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朱问>>军统最后的暗杀名单
第十章杨门惨案
1949年8月，贵阳黔灵山下麒麟洞一所隐秘的四合院中。低低的云层和湿漉漉的雾霭笼罩着这个著名的风景区，抬眼望去，四周像抹了一层厚厚的锅底灰。
花白了大半头发的前国民党西北军将领、西安事变的发起人之一——著名的杨虎城将军，佝偻着腰，怀抱幼女，手拿一张报纸，步履老态地来到院中。然后紧靠在一方石案下，缓缓戴上老花镜，徐徐展开手中的报纸，默默捧读了起来。
他由重庆秘密转往贵阳，已在这个近乎与世隔绝的“夜郎之国”又被监禁了七个月。其行藏踪迹仅有蒋介石、军统上层和国民党贵州省主席谷正伦知晓，外界的人仍在多方猜测这位当年声震四方的将军，究竟被蒋介石拘押在何处。
虎落平阳，英雄末路。经过十余年的监禁，杨虎城倍受折磨刺激，身心俱疲，早已不复当年戎马倥偬、征战四方的豪情霸气。他终日以夫人的骨灰盒为伴，愁眼相对一双无辜的儿女。原先的虎背熊腰已变得形销骨立，若黄钟大吕般的爽朗之声已变得缓慢低沉。惟有那张布满了细密皱纹的脸，依然没有被岁月剥蚀去昔日的冷峻与坚毅。
这时，透过报纸，杨虎城已基本明了时局的变化，他在心中升腾起了炽烈的热望，灵魂与肉体被掳掠得太久，终要迎来出头之日了。他展开报纸，幼女已挣脱出怀，独自在一旁玩耍。
报上通篇都在登载蒋介石如何从广州将政府迁来了重庆。满纸是荒唐的支吾之词，明眼人一看，蒋介石已被逼得山穷水尽，企图仿效历史和现实的范例，借助大西南做最后一搏。
杨虎城读着报，心若明镜，表面上却不动声色。
这时，负责看守他的军统组长、原重庆白公馆监狱长张鹄讪笑着凑了上来。
“老先生。”军统特务都这么称呼杨虎城。张鹄不请自坐，径自将报纸拍得沙沙作响，“委员长已将军政系统全部搬到重庆，那里组织了八万人欢迎委座再到陪都，党国上下齐心一致，坚决打好第二个抗战。老先生对此有什么感想啊？”
杨虎城就势放下报纸。眼光瞟向雾气弥漫的天空，不着边际地答道：“这天气真怪，换了在重庆，热得要命。偏偏在贵阳，这里还跟过春、秋季节似的，一早一晚还怪有点冷。”
说着，杨虎城起身便去召唤独在一旁玩耍的幼女。张鹄知道杨虎城虽特别关注时事，每天必看报纸，但多年的监禁生活已使他变得异常敏感和谨慎。对于时局特别是蒋介石个人，他绝口不会吐露半个字。
有好几次，张鹄装作聊天的样子想从他口中掏出这方面的话题，话一出口，总被杨虎城挡了回去。张鹄见杨虎城和幼女击节着手，做起游戏，他心中暗骂一句，只得悻悻地走开了。
见张鹄离去，杨虎城不由得紧紧搂住幼女，黯然垂泪道：“要是爸爸死了，你可怎么办？”小女儿仰起天真的小脸，忙伸手往父亲的脸上轻轻一拭，稚声稚气道：“爸爸不哭，以后我们还要回蒲城老家。”幼女名叫杨拯贵，是其续弦夫人谢葆贞于1941年陪他在息烽坐监时所生，她给监禁岁月里的杨虎城带来了莫大的慰藉。
众所周知，因激于民族危亡的义愤，杨虎城和张学良于1936年12月12日发动了“西安事变”，对顽固坚持“攘外必先安内”政策的蒋介石实行兵谏，痛陈他们的抗日救亡主张。“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张学良被判十年徒刑，公开监禁。杨虎城虽暂时逃过蒋介石的处罚，但被逼交出兵权，带着夫人幼子及随员“出洋考察”，游历了欧州各国。
谁料到，他一回到国内，就被蒋介石无理拘押了起来。在这十余年的囚徒日子里，杨虎城夫妇及幼子和狱中出生的女儿，大部分时间被监禁在贵州深处的息烽。这里地处黔西北，交通不便，信息不通，易于监管。军统在抗战爆发后，精心选定该地，建起了集中营，作为关押各类“政治犯”的重要场所。
同张学良相比，杨虎城虽是西北军名将，但实力、地位、影响力当然不可同日而语。至关重要一点，蒋介石一直固执地认为，“西安事变”的发动，主要责任是杨虎城和共产党，至于张学良，则是“少不更事，误入歧途，受了别人蒙骗和蛊惑”。换言之，在蒋介石心中，杨虎城是“元凶”，他一直在心里恨得痒痒的，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只是碍于内外舆论，始终不敢下手而已。
