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月二十二日午夜十一时火车到达塔河站，我几乎不假思索就下了车。外面下着毛毛细雨，月台上奶白色的灯裹在雨雾中，朦胧极了。出站者把站台覆了雨的水泥地面踩得噗噗直响验票员在飞蛾扑绕的昏暗灯下对着我的票查看了半晌，然后提示我：“你的票是到加格达奇的，这里是塔河。”

我说：“我就想在塔河下车。”

我出了站，站前广场上停着各种型号的接站车，司机大开着车灯，雨中的车灯恰似一轮轮蒸腾的月亮。我走下水泥台阶，步上另一条比较宽敞的道路。路灯一副活得很累的样子，虚弱苍白，一些熟悉的建筑出现在面前。走到十字街口的时候，行人几乎不见了，风吹雨打，暗夜行路，真有点探险的味道。我信心百倍地沿着向东的路一直走下去，不久就在路的尽头看到了墨一般乱泼着的杨树林和林畔喧嚣的呼玛河水，我的意识中蓦然闪出一点亮色。我沿着堤坝走向城北那片零乱的居民区。道路泥泞不堪，我不时掉进水洼里，没了脚踝。没有一个行人，除了我、雨、搅和着泥水的路面，就是那些陈尸般的房屋了。走着，走着，我看见了一幢有着高高门楼的房子，那长长的院子和大门外摞起的样子和板方材，蓦然使我觉得家的存在。我熟练地找到门铃的位置，摁响它，三两分钟的等待后，屋子里的灯那么灿烂地亮了，它把整个雨夜都照得感动了，一股暖流通遍全身，屋门被打开，我听见了一个熟悉的声音：“谁呀？”

“是我。”我泪流满面。

母亲惊叫了一声我的乳名，连忙出来开大门。我穿过整洁的院子进了屋子。母亲嗔怪我为什么不事先打个电报，这么远一个人从车站走来会有危险的。接着她拿出干爽衣服让我换上。姐姐一家人全都被扰醒了，小外甥睡眼惺忪地赤着脚跳下地，扯着我的衣角说：“姨买糖。”

母亲问：“这次回来能住几天？”

我说：“我是去漠河回来路过这儿。我去看白夜了。”

“是吗？”母亲喜出望外地问，“你姥好吗？”

“我没见到她。”我说，“到北极村已经是半夜了，车只停了一会儿就回来了。”我撒谎的时候忆起了北极村的外祖母，她就住在黑龙江畔一座高大的木刻楞房子里，而那房子诞生了我。一切都回到我身边了，我曾在永安住过十五年，后来我祖父和父亲被葬在那里后我们就搬到了塔河。

“一次多么不可思议的旅行。”我对自己说。

我在那个温馨的雨夜中睡得很踏实。第二天早晨起床，屋外阳光灿烂，菜园一片青翠，母亲正在给柿子秧打杈。她对我说，最近出了两桩横事，一个出在呼玛，一个出在塔河。母亲说呼玛一艘私人运煤的船才走出呼玛没多久，就被黑龙口吞没了，这是继一九六七、一九八一年以来的又一次沉船。船无影无踪，人的尸首也捞不上来。

我问是不是到古莲河煤矿运煤的船？船主的妹妹在江边开了家饭店？

母亲怪异地看了我一眼：“你已经知道了？船主的妹妹真的是开饭店的，听说她天天站在岸边哭，神色不大对了。”母亲叹息了一声。

看来马孔多拒绝上船是有道理的。

母亲接着又说塔河发生的一桩凶杀案：“站前广场荣兴清真饭馆的老板娘秋棠让人给杀了。身上挨了十七刀。除了在炉膛里找到一把已烧得不成样子的匕首外，再也没有其它线索了；死者的男人天天到公安局去哭，要他们尽快找到凶手。唉，这种对女人痴心的男人真是少见了。”母亲将打下的柿子杈扔到院外。

我问：“秋棠下葬了吗？”

母亲说：“解剖完就下葬了。”

我说：“难道没人怀疑秋棠的男人是凶手吗？”

母亲大惊失色道：“不要乱说！一日夫妻百日恩，下得了手吗？再说秋棠死后，那男人总是哭，不想过日子的架势。店也要给卖了，人家都看上了那地段，但又嫌出了杀人案，犯忌讳，一时还难出手。”

“不久他会和一个裁缝结婚的。”我说。

没人会相信一个精神漫游者发自肺腑的证词的。没有。我返回屋，坐在矮板凳上喝一碗金黄色的小米粥，粥的颜色和味道都是上乘，很对我的胃口。喝完粥，我穿上胶鞋到菜园中帮母亲给柿子秧打杈，那被打下的秧杈流出的又浓又绿的汁水，弄了我满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