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公家开‘派对’！“

这个消息，像一则不胫而走的谣言，从早上开始，便在台北市我们这个隐秘的地下国度里，每一个角落，散布开来。从八德路传到中山北路，从中山北路流到西门町，从西门町越过淡水河吹到三重镇，然后再回头，落到万华三水街那条热臭污秽的死巷中。在大街上，在小巷中，在野人地下室，在新南阳的后排座椅上，当然，最后归集到我们的老窝公园里大家见了面，都会心的一笑，互相传递，互相印证：“盛公又开‘派对’了。”

“八德路二段。”

“晚上十点钟。”

十点钟，八德路二段一条弄堂里，早已停满了脚踏车、摩托车，还有一两部小轿车。盛公那幢两层楼的花园洋房，外面看去，一片昏暗，连门灯都没有开。楼房上下，门窗紧闭，帘幕低垂。外人看见，都会以为宅内的人，早已安息，灯火俱灭。谁也不会察觉，那座外表十分安静规矩的巨宅里，一个秘密聚会，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着。只有走近客厅时，才听到里面隐隐约约的人语笑声以及管弦的悠扬。客厅门口，一排排，一行行，早已堆满了各式各样的鞋子，有尖着头系带子的老式生生皮鞋，有镂着小洞的白皮鞋，有泥滚滚发着胶臭的运动鞋，还有几双赤裸裸的高跟木屐。盛公家的客厅，十分宽大，容得下四五十人，可是里面一片黑压压都挤满了人头。客厅中央那盏大吊灯，旋转出红、绿、紫三种颜色的灯光，配着唱机播放出来《碎心花》的探戈节奏，转得偌大一间客厅，像只大水缸，各色水浪，波涛起伏。一个个人的身上脸上，时红时绿，好像一群色彩艳异的热带鱼，在五颜六色的水波中，载浮载沉。里面的人，都扯高了喉咙，叫着笑着跳着，可是谁也听不清谁的话。因为客厅那座两吨半的冷气机，正开足了马力，轰轰的喷射，把人语笑声，镇压下去。门窗关闭得紧，客厅里一径酝着一股清一色浓浊的男人味。

主人盛公坐在客厅一端凸起的台上一张檀木的太师椅上，居高临下，睁着他那双老眊的眼睛，既感兴味又无可奈何的瞅着那一群暖烘烘的青春肉体，半刻也不肯安分的蹦跳着，飞跃着。盛公穿了一件黑丝绸香港衫，左边胸袋上绣着一朵醉红的海棠花。头上残剩的一撮稀发，一绺绺梳得妥妥帖帖的覆在头顶上。因为常年风湿，盛公的背一径痛得弯成一把弓，背后衬着两只软泡泡的黑丝绒的椅垫。盛公的万年青电影公司刚推出一部文艺片《灵与肉》，轰动港台，创下近年来的票房纪录。盛公心花怒放，便开起“派对”，来庆祝《灵与肉》的成功。连电影中那支主题曲《碎心花》也得了一个大奖。盛公对我们，确实是慷慨的。时常无缘无故，他会叫一桌酒席，让我们吃得兴高采烈，他夹在我们中间，拍着我们的背，说道：“能吃就吃吧，孩子。像我，连块排骨都啃不动啰。”盛公镶了一口的假牙，只能吃虾仁蒸蛋、鸡血豆腐。盛公喜欢诉说他过去辉煌的故事：他从前在上海，是天一公司的台柱小生，跟徐来、王人美都配过戏。他说徐来最美，不愧是标准美人。他把他从前那些剧照拿出来，给我们看，我们都笑了起来。盛公悻悻然喝道：“笑什么？！难道你们还不相信这就是我么？”我们确实不相信，相片里那个年轻英俊，眉眼灵秀的男人，竟会变成一个瘪嘴驼背的丑老头，上次盛公开“派对”，我们吃完喝完，大家成群结队，一哄而散，谁也不肯留下来陪盛公消夜，喝红枣桂圆汤，听他那些讲了又讲的古老故事。在空旷的客厅里，盛公独自颓然靠在太师椅上，茶几上，烟尸酒罐，糖纸瓜子壳，堆积如山。盛公突然感伤起来，淌下了两滴衰老的眼泪，对杨教头慨叹道：“杨胖子，老来无子，到底是凄凉的。”