张学良这时也被长期幽禁，但处境远比杨虎城强。子女未受牵连，还被送往美国接受教育，两位如夫人更是轮番陪伴。其次，张学良承袭家业根基，庞大的东北军虎倒余威在。再者，张学良与国民党上层如宋子文、宋美龄兄妹和不少达官显贵交谊甚厚，他本人还曾是挂名的陆海空军副总司令。综合方方面面因素，蒋介石不能不有所顾忌。
杨虎城就不同了。“西安事变”前，他只是西北军的一方小诸侯，历来与国民党上层人物交游甚少。“西安事变”后，覆巢之下的十七路军已被打乱建制，重新整编。因此，杨虎城的处境特别艰难。3个年纪稍长的儿女虽被共产党妥善安置，但身边的幼子拯中和幼女拯贵一直不能出狱，为的是怕暴露其被关押的行踪。
至于其夫人谢葆贞，非但不能和青史留名的红粉佳人赵一荻相比，而且在监禁中不堪折磨，悲惨地死去了。
这成了杨虎城心中特别的伤痛。本来，抗战胜利后，杨虎城一家四口高兴异常。面对息烽那硕大无朋的玄天洞，杨虎城精神一下好了起来。八年抗战，中国取得了胜利。蒋介石肯定会将个人的怨愤抛于历史的烟云中，释放他出来。不说领兵打仗，建功国家民族，至少，一家人的自由会得到恢复。
然而，数月过去，仍不见动静。杨虎城辗转反侧，亲自给蒋介石写信，几回拭笔，撕了写，写了撕，最终又觉不妥，还是期待蒋介石能主动释放自己。
玄天洞的槐花飘落了山谷，杨虎城迎来了1946年的深秋。
突有一天，息烽集中营被裁撤解散，全部搬去了重庆。过去那些凶神恶煞的特务也主动陪着笑脸，一口一个“老先生”，“恭喜您马上就要毕业了”。杨虎城一家终于吁了一口气，八年监禁，一朝自由，该是何等的快慰。
可是，他们一家很快就失望了，杨夫人谢葆贞情绪更是跌落到了谷底。当一家人满怀希望来到重庆，却被直接送到歌乐山国民党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单独囚禁在了杨家山的一所平房内。
杨虎城倏地明白，命运的樊篱又在人生旅途中筑起了一道不能逾越的屏障。失望之余，他终日长吁短叹。夫人谢葆贞更是怒不可遏，常常公开叫骂蒋介石全无心肝，一帮狗特务不是人。
一年后，谢葆贞在愤恨中寂然逝去。
落魄夫妻百事哀。杨虎城带着嚎啕痛哭的一双儿女，扑倒在夫人冰凉的遗体上，久久不愿离去。后来，他将夫人遗体火化后，日夜怀抱幼女，以夫人的骨灰盒作伴，身体很快消瘦了下去。
就这样，杨虎城父子三人拥着谢葆贞的骨灰盒，在晦暗潮湿的歌乐山中又被监禁了近三年。1949年1月，蒋介石在内外交困中，被迫宣布隐退，由李宗仁出任“代总统”，勉撑危局。
一心谋求“划江而治”的李宗仁，为了显示出他的和谈诚意，上台伊始，便回应共产党的要求，宣布释放在押政治犯。由于杨虎城是共产党特别关注的人物，更是舆论焦点。李宗仁也不含糊，特别签署命令，立即释放张学良、杨虎城二将军。
消息传到重庆，引来各方振奋。杨虎城天天看报，留意重大新闻，分析时局之变，积极探询自己的结局。负责监管他的特务组长龚国彦被弄了个措手不及，报上总统令登了出来，他却没接到任何上峰的指示。情急之下，他干脆将这天的报纸藏了起来。
杨虎城读不到这天报纸，心里明白了八九分，肯定有什么重大消息。于是，他再三索要。龚国彦无法，支支吾吾中将报纸递了过去。杨虎城急忙翻阅，当他反复读到自己行将获释的消息时，一反常态，兴奋地高声叹道：“终于等到了这一天。”
龚国彦呆立在一旁，言不由衷地恭贺了一番。杨虎城叫过一双儿女，捧着报纸，又将自己获释的消息读了老半天。父子三人相拥一起，止不住热泪盈眶。
然而，他们高兴得太早了。当新闻记者翘首期盼杨虎城出狱这个重大新闻时，却始终不见动静。他们立即赶往重庆市特别政府，询问消息。
市长杨森装做一问三不知，被问得恼火时，杨森居然答曰：“真是活天的冤枉，我这个市长又不管放人。再说，杨虎城关在什么地方我都不知道。”
实际上，杨森知晓杨虎城关在什么地方，他还时常佯作关切之态，假惺惺地去看望杨虎城。外人不知，杨森早年投身滇军，依靠卖身求荣、卖友求官，逐渐由一名四川军阀投靠蒋介石，获得了信任。这个首鼠两端之辈当然不会买李宗仁的账。至于他与毛人凤，两人更是无话不谈的朋友。当年毛人凤还是中校秘书，杨森堂堂的陆军上将，不惜猥自枉屈，主动将公馆让与毛人凤安顿家小，还和他结为了“干亲家”。
“那谁管放人？”记者穷追不舍。
“西南军政长官公署第二处。”情急之下，杨森脱口而出。
这个第二处实质上就是军统西南站，站长便是杀人魔头徐远举。记者再一次追问到他，徐远举装腔作势道，需要毛人凤出具手续，人在什么地方只有他清楚。
