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为皇,子为王”这句流传甚广的话其起源于何时已经不可考,但却像公式与定理一样,被人们所认同。成千上万的人在口耳相传时,也就不知不觉地步入了一个误区——
东汉的许慎在《说文解字》中说:“王,天下所归往也。董仲舒曰:‘古之造文者,三书而连其中谓之王。三者,天、地、人也,而参通之者,王也。’孔子曰:‘一贯三为王。’”
并没有明确指“王”非皇帝之子莫属,后来,一般的老百姓被皇宫的神秘光环障目,觉得作为“金枝玉叶”,就像皇帝的女儿都封公主一样,皇帝的儿子也都应是“王”,这种说法对吗?
答案当然是否定的。
国王、郡王、亲王、铁帽子王并非全等于皇帝之子
要搞清皇帝的儿子是不是都是“王”,我们首先就要搞清从古代到清代,中国究竟有多少种(注意,不是多少个)王。
中国之“王”并不与“皇帝”同步,“王”的产生远远早于“皇帝”。
夏、商时代就已有关于“王”的传说,到了周代,无论是西周还是东周,朝廷的最高统治者一律称“王”,如文王、武王、幽王、平王等。
进入战国时代,诸侯蜂起,“以力不以德”,“拳头大者为王”——有很多原来由周王室分封的诸侯国国君也自封为“王”,有名的齐、楚、燕、韩、赵、魏、秦七国国君到了后来全部称“王”。
有意思的是,秦始皇扫平六国以后,自封为“皇帝”,但他却没有封他的任何一个儿子为王。就连他的嫡长子扶苏、最宠爱的儿子胡亥(即后来的秦二世皇帝)也都只是“诸公子”的身份。
因此,“王”不仅远远早于“皇帝”,而且在“皇帝”产生以后也并没有马上与之同步运作。
刘邦手提三尺宝剑,创立西汉帝国之后,“皇帝”方与“王”同步。
从西汉第一位王代顷王刘喜开始,到清代最后一位王孚敬郡王奕譓止,各式各样的王爷真是数不胜数。
概括起来,这些“王爷”可分为四种:
第一种是“国王”。此封爵始于西汉时代。汉高祖刘邦把自己的儿子和兄弟分封到各地,立国为王。如西汉初年有名的“七国之乱”,实际上就是“七王”之乱。其中:刘濞是吴国王、刘辟光是济南国王、刘贤是菑川国王、刘卯是胶西国王、刘熊渠是胶东国王、刘遂是赵国王、刘戊是楚国王。
“国王”一名一直沿用到明代。宋、元时期又以之为封号,如北宋帝国扫平江南之后,封原吴越王钱俶为淮海国王。
第二种是郡王。郡王也是爵位名。从西汉到三国,封爵都只有王爵,晋武帝封子弟二十余人为王,他一反汉、魏时代“封国为王”的做法,将这些子弟分封在郡,但当时尚未正式使用“郡王”之名。正式使用“郡王”的是隋代,隋代官制规定,郡王位在王之下,唐袭隋制,但改郡王为次于亲王一等的封爵。除了皇室成员以外,有些臣子也可封郡王。需要加以说明的是清代以前,郡王多与具体的郡有一定关系,像东晋的司马道生,他的封爵是会稽王;再如司马郁,他的封爵是临川王——会稽、临川均为当时的郡名,而清代的郡王都不与具体的郡挂钩,如胤禔(康熙之子)之封号直郡王、胤禧(康熙之子)之封号慎靖郡王。郡王中的“直”、“慎靖”等都只是一种美称,而不是某一具体的郡名。郡王的地位在清代位在世子之下,属十四等封爵中之第三等。
亲王,是对皇族中封王者的称呼。南北朝时陈朝沿用梁(萧梁)朝的设官制度。其中有亲王身份的人做侍中。隋朝建国后隋文帝杨坚采用后周官制,封爵有九等,包括国王、郡王、国公、郡公、县公、侯、伯、子、男,而“皇伯、叔、昆弟、皇子为亲王”,亲王名称由此而来。行文至此,有几句需要说明一下,史学家柏杨先生有一套书,书名叫《中国帝王皇后亲王公主世系录》,书中所说的“亲王”上起西汉,下至清末,用的当是“王”意,而非人们通常所说的“亲王”之意,这一点应当引起我们的注意。到了清代,亲王成了十四等封爵中的第一等。像人们所熟知的恭亲王奕�、醇亲王奕●等都是一等一的亲王。
除了上述三种“文化”味较浓的“王”以外,还有一种“王”在民间也深入人脑,至少是常见于清代百姓之口,这就是“铁帽子王”。“铁帽子王”实在不能算是一种正式的封爵,它是对世袭罔替的王爵的一种俗称。“世袭”是世代继承爵位;罔替,“罔”,即不、不可,“替”,是替换。清制,凡爵位世袭都限定世数(几代),其不限次者前加“世袭罔替”之字样。世袭罔替的王爵当然都是子子孙孙均为王,所以,老百姓用“铁帽子王”来称呼他们。
“铁帽子王”可以称得上是清代的“新生事物”,清代在建国之初,曾分封了8个“铁帽子王”,他们中有6个亲王:
庄亲王舒尔哈齐、礼亲王代善、睿亲王多尔衮、豫亲王多铎、肃亲王豪格、郑亲王济尔哈朗。
郡王2人:
顺承郡王勒克德浑、克勤郡王岳托。
上述4种“王”中,“国王”的历史可谓最长,“铁帽子王”的历史最短。
这4种“王”——据我们上面引证的史料——并不都是由皇帝的儿子来充当的。我们是否可以逆推,说皇帝的儿子并不一定都能封王呢?