杨教头是盛公惟一的知己，盛公的感慨，只有他才能了解。

“算了吧，盛公，”杨教头安慰他道，“养儿子，不孝顺，也是枉然！”

“那块料还不错。”盛公转向左手凳子上的杨教头说道，他正觑着老眊的眼睛，指向人群中一个身着火红紧身衫的少年。少年的身材很帅，长腿细腰，一个倒三角的胴体，宽厚的胸膛上，两块胸肌嚣张的隆起。少年扬面昂首，左顾右盼，一副目中无人的狂态，都堆在他那似笑非笑，上挑的嘴角上。盛公识人，《灵与肉》中的男主角林天，一经他提拔，登时平步青云，熠熠的便红了起来。

“那个骚东西么？”

杨教头用扇子遥点了红衣少年一下，歪过头去，凑到盛公耳下，报告了一段少年的履历：华国宝，人都叫他华骚包，一天到晚爱亮出他身上那几斤健身房练出的肌肉来。读过一年艺专，便自以为是电影明星了。是个刁狂无比的浮滑少年。然而人却聪明绝顶，也有才，倒真是一块料！看见么？跟在他身后，寸步不离，戴着一顶巴黎帽的，他是谁？是阳峰哪，《悲情城市》，《心酸酸》，从前台语片那个过了气的红小生。他整日在小华身后，就好像在追逐自己的影子一般。这两年阳峰的魂只怕也给他磨掉了，供他吃、供他住、供他读书。华国宝却冷冷的说道：“我并不稀罕！”

老鼠在人群中窜来窜去，趁人不觉，从茶几上攫走了那包还未开封的“长寿”，迅速的塞进了裤子后面的口袋里，又抗日到那张大理石面的八仙桌边，从一只朱漆的四色糖盒里，狠狠的抓起一大把金银纸包着的巧克力，正要往胸袋放，却让聚宝盆的卢司务一把捉住了手梗子。老鼠咧着一口焦黄的牙齿，无奈的笑道：“卢爷，要吃糖么？”卢胖子笑得像尊欢喜佛，大肚子顶到老鼠的胸上：“糖，我不要吃，我倒想啃你的骨头！”

吴敏那张脸变得愈加苍白了，他退缩到客厅远远的一角，闪躲到那架卍字乌木屏风后面去，掏出手帕，揩拭他额上的冷汗。他左手上的绷带还没有除去，白白的一圈，套在腕上，手铐一般。张先生刚跨了进来，他穿了一套很体面天蓝色沙市井的夏天西装，头发抿得一丝不苟，下马剃得铁青，他右边嘴角拖着的那一道深纹，在红艳艳绿森森的灯光下，如同一条阴黑的刀痕，斜横在那里，好像一径在凶残的微笑着似的。萧勤快跟在他身后，浓眉大眼，茁壮得像头小公牛，见了人便咧开他的厚嘴唇，得意的笑道：“我们刚到华声去看戏：《灵与肉》。”

心脏科的名医史医生正伸出手去，按了一按三水街小么儿花仔的胸脯，说道：“花仔，你的心长歪了，难怪你这个人也是歪的。”史医生常常要我们到他的永乐诊所去检查身体，他给我们义诊，连金霉素也是赠送的。史医生的诊所里有人送他一块匾：仁心仁术。他确实是一个仁医，非常关心我们的健康，常常给我们讲解卫生知识。

mpanel(1);

