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喜欢麻将，从小到大，我玩过无数种带有博彩性质的游戏，没有什么能象麻将一样令我着迷。

个人以为，麻将是最具备中国特色的游戏。鲁迅先生把他称为国粹很中肯，虽然先生对这项运动很是不屑。首先，它是一种很独立的运动，四个人各打各的牌，互不干涉，不需要象桥牌，升级那样的沟通。赢输全在自己手里，省却了团体作战胜利时的相互吹捧和失利时的相互指责（尤其是互相指责，我相信大学时代爱玩升级的朋友都有同感，虽然无伤大雅，可还是让人别扭）。符合国人龙虫之说的本性。其次，麻将不象纸牌，把自己的牌全拿到手后才开局，牌的好坏一开始就定下来了。麻将的可爱在于在有人和牌之前，你永远都有机会去抓牌，每张没到手的牌都可能改变你在牌桌上的命运。这点符合国人好死不如赖活着的秉性，虽然我现在不太得意，谁知道明天好运气会不会眷顾我呢？另外，打麻将的过程就是一个等待的过程，永远不需要主动出击（你不可能把别人的听给毁了）。你等待着掷色子，等待着摸牌，等待着上听，等待着别人点炮或是自摸。每个人都是其他三个人的敌人，每个人都希望其他三个人跳进自己的陷阱（点炮）。这点符合国人的什么秉性就不好说了。既然我对麻将思考的如此深刻，那么我的牌技如何呢？关于这点，老骆曾经作过统计，有他在场时，我打牌的胜负比例为2比8。窥一斑可知全貌，可我总认为不是技术问题，是运气的作用。因为小时侯一个瞎子曾给我算过命，说我发不了外财。前两天，我们老太太看了电视报道哪一哥们挪用公款买彩票而被拘时，还打过长途电话来提醒我的这个宿命。我对彩票没有任何兴趣，连一个即将倒闭的企业都能包装的漂漂亮亮上市的国度，对几个小球作点手脚岂不是轻而易举（湖南的彩票丑闻证明了我的观点）。相比之下，还是能踏踏实实摸在手里的麻将牌更让人放心。老何父母都退了休，前两天去哪个国家探望儿孙（老何他哥一家在国外）去了。于是，何氏赌坊重新挂牌营业。我是最后一个到的，抢过二哥手里的水杯灌了两口就开始摸风上阵。一上来就在老何庄上自摸了一把龙，感觉不错。二哥打牌间隙问我今天卖出多少股票机去，我如实汇报。这厮眯着眼睛一算，“差不多，够了。”我明知丫狗嘴里吐不出象牙，但还是忍不住问“够什么了？”“以你今天的收入来看，打到天亮被我们三吃一还是够了的。”老何和另外一哥们哈哈大笑。我说咱们闭眼进歌厅，摸着唱！二哥这张乌鸦嘴真灵。下半夜，我的牌运急转直下，不是在庄上遭提，就是连放重炮。老何打趣问我是不是刚去西郊练完射击回来，真他妈准。我从丫冰箱里翻出几罐啤酒，打开后找了个碗倒了进去（易拉罐是世界上最讨厌的容器之一，用那东西喝啤酒真别扭，一点也没用痛饮的乐趣）。看着老何心痛的眼神，我来了精神。“怎么着，输了这么多，喝几罐啤酒都不成？”老何委屈的说“不是那个意思，您喝完后给我也来几炮，别尽给他们俩点。”我又好气，又好笑，一口啤酒差点全喷了出来。二哥发言了，“说到射击，我出个谜语你们猜猜？李双奖提裤子，打他的一首歌名”。我把啤酒碗搁在旁边的椅子上，小心翼翼的把一对东风拆掉，打出一张去。“他姑父的，老子不和了，也不点炮，拆对！”一直不怎么说话的下家摇了摇头，轻叹着推倒了牌，又点一七对！二哥这乌鸦又开始叫唤了，“明，不，今早起回去时你就一路高唱李老师那首《打靶归来》回家吧！”老何晃着脑袋“没话讲，除了一个准字，我实在找不出别的词汇来赞赏高阳老师”。丫学着有线体育解说台球的那个台湾人的腔调慢条丝里的说。我真是欲哭无泪，还好，天快亮了。否则照这种打法，我非给立了不可。喝了十几罐啤酒之后，最后一锅终于打回来一部分，虽然未能完全收复失地，也总算挽回不少损失。临走时各自总结一下盈亏，老何输的竟然比我还多，让我心里大感平衡。在老何喋喋不休的白眼狼声中，我们拒绝了让我们请吃早茶的邀请，各自打道回府。因为输了钱，所以没舍得全程打车，让出租车到地铁口就停下了。很少起这么早，我惊异于地铁里怎么会有那么多人。他们大多穿戴整齐，精神抖擞，与萎靡的我正好形成鲜明对比。他们才是这所城市的主人。我呢，不过是角落里的虫子，与他们格格不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