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竞选班长
改选学员干部，不少人都想弄个一官半职，竞选者千方百计拉选票；
开展“一帮一、一对红”活动，“先进”与“落后”对峙，留下千古笑谈。
欧阳明在一天早晨．突然间穿上了一套新的没有领章帽徽的草绿色军装。
本来欧阳明长得就帅气，穿上军装就更显得威武英俊。现在，人们对军装不以为然了，但在那个特殊年代，军装就像军人一样对年轻男女都有着迷人的魅力。
同室的几个学员都问欧阳明军装是从哪儿弄来的。
欧阳明说是朋友送的，实际上只有我知道是罗兰送给欧阳明的。原来，自从伊娜不理睬了欧阳明以后，罗兰便趁机冲了上来。罗兰主动找欧阳明谈心，又几次请欧阳明去街里的饭馆子吃饭，前几天，又从部队弄来一套男军服送给了欧阳明。
欧阳明先是不为所动，但后来便有点儿招架不住了。
欧阳明问我怎么办好？我说，你没问她不怕韶桂花来搅和？
欧阳明说：“我问罗兰了，她说她不怕韶桂花。她还说，她就要欧阳明一个人，只要我欧阳明同意，开除学籍她也不在乎。”
我说：“这事可不能再感情用事，一个伊娜，已搞得你满城风雨，狼狈不堪了，再闹出一个罗兰事件来，你还如何收场？别说伊娜那儿你不好交待，韶桂花知道了事实真相，岂能饶你？弄不好还不跟你拼命才怪。再说，伊娜虽然不理你了，但不等于就不爱你，说不准哪天会想通了，找你重叙旧情呢？”
欧阳明觉得我说得在理，但罗兰追得太紧，这事一时还缓冲不下来。
几天来我去古籍书库，见林老师一直萎靡不振，我问：
“林老师，家里有什么事情了吗？”
“老伴又病了。”林老师淡淡地说。
“师母得了什么病？”
林老师说：“胃癌晚期，没救了。”
我说：“那你为什么不请假护理？”
林老师说：“工作这么忙，我哪里好意思开口。”
“你可以拍电报让白音回家照顾师母啊！”我说。
林老师沮丧地说：“白音在乡下生孩子还没满月呢。”
“什么？白音结婚了？”我不解地问。
“白音受不了集体户里的苦，去年就草草地嫁给了当地的一个农民。”说着，林老师的眼眶里涌满了凄楚的泪水。
我说：“林老师，我替你照顾师母吧。”
林老师说：“那哪行！你还要上课呀。你别操心了，我能忙得过来。”
大约在一个月后，林师母便与世长辞了。
林白音回来了，怀里抱着一个不足两个月的婴儿。她更瘦了，两只大眼睛掉进两口深井里，两条胳膊，皮包着骨头。
她一见我，就嘤嘤地抽泣，她怀中的孩子哇哇地哭着。她己经没有了做姑娘时的羞涩，当我的面，扯开衣襟，露出两只干瘪的乳房，很熟练地把一只枯枣一样的黑乳头塞进孩子的紫黑色的嘴里。孩子吮了几口，便吐了出来，又哇哇地哭了，看得出，林白音根本就没有奶水。
我说：“买点奶粉喂孩子吧。”
林白音摇摇头。
我帮助林老师发送走了师母。我发现林老师原来那一头花白的头发，似乎在一夜间全白了。
我怕林老师过分悲伤，晚上就常去他家，陪他聊天。
可是，有一天，我突然发现林白音不见了。
我问林老师：“白音呢？”
“走了。”
“上哪儿去了？”
“回到乡下去了。”
“你为什么放白音回去？”我不解地问，“白音可以陪陪你呀！”
林老师说：“他男人出民工了，家里还有一头小猪、几只鸡没人侍候。”说着，又长叹一声。
班里突然传出消息，要改选班干部。
无疑，这对许多想当班干部的学员来说是一条最大的喜讯。不仅我知道，而且大家都晓得，班里有很多人都愿意当班干部，或在系里或在学校当学员干部。做学员干部虽然没有什么级别，而且还要比一般学员多为大家做一些服务性工作，但不少人还是喜欢做学员干部。这里面大约有这样几层因素，一是在学员中上学前很多人都当过大大小小的干部，小的如生产队长、生产队妇女队长、团支部书记、民兵连长、生产大队支部书记、大队长、大队妇女主任、工厂车间主任、厂革命委员会主任、公社党委书记、副书记、公社革命委员会主任、副主任、公社妇联主任、广播站长、部队排长、连长、指导员、营长……参谋，大一点的有人当过县委委员、县委常委、县委宣传部长、办公室主任，或县革命委员会副王任，也有的把官做到地区革委会副主任的，在工农兵学员中，最差一点的也是个民办教师或以工代干类的人物，真正的工人、农民、解放军战士并不多。有人说过，当官有点像抽大烟土，抽上几口就上瘾，一旦上瘾就丢不下，一旦丢下就浑身哪儿都难受。所以这些当过干部的学员，大都喜欢出头露面，喜欢张罗事情，喜欢在众人面前讲话，喜欢让别人尊重自己，围着自己转，喜欢发号司令，所以，也就想当学员干部。另一个原因是一些学员到学校后明显地看到，在学校想表现突出，给老师、系、校领导打下个好烙印，不当学员干部就很少有发挥或表现自己才能的机会，如果自己的能耐显露不出来，在毕业时想留校或分配到好一点的单位就难，现在在学校能当上学员干部，毕业后在社会上才有可能弄个好位置，这是一条实现未来理想与愿望的捷径。所以，做学员干部就成了大家竞争的对象。遗憾的是学员干部指数太少，虽说是每个班的“领导班子”由“三套马车”组成：即党支部、团支部、班委会，但也就仅仅能让八九名学员有机会做班干部，显然，竞争是激烈的。系里的学员干部指数也是极其有限的。刚入学时，班干部、系里的学员干部及学校的学员干部大多数都是学校看学员档案没太认真先走下的，后提拔选用补充的学员干部很少。所以，开学后，一些在上学前职务较高但又没有被指定做学员干部的便都不服气，尤其是经过一段时间相处，看出学校指定的学员干部中，有的素质太差，能力太低，各种舆论就多了起来。有的学员直接找系领导，找工宣队长，找军宣队，要求重新选举学员干部。后来，提出这种要求的人越来越多，系里就决定改选学员干部。
班党支部宣传委员周治国是最先得到改选班干部的消息的。周治国上大学前曾做过公社革委会副主任，而且又能说会道，周围又有几个“哥们儿”捧着他，他就下决心把现任的班长庄则生拱下台去，倒出位置，由他当班长。