铁牛叉着腰，敞着胸，企立在那里。一头铁硬的怒发，根根倒竖。一条黑帆布的腊肠裤，箍得腿上的肌肉波浪起伏。皮带也不系，裤头滑得低低的，全身都在暴放着野蛮的男性可是艺术大师说，他在铁牛的身上，终于找到了这个岛上的原始生命，就像这个岛上的台风海啸一般，那是一种令人震慑的自然美。他替铁牛画了好几张画像，他说，那才是他真正的杰作。艺术大师非常鄙薄那一群大学生，“文明和教育，把他们的生命力都伤了，”他冷笑道，“他们像什么？一束塑胶花！”然而那群大学生却独自围成了一个小圈圈，嘴里夹着洋文，沾沾自喜的在跳着探戈的花步。

在盛公这间门窗紧闭、帘幕低垂、冷气机开得轰轰响的客厅里，我们一个个都放浪形骸的蹦跳起来。愈跳愈慓悍，愈猖狂，一个个都夸张的笑着，叫着，好像在向外面那个合法的世界挑战、报复一般。在那转得忽红忽绿的灯光下，我看到了盛公那张衰老无奈的脸，阳峰那张追悼哀伤的脸，华国宝那张狂傲的脸，吴敏那张苍白的脸，张先生那张一径浮着一抹凶残微笑的脸。这一张张年老的、年轻的、美貌的、丑陋的脸上，都漾着一股若有所失的暧昧神情，好像都在企图遮掩什么似的，遮掩一些最黑暗最黑暗的隐痛？一颗常年流着血不肯结疤的心？在那盏旋转灯下，我又看到了那张古铜色高额削腮的脸立在我面前的是那个头一次带我到瑶台旅社去，小腹练得铁板一般硬的中学体育教员，他正朝着我，伸出了他那筯络崎岖的手臂来。在旋转灯下，我看见一只只的手：吴敏那只绑着白绷带受了重创的手，老鼠那只被烟头烙起了燎泡的手，阳峰那只向华国宝伸了出来而又痛苦迟疑缩了回去的手。在这个封闭拥塞的小世界里，我们都伸出了一只只饥渴绝望的手爪，互相凶猛的的抓着、（扌汇）着、撕着、扯着，好像要从对方的肉体抓回一把补偿似的。体育教员那只手，像钢爪一般，一把扣住我的右腕，拶得我的手骨直发疼。他是那样急切的望着我，红丝满布的眼里，好像又有千言万语要向我倾吐一般。我闻到他呼吸里喷出的酒味，他又醉了，就像那天夜里一样，醉得口齿不清，向我倾诉了一大堆他的伤心历史。那样一个北方大汉，竟会恸哭得令人手足无措。我感到非常尴尬，我实在不忍见到那张古铜色醉脸上泪水纵横的模样。在人堆中，肉磨着肉，我盲从奋力的蹦着跳着，一阵突如其来莫名的悲哀，千钧压顶陡然罩了下来。我觉得客厅里的氧气好像骤然抽掉，胸口一闷，令人窒息起来。我猛地挣脱了体育教员钢爪似的手，奋力推开人堆，窜逃到客厅外面去。在客厅门口，我从那堆混杂的鞋子中，找到了我那双打着铁钉张了口的皮靴子。

午夜，公园里热浓的空气稍稍清凉下来，那丛樟木林子，正在喷吐着一蓬蓬沁人脑脾的辛香。十七的月亮比十五的又昏黯了些，托在最高那棵大王椰的顶上，如同一团烧得快成灰烬的煤球，独自透着晕红晕红的余晖。四周沉寂，只有莲花池那边的台阶上，传来剁，剁，剁，一声又一声孤独的步音，焦灼、迫切，渐渐消失到远方，蓦地回头，却又转身过来，愈来愈急，愈来愈响。他那高大的身影，穿过来，穿过去。嶙峋、突兀，从台阶这一端蹭蹬到台阶那一端，无休无止的在徘徊，在踟踌，直到他跟我撞了个照面，他才倏地煞住了脚，一双钉耙似的长手臂扣到我的肩上，他那双炯炯的眼睛，逼视着，如同原始森林中的两团野火，猛的跳跃了起来。

“我一直在找寻你，阿青，找了好久了。”

“他们都说是我杀害了他，是么？”