可毛人凤像人间蒸发了似的，哪里能找得着他。各媒体均以“毛人凤在哪里”为题，猛炒“杨虎城行将获释”的新闻。
声言和总裁“共进退”的毛人凤此时正躲在上海族侄毛森的公馆里。李宗仁找不着毛人凤，便命他的保密局长徐志道去“放人”。徐志道根本不知杨虎城关在什么地方。他答复说，即使知道了，没有蒋介石、毛人凤点头，人仍然放不出来。
李宗仁大为惊骇，这才明白手中的情治系统不过是个空空的魔术箱，需要变幻出的东西仍牢牢掌控在蒋介石手中。
杨虎城深陷囹圄，对于此等个中细节，殊多隔阂，当然不能明了。
毛人凤为应付外界舆论，忙去溪口请示蒋介石。蒋介石恨恨地布置道：“马上把杨虎城给我转移到贵州去。”毛人凤诺诺连声，领命而去。
可怜杨虎城父子三人空喜一场后，迎来的却是更大失望。十余天后，就在杨虎城望穿秋水，期望自己获得新生之际，看守组长龚国彦却突然通知他转移去贵阳。
就这样，杨虎城父子三人与秘书宋绮云一家三口在分离十余年后，又团聚在了一起。他们在周养浩和新任看守组长张鹄的监管下，被秘密转往贵阳黔灵山下的麒麟洞，监禁在了军统过去修建好的一排平房里。
有了忠心耿耿的秘书宋绮云相伴，杨虎城总算得到了些许的慰藉。凭心而论，初到贵阳，杨虎城对获释幻想犹存。他认为蒋介石已隐退，李宗仁主政，命令都宣布了出来，无非拖上一些时日，自己就会获得自由，因此，他更加留意看报，分析时事。终有一天，当渡江战役的胜利传来时，他预感到事情不那么简单。蒋介石非但没有抹去13年前与他在政治理念上的歧见，代之而起的还有蒋介石心中那阳光无法照见的浓重阴影——对杨虎城的恨已刻骨铭心地转化为一种极致的私仇。
郁闷中，杨虎城多次对秘书宋琦云说：“我对不住你，害了你带着家人跟我吃这般苦，受这般大罪。”宋绮云立在一旁，眼含热泪，反复宽慰自己舍命追随的老长官。监视的特务们见此情景，也忍不住唏嘘感怀。
1949年8月的一天，蒋介石带着大批人马从广州飞往重庆。国民党西南军政长官张群和四川军阀杨森，强行组织起袍哥、地霸、社会名流，声称有8万人的欢迎队伍，从机场到市区，逶迤致意，欢迎蒋“总统”西狩重庆，指挥戡乱救国大业。
蒋介石发表即席讲话，声言欲借助大西南人力、物力的地理优势，准备打第二个抗战，誓与共产党周旋到底。
激情作态后，蒋介石撇下8万人的欢迎队伍，夜宿林园。说是到大西南打第二个抗战，实实完全是广州易手前的仓皇出逃。他心里说不出的难过，焦躁烦闷中，蒋介石叫来了陪侍一起的毛人凤。
“杨虎城在什么地方？”蒋介石手捧一杯白水，明知故问。
毛人凤心里“格登”一下，忙答道：“卑职按委座意见，已妥善转移至贵阳。”
“这个……这个，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关了多少乱党分子？”蒋介石又问。
“报告总裁，”毛人凤趋步上前，不作停顿地答道：“约为450余人。”
蒋介石缓缓点着头，却紧闭上了双眼。
见此情景，毛人凤用细若蚊虫的声音问道：“现在渣滓洞、白公馆已人满为患，这些人大多是死硬分子。自从抗战胜利后，陆续从各地搬迁到这里，耗费了我们大量人力、物力。尤其是二处，已不堪其负。徐远举处长就曾多次请示我，该如何处置？”
“如何处置？”蒋介石猛地睁开眼，狐疑地盯着毛人凤，将手一挥，“全部杀掉，一个也别留。”
“全部杀掉？”毛人凤陡地睁大了吃惊的双眼，“有些人不是共产党。”
“毛局长，”蒋介石放下水杯，满是懊恼之情，“今天之失败，你们也看到了。这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因为我们过去杀人太少，把一些反对我们的人保留下来。这对我们太不利了。至于有些人不是共产党，这无关紧要。留下他们只能危害党国。试想，我们过去有势力的时候，这些人都不肯投降，今天我们遇到了这么大的困难，形势如此不利，他们还会转变过来吗？”
说到这里，蒋介石略一停顿，面无表情地说：“全部杀掉。”
“那杨虎城呢？”毛人凤又请示道，“什么时候把他送去台湾，张副座（学良）都送了过去。”
蒋介石霍地起身，愤然作色，“这个人早该杀掉了，留下他做什么？你们那个名单上不是早就有了他吗？”
毛人凤苦着脸，似有满腹苦衷：“张汉卿也上了名单，最后送去了台湾。卑职以为，杨虎城也会送到台湾去，所以迟迟没有动手。”
“张汉卿和他情况不一样，”蒋介石伸出手，食指往前点了点，“这个杨虎城，不可救药，罪不容诛。不杀他，留给共产党只会给我们添乱。”