这天下午没课，我又去了校阅览室。不一会儿，周治国也进了阅览室，我知道他平时很少到阅览室里来。因为他这个人朋友多，老乡也多，一旦不上课的时候，不是老乡朋友来找他，就是他到“工大”、地质学院、“医大”去看老乡、同学。今天他来阅览室，我估计是找我有事。
果然，周治国直奔我而来，在我身边坐下后，附在我耳边说：“卓夫，我找了几个同学晚上到向阳饭店喝酒去，有你一个，别忘了，五点半，向阳饭店你知道地址吧？就在咱校北门外，北走一站地，红海路七号。”
我说：“先谢谢你的邀请，不过，我今天要赶写一篇稿子。”
周治国说：“你不去不行，你还得唱主角呢，你要不去，我就是找几个人绑上你，也把你拉去。”
我说：“好吧，我去。”
周治国脸上露出了灿烂的笑容：“这就是了，喝酒怎么能少了你这个大才子！去啊，我走了。”
五点三十分，我准时到了向阳饭店。
周治国、欧阳明、罗兰、祝国安、康健都早到了，围坐在圆桌旁。
周治国让我点菜，我说我不会点菜。
周治国又让欧阳明点菜，欧阳明说点菜他是外行。
周治国又让祝国安点菜，祝国安说：“我点一个拔丝大枣外加一个尖椒炒干豆腐。”
罗兰说：“我要一盘炸鲫鱼。”
周治国说：“大家随便点，怎么一个像样的菜也不点，我点一个，猪肉炖粉条子，再来烟三样。”
周治国又问我：“卓夫，喝什么酒？”
我说：“啥酒都行。”
周治国说：“那咱们就先喝龙泉春，然后再喝果酒。”
罗兰说：“我不会喝酒，我喝汽水。”
祝国安说：“喝汽水不行，喝点儿酒。”
罗兰说：“我真的不会喝酒。”
周治国说：“不会可以慢慢学嘛，我在公社当革委会副主任的时候，公社妇联主任叫白桂茹，刚上任时，一口酒不会喝，可到后来，一斤白酒下去，照样骑自行车走二十里山路。啥事都在练。”周治国与人谈话总爱把他当公社革委会副主任的事挂在嘴上。
菜上来后，周治国给每个人都倒了一小杯白酒。然后，周治国站起来端起了酒杯说：“我今天请的人，大家都看到了，都是平时能谈得来的，谈不来的我一个也没请。来，为了咱们的初次聚会，干一杯。”周治国举杯一饮而尽。
我跟欧阳明、祝国安也全干了，罗兰把杯里倒满汽水，也装模作样地跟着喝了。
祝国安平时话不多，但喝过几杯酒后，胀红着脸舌头反倒灵活了。他给周治国倒了一杯，自己又斟了一杯白酒说：“治国，咱哥俩干一杯，说实话，在咱们班我觉得你老兄还是挺够朋友的，讲义气，还有办事能力，来文的、来武的都行。来，干！”
祝国安一扬脖，一杯酒下肚了。
周治国也跟着喝了一杯。
康健说：“我报告大家一个消息，今天，班长庄则生跟我说这个周日他准备找几个人去月亮湖水库风景区玩去，我说我没时间，我知道他那点意思，要改选班长了，想拉我投他一票。”
欧阳明说：“庄则生跟我也说了。”
周治国问：“你去不去？”
欧阳明说：“我想去，看看他想干什么。”
“那我也去。”康健说，“看他小子葫芦里装什么药。”
祝国安说：“明摆着的，庄则生所担心的怕自己被选下去，这个人可真自不量力，自己没有大本事，还占着茅坑不屙屎，他哪里配当班长，十杠子压不出个肩屁来，土头土脑的，说话一股子苣荚菜味儿，要说当班长，周治国最合适，这回咱们就选周治国。”
罗兰也说：“周治国当班长，真比庄则生强，庄则生太蔫了。”
周治国说：“这可不是吹，让我当班长，我会让咱们班成为咱系里最好的班级。文艺、体育、革命大批判都能搞上去，他庄则生人倒是不太坏，可他压根儿就不是当官的料。”
祝国安接着说：“反正这回是民主选举，我们大伙串联一下，就一起投你周治国的票，把庄则生选下去。”
康健附和说：“那咱们就定准，回班里私下里串联一下，都投周治国的票，在座的没问题吧？”
祝国安带头说：“没问题。”
周治国说：“谢谢，谢谢！我跟各位打保票，如果我能当上班长，班委会成员就从咱桌上这几个人中选，最差的也能弄个小组长干干。”
我忙说：“我啥也不想干，我这辈子就是当老百姓的命。”
欧阳明也说：“我是刚下台，不能再当学员干部了。”
罗兰说：“我也不是当班干部的料。”
周治国说：“算了，算了，你们可别谦虚啦，那你们说谁生下来就是当官的料？都是一点点锻炼的嘛，我刚当公社革委会副主任的时候，也怕干不好，可是干了两年，我还没听谁说我不行的。”
大家见周治国认真起来，也就不再说什么，不谋而合，一齐努力，把剩菜剩酒全装在了各自的肚子里。
星期日马上就到了。早饭时，庄则生通知我，八点三十分在校门口集合，去月亮湖水库风景区玩去。
我问还有谁？
庄则生说：“没几个人，都是咱们班的。”
我早就听说过月亮湖水库风景区是一处风景很靓丽的旅游胜地，离市区有三十公里，但由于上学后一直忙，就没有去玩。这次庄则生组织去玩，又不用花钱，何乐而不为呢？
我在八点二十五分时就到了校园门口。
何立敏、周继红、欧阳明已比我先到。
不一会儿，白梦启、谷云娜、康健也到了。
八点四十分了，庄则生还不走。
我说：“庄班长，过点了。”
庄则生说：“等一等乔红。”
又过了十分钟，乔红才摇摇摆摆地走了过来。一见庄则生便说：“班长，对不起，实在对不起，我借相机去了。”
欧阳明说：“你来晚了，今天午饭你负责吧。”
乔红说：“午饭我负责倒可以，可是我把人情给抢走了，咱班长还不恨我呀！”
人到齐了，庄则生便带着我们上了公共汽车，然后又转乘郊线公共汽车去月亮湖水库风景区。
大约在十点左右，我们便到了月亮湖水库，果然名不虚传，真个是山清水秀，景色优美。那高高矮矮的山坡上树木葱茏，一团团、一簇簇的绿色浓浓淡淡从山下一直堆到山顶，时而有几片白云缠绕山间，给人一种空灵神秘的感觉。走进山里，最令人难以忘怀的是山洞里那一条条汩汩而流的小溪，奔腾跳跃在各种神奇的石头、绿苔之上，亮晶晶的载着树冠筛下来的片片阳光，兴奋地低吟浅唱，有一片大椴树叶上，伏着一只大甲虫，威武地像个探险者，顺流而下，那意境可真叫绝。乔红端起相机，“咔嚓”就是一下。