皇子并非都封王
还是让事实说话最有说服力。
中国之有皇帝虽然起自秦始皇时代,但秦代并无皇子封王的记载,所以,我们引证的史实只能从西汉时代开始。
在正式统计开始之前,有几句话需要交待一下。中国历史上大约出了近千名皇帝,这些皇帝大部分是生前就曾面南背北,成为天下之主的,但也有一些皇帝并不那么名副其实。换言之,他们大多是生前仍是人臣(顶多是位极人臣),死后才享有皇帝的美名——由他们那些当了皇帝的子孙们追赠一顶“皇帝”的桂冠。一个最有名的例子是曹操。
曹操,字孟德,小名阿瞒,他曾经先后担任过东汉王朝的镇东将军、冀州牧、领司隶校尉、隶尚书事、司空、丞相、魏王等职务,享有过“加九锡”的殊荣(“九锡”指:车马、衣服、乐则、朱户、纳陛、虎贲、弓矢、鈇钺、秬鬯),他到死时也只是一个“魏王”,但在许多史籍中,却把他称为皇帝(魏武帝),造成了名与实的混乱。类似的情况还有很多,像司马懿(与诸葛亮作对的那位司马仲达),生前是人臣,死后却成了东晋帝国的皇帝;唐末镇压农民起义的刽子手李克用生前只是个王(晋王),但死后却成了后唐王朝的太祖皇帝,诸如此类的事情很多,常常让人觉得莫名其妙。而最让人感到莫名其妙的是,唐代竟然把那位上千年以前因撰写了一部《道德经》而名闻当时的老子李耳也封为皇帝(“玄元皇帝”),于是乎,没有皇帝的时代就已有了皇帝(李耳早于秦始皇时代几百年)。有了皇帝的时代,一个朝代同一时期同一地点两个“皇帝”并存(如“魏武帝”与“汉献帝”),常常把那些已经不知皇帝为何物的国人们弄得如坠五里雾中。有鉴于此,我们决定,把那些让人糊涂的“死后皇帝”剔除出去,将我们本文所提到的皇子界定为“真正皇帝”(活着的时候就已是皇帝)的儿子。
然后,我们就可以作一个简单的统计了。
西汉时代,正牌的皇子有37人,这37人全部封王。
东汉时代,正牌的皇子有30人,有1人未得“王”号,此人是光武帝刘秀的儿子刘衡,他的最高爵位是临淮怀公。
三国时代,曹魏的正牌皇子有9人,全部封王;蜀汉有正牌皇子7人,全部封王;东吴有正牌皇子7人,有1人未获王爵,这个人是孙权之子孙虑,他的最高爵位是建昌侯。
两晋(东西晋)时代有正牌皇子39人,未封王者3人,他们是东晋简文帝司马昱之子司马俞生、司马朱生、司马天流。其中司马俞生、司马朱生史书称其为“皇子”,而司马天流则连“皇子”的封爵都没有(但他可是道道地地的皇帝之子)。
南北朝时,南朝刘宋帝国有正牌皇子27人,未获“王”号者11人,他们是:孝武帝刘骏子刘子深、刘子风、刘子玄、刘子衡、刘子况、刘子文、刘子雍、刘子趋、刘子期、刘子悦、明帝刘●子刘法良、刘智并,上述11人最高爵号就是“皇子”,均未封王。
南齐正牌皇子有53个,全部封王。
南梁正牌皇子46人,3人未获王号,这3个是:简文帝萧纲子萧大训、元帝萧绎子萧方等、萧方诸。其中萧大训爵号“皇子”,萧方等爵号“忠壮世子”,萧方诸爵号“贞惠世子”。
陈朝有正牌皇子78人,全部封王。
北朝,北魏计有正牌皇子63人,3人未获王号,他们是:道武帝拓跋圭子拓跋深、拓跋聪、孝文帝元宏子元恌,这3个人的爵号都是“皇子”。
