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对于哪一个商人来说，变化都意味着最大的生意机会。
像是非洲草原上饥饿的猎豹，潜伏在木丛中敏锐地捕捉着羚羊的味道那样，孔天引回到北城以后，就不断地关注着经济社会暗流涌动的变革。在这漫长的时间里，孔天引倒是没有闲着，他不断地看报纸然后就去找孔则同和催嘉伟聊天，仔细地聆听他们的看法。
然后，孔天引每天也在等着王中出狱。
这是个秋天的上午，空气清爽，天高云淡。灰黄的树叶落满了地，城市里有一股新鲜的味道。孔天引亲自到火车站把王中接到了家里。
王中看上去削瘦多了，两只眼睛更像深深的两口黑坑了，狮子头那样蓬乱的长发也变成了寸头，还是满脸的浮躁相，倒是没有大变化。
所谓接风洗尘的聚会就安排在王中的家里。孔天引把聚会都安排得比较细致妥当，还帮王中买了必备的私人用品。催嘉伟和孔则同也赶来了，还稍带了几瓶烧酒和点心。
王中一回家，他的父母就不断地在他耳边唠叨，说孔天引像亲儿子那样帮助他们安排生活，也常常托人来看望他们。总之，王中的父母唠叨了满满的感激的话。当然了，即便两位老人不说这些感激的话，王中心里也是亮亮堂堂的。
王中清楚得很，孔天引算是北城里最让他惦念的朋友了。即便在深牢大狱里，王中也觉得往后的未来可能还得靠着孔天引，他死心塌地地相信孔天引的能耐，远远胜过相信一切天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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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天到了，崔嘉伟得到了一个消息：政府允许回城的知识青年，尤其是那些找不到工作的人搞一些个体经济。崔嘉伟觉得这个消息可能对孔天引很重要，如果孔天引想做些小生意，他是可以帮他弄到营业执照的。�
他约上孔则同，当天就带着一些关于新政策的材料，到了孔天引的家里。
“干吧？听说蛇口那边都要试着开放了，还是对外国人开放！”�
崔嘉伟望着孔天引说，是一种鼓励的语气，他是期待孔天引早做决定。�
“嘉伟能想点办法，可以提前拿下执照……”�
孔则同也是鼓励孔天引，又在提醒孔天引这种事情还是需要费点儿周折。�
“开个饭馆吧？”�
决定要开一家饭馆以后，孔天引就找到了王中，要撺掇他入伙儿，王中自然是感激不尽。�
孔天引向崔嘉伟借了一笔钱，他觉得崔嘉伟不是那种视钱如命的人，崔嘉伟更在乎情分和面子，在乎伙伴之间相处的感觉。崔嘉伟也不会为了钱的事情闹出什么事端，而只可能因为情分闹出不快。�
另外，孔天引也当然想把崔嘉伟拉入到他的生意圈子，也想和崔嘉伟保持紧密的伙伴关系。所以，孔天引需要先欠着崔嘉伟一份面子，然后就有机会更多地偿还他。如此的面子交易，几来几往以后，他们就可能成为亲密的伙伴了。�
孔天引给饭馆取了个雅俗共赏的名字叫“老朋友”，饭馆也是托崔嘉伟帮忙张罗，在政府机关附近的一条街道上，寻了一间不大的门面，找了一个做家常菜的厨师，生意就算是低调开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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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天引和王中一门心思地经营着小饭馆，到了年底，孔天引就偿还了崔嘉伟所有的借款，并且附带了一笔利息和分红，孔则同也得到了一笔分红。总之，每一个对饭馆的生意有过照应的人，都得到了意外的分红。孔天引的态度很坚决，不容任何人拒绝。�
于是，伙伴们都领略到了孔天引的慷慨大度和为人的义气。拿到了分红的人们，都可以估计出来，孔天引本人并没有赚到多少钱。无论怎样，孔天引都固执地坚持着一个道理：生意的利益不在于多少，而在于平衡。
王中满心欢喜地打理着饭馆的生意，忙得不亦乐乎，他赚了钱又有了生意可做，心里当然对孔天引感激不尽。王中还努力地为饭馆创造更多的收入，甚至还想出更新鲜的招数来，比如让一个卖冰棍的小贩每天送一箱冰棍，放在饭馆里卖掉，双方分成。�
但是，孔天引的心思却并不在饭馆里。他把更多的时间花在了研究人的事情上。他仔细地观察着每一个来饭馆吃饭的客人，然后热情地招待那些政府机关里的常客。他留意着客人们的神态和衣着，留意着客人们谈论的话题，他能清楚地知道哪些客人是有身份地位的，哪些客人是市井草莽之人。�
把人研究透彻了，也就有了生意。�
这个饭馆对于孔天引来说，更大的价值不是每天有多少钱的收入。他逐渐地认识了一批人；孔天引了解他们都在干什么？他们都能干什么？哪些人赚了钱？他们怎么赚钱？……�
慢慢地，孔天引就发现了这个餐馆还有更大的价值。因为，孔天引发现在餐馆里吃饭的客人们，大部分人的心思并不在吃饭上，而是在所谈论的事情上。换句话来说，饭馆主要是人们谈事情的地方，而不是吃饭的地方。�
一个炎热的夏天，他听到两个客人像是在谈论黑市上粮票的交易，一方就使劲地吹嘘自己如何能够搞到粮票，另一方就迫切地吵吵着想要大量地购买粮票。不多时，其中一个客人就不小心地拔高了嗓音：�
“这东西不比钞票差，马上就是中国第一票，中国第二货币。拿着这个票，什么都能买！硬挺着哪！”
第二天，孔天引就把崔嘉伟和孔则同约到了饭馆里，向他们询问市场上粮票的流通情况。所谓流通无非是两个关键的问题：哪里能够大量地低价买到粮票？哪里能够迅速地高价卖掉粮票？孔则同就详细地把市场上粮票的情况讲得清清楚楚。由于政府按计划供应粮食，市场上却不是按计划需求粮食，于是有些人急需粮票，有些人的粮票却大量闲置。当时的粮票在市场上分类很明晰，包括地方票、省票、全国统购票等等，在市场上交易的价格也有很大的差异。人们使用粮票可以在所有的农贸市场，以及商业街和商业点，交换主副食品、水果蔬菜、日用百货、服装鞋帽、花鸟虫鱼、各式家具等几乎所有的商品；也可以用来支付修理钟表、皮鞋、提包等花费的费用；甚至还可以用粮票，雇佣短工，雇佣保姆。黑市上的粮票交易也逐渐地活跃起来。粮票就真的像那个客人所说的那样，就要成了中国的第二货币。�
“没工作的人，就干这个了！”�
孔则同又接着说，眼下什么票都能卖掉，粮票、布票、油票、购物券都一样。
事实上，孔天引的想法却不仅仅是倒腾粮票，他更希望能够把倒卖粮票的渠道建立起来。他希望这些卖粮票的人和买粮票的人，都集中到他的饭馆里去。他希望自己的饭馆能够成为一个小小的票券交易市场，无论是粮票，购物券，或者是其它任何票证都可以在饭馆里悄悄地交易。作为中间人，孔天引肯定会有一笔可观的收益。�
不久以后，孔天引的想法被伙伴们认可，并且很快就达成了默契。孔天引吩咐王中，在饭馆的后面辟出一间小屋子，与外面的饭馆完全隔开了。还是像在贺兰山区那样，孔天引迅速地建设了一个新的交易圈：崔嘉伟和孔则同能够帮助他开拓稳定的票源，王中总是能够迅速地找到买家。渐渐地，这个小小的隔室就变成了各种票证交易的集中地，客人们放心地隐蔽地在这里买进或者卖出。�
人们在饭馆里吃饭、聊天、交易、赚钱，每个客户都像长了铁嘴一般，丝毫不会透出口风，也当然没有哪个“蠢蛋”会把交易的秘密透露出去。于是，孔天引不仅经营着“老朋友”饭馆，还经营着一间名副其实的“地下票庄”。这是一笔很合算的生意：所有来这里买卖票证的客人，也都是饭馆里稳定的客源；大多数来吃饭的客人，都会渐渐地被拉入了“地下票庄”。�
一切的生意都非常顺利，饭馆还是那么的朴素，看上去就是一间简单装修的普通菜馆，但是每天来往的客人却源源不断，而且大多数又都是有身份的客人或者是有钱的客人。于是收入源源不断地像水一样地流了进来。�
接下来，又是按照孔天引所谓“利益均衡”的原则，每一个帮助他维持“地下票庄”生意稳定的伙伴，都获得了比预想中要多一些的分红。孔天引很清楚，这种灰色的生意是冒险的，最大的成本也就是冒险，而减低成本和降低风险的最好办法就是要让这支队伍稳定。慢慢地，孔天引就把这种组织松散却总能稳定运转的利益共同体，叫做生意场上的“利益同盟”。�
几年以后，这个客源滚滚的饭馆和同样客源滚滚的“地下票庄”为孔天引和王中带来了滚滚的财富。在别人眼里，他们就是两个有勇无谋的普通个体户。事实上呢？他们转眼间就变成了新中国第一代“暴发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