黑暗中，龙子的声音，好像久埋在地底的幽泉，又开始汩汩的涌现上来。

“我杀死的不是阿凤，阿青，我杀死的是我自己。那一刀下去，正正插中了我自己的那颗心，就那样，我便死去了，一死便死了许多年”

我们两个人，肩靠着肩，躺在一铺垫着浸凉藤席的沙发床上。在南京东路三段的一条巷子底，王夔龙父亲那幢日据时代金留下来的古旧的官邸里，我们躺在龙子从前那间临靠后院的卧房内。床脚下，点着一饼浓郁的蚊烟香，香烟袅袅上升，床头的纱窗外，几扇芭蕉的阔叶，黑影参差，忽开，忽合，在扫动着，院子里有夏虫的鸣声，颤抖，悠扬，一声短，一声长。

“许多年，我藏在纽约的曼赫登上，中央公园斜对面七十二街一座公寓大厦的小阁楼里，变成了一个不见天日的野鬼。白天，我躲在百老汇一家地窖酒吧里，打零工，赚些零用钱。到了深夜，到了深深的夜里，我才露面，开始在曼赫登那些灯光灿烂，行人绝迹的街道上流荡起来，从四十二街一直走到第八街，走到两条腿酸疲得抬不动了，我便在华盛顿广场的喷水池边，坐了下来，坐在那里，坐到天明。有时候，我乘地下车，在纽约的地底下，横冲直闯，从一路车换到另一路，一直乘到方向完全迷失，才从地底下爬出来，跨入一片完全陌生的黑暗地带，在那些黑影幢幢的高楼中间，盲目的乱转起来。有一次，半夜三更，我闯进了哈林黑人区。那个夏天，黑人暴动，每夜都有警察在跟黑人揪斗，那晚我走到一团黑漆漆的人群中间，也给警察拳打脚踢赶上了警车，捉到拘留所去。可是那时我并不懂得害怕，因为我一点感觉也没有”一个风雨交加的夜里，我站在河边公园的一棵大榆树下，雨水从树叶树枝上冲下来，浸得我全身透湿透湿。我的双足陷在泥沼里，愈陷愈深，泥浆灌进了我的鞋子里，冻得我一双脚都发了麻。我一直望着远处华盛顿大桥在风雨中闪烁着的灯光，全然忘却了还有一个人跪在我的脚下，在啃食着我的身体。又一个大雪纷纷的冬夜，我在时报广场一家专演黄色电影的通宵戏院里，倒在最后一排，昏昏睡了过去。醒来时，大概已是清晨。一间又黑又大的戏院里，上上下下只剩下我一个人坐在那里，大银幕上人体乱跳，可是我完全没有看见，只是当我低头看表时，手腕上那只我在台湾考上大学时父亲送给我做纪念的劳力士却不翼而飞，让人家顺手剥走了。那些年，我在纽约的街头上流浪，前前后后，大约总吃了几百只牛肉饼了吧。可是我却一直不知道牛肉饼是什么味道。我失去了味觉，嚼什么东西，都娲木屑一般。有一次，我要格林威治村买了一只牛肉饼，一口下去，把舌尖咬下了一块肉来，一嘴的血，我自己也不知道，和着自己的血肉，把牛肉饼一齐吞下到肚里去。然而有一天，我突然恢复了知觉“那是一个圣诞夜，纽约大街的圣诞树上都点满了红红绿绿的彩灯，到处都在唱平安夜。那晚落雪落得早，五六点钟，曼赫登上已经变白了，人们跟家人聚在屋内，开始圣诞晚餐。我也跟着一群人，在吃圣诞晚餐。我们一共有一百多个，有六七十岁全身松弛得像只空皮囊的老人，有十几岁四肢刚刚圆滑鼓胀的少年；有白人、黑人、黄人、棕色人，在那个圣诞夜里，我们从各处奔逃到二十二街躲入一幢又黑又旧的高楼里，在一间间蒸汽弥漫的密室内，我们赤裸着身子，围在一块儿聚餐，大家静默而又狂热的吞噬着彼此的肉体。我离开那间三层楼像迷宫一般的土耳其蒸汽浴室，出到街上，外面已经蒙蒙亮了，天上的雪花给寒风刮得乱飞，到处白茫茫的一片。