我说：“这个画面如拍摄得当，准能荣获世界摄影大奖。”
乔红说：“但愿。”
这个时候，我突然想起了梅洁。如果梅洁能看到这种情景，说不上会怎样高兴，可是，庄则生为什么不让梅洁参加今天的旅游活动呢？梅洁的照相技术在全班可是一流的呀！
我们爬上山顶，站在最高峰的揽月亭上，看到山下的月亮湖像绿级子面一样闪烁着万道金光，远处白帆点点，时隐时现，如幻如梦。“妙！确实妙！”我下意识地赞美大自然的鬼斧神工。
我们在山上照了相，玩够了，庄则生宣布：“走，咱们到山下去，那里有一家鲜鱼馆，上的菜全是鱼，但还不重样。”
“班长万岁！”乔红带头喊了一句。
百鱼筵属实很丰盛，什么清炖鲤鱼、炸鲫鱼、红炯胖头鱼、红炯鱼籽、红烧鱼肚、干炸鱼排、生吃活鲤鱼、鱼儿子、烟鱼段、烧鱼尾……几乎应有尽有。我虽然生在双龙湖边，但有生以来还是第一次吃这么多样的鲜鱼。
我以为庄则生在酒桌上会提选他连任班长的事，可是一直等到最后，庄则生也没暴露出一点他请大伙来游玩的个人目的。不仅他本人没透露，别人也没透露。有人说庄则生笨、智商不高，从这一件事情上，我觉得庄则生这个人也不能等闲视之，他确实是没读过多少书，但在人生阅历上，在人情练达方面，很明显比一般人要精明得多，我从感觉上已断定：在班长位置上的竞争，周治国这次很可能要失败。
周治国同庄则生竞争当班长的事几乎是半公开化了。
周治国到处讲庄则生请了一些学员到月亮湖水库风景区游玩一天，而且大摆百鱼筵的事。庄则生也通过特殊途径晓得了周治国为拉选票而请几个学员喝酒的事。本来班里人员又不多，而且传话的人又不在少数，所以双方频频有竞选新闻传出。
有人说，周治国为了能争取到多数人的支持，每天晚上一个一个地分别找人谈话。还有人说庄则生为了取得年级辅导员聂少平再度支持他连任班长，给聂少平送了不少好酒好烟。但这只是谣传，因为谁也没有拿到确凿证据。
然而，周治国的努力也是多方面的。周治国不仅在短时间内组织五个学员成立了业余学习小组，还带领全体组员和Ｓ省少年管教所挂上了钩。每周去少年管教所两次，同那些被管教的少年一起谈心。周治国还很注重宣传，他及时找人把他们跟少年管教所一同学习毛主席著作的事迹送到省报发表了。
周治国踌躇满志，满脸春风得意的样子，然而，他压根儿也没有想到，康健中途倒戈，不仅当众宣布退出了他组织的业余学习小组，还当众说周治国是个野心家、官迷，而且说周治国在班里拉山头、搞宗派、破坏团结。
周治国虽在表面上做出不以为然的样子，但我知道，他心里是恨透了康健。
不久，班里的干部改选便开始了。
改选结果是：班长的席位庄则生以二十三票过半数竞选获胜，周治国虽然费尽心机，只得了十五票落选。
党支部书记仍然是霍建林，周治国仍然是支委成员，负责宣传，组织委员有了变化，原组委丁云下野，改换成康健。
团支部也没有大变化：何立敏仍任团支部书记，组织委员仍为罗兰，只是团支部宣传委员换了蔡亚力。
班委会的体育委员、文艺委员、学习委员、生活委员全部没变，仍是庄则生的老班底。
事后，我听周治国跟我愤愤地说：“妈的，我是让康健这小子给耍了，否则，庄则生肯定会下野，等着瞧吧，下次改选，一定把庄则生整下去！”
班里的权力角逐刚刚平息，政治系在工农兵学员中开展“一帮一、一对红”活动的经验便在全校铺开了。
“一帮一、一对红”活动的内容并不复杂，就是在工农兵学员中用先进促后进，比如说，工农兵学员A思想积极，做什么事情都坚持政治第一，而工农兵学员B是只看业务书，走“白专道路”。A就可以自愿跟B结成“对子”，由A帮助B端正学习方向，提高“三两斗争”觉悟。A的帮助是无私的奉献，直到B跟A一样的“红”了起来．肩负起工农兵学员“上、管、改”的重任，也就达到了预期的目的。
遗憾的是，“一帮一、一对红”的活动刚一开始的时候，在我们班开展得并不顺利。原因是，大家都是工农兵学员，都是来自“三大革命”第一线，都是经群众推荐和地方一级党委审查上的大学，你说谁先进？谁落后？而先进与落后的标准又是什么？这个尺度是很难把握的。再说，在工农兵学员中，在政治上要求进步的始终占大多数，而不问政治，专走“白专道路”的始终廖廖无几，因为能在亿万工农兵中挤上工农兵学员这趟“列车”的，政治上可靠是首要条件，有的学员在政治表现上虽然不那么优秀突出，但人家也不落后，各种运动以及系、班组织的各项活动人家都参加了，而且又没有什么落后表现，你说人家落后行吗？这样，在班里就不能使所有的人都结成对子。比方说，我们班共有四十二名学员，假如按要求分出两个阵营，找出二十一个先进的，再找出二十一个落后的，然后再结成二十一副“对子”，实际上这是不可能的。因为在班里除了几个明显的让大家看出在走“白专道路”外，大多数人都是随大流，这就难坏了班干部。但学校让搞，又不能不搞，所以，在全班也就临时凑合着组成了二十一对，有的是自愿组合，有的是班干部给分配的。
我的“对子”是欧阳明。何立敏跟我说，欧阳明在婚姻上的喜新厌；日，正反映了欧阳明上了大学后头脑中有轻视工农、忘本的思想，一定要帮助他提高政治思想觉悟，在思想上永远坚持同工农划等号，一定要让欧阳明认识到，工农兵学员仍是工农兵中的一员，工农兵学员来自工农兵，学习后还是要回到工农兵群众之中去。
何立敏给我讲的大道理，我也是会讲的，可是，要是让这些话从我口里说出来，然后去教育欧阳明，我无论如何也是做不到的。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欧阳明的做法我是赞同的，那个五大三粗的乡下姑娘韶桂花，无论从哪个角度，同欧阳明结婚都不般配，即使欧阳明现在同意了这门婚事，但将来在日常生活中，他们之间在文化素质，以及性格上的差异也是无法协调的，一旦结合，也是后患无穷，何况他们已经矛盾重重，再次和好的可能性是极小的。再说，欧阳明同韶桂花仅仅是对象关系，俩人又没有结婚，只是中途分手了，也算不了什么问题，何必要小题大做呢？我是这样想，但没有照直跟何立敏说。我知道对何立敏这样的人还是少说为妙，尤其是涉及政治上和教育革命等方面的敏感问题，就更不能咋想咋说。