“他还有两个孩子和秘书一家三口。”
“一个也不要留。”蒋介石愈加不耐烦，索性在屋中绕开了步，“刨树要刨根，要做得干净利索，不能留下任何不利的东西。”
毛人凤点点头，已心领神会。
8月27日，毛人凤辞别蒋介石，从林园下山，来到了军统位于市中区一座名为“漱庐”的公馆里，就如何杀害杨虎城的问题，亲自召来了保密局西南站站长徐远举和生产组组长周养浩。
三人关上门，压低声音密商了起来。
毛人凤正襟危坐，一改往日假惺惺的寒暄，单刀直入地布置道：“今天找你们二位来，是有重要任务商议的，总裁昨天指示我们，立即制裁杨虎城。这个人早该杀了，留至今日只能徒增麻烦。至于怎么制裁，用什么手段，这不同于其他，一定要做得干净利索。不露痕迹，保守秘密是第一位的，你们二位有什么高见？”
徐远举听到这里，丝毫也不觉得惊异，他只是不解地问道：“杀掉杨虎城，这应该没多大问题。关键就是杨虎城的两个孩子和秘书一家子，该如何处置？弄得不好，纸包不住火，他们会泄露出去。”
“徐处长完全多虑了。”毛人凤咧嘴一笑，满不在乎地挥挥手，“斩草除根，总裁明示，一个也不留，留下来，难道让他们来报仇不成？我们的行动宗旨就一条，秘密处置，不留下任何蛛丝马迹。你们明白我的意思吗？”
“那这就好办了。”周养浩扶扶鼻梁上的眼镜，轻松地提出了自己的建议：“就在贵阳附近找一僻静地方，把他们处置后，埋在公路旁，神不知，鬼不觉。”
“不可，”徐远举摇摇头，朝周养浩摆摆手，“老周，这可不妥。我们在贵州没有人接应。那贵州省主席谷正伦历来就对军统不满，他知道杨虎城一干人关在麒麟洞，我们突然把人领出去杀了，万一被人看见，那谷正伦借题发挥，事情不就复杂了？”
“徐处长所说极是。”毛人凤赞许地冲徐远举点点头，又迎面笑对周养浩：“老周，你们再想想办法。不要怕麻烦，也不一定放在贵州处置，把他们弄到重庆来，不是更好吗？一则可避人耳目，二则又在你们的控制之下，行动起来就更方便了。”
周养浩情知是推脱不过，他偷偷乜一眼表情已杀气腾腾的徐远举，机械地起身答道：“卑职坚决完成任务，请局座放心。”
随后，毛人凤决定，让周养浩坐汽车去贵阳，一定要做得干净利落。找好可靠的特务，方案要想得周全、细致，一定要慎之又慎，决不可出任何纰漏。
临别时，周养浩稍留片刻，准备告假半日回家中处理一些事。毛人凤拉着他的手，再度问道：“白公馆有行动员，你回乡下去，顺便找他们谈一谈，做秘密案子除用枪外，还有什么办法？最好不用枪，枪声一响，满世界的人都知道了。你问问这些同志，但不要告诉他们是谁。”
周养浩一听，明白过来，“白公馆这样的人多呢！对待那些死硬分子，稍有怯懦之举，就可能招致无法想像的损失。所以，这些行动员是我们千挑万选出来的。”
“你回去后找他们谈一谈。”毛人凤望着徐远举远去的背影，收回目光，压低声音道：“我和徐远举到时要召集他们谈话，这些人业务要精，做事情一定要干净利落，思想要坚定。记住，他们要履行手续，以保秘密。”
当日下午，周养浩回到磁器口家中，稍作停留，便来到了白公馆。他令白公馆做过行动工作的看守长陆景清、杨家山等前来密谈。杨家山得知他的来意后，旋即招来杨进兴、安文芳、杨钦典三人，然后掩上门告辞而去。
待这三人一一报上姓名，介绍完情况后，周养浩斯斯文文地用他那一口软软的江浙语说明了来意：“想必列位已经清楚了，我是生产组周组长。上峰交待我们要做一个秘密案子，为保守秘密，除了用枪外，还有别的什么好办法？”
“不用枪打，那就用匕首。”
周养浩话一完，冷不丁一个生硬的声音飘了过来。他定睛一看，此人是渣滓洞的看守长杨进兴，与他一样，同是浙江人。渣滓洞、白公馆的难友们会将此人称作“大猩猩”。
杨进兴提出执行类似的任务难以数计，管他什么人，从未失过手。
周养浩满意地点点头，他又侧身问挪坐在一侧的看守杨钦典和安文芳的看守。但二人表示；用枪没问题。用匕首他们也没表示经验。
杨进兴提出，二处的行动员王少山、熊祥有这方面的经验。当晚便告知周养浩，王少山、熊祥二人已满口承诺，人选就此确定。
周养浩不敢耽误片刻，立即报告了毛人凤。次日一大早，毛人凤命周养浩将这三人带到军统位于造石场办事处的礼堂，他要亲自召见。
周养浩遂领着杨进兴三人赶往指定地点，毛人凤早已焦急地等待在那里。他虚假作态地同杨进兴三人握手寒暄后，便故作庄重地说：“今天找你们来，是要完成一个很重要的任务，要执行几个重要人物，要绝对保守秘密，不得泄露。行动时，用匕首，决不能用枪，以免发出声音，暴露目标。”