我坐地下车回家，走过中央公园门口，突然间，里面树丛中闪出一团黑影来，紧紧跟在我的身后。平常夏夜里，中央公园那一带树荫下，经常人影幢幢，在那里互相追逐。就是冬天，有时候，还会剩下几个孤魂野鬼，在寒风中，彷徨徘徊，直到天明。那天，我已经精疲力尽，遍身麻木，于是便加速脚步，往七十二街家里走去。走到公寓门口，后面跟着我的那个人，却追了上来，声音颤抖的叫道：”先生，有零钱么？我饿了。‘我回头看，发觉那竟是一个十几岁的孩子。他裹在一件黑呢带斗篷的大衣里，意斗篷盖在眉上，遮掉他半张脸。他佝着背，一身抖瑟瑟的。我对他说，我楼上有热可可，他便跟了我上去。进到房中，他脱去大衣，里面只穿了一件暗红色破旧的套头紧身衫，露出他那瘦羸的身子来。他有一头大鬈大鬈的乌黑的头发，蓬松松的堆在眉上，一双大得出奇的黑眼睛，深深嵌在他那张削薄青白的脸上，烁烁发光。他看起来约莫十六七岁，像是一个波多黎哥的孩子。我冲了一杯热可可端给他，他接过去，双手捧起杯子，也不怕热，咕嘟咕嘟一口气喝得精光。他那张冻得青白的脸上才渐渐泛出一丝血色来。他坐在我的床沿上，一双大眼睛闪烁烁的望着我，在期待着。我知道，那些孩子们要的是什么，二十块、三十块，一个礼拜的饭钱，一个礼拜的房租。我过去伸出手去剥他的衣服，我要尽快打发他走，好蒙头睡觉。当我的手指尖戳中他的胸前，他突然啊的一声惊叫了起来，我赶忙缩回手，孩子抬起了头，对我歉然的笑着，可是他的眉头却紧皱着，一双大眼睛好像痛得在迸跳似的。他自己缓缓的将衣衫卸下，露出了赤裸的上身来。在他那瘦骨棱棱青白青白的胸膛上，横横斜斜，赫然印着几条伤痕，条条有手指大小，青的青，红的红，交叉的地方。一块伤疤，有酒杯口大，正正压在他的心口上，伤口破了，发了炎，浮肿起来，鲜红的，在淌着黄色的浆液。孩子告诉我，前几天的一个晚上，他在公园里，撞见一个穿皮夹克骑摩托车，裤带上挂满了铿铿锵锵白铜钥匙有虐待狂的家伙，将他带了回去，用一根长长的铁链子把他捆绑了起来，鞭着他像狗似的在地上爬。’绑得太紧了，磨破了‘孩子指着他胸口上那块酒杯大的伤疤说道。他嘴角上一直浮着一抹歉然的笑容，那一双深坑的大眼睛，闪烁烁的，那一刻，就在那一刻，突然间，我在他胸口鲜红的伤疤上，看见了那把刀，那把正正插在阿凤胸口上的刀。阿凤倒卧在地上，一身的血，也是那样望着我，一双大眼睛痛得乱跳，可是他那抖动的嘴角上，也是那样，挂着一抹无可奈何歉然的笑容。多少年来我完全失去了记忆，失去了知觉。可是那一刻，那一刻我好像触了高压电一般，猛地一震，心中揪起一阵剧痛，痛得我眼前一黑，直冒金星。我抓起那个孩子一双冰凉的手，握在掌中，拼命揉搓。我跪倒在他面前，把他那双又脏又湿裹满了雪泥的靴子脱掉，捧起他那双僵冻肮脏的脚，搂进怀里，将面腮抵住他的脚背，来回磨擦，一直抚弄到他那双僵冻的脚温暖为止。那个孩子被我弄得手足无措起来，我也不顾他反对，把他抱上床，替他脱去衣裤，去找了一瓶双氧水，用棉花蘸了，替他把他胸上的伤痕轻轻洗干净，然后将一张厚厚的毛毯盖到他身上去。我坐在他头边的地板上，守着他，直到他闭上眼睛，疲倦的睡去。我站起来走到窗边，斜对面中央公园里，树上地上都盖满了一层洁白的雪。太阳刚升起，照得一片晶亮，眩人眼目。我企立在窗着，一身的血，在翻腾，在滚烧，脸上一阵阵的热，如同针刺一般。