据我掌握的情况，“一帮一、一对红”的活动，从一开始就没有几个学员认真去做，在我们班，也就是何立敏做得最认真。
何立敏结的“对子”是甘汝林。这位甘汝林是个五短身材的小胖子，长得圆头圆脸，敦敦实实的，永远留着球头，整个人都像是圆的。他的整个形象同那个时期的食品供应结构不成正比。甘汝林上大学前也是下乡知青，他的父母虽然都是普通工人，但他的两个哥哥一个姐姐在“文化大革命”前都考上了大学。他大哥甘汝华毕业于复旦大学中文系，现在在一家大报做记者；二哥甘汝清毕业于南开大学法学专业，现在在法院工作；他的大姐甘汝枫毕业于中国医科大学，现在沈阳一家大医院做医生。甘汝林入学后，对各种政治学习、政治活动均不感兴趣，而且对政治学习或政治活动常常流露出厌倦的情绪，他几乎是稍有点时间就拿出他大哥在复旦大学中文系学过的文科教材学习，诸如《现代汉语教程》、《古代汉语》、《古典文学选讲》、《外国文学》、《中国文学史》、《欧洲文学史》等书，不声不响地一点点啃读，而且天天写读书笔记。时间长了，学员们都知道课余时间他在干什么。不知他出于什么目的，他还经常翻看英文版的外文书，看不懂的地方就及时查字典，一厚本《英汉辞典》，他总是带在身边，他的英文水平究竟到了什么程度，我们大家谁也不清楚，就是他的文化水平达到什么程度，我们大家也不清楚。因为工农兵学员从来是不考试的，没有单元测试，也没有月考，更没有期中和期末考试。而甘汝林在任何一种场合都沉默不语，也不动笔写文章，批林批孔时差不多每个人都写批判文章了，惟独他甘汝林，一篇批判稿也没有写过。班里不少人都说甘汝林是背着口袋装知识来了，走“白专道路”。好在甘汝林在班里不显山不露水，也从来不发表什么见解和言论，所以，就是知道他只专不红，但对他也是无可奈何。
何立敏找“对子”选择了甘汝林，她是有思想准备的，她下决心通过她的帮助教育，使甘汝林这个后进“典型”端正政治方向，走“又红又专”的道路，而且还要总结出经验在全系推广。
何立敏经常找甘汝林谈话。也不知道何立敏使了什么手段，“一帮一、一对红”活动开展不久，甘汝林便加入了何立敏的业余学习小组。
何立敏好不欢喜，她在全班大会上表扬了甘汝林的进步，但过了一段时间，甘汝林突然又消沉下来，他不仅退出了何立敏的业余学习小组，见着何立敏也总像躲瘟神一样远远避开。
何立敏说，甘汝林是顽固不化，不可救药了，这样的人根本就不配做工农兵学员！可是，何立敏没有开除甘汝林的权力，甘汝林仍一如既往看他的书，学他的外语。
何立敏一直在努力扩张她组织的业余学习小组成员，甘汝林退出后，着实令她尴尬了几天，因为她对甘汝林寄托的希望是太大了，而且还做了过分的宣传。尤其是这“一进一退”很是影响业余学习小组的声誉，何立敏不可能不恼火。但她马上把目标又瞄准了我。
一天，何立敏又以团支部书记的身分找我谈话，她又一次鼓励我应该积极要求思想进步，争取早日加入党组织。实际上，就是她不找我谈话，我也一直在向往着加入党组织，否则，我就不会向党组织递交入党申请书。自从初中毕业后，入党申请书我已经写过十多份了，上大学前夕，我已经加入了党员积极分子的行列，入党，始终是我梦寐以求的理想。为了实现这个理想，我曾做过不少努力，但我只想用实际行动来逐渐走进党的组织，我不习惯用经常写思想汇报，或经常找党员谈话等方式来表现我的要求进步。我把我的想法如实跟何立敏说了。何立敏说要求进步，行动当然很重要，但也绝不能忽视经常写思想汇报，思想汇报的好处在于让党组织时刻都在了解你的思想活动和工作学习情况，以便及时帮助你克服弱点，发扬成绩，少走弯路。何立敏又神秘兮兮地向我透露，在党员中有人说我有走“白专道路”的倾向，还有人说我名利思想比较严重，应该引起我的注意。何立敏指出的这两点，我隐约听别人也说过，也曾经引起我的惶恐和不安。实际上我根本就不想走“白专道路”，成名成家的念头我是有的，但我努力的目标是“又红又专”，我把我的想法跟何立敏做了解释，何立敏说她从来就不相信我会只“专”不“红”，最后，何立敏又劝我加入她组织的业余学习小组，她说业余学习小组已经引起系里和学校领导的重视，不仅系工宣队长胡文奎听过关于业余学习小组的学习汇报，校团委专为此事开过一次座谈会，何立敏还说业余学习小组中的四名成员，有三名是中共党员，我一旦加入进去，大家都会关心我的进步，能促进我早日加入党组织。何立敏这一番话，还真的让我有点儿动了心，一是我真想入党，而且想在毕业前解决入党问题，因为我现在写文章已在学校小有名气，如果再人了党，就是“又红又专”，实现了“红专并进”，毕业后找个理想的工作单位就容易多了，否则，只“专”不“红”，毕业后有一些党政要害部门，你就甭想进去。想到这些，我对何立敏说，加入业余学习小组的事，你让我再考虑考虑。何立敏说，你还有什么考虑的，这也不是什么上刀山下火海，要加入就痛快点儿，今晚我们业余学习小组就有活动，你去吧。我哼哈答应着，未置可否。谁知晚饭吃过，何立敏就来宿舍叫我，我本想不去，但又不好意思拒绝，最后还是跟着何立敏走了。
何立敏组织的业余学习小组共四人，有蔡亚力、谷云娜、祝国安。这四人只有谷云娜不是党员。
业余学习小组的活动地点是系工宣队办公室，何立敏向工宣队长胡文奎借的。我去时，蔡亚力、谷云娜、祝国安已经到场。何立敏当众介绍说：
“今天我们学习小组又增添了新的成员——卓夫，大家欢迎！”然后便响起了掌声。