说到这里，毛人凤环视一眼凝神屏气的杨进兴三人，又加重了语气：“事成之后，论功行赏。失败收场，家法从事。”
周养浩待毛人凤说完后，望一眼徐远举，见对方无甚反应。他便朝那几人怂恿道：“你们快给局座汇报一下你们的行动方案。”
王少山、熊祥便提出，用一张五尺长的白布将嘴蒙住，然后用特别的利器直插腰部。
毛人凤听罢，总有某种担心，又觉不妥。熊祥进一步补充说：“局座放心，我已经和杨进兴组长商量好了，除了用锋利的匕首外，另外再用斧头。”说着，熊祥顺势从腰间抽出一把锋利的匕首，高举向空中在屋里晃开来。
毛人凤紧盯着寒光闪闪的匕首，还是不放心，“这能有把握吗？”
“局座放心，”熊祥将匕首递上前，打着包票，“有把握。”
毛人凤望望眼前这位一脸凶相的行动队员，这才定下心来，他冲熊祥摆摆手，叮嘱道：“大家切记，行动时务必干净利落，避免出声。不要相互打听什么，同时在行动完毕后，要保守秘密，不能留下任何痕迹。执行任务的地点，我看就照徐处长、周处长的意思办，选在松林坡的戴公祠。”
周养浩冲他带来的几名行动队员，以目示意，然后向毛人凤道：“局座，我计算了一下，早上从贵阳出发，下午即可到海棠溪。这时天光还早，如果浩浩荡荡地过江，不利于保密。”
一直插不上话的徐远举听周养浩这一说，马上起身表白道：“你就不能等到深夜过江，避开外间视线？老周，你只管放心去接人，我会派人安排好的，五区公路局警卫组长陈粟冬一贯支持我们的工作，到时候拿一张夜间通行证可让他们随时开渡。”
毛人凤满意地点点头，他扫视众人一眼宣布道：“对！就照这样做，你们还有什么异议吗？如果没有，依照家规，大家要集体宣誓，保证完成任务，保证不向外泄露这次行动，做到绝对保密。如果违反了纪律，甘愿受到惩处。”
于是，徐远举、周养浩带着这几人立即起身，整理好着装，煞有介事地在毛人凤面前举直右手，将毛人凤适才的话鹦鹉学舌般地重复了一番。
毛人凤这才满意地宣布散会，一切按计划行动。
就这样，一出惊天谋杀的大阴谋在这群魍魉群奸中策划完毕了。
1949年9月1日，贵州麒麟洞。下午午睡起床后，杨虎城照例坐在门前的一方圆桌旁，津津有味地看着当天的报纸。
突然，一阵碎步急促地迎了过来，还未待杨虎城抬眼望，只见来人凑上前，满脸堆笑说：“给老先生道喜了。”
杨虎城定睛一看，正是监管他的特务组长张鹄。他下意识地放下报纸，紧盯着张鹄，一脸冷峻。
张鹄见他没什么反应，就跨前一步，抱拳贺道：“老先生要重获自由了。周养浩处长已带着委员长的明示来了，准备接老先生出去。恭喜！恭喜！受了这些年的苦累，终于盼到了今天。以后还望老先生大人不计小人过，也让我跟你沾沾光。”
杨虎城听罢，一时不知说什么恰当，他嘴唇蠕动了几下，却终是欲言又止。良久，他才平静地问道：“周处长到了贵阳？”
“那自然，那自然。”张鹄一面答复，一面牵引着杨虎城的视线指向了林中不远处的石阶。
只见一行人簇拥着一个身材纤细单薄的三十出头的年轻人正拾级而上，那人鼻梁上架着一副他熟悉的金丝眼镜，崭新的黄呢军便服的领口上，嵌着一颗闪闪发亮的梅花金星。
对！来人正是周养浩。杨虎城对军统的特务素来深恶痛绝，惟独对这位来自江浙水乡、毕业于上海大学法律系的军统少将怀有好感。在将军心中，此人白净面皮，斯斯文文，说话做事透露出书生之风。加之，他对自己总是客客气气，谦逊有礼，从不疾言厉色，更不刻意刁难。军统上下都知道，周养浩最得杨虎城好感。
可是，身陷囹圄的杨虎城哪里知道，周养浩这类外表斯文的白面书生，整人杀人更有一套，令人防不胜防。今天来贵阳，实质上扮演的就是一个“催命阎罗”的角色。
杨虎城离开石桌，径立台前。周养浩跨上台阶，端正地行了个礼，没待杨虎城张口，他便双手抱拳贺道：“恭喜杨将军，总裁到了重庆，要见见主任您，再送到台湾，在那里与张学良将军同时恢复自由。”
盯着周养浩喜笑颜开的脸，杨虎城嘴角上牵出了一丝僵硬的笑，他挥手做了个“请”的姿势，缓缓坐到了石桌前。周养浩客气地一哈腰，旋即挺直身朝后挥挥手，周围的人知趣地退了下去。
“杨将军，”周养浩坐下后，一脸真诚，他取出烟兀自燃上，然后深吸一口，边吐着烟雾边道：“释放你的消息千真万确，这是委员长的明示。先接你去重庆，在那里他要接见你，走走过场，再去台湾。当然，西安你们是回不去了。不过，退而求其次，台湾也不错。党国上下重要机构、达官显贵都去了那里，岛上气候湿润，风和日丽，生活条件特别好，那自然比贵阳、重庆要好到天上去了。再说，你获得了自由，这才是最令人高兴的事。在这里，我提前给您道喜了。”