从前的事，一幕一幕，像万花筒似的，拼凑起来。猛抬眼，我瞥见窗玻璃里，映着一具骷髅般的人影，多少年来，那是我第一次，看到了自己“那个孩子，在我那里居留了三个多月。他的名字叫哥乐士。哥乐士是波多黎哥人，是从圣璜来的，他的英文破破碎碎，夹满了西班牙话。他告诉我，三年前他们全家移民到纽约，父亲不愿负担家累，弃家而走，母亲就那样疯掉了，给关进了市立神经病院。有一天，我们走过东河河边，哥乐士指给我看，对面河岸凸出一个半岛，半岛尖端，有一所红砖大楼，四周都围了很高的铁丝网。’我母亲就关在那里头。‘哥乐士对我说道。他说他在纽约街头已经流浪了一年多了，遇见过不过奇奇怪怪的人，也染上了一身的恶疾。他的生殖器上，凸起一块块的红斑，我带他到医院去治疗，他患上了二期梅毒，打了许多针。他的内衣裤总沾着点点斑斑黄浊的脓汁，晚上换下来，我便用消毒药水替他洗干净。我那张铺单人床窄小，晚上我们躺在一起，我一翻身，手肘触中他胸上的创伤，总是痛得他从睡梦中叫醒，于是我便把我的床让了出来给他睡，我躺在他床下的地板上。在黑暗中，我听得到他均匀熟睡的鼻息。三个多月，我天天喂他鸡蛋牛奶，还有草莓冰淇淋哥乐士人瘦，食量却大得出奇，每天可以吃一小桶冰淇淋哩他的面颊渐渐丰满起来，脸前那几道铁链子箍出来的创伤也慢慢平复了，结成一条条殷红的疤痕。有一天，哥乐士告诉我他要去探望他的母亲，可是他一去，再也没有返来”然而，阿青，哥乐士失踪了，可是在纽约曼赫登那些棋盘似的街道上，还有千千万万个像哥乐士那样的孩子，日日夜夜，夜夜日日在流浪、在窜逃、在染着病，在公园里被人分尸。那么多，那么多，走了又来，从美国各个大城小镇。有时候在中央公园的树丛里，有时候在地下车站的厕所中，有时候在四十二街的霓虹灯下，我会突然看到一双闪烁烁的大眼睛，那是阿凤的眼睛，痛得在跳跃的大眼睛。于是我便禁不住要伸出手去抚摸那个孩子的面颊，问他：“你饿了么？’有一次半夜我带了一个十三四岁的犹太孩子回家他蜷卧在公园外面人行道的长靠椅上，睡着了。我把我的床让给他睡，可是天还没亮，他却爬了起来，到处翻我的东西。我没有作声，看着他把我的皮夹从裤袋里拿出来，还顺手牵走了我一副太阳眼镜。又一次，我带了一个饿得发抖的意大利孩子回去，我煮了通心粉喂他吃，吃完后，他却倏地抽出一把弹簧刀来，逼我要钱，那天正好我的现款用光了。他以为我说谎，暴怒起来，一刀戳到我胸上，戳偏了，没有中要害。我倒在地上，也没有呼救，血一直沁到我的夹克外面来。我听得自己的血一滴一滴落到地板上，渐渐昏迷了过去。第二天，房东太太叫救护车来把我送进了医院，在里面住了一个星期，输了两千CC的血。我的肉体虽然很虚弱，可是感觉却异样的敏锐起来，敏锐得可怕，好像神经末梢全部张开了，一触便发痛。出院那天，是个星期天的下午，走出医院外面，八十三街近公园那里，靠墙坐着一个老黑人，一个满头花白的瞎子乞丐，眨着一双青光眼，在拉着一架破烂的手风琴。冬天的夕阳把他地张皱得眉眼模糊的脸照得赤红。那个老黑人正拉奏着一首黑人民谣：GoingHome.手风琴的声音在寒冷的暮风里，颤抖抖的。我背着夕阳，踏着自己的影子，走着走着，突然心中涌起一股强烈的欲望：我也要回家，回到台北，回到新公园，重新回到那莲花池畔。可是我还得等两年，两年后，我父亲才过世”