何立敏组织的业余学习小组，主要学习上边要求学习的政治读物和理论文章，当天学习的是《国家与革命》。学习时间为两小时。学习结束时，何立敏让我以业余学习小组的名义写一篇学习《国家与革命》的体会文章，然后给学校的《革命大批判专栏》板报投稿。说着，又给了我一叠学习《国家与革命》的有关辅导材料。我本想不接这个任务，但又一想，既然来参加了小组的学习，又是何立敏第一次让我写一篇稿子，而且文章也就是一二千字，还是写吧，何况，我要想入党还真不能得罪何立敏，这个人做事讨人嫌的地方是不少，但我相信她对我还不会在背后搞小动作，尤其是她对我个人还一直是关怀的。我最担心的是，我向何立敏靠拢，梅洁肯定不会高兴，这事情难就难在这里。我利用一个晚上的时间，写了一篇一千五百字的《国家与革命》学习体会文章，交给了何立敏。何立敏看后非常满意，当天就给校负责《革命大批判专栏》的仲少直送去了。很快，文章就以中文系七三级工农兵学员业余学习小组的名义刊登出来。
何立敏告诉我，她已经把我加入业余学习小组的事跟班党支部汇报了，同时，也跟工宣队长胡文奎汇报了。还说胡文奎很赞同我这样做。我说，这么点儿小事，没有必要这么声张，何立敏说，这件事情看起来很小，但实际上关系到工农兵学员在学校把握什么方向，走什么道路的大问题，工农兵学员想完成“上、管、改”的重任，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是要有明确的政治方向，如果学习方向不明确，学习成绩再突出，再优秀，也派不上用场。
没有不透风的墙。我参加何立敏业余学习小组的事不久就被梅洁知道了。
我跟梅洁路上相遇。梅洁的脸上像马上就要泼下大雨的天空，阴沉而又凝重，冷冷地问我：“你怎么跟何立敏那样的人又搅在一起？”
我说：“不是我主动参加的，是她几次找我，我不好意思拒绝。”
梅洁不客气地说：“还是你愿意参加，你不同意的话，她何立敏还能用绳子绑你参加吗？你看着办吧，你如果继续跟何立敏来往，我这个落后分子可不敢再着你的边！”说着，头也不回，转身走了。
我的心里顿时翻江倒海。一边是要求思想进步，一边是梅洁的友情，这两件事情我都很重视，无论舍弃哪一方面，对我来说，都是一个遗憾，一种损失。然而，我想同时拥有，肯定是不可能！
晚上，在床上我翻来覆去睡不着。我如果马上提出退出何立敏组织的业余学习小组，不仅得罪了何立敏，很可能还会得罪业余学习小组的其他成员，刚刚加入进去，就退出来，出尔反尔，实在是不好意思，这件事情坏就坏在当时考虑不周，假如不答应何立敏，或者是不去参加业余学习小组的学习，或者是不接受何立敏给分配的写那篇体会文章，事情就会容易处理得多，而现在，木已成舟，哪儿还有退路可想？可是，不退出业余学习小组，梅洁不理我了又怎么办呢？
几乎是在一夜之间，全班学员都知道了我参加了何立敏组织的业余学习小组，而且还有一部分人知道了刊登在校《革命大批判专栏》上的那一篇学习《国家与革命》体会的文章出自我的手笔，何立敏好不得意，她竟然在团支部大会上表扬了我的进步。
梅洁视我为陌生人，见面招呼也不打。一次上大课时，我有意坐在了她的身边坐位上，可是她一点儿面子也不给我，马上拿起书包和坐垫走到另一排座椅，挨着康健坐着去了。还有一次吃早饭时，我把饭盆刚刚放到她吃饭的圆桌上，她对我斜瞪了一眼，当着众位学员的面，拿起饭盆就走了。
我很想找她谈谈，可她就是不给我机会。
此时的我，时刻都想见到梅洁，但时刻又怕见到她，我不敢看她向我投来的鄙夷的目光。然而，一个班的同学，又都在一个文科食堂用餐，想回避不见面是不可能的。这时，只有在这时，我才知道了失去了朋友的滋味是多么苦涩，由此我想到了梅洁的心清也不会比我好受多少。一天，我实在忍不住了，就求助欧阳明给她送去了一张纸条，我在纸条上写道：“梅洁，看在老朋友的份儿上原谅我吧，你再不理我，我要崩溃了！”我在“老”字的下面加了着重号。
很快，梅洁便有了回音，她在我写给她的条子上写道：“鱼和熊掌，你只能选择一种！”
我无计可施。我由于心神不定，早晨出操时不小心把脚崴了，我就向班长庄则生告假呆在寝室里。一我想，我病了，你梅洁对我再不满意，看在以往的交情上，也会来看看我吧！到那时，寝室里没有别人，我再向她吐吐苦水，说不准会得到她的宽容和谅解。
整个上午，我都在期待着梅洁的到来，走廊里一有脚步声，我心里就咚咚地敲鼓，时刻准备下床去开门。我还把刚刚写了一稿的一篇短篇小说放在了床头，梅洁来时，我想让她看看，给提提意见。这样可以缓冲一下紧张的气氛。然而，直到欧阳明给我打回午饭，梅洁也没有来看我。我这时才知道我是把梅洁的心伤透了，她永远不会再理我了。我难过得想大哭一场。人的感情真是一个最复杂的东西，无论是同性朋友，还是异性朋友，当双方友好相处的时候，还感觉不到对方的友情对自己有多么重要，但一旦失去，你就会感觉到自己的情感支柱在倾斜，在下陷，尤其是异性朋友之间，一巳在双方之间的情感上出现裂痕．或者出现误差，你就会马上陷入无限的苦闷之中。男女之间的情感真的有点儿像水一样，砍不断，理还乱……一个男人最难下的决心，就是断绝和你喜欢的女友的情感缠连，女性的魅力是无穷的，一巳有了接触，就很难再丢下，这里既有异性之间永恒的相互吸引，同时，也有人性的不可克服的弱点在里面。一个伟人，有可能在瞬间决定抛弃半壁江山，万贯家财，但很难在瞬间抛弃对一个女人的爱恋……
我不知哪根神经作怪，竟然悄悄地告诉欧阳明，让他告诉梅洁，我的脚脖子崴得很厉害，不能起床了。
欧阳明心领神会，他说：“我会想办法让梅洁来看你！”
午休结束，学员们又都到课堂上去了。我忽然听到楼梯上有脚步声，继而又听到脚步声似乎奔我们的寝室走来。我的心里像久阴的天空，突然亮起一片灿烂的阳光，脚步声越来越近了，我那一颗激动的心，马上从嗓子眼儿要蹦出来了。“咚咚咯”，有人敲我们寝室的门。