杨虎城紧抿着嘴，听他吹得天花乱坠，心里却在思忖。事情来得如此突然，自从回国以来，蒋介石就从未见过自己，眼下国民党在大陆溃败在即，蒋介石难道反而会释放自己？
想到这里，杨虎城狐疑地望着周养浩，真诚地问道：“周处长，你、我多年朋友，虽各自所处职位不一，但也算得上患难之交。你说老实话，委员长真的想释放我？一月份，李代总统都发布了特别令,结果委座不点头,反而把我关到了这里。他这一次，怎会这样痛快？说实话，当年举事，我就冒了杀头危险，生死富贵我早就置之身外，更不在乎其他处置。”
“主任多虑了。”周养浩迎着杨虎城殷殷期盼的目光，把头一摇，“委员长亲自交待下来，要在重庆接见您，再转送台湾，与张学良一道恢复自由。我敢保证，绝无他意。如果委座想害将军，何必等到今天？至于一月份李宗仁特赦您，委座不愿放人，那是他不想让别人做这个事情。解铃还须系铃人嘛！”
“可也不一定非得去台湾呀？”
“这很清楚噻！”周养浩把双手一摊，使劲用脚踩灭了地下的烟头，说：“如果现在在重庆让你恢复了自由，怎样安置你？委座会让你去共产党那边？所以，只有送到了台湾，这个事才好办。说句将军不要多心的话，在台湾让你恢复了自由，你最多只能做个寓公，悠然林泉，不问世事，委座才放心。”
“做什么寓公哟！”杨虎城赧然一笑，摇摇头说：“去了那里，我还有两个小孩，身无一文，还得挣钱呀！”
周养浩一听，知道杨虎城已信了他的话，心中一块巨石落了地，他摆摆手道：“凭将军的名望，还会为这个操心？这个仗是没法打了，我们都要去台湾，以后有机会，我们还可以一起经商，发财。”
“哪里！哪里！”杨虎城哈哈笑了起来，打趣道，“周处长年轻有为，举止练达，能力又强，前途未可限量。我不敢奢望什么，只要恢复了自由之身，能做些有益于国家、民族的事就行了。”
就这样，周养浩鼓动如簧之舌，蒙骗住了杨虎城。为了不让杨虎城多疑，征得毛人凤的同意后，周养浩特地盘桓在麒麟洞，陪杨虎城饮酒下棋，谈天说地，愈加博得了杨虎城与秘书宋绮云一家的好感。
9月5日，杨虎城不疑有他，满怀希望地带着子女、部属与周养浩离开了贵阳。
临出发前，周养浩已告知毛人凤，一切按预定计划实施，杨虎城已不再怀疑什么，情绪稳定。
杨虎城登车前，心绪万千回望一眼麒麟洞，然后上了车。他和秘书宋琦云一家，在副官阎继明、张醒民的陪同下，由特务队长张鹄和周养浩监送，启程赶往重庆。
按照特务们的精心安排，周养浩的轿车在前，杨虎城和张鹄乘坐的救护车居中，最后为宋绮云一家三口与杨虎城的子女拯中、拯贵，副官阎继明、张醒民等乘坐的大车。
毛人凤得到周养浩的密报后，当即下令交通警察总队一个中队，把松林坡团团围住，任何人不得进入这个地区。行动组的几名刽子手也立即安排到位。
三辆车鱼贯而行，采用摩托开进方式，沿贵阳到重庆的公路缓缓行驶。
次日中午，到达贵州和四川交界的重庆远郊松坝后，一行人简单用过午餐，周养浩一看天色尚早，距离夜暮渡江的计划周转不过来。他又假惺惺地劝杨虎城在松坝小客站内歇息，如提早进入市区，会引起诸多不便。
杨虎城见他说得有理，便同意了。
周养浩把他们安顿下后，立即钻进轿车，风驰电掣地朝重庆市区狂奔，甩下杨虎城一行的后两台车。下午七时，周养浩来到了距重庆市区8公里的海棠溪。在这里，他遇到了早已等候的负责具体实施暗杀的行动组长杨进兴。
周养浩钻下车，一脸疲惫。杨进兴走上前递给他一张毛人凤写就的便条，周养浩展开一看，上面简单写道：
养浩兄，某人交由杨进兴同志率领回渝，兄可先行过江回家休息。
以炎手上
九月六日
周养浩不动声色地收好便条，朝杨进兴打过招呼，反身上车，先行过江回家轻松去了。
深夜10点，杨虎城一行按计划抵达海棠溪渡口，已经封渡的交管组长陈粟冬早接到了毛人凤的手令，他不敢怠慢，亲自开启渡船，将杨虎城一行迎送过江。
杨虎城立于船舷，一任习习江风吹拂着已显斑白的乱发。他凝望着灯火阑珊的对岸市区，聆听着脚下滚滚东逝的长江水，心中不由得感慨万千。回想自己12年的牢狱生活，弄得家破人亡，空留一腔报国志。此番，再度转送重庆，虽说是获取了自由，但他在心中却一直将信将疑。他根本没有想到，蒋介石会加害自己，在他看来，无非是弄到台湾去，继续过那种暗无天日的囚禁生活。
他哪里会料到，今夜将含恨告别这个世界。
