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主张说，一个传媒机构不应该为了获得独家新闻而不顾记者的生死，所以这次海湾战争，引发了记者该不该前往战场的广泛讨论。

我想，如果一个媒体具备了一定的规模，受众也已经达到了一定的数量，具备了相当影响力，在大事发生的时候没有自己的声音，是非常不应该的。以凤凰卫视为例，凤凰卫视面对的是全球的华人观众。它需要从华人自己的角度，自己的观点，跟踪关注事态的发展。这一点在阿富汗战争的时候得到了很好的证明：华人的出发点、华人的关注点和西方传媒有不同的地方，这给战事添加了观察和评判的又一维度。

巴格达是一个弥漫着硝烟的战场，事实上，在北京，在中国的其他城市，在任何一家收治非典病人的医院的隔离病房，同样是一个充满了危险的地方，同样是一个没有硝烟的战场。但是去医院采访，我们并没有听到任何有关应不应该去的讨论，可是，为什么报道伊拉克战争，就要有许多顾虑？我自己的感受是，伊拉克战争距离我们太遥远了，但是非典就在我们的眼前，而在我看来，实际上，这两个地方在性质上并没有不同，同样都是世界关注的大事，只不过有一件和我们没有太直接的关系。但是难道没有直接的关系就不需要进行报道，就不需要参与，就不应该让我们的华人观众有更多的知情权，全部引用西方通讯社的报道就足够了吗？

华人媒体在战争上的报道，到现在为止，我觉得还没有进入世界主流。当我在巴格达采访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会觉得非常困难，因为我们一直以来的不介入，因为华人媒体的不参与，使得无论是伊拉克当时的政府，还是英美联军，都并不重视华人媒体的声音。举一个例子，在战争爆发前，萨达姆的访问机会给了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在战争进行中，阿齐兹的访问是给了全美广播公司；在巴格达被美军控制之后，流亡境外、重返巴格达的伊拉克大国民议会主席色拉比，他的访问机会是给了英国广播公司。我想，这些采访的安排，当然与当局想让谁来听当事人讲话有关系，同时我觉得，这也和华人媒体报道的规模和影响力有关。

这一次，华人媒体其实有了很大的进步。战争发生前，来自两岸三地的大批华人记者来到了巴格达，中央电视台的直播、上海电视台的报道都令人刮目相看。看到即使是一个地方的媒体，也已经开始具备这种国际的视野，惊讶之余，我不由得格外兴奋。

不过，让我觉得可惜的是，很多媒体来到当地的目的不是为了能够深入地报道，而只是为了表现一种姿态。对于他们的记者来说，只要拿着麦克风站在巴格达做一个串场，那就足够了，之后就已经不重要了。

除了应不应该去，还有一种讨论，那就是为什么是女记者去了，而不是男记者。当我听到这样的讨论的时候，自己感到相当吃惊。在别人对我作为一个女性能够采访战争而表现出来的敬佩之余，我也感受到了，在很多人的心目当中，对于性别的一种界定。在巴格达的时候，有男记者，同样也有女记者，虽然性别会带来一些不同，但是在工作的层面，在报道的层面，大家都是一个角色，那就是记者。我一直希望，大家不要把兴趣集中在记者的性别上，而应更关心记者报道的方式、角度和内容。它们在某些程度上和性别有一些关系，但是更多的，体现的是一个记者本身的素质和工作能力。

在北京的时候，看到那么多战斗在病床前的医护工作者，我真的很佩服他们，因为他们非常朴实。很多人对我说，不要把我们看得那么伟大，我们只是在做我们应该做的工作。对于这种心情，我有着深刻的体会。我想，我不是特别勇敢，也没有抱任何伟大的想法。当我和摄影师的车行驶在开往巴格达的途中，我们只是觉得，我们正在做我们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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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们讨论完这些有点伦理性质的问题之后，我想应该来想想华人媒体未来在参与战争报道方面应该做些什么。我想，除了参与意识，还应该在物质上和基本功上有充分准备，特别是记者的战地采访培训。这一点，西方的传媒机构做得非常专业，而华人媒体，由于条件的限制，做得并不足够，反过来也限制了华人记者的采访机会。

从阿富汗到伊拉克，在现场的亚洲记者面孔当中，总是日本的记者最多，阵容最为庞大。我希望下一次，当有国际大事发生的时候，华人也有一个庞大的报道队伍，也能够发出自己独立自主而回响深远的声音，这样，华人的声音就不单单局限在华人的圈子里面，也能够走向世界主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