我一瘸一拐地下地开门。可是当门开时，我心灵上那片灿烂的阳光突然消失了，嘴下意识地张开，半天没有合上。来人竟是团支部书记何立敏！她手里拎着一小兜苹果和两瓶水果罐头。
何立敏倒显得很自然，又很亲热的样子，无限关怀地说：“‘怎么搞的，不加小心，把脚还崴了？”
我不得不礼貌地让坐，打哈哈说：“我有可能做坏事了，老天爷惩罚我。’”
何立敏当即反驳：“你那是唯心主义，好好养病吧，别想那么多。”
我说：“这点儿小病，你还买东西看我干啥？”
何立敏说：“你是咱们学习小组的骨干，养好病还有重要任务交给你去做呢！”说着，何立敏又问我有什么衣服、被单要洗的7我说没有。
正在这时，又有人敲门，我心里一紧，我估计是梅洁来了，忙去开门。
果然是梅洁，她手里也拎着罐头和水果，但一见何立敏在室内，她就像一片风吹着的白云，眨眼间不见了踪影。
我的心一下子又掉进凉水盆里。
何立敏倒不以为然地说：“看来你人缘不错，这么些人来看你。”
我哑口无言。我知道，今天的这个场面无疑是在梅洁滴血的伤口上又撒了一把盐。只是在那一刹那间，我有点儿恨起何立敏来。
我在床上足足躺了一个星期。在这一个星期中，我差不多睁眼闭眼都在思念着梅洁。我虽然知道她不会再来看望我了，但仍企盼着她突然间走进我住的寝室。
这天早晨，我仍然瘸着一条瘸腿，在去食堂的路上和在食堂里寻找梅洁的影子，遗憾的是我没有找到梅洁，这说明她没有来吃早饭，梅洁不吃早饭是常事。
到了教室，我发现她已坐在了第一排座椅上，我进教室时，她肯定看见我了，可是她眼皮也没抬一下，似乎我们从来就不认识。
我很沮丧地找后排坐下，我一直在看梅洁那一头乌蓬蓬的秀发，眼盯着她发结上的粉蝴蝶似百爪挠心，可是她一直没有回头望我一眼。整整一堂大课，老师讲的什么，我一点儿也没记下。
课间休息时，梅洁拿起乒乓球拍，叫上康健，就玩乒乓球去了。
一连三天，梅洁对我都冷若冰霜。我几乎是彻夜失眠。我真不知道这样的日子还要经历多久。我一遍遍地下决心，忘掉梅洁吧，忘掉梅洁吧，可就是不成。越想忘掉，记忆就越深刻，彻夜都在回想和梅洁相识后所经历的一幕幕情景。
这天晚饭后，何立敏又来找我参加业余学习小组活动，我说我晚上有事。她问有什么事？我说，暂时保密。
何立敏大概也觉察到了我的情绪有点儿不对头，所以，就没有再进一步逼我去参加活动。后来，每到何立敏业余学习小组活动时间我就提前出去，让她找不到我。因为参加业余学习小组纯属个人自愿的事情，我不参加，何立敏也无可奈何，再后来，何立敏也知趣儿地不再找我，我就正式地向梅洁宣布，我已经退出了何立敏的业余学习小组。
梅洁的脸上终于向我绽出了我渴望的笑容。我们和好如初。梅洁说：“我不是反对你参加业余学习小组活动，而是讨厌你跟何立敏那样的人来往。”说着，梅洁就拉着我走出校门，走进一家小饭馆坐了下来，然后对我说：“你脚受伤，我一直没有去慰问，今天我请客，向你赔罪道歉！”
我说：“这事不怨你，责任全在我这一边，我若是你，恐怕比你做得还要过分！”
“感谢你的理解。”梅洁说，“说心里话，自从我决定不再理你以后，我的心里一分钟也没有安稳过。我表面上装着看不见你，实际上每分每秒我都在感觉着你在干什么，有时莫名其妙地想到你，但这一次我也真的有点儿恨你，何立敏跟我的关系，你不是不知道，可是你还非要跟她打交道，这不是明明气我吗？我知道，你不是喜欢她，而是在利用她，可是，你要是这样做人，我压根儿就会瞧不起你！你想进步，想入党，我根本就不反对，可是，也不能不择手段啊！”
我不得不佩服梅洁眼睛的锐利，心说诚服地说：“梅洁，你心里有什么话就都说出来吧，我这次确实是有欠考虑。”
这时候，梅洁点的几样菜都上来了，又要了一瓶果酒，我们俩一边喝，一边聊，酒足饭饱之后，满天的云彩全散了。
我万万没有想到退出何立敏组织的业余学习小组会给我惹来那么多的麻烦，我不仅听到了不少关于我的闲言碎语，班里党支部召开党员积极分子会议竟然没有通知我去参加，再后来，竟然惊动了年级辅导员聂少平找我谈话。聂少平倒挺坦率，他说，一个人要求思想进步不能忽冷忽热，一定要持之以恒，他还说何立敏组织的业余学习小组是学员自觉提高思想觉悟的一种途径，是很有前途的，系领导校领导都很重视，他说他不明白我为什么加入了何立敏的业余学习小组，为什么又莫名其妙地退了出来，这样做，在学员中影响很不好。他还告诫我，不能只埋头看书、写小说，过去有不少大作家，就是因为思想路线不正确，写出了不少大毒草。面对聂少平的谆谆教导，我无言以对。我明白，在聂少平的眼里，我已经是学员中的落后分子了。这个思想压力对我来说是相当沉重的。我的本意是一直在努力做一名学员中的积极分子，没想到努力的结果是恰恰相反，如果是聂少平自己对我有这种印象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全年级、全系所有的人都这样看我，那问题可就严重了，别说在学校人不上党，如果在我的毕业鉴定上写上“不要求进步”或“应该加强思想政治教育”等字样，那都会影响我毕业后找一个理想的工作单位。我一定要挽回这个影响。我暗自下定决心。但如何挽回影响呢？重新返回何立敏组织的业余学习小组是不可能的了，出尔反尔，那样做太没面子了，再说，梅洁那儿也不好交待，干脆也成立一个什么小组，实实在在干出一点业迹来，在学员中造成影响，大家就会改变对我的印象。但成立一个什么性质的小组呢？小组的活动内容、长远奋斗目标又是什么？看来必须得先琢磨出来一个方案和思路，然后再找几个好朋友商量一下。