过了江后，杨虎城被他所不认识的另外几名特务礼貌地扶上车，然后加足马力，飞似地穿过市区，朝歌乐山奔去。
约莫一个小时后，汽车停在了歌乐山脚下。负责接送的那几名特务恭敬地打开车门，搀扶着他指着山上那影影绰绰的小洋楼道：“请主任暂在戴公祠住两天，一面等委员长接见，一面等飞机去台湾。”
戴公祠原是抗战之初，戴笠为讨好蒋介石而修建的一座防空别墅。因偏僻为蒋所弃，戴笠将电影明星胡蝶诱骗到此，改做了自己享乐的行宫。戴笠死后，特务将其灵位供奉进去，改名为戴公祠。这里位处歌乐山半山坡，四面松林环绕，特别幽静，长期被特务圈为禁地，外人不敢涉入半步。
杨虎城下车后，经特务们一说，便让两名特务左右挽住，另一人猫腰在前引路。其儿子，刚刚二十出头便已花白了头发的杨拯中佝偻着腰，捧着母亲谢葆贞的骨灰盒，沿着陡峭的石阶，跟在父亲身后，气喘如织地向上攀沿而去。
到了戴公祠，这几名护送的特务更加紧张。他们对父子俩说，这里有两间房子，老先生住一间，公子住一间。说完，便拥着杨虎城走上楼梯，去到另一个房间。
杨拯中抱着母亲的骨灰盒被拥进了楼梯旁的屋子。此时，早已埋伏在那里的杨进兴、熊祥、王少山、林永昌等四名刽子手，正握着刀分成两组，隐伏在楼上楼下的房间内。
王少山和林永昌趁杨拯中欲进门之际，突然窜出，手持两把利刀，迅即朝杨拯中腰间刺去。
“爸，”随着一声惨叫，杨拯中颓然倒下，王、林二人凶狠地猛补上几刀，杨拯中鲜血一下喷溅在了母亲的骨灰盒上。
杨虎城听到儿子的惨叫，情知有异，忙转头探看。杨进兴和熊祥一前一后，将两把利刀插进了他胸膛。杨虎城“哎哟”大叫一声，重重地摔倒在了地上。两组刽子手不由分说，扑上前又狠狠地补上了几刀，然后狞笑着，拭拭手上的血迹，便下山复命去了。
一代英杰的生命结局竟是如此惨烈，令后人心悸莫名，感喟万千。
再说随后押送来的第三辆车到了后，从车上先下来的是押送的特务，随后是秘书宋绮云和夫人徐林侠、他们的儿子——著名的小萝卜头宋振中、杨虎城将军的小姑娘杨拯贵。特务以照顾行李为由，阻止杨虎城的副官阎、张二人下车。
宋绮云四人来到警卫室，喘息未定，几个刽子手，握着血淋淋的屠刀，闯进房内。宋绮云一看敌人一副杀气腾腾的样子，完全明白了，他急呼“中国共产党万岁！”话未完，刽子手就扑了上去，一刀捅进了他胸间。宋夫人徐林侠则苦苦哀求特务们放过两个幼小的孩子，特务们哪管这些。他们一刀就刺向了徐林侠。夫妻双双倒在血泊之中。
两个孩子被这突然的惨景惊得目瞪口呆，哆嗦成一团。但凶手向他们逼近时，他们竟不约而同地和刽子手厮打起来，然而，小小年纪，哪里是这些四肢发达、训练有素的杀手的对手，瞬间，两个孩子就丧身在屠刀之下。
刽子手行凶后，刀上的血迹尚未凝固，就下山喝酒吃肉去了，那里，早有白公馆伙夫给他们准备好了酒肉，他们在那里猜拳行令，哪管山上的冤魂。不仅如此，他们还瓜分杨虎城随身携带的钱物。伙夫因辛苦，他们把杨将军女儿的一块银牌给了他。这块银牌正面刻着“长命富贵”四个字，背面刻“杨先生女公子双月纪念，张止戈”十四字。这是将军女儿满双月时，息烽特务团长送作纪念的，不幸今天又落入魔掌。
毛人凤对这次屠杀成功，大加赞扬，对各刽子手一一赏赐，他沾沾自喜地说：“老头子对这件事情干得如此干净利落，十分满意。”
对于这次暗杀，重庆歌乐山烈士陵园档案B类144卷记载的周养浩1955年的交待中这样写道：
“9月10日，周养浩进城见毛匪（人凤），毛说发点赏金给你们，因我说不要，毛说你亦辛苦了，应该发一点，你同去同来的有多少人说给我听听。周说去时带副官、两个司机、一个技工、一个助手。回来时张鹄本人及带6个队员，毛即拔出钢笔在洋信纸上写出：发赏金800百元（这个数目印象模糊，不能很肯定），署名‘以炎’。随交周说到特区拿钱，不要说何事，由你酌量分发，不必取收据。周领到钱回乡下即约张鹄面商分发数字：周养浩200元，张鹄150元，队员6人各50元，郑文松50元，司机三人，技工一人，助手一人，共100元。周当时曾问毛：几个行动员怎样？毛说他们的我已发了，你可不管。周问每人若干，毛说每人200元。”
杨虎城父子被暗杀后，他们的遗体被特务们埋在附近的花坛里，并种上花草。宋绮云等四人遗体则埋在了警卫室内，打上三合土，企图掩盖罪证，他们以为这样就神不知鬼不觉。可几天后，由于对将军遗物分赃不均，发生内讧，密杀之事，便在特务中传开。另外，白公馆伙夫身上拯贵的双月纪念银牌，也引起了人们的注意，大家推测杨虎城可能被害。
