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于结束了在北京的非典报道工作，还有几天就要飞往莫斯科，有其他的报道任务等待着我。世界如此精彩，如此复杂，每一分钟都会发生意想不到的事。

机场异常地安静，整个离境大堂空空荡荡，估算了一下，包括我自己在内，只有三四个看上去像是乘客。抬头看大型屏幕，从下午四点钟开始，只有五班国际航班。问了航空公司的地勤人员，他们说这班飞机大约有三十多个乘客，而我是第一个，不过情况已经在慢慢改善。这让我想起来，就在十九天前，当时4月30号，也就是北京的疫情还非常严重的时候，我坐的那班从香港到北京的飞机，一共只有六个乘客。而今天这个数字，已经让我觉得有点意外。

过了检疫关卡，出入境工作人员认出了我。他们热情地说，每天都看你有关非典的报道，怎么你说走就走了呢？我脱口而出：“情况越来越好了，我不就可以走了吗？”我想情况真的是越来越好。这十九天来，我去了医院，去了研究所，去了政府机构，去了餐厅，去了很多的地方。别人问我，到底你怎么看这次疫情，我只想说，真的，情况是在越来越好！

碰到那些我的观众（各行各业的都有），还有我的很多同行，很多人都会问我，你觉得政府的数字是不是真的。这个问题也曾经困扰过我，我也问过世界卫生组织的代表，直到现在，我相信，我们看到的数字并不是政府故意制造出来安慰民众的。经过这一次SARS事件，政府意识到诚信对于一个国家形象、对于政府在民众心目当中的地位的重要性。

就在我离开北京的前一天晚上，一个老朋友带我到后海酒吧街去走了走，结果正好撞到一个北京女孩和两个老外吵架，听了老半天，似乎是女孩开的车碰到了女老外，结果这个女老外把女孩的车踹了一脚。而在理论的时候，男老外则动手推了这个北京女孩。这场争执吸引了不少人围观，两个女生分别用中文和英文，越讲越大声，结果终于有了一个讲英文的旁观者出面调停，不过女老外看来火气很大，突然用英文大声地说：”DamnyourChineseSARS“，这一下，调停的北京男孩像是被火烫了一下那样，用极大的声量大叫一声；“NoSARS”。男孩的反应之快让我吃了一惊，因为我没有想到，他是这样的敏感。事后我的朋友说，看来这是非典时期的非典情绪，人都变得暴躁起来。不过我一直想着的却是这个劝架的男孩，他的声音一直在我的脑海里萦绕不去。女老外的气话，反映了她潜意识里面，觉得SARS的蔓延全部是因为中国没有做好，而这种想法，相信不单单是她一个人的，而从那个北京男孩的身上，我看到了SARS给中国人带来的无形和有形的压力。

其实SARS让我们看到，这不只是袭击中国的一个敌人，同样袭击着全世界，病毒没有国界，SARS再一次地证明，没有一个国家可以在这个世界独善其身。

从70年代末期开始，中国在迅速发展的同时，也在同样的时间里积累了很多的问题，虽然有人也看到了，但是总是不愿意停下脚步，回过头来面对这些问题。不过即使是现在开始正视这一切，我想也并不算晚。

天色正在渐渐变黑，我坐在机场候机大堂的咖啡厅的一角，如果是过去，我想我会巴不得现在这样的安静，但是现在，我想我宁愿在我的身边能够有嘈杂的人群，能够感受到北京国际机场的繁忙。

我想起几天前，我和几个朋友坐在一家餐厅的露天座位上，惬意地喝着土耳其咖啡，抽着中东水烟，轻拂着我们的是北京夏夜习习的凉风，就像现在，在我坐着的地方，因为打开了窗户，我可以感受到窗外的一点点的凉意。当我们习惯了中央空调，却在很多时候，已经忘记了曾经陪伴我们成长的这种感觉。

不管发生什么事情，生活总是要继续。

我想我的中国，不管发生什么事情，总是在向前走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