我这个人想干什么，在一开始的时候，还真有那么一点儿热情和干劲，现在想成立一个小组，于是在上课、下课、吃饭、走路的时候都在考虑成立小组的事。我先想的是成立一个以学习哲学或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学习小组，但又觉得跟何立敏的学习小组活动内容重复而作罢。后来，我又想成立一个工农兵学员为人民服务小组，但又觉得太宽泛。思来想去，后来决定成立学习雷锋小组。学雷锋，活动内容明确，别人一听，就知道我们的小组是干什么的了。说干就干，我马上征求欧阳明的意见。
欧阳明说：“小组叫什么名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一旦成立起来，就要坚持活动，再不能解散。”
我说：“那是肯定的。”
欧阳明说：“我看还是慎重一点儿为好。”
“为什么？”我问。
欧阳明说：“坚持到底大难了。”
我说：“横下一条心，就能坚持下来。”
“那你打算都让谁参加？”欧阳明问。
“白梦启怎么样？我看他人挺实在，还挺好学的。”
欧阳明说：“你有把握拉他进来吗？”
我说：“没有太大把握。”
“还有谁？”
“你怎么样？”我问欧阳明。
欧阳明略加思索后，摇摇头说：“我没兴趣，韶桂花那一场大闹，彻底把我打倒了，我在这学校里咋表现积极、进步，对我都不会起什么作用了。”
我说：“那可不一定，说不准你表现优秀，干出点儿成绩来，会东山再起。”
“在学校里，那种可能性几乎是零。”欧阳明说，“我现在的想法是有时间多看几本书算了，别的事情，毕业以后再说吧。”
我又去找白梦启征求意见。
白梦启比较客气地说：“这倒是个好事。”
我说：“你能参加吗？”
白梦启说：“我现在还没有想好，你让我考虑考虑再说吧。”
我知道他这是托词，实际上就是不同意参加。我想，这种事是以自愿为主，绝对不能强人所难，所以，就没有再说什么。
出师不利，问到的两个人都不参加学习雷锋小组，我的热情从脑顶一直凉到脚底。一连几天时间，我都闷闷不乐。既然搞不成小组，干脆就单枪匹马干吧，但我自己干点儿什么好呢？学周继红的样子，天天捡粪，显然是行不通，人家都有了先例，再去凑那个热闹，学员们会议论纷纷，再说天天坚持捡粪，每天都要起大早，来回需走十几里路，也是太辛苦了。天天清扫厕所、楼梯、水池子，倒是大家都能见得着，遗憾的是早就有人包下了。再就是帮厨，但听说有人在入学的第二天，就同食堂里的厨师们打成一片了……我左思右想，就是琢磨不出来个好主意，我这时才感觉到了一个人想表现进步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还真的挺伤脑筋。不管怎么说，我不能这样消沉下去，我必须用行动给一些人看看，我的思想并不落后。
周六晚上，我去阅览室看书，临要走时，又借了一份市报看，突然，我在第三版上看到了一篇报道郊区向阳大队农民办政治夜校的通讯，题名为《以阶级斗争为主课把农民政治夜校办成学习毛泽东思想大学校——向阳公社向阳大队农民政治夜校访问记》。在这篇通讯中，我最感兴趣的是农民自己编教材，自己上台讲课。我想，我是工农兵学员，应该先去夜校听听课，等熟悉了情况，我也可以毛遂自荐给夜校讲课，说不准他们会主动请我讲课。想到这儿，我心里又激动起来。就我知道的，还没有听到哪一位工农兵学员走出校园，同贫下中农相结合，共同办政治夜校。我这一炮一旦打响，在全校都能引起轰动，到那时，就不会再有人说我思想不进步，说不准入党就有希望了。我的思绪像通了电的飞轮一样，飞速转动起来，眼前闪现的是未来的五颜六色的彩虹和震天动地的锣鼓……
周日，我吃过早饭，到林老师家借了一辆红旗牌自行车，然后就奔向阳大队骑去。向阳大队离我们Ｓ大学并不太远，大约只有十多公里路程，而且又没有山水阻隔，沿着宽阔的林阴遮掩的柏油马路骑自行车半个小时，轻轻松松就到了。
我先找到了向阳大队的队部。看屋的老人问明了我的来意后，便操起了手摇电话机，给大队的满支书家里挂电话。
撂下话机，不大一会儿工夫，一位二十五六岁又高又大的汉子走进了院子，他嘴上叼着烟卷，一副大大咧咧的样子。看尽老人说：“满支书来了。”我急忙迎了出去，并简单地做了自我介绍。
“欢迎，欢迎，”满支书跟我亲热地握手，一边说，“我叫满福林，幸福的福，双木林。”
进屋后，满支书给我搬来一把椅子，放在了他办公桌的对面，让我坐下，然后又让看屋老人给倒水沏茶。
满支书告诉我，他正跟一位小学校长在家里研究一个关于办夜校的汇报材料，说是区里要召开一个关于办夜校的经验交流大会。当我把我的想法跟满支书说了之后，满支书一口答应，并连说“求之不得，求之不得”，他说他们办夜校，正犯愁缺少教师呢。
我谦虚地说：“我主要是来学习，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
满支书摇了摇蒲扇一般的大手说：“相互学习，相互学习。”稍顷，满支书又说，“卓夫——你这名字我好像在哪儿见过，你是不是在报上发表过什么文章？”
我说：“是发表过几篇，但都没啥大意思。看来满支书挺喜欢看报。”
满支书说：“我这个人有两大嗜好，一个是抽烟，一个是看报纸，嘴上离开烟干啥都没精神，不管什么报纸，肯定从第一版看到第四版。有时没啥看的了，就把看过的报纸从头到尾再溜一遍。不瞒你说，我最喜欢看《参考消息》，可惜大队这级不让订，我就到区委宣传部去看，我有个同学在那儿，还算方便。”
我向满支书询问了一些政治夜校的情况后，又说：“满支书，我想去看看咱大队的夜校教室，你能不能派一个人领我去看看。”
满支书吐掉了口中的烟屁股，马上又续上了一支烟，点着后，深深地吸了一口，咕噜噜带着声响咽到肚里，然后从鼻孔里喷出两股蓝烟后说：
“我带你去看，不用叫别人。”
我说：“你不是在研究讲用材料吗？哪里还有时间陪我？”
