形，见左玉河《张东荪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