1949年11月30日，重庆解放。党和政府迅速组织人力，查找杨将军遗体下落。后根据杨钦典和李育生（曾因抢军统物资被关进白公馆，获释后在白公馆作杂役）提供的线索，找到了将军遗体所在。重庆歌乐山烈士陵园档案A类105卷保存了杨虎城旧部胡三高对发掘杨将军遗体的详细记载：
我和我旧日同事安志坚于1949年12月11日早晨乘被难烈士专车到达蒋匪杀人魔窟重庆磁器口“中美合作所”。我们这一小组共是三人，除我和安志坚外，另一位是杨将军蒲城小同乡秦一民，由李育生引导，另外有十几个工人和一些参观人员，同时有中央电影制片厂两位同志和大公报记者陈琦震先生。新民报记者周德华先生等数人则另乘一吉普车先行。
我们汽车进入魔窟特区时，即感到非常异样，因为今天细雨绵绵，好像为杨将军志哀，更增加了阴森气氛。我们汽车开到一个山坡上停住，大家一下车，即怵目惊心，所能看到的尽是些装有蒙难烈士尸体的棺材。为杨将军预备的棺木，也放在那里。此棺黑漆红头，分内棺外椁，很是讲究。由那里上山，一路都是烈士尸棺。最后到一盖得很讲究的所在，下边是个院坝，上边有好些房子，那是所谓戴公祠了。戴公祠之右，又是一连几间房子，据说是魔鬼会客之所。就在这房子左边，有一块靠外边是石砌、面上是泥土，左右长约两丈、宽约五尺的地方，靠左这一头泥土甚松，上边放有石头三块、瓦片一页。此处即系匪徒们将杨将军忠骸埋弃之所，这消息是一个当时担任警戒的卫兵传出来的。将近下午1点钟，李育生指示工人们挖土，由于惟恐将尸体毁伤，故取土甚慢。掘有二尺五六寸深，即首先发现衣服，再次发现头部，臂边并放有呢礼帽一顶，颜色不可辨别，但是很大，然后全身都看见了，并且在脚头发现一尺宽、一尺多长小木箱一个，内装骨灰。人是背朝石砌这边，头朝右方，双手背绑，双足也用绳索绑着，嘴上蒙有白色布巾，绑于头后。当即继续挖掘，用白布铺于平地，将尸抬出面向上放下，面部肌肉已不完善，额已见骨，鼻尖已塌毁。李育生和电影制片厂两位同志及两位记者希望我及安、秦详细鉴别，有无错误。工人们则继续挖，挖出一头朝左方的青年人尸体，脚上穿的是胶底帆布鞋，腹部已破。经我们细细看过，认为确是杨虎城将军父子忠骸，其确证有四：一是头部稍窄而前后甚长，额部饱满，颧不太大，须长多半寸，发长数寸均有白者（须发长度和那位卫兵所讲相同）；二是骨骼甚大，胸部发达；三是杨夫人谢葆贞女士抗战胜利后，即被折磨发狂而死，杨将军将遗体化灰置于左右，其脚头掘出之骨灰一箱当系杨夫人无疑；四是与青年人同埋一处，并系上下堆放，显系杨虎城父子，旁人没有这样巧合。再拿面部肌肉及衣服腐蚀情形来看，确系两个多月前被害……当发掘工作进行期间，电影制片厂工作同志不断将这惨绝人寰的景况，摄入镜头。我相信此一珍贵照片，将得到全中国人民的爱惜和永远的纪念，并毫无掩饰地暴露了蒋匪凶恶的真相。”
12月16日，中共中央和中央人民政府分别致电杨虎城家属，表示慰问。中共中央的唁电是：“惊悉杨虎城将军于本年9月17日（杨于9月6日遇害，当时误传为17日），在重庆监狱被国民党特务匪徒秘密杀害，杨将军夫人和次公子杨拯中、秘书宋绮云夫妇等也先后惨遭毒手，极为痛愤。杨虎城将军在1936年与中国共产党合作，推动全国一致抗日，有功于国家民族。杨将军由此而受到蒋匪介石的囚禁达12年之久，并因坚持爱国民主立场而牺牲，这个牺牲是光荣的。杨将军的英名，将为全国人民所永远纪念。谨电哀悼，并望勉节哀思，为继承杨将军的爱国事业，彻底消灭反动匪帮的残余而奋斗。”中央人民政府的唁电称：“杨虎城将军长期系狱，复遭残害，举国闻讯，同申愤慨。将军推动抗日，有功民族解放事业，今日牺牲，将永远为人民所悼念。”
1950年1月15日，西南军政委员会和重庆各界群众隆重举行“追悼杨虎城将军暨被难烈士大会”。西南党、政、军领导人刘伯承、邓小平、张际春、李达送了挽联。追悼会后，杨将军及宋绮云等9位烈士灵柩，均覆以鲜艳的国旗，由杨拯民护送登轮，经由汉口送回陕西分祭后，安葬于长安县陵园。中共中央和中央人民政府也在北京举行了公祭大会，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周恩来均送了花圈。将军生时备受摧残，死后极尽哀荣，而杀害他的刽子手均受到了惩处，也算苍天有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