满支书说：“再忙也不差这么一会儿，夜校离这儿不远，再说，一会儿我还想请你帮忙给推敲一下我们那个讲用材料呢！不瞒你说，我初中毕业，半瓶子醋，我请来帮忙的那个小学校长，也没写过几回材料，不怕你笑话，我们俩都憋四五个晚上了，好赖算撸出一稿，但细一琢磨，还是没写到点子上，你一会儿能不能抽时间给我们看看，提提意见，不好意思，初次见面，就给你添麻烦。”
“我给你们看看，学习学习倒可以，”我说，“但提具体意见怕有困难，因为我不大了解你们夜校的情况，再说，这几年，我还真没写过讲用材料。”
满支书说：“你会写小说、散文，讲用材料还能难住你？我信着你了。一会儿给看看，走，咱们先看夜校教室去。”
向阳大队的夜校教室设在屯子的最西头，五间青砖平房，独门独院，院门口挂着一块大牌子，上面写着“向阳乡向阳大队农民政治夜校”。满支书告诉我，这所院子过去开办过木材加工厂，但上边来人指示说，生产队应该把精力放在种田上，以粮为纲，所以，木材加工厂就停产了。后来，他看院子闲着也是闲着，就做了一些桌子、凳子，办了农民政治夜校，没想到，还真办在点子上了，有不少大队组织人来参观不说，事迹还上报纸了。
夜校教室布置得很有条理，不仅桌凳齐全，夜校的组织机构、办校宗旨、学习制度、课程设置等都认认真真上了墙。此外，在东墙上办了一个学习园地，上面张贴的是学员学习心得体会文章，而在西墙上办的是革命大批判专栏，上面张贴的是学员斗私批修文章。教室南墙挂着一溜是近几年夜校获得的各种大小奖状。
“怎么样？还像个学校的样子吧？”满支书不无自豪地问我。
我说：“相当不错，看出来了，你这当支书的对夜校很重视。”
“我这人就有这个脾气，”满支书说，“干啥除非不干，干就想干好。”
参观完夜校教室，满支书就把我带到他家，那位小学校长正在认真地推敲材料。满支书做了介绍后，我们握了手，算是认识了。满支书让妻子给烧水沏茶，然后，就让我看讲用材料。
大约有五千多字的讲用材料，我认真仔细地看了两遍。满支书问我感觉如何？
我实话实说：“感觉平了一点儿，事迹倒挺突出，但有的地方在思想认识上应该再升华一下，否则只见事不见思想，就没有高度。”
“着哇！”满支书一拍大腿，正抽着的半截烟也丢在了地上，“卓夫，你可说到点子上了，我看这样吧，我们两个也整不动了，你就给润色润色怎么样？午饭、晚饭都在我这儿吃，然后我再把你送回学校去。”
我想，以后要来夜校参加活动，必须有满支书支持才行，所以，我答应说：“我试试看吧，不一定能行，但我尽力而为。”
于是，我便坐下来，一字一句地推敲满支书同那位小学校长写了一稿的讲用材料。直到晚上九点多钟，我才改完一遍。交给满支书过目，满支书看了一遍后又一拍大腿：“不错，这回嘛，一炮准能打响！”
因为有满支书的支持，我很快就介入了向阳大队农民政治夜校的活动之中，刚开始我是作为学生在台下听课，后来，满支书又让我上台讲课，我不好再推辞，经过认真准备后，我就在夜校的课堂上讲《儒法斗争史》，讲稿是我们年级工农兵学员同工农兵一起编写的，我只是根据社员们的不同文化程度，尽最大努力讲得通俗一些。后来，根据满支书的要求，我还给夜校学员辅导了《共产党宣言》和《哥达纲领批判》。
去向阳大队政治夜校讲课的事，我本打算做出一些成绩后，再向班里的党支部汇报，但没想到，满支书到区里讲用成功，捧回一个大奖状回来后，办政治夜校的情绪陡涨，他受城里办的“七二一工人大学”的启示，就想把“向阳大队农民政治夜校”的牌子更名为“向阳大队七二一农民大学”，但上下活动一番，因条件不具备，而没有被批准。但满支书并不死心，他跟我说，他准备找我们系领导谈谈，联合办“七二一农民大学”，我先是吓了一跳，但仔细一想，满支书的设想也有道理，Ｓ大学师资力量雄厚，又有那么多的工农兵学员，联合办学有利条件很多。我对满支书的办学设想表示赞同。
这样，我把满支书介绍给工宣队长胡文奎后，系里和班里就全知道了我去向阳大队农民政治夜校讲课的事，在一次全系召开的大会上，胡文奎还表扬了我的这一革命行动，我当时就觉得脸上有了光彩，自我感觉，我已经甩掉了戴在头上的那一顶标志着“落后”的帽子，整个身心都感到像卸去了二百斤重担一样又清又爽起来。
因为同向阳大队合办“七二一农民大学”不是小事，工宣队长胡文奎自己不敢做主．系领导班子讨论之后，谁也不敢拍板，这样，经胡文奎提议，把此事就向学校领导汇报了。
学校领导朱向东向来关注新生事物，胡文奎把满支书准备同系里联合办学的想法一说，朱向东便兴奋起来。他当即就说：
“这倒是个好事，但这件事系里出面不太好，还是以Ｓ大学的名义联合办学好一些，名正言顺。先不要急，我们先开一个碰头会，你就列席参加吧，跟大家说说情况。”
后来，未向东又把我叫去了解情况，并且表扬了我。很快，朱向东便把满支书请到学校来，经商量后，一锤定音。后经朱向东同满福林支书共同努力，以Ｓ大学为后盾，一所新的大学——“向阳七二一农民大学”就诞生了。因为是新生事物，报纸、电台都做了宣传报道。
再后来，“向阳七二一农民大学”的发展变化真的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程度，它不仅扩建了校舍，还合并了郊区一所农业学校，还动真格的在全区范围内招收社来社去学员搞试点，学员全部来自农村，到学校学习两年后，仍回到生产队去，不挣工资挣工分。满福林支书顺理成章地被任命为“向阳七二一农民大学”的校领导，虽然是第二把手，一把手由朱向东兼任，但真正管事的却是满福林。粉碎“四人帮”后，“向阳七二一农民大学”被撤销，但先后招收的两批二百余名社来社去的学员却捡了个大便宜，政府人事部门决定，一律按工农兵学员待遇正式列入国家干部编制，端上了“铁饭碗”，此是后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