龙子那汩汩上冒的声音，突然间好像流干了似的，戛然中断。窗外那轮黯红的月亮，冉冉沉落到那几扇肥大的芭蕉叶上来了。我的眼睛酸涩得张不开了，矇着过去，等到醒来，纱窗外已经透着青濛濛的曙光。我感到呼吸困难，脸上好像压着一根沉甸甸的铁柱一般，是王夔龙那只钉耙般的手臂，正正的横卧在我的心口上。

“你喜欢什么颜色的衬衫？阿青？”王夔龙带我回来的时候，问我道。

“蓝的。”我说。

“明天我们到西门町替你去买一件。”他把我脱下的衬衫挂到门背上，我的衬衫右肘，破了一个大洞。

王夔龙要求我搬到他父亲南京东路那幢古老的住宅里，跟他一块儿住。

“再给我一个机会吧，让我照顾你。”

他在黑暗中向我幽幽的乞求道，他说怎么我也会有那样一双眼睛，一双痛得在跳的眼睛，他头一晚在公园里便发觉了。他伸出他那只瘦棱棱的大手，在不停梳耙着我的头发。离开家三个多月，在有一顿无一顿，昼夜颠倒的流浪日子里，也曾有几次，半夜里突然惊醒，有时在候车站的下流旅馆里，有时候在万华一间又脏又热的小阁楼一铺陌生人的床上，也有一次，竟倒卧在公园里博物馆前的台阶上，醒来的那一刻，心中确实渴望着有一间能长久栖留的居所，可是有人要收容我的时候，我却又借故溜脱了。我在公园里才出道一个星期，便遇见了一个好心人，一个姓严的中年人，他在西门町银马车当经理。他介绍我到银马车去当小弟，并且收容我到他金华街的那间公寓里。他对我说：才出来还有救，陷下去就要万劫不复了。我穿上了银马车雪白洁净的制服，托着咖啡、红茶、酸梅汤、芒果冰淇淋，十小时不停脚的周旋在那些到西门町来看电影买东西的客人中间。到了第四天晚上，我在厕所里悄悄的脱下制服，换上自己的衣裳，趁人不注意，从后门溜了出去。我从中华路朝着小南门一直奔跑下去，愈跑愈快，一口气奔回到公园里，跳到莲花池畔的台阶上。我突然起了一个逃走了念头，逃出王夔龙父亲那幢古老的官邸外面去。前些时在新南阳看过一张美国西部片：《黑峡双枭》。是讲落为草莽出没峡谷的两兄弟哥哥是亨利方达演的。两人一生抢劫为恶，最后被官兵追赶，哥哥掉进了流沙里，弟弟伸手去救，一齐给拖进了泥淖中。两个人揪着扯着，慢慢沉沦下去，最后只剩下四只手，伸在流沙外，拼命的在抓。我轻轻将龙子的手臂从我胸上挪开。他那根钉耙似的手臂，压在我心口上，那样重，直往下沉，我觉得就如同黑峡谷里强盗哥哥伸出的那只急切拼命的手一般，要将我拖进流沙里去似的。我悄悄的下了床，穿上我那件破了洞的衬衫，走了出去。外面的铁闸大门上了锁。铁闸很高，门上耸着三尺长黑色的铁戟。我费了很大的劲，才翻越出去，把小腿都刺出了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