北齐有正牌皇子26人,全部封王。
北周有正牌的皇子8人,全部封王。
隋朝有正牌皇子8人,全部封王。
唐代有正牌皇子236人,除10人用的是“××太子”谥号外,全部封王。那10个“太子”是:高祖李渊子李建成(隐太子)、太宗李世民子李承乾(皇太子)、高宗李治子李忠(皇太子)、李弘(皇太子)、李贤(章怀太子)、中宗李显子李重润(懿德太子)、李重俊(节愍太子)、玄宗李隆基子李瑛(皇太子)、宪宗李纯子李宁(昭惠太子)、文宗李昂子李永(庄恪太子)。
五代十国时,后梁正牌皇子7人,全部封王。但梁太祖的3个养子中朱友恭却只是个左龙虎统军,未获王号。
后唐有正牌皇子11人,6位未获“王”号,这6个人是:
庄宗李存勖子李继潼、李继嵩、李继蟾、李继峣(这4个人不但未获“王”号,而且连其他任何一种爵位都未获得)、明宗李嗣源子李从审(金枪指挥使)、末帝李从珂子李重吉(控鹤指挥使)。
另外,后唐庄宗李存勖还收养17名义子,这17人无一获王号,他们是:李绍荣(归德节度使)、李绍宏(枢密使)、李绍安(宣武节度使)、李绍琛(郑州防御使)、李绍崇(无职无爵)、李绍斌(庐尼节度使)、李绍钦(秦宁节度使)、李绍真(保义留后)、李绍能(洛州刺史)、李绍虔(齐州防御史)、李绍奇(河阳节度使)、李绍珙(襄州节度使)、李绍英(贝州刺史)、李继迁(河中节度使)、李绍琼(忠武节度使)、李继璟(金枪指挥使)、李绍冲(匡国节度使)。
后晋有正牌皇子10人,未封王者3人,他们是:高祖石敬塘子石重睿(忠武节度使)、忠帝石重贵子石延煦(镇宁节度使)、石延宝(威信节度使)。
后汉正牌皇子5人,2人未封王,他们是:高祖刘知远子刘承勋(开封尹)、世宗刘崇子刘斌(武宁节度使)。
后周有正牌皇子9人,全部封王。
前蜀有正牌皇子13人,除王元膺被封为“皇太子”以外,全部封王。
王建有义子38人,有27人未获封王号。他们是:王宗浩(兴州刺史)、王宗贺(兴元留后)、王宗阮(决胜兵马都知使)、王宗昱(天雄节度使)、王宗本(无爵)、王宗渥(亲从都指挥使)、王宗涤(山南西道节度使同平章事)、王宗佶(中书令)、王宗勉(无爵)、王宗佑(彭州刺史)、王宗瑾(无爵)、王宗训(武泰节度使)、王宗矩(无爵)、王宗勋(无爵)、王宗朗(雄武节度使)、王宗威(山南节度使)、王宗俦(山南节度使中书令)、王宗俨(甲申指挥使)、王宗鲁(武兴节度使)、王宗铎(兴州刺史)、王宗宏(无爵)、王宗范(无爵)、王宗宴(永宁节度使)、王宗信(左神勇军使)、王宗弁(蜀州刺史)、王宗汭(招讨副使)、王宗儒(无爵)、王宗锷(右定远军使)。
辽代计有正牌皇子31人,其中未封王者5人,他们是:太祖耶律阿保机子耶律牙里果(惕隐)、太宗耶律德光子耶律天德(无爵)、世宗耶律兀欲子耶律孔阿不(庄圣太子)、景宗耶律贤子耶律药师奴、圣宗耶律隆绪子耶律狗儿(南府宰相)。
北宋有正牌皇子89人,其中未获封王者11人,他们是:真宗子赵祐(悼献太子)、徽宗赵佶子赵机(陈国公)、赵梃(相国公)、赵樾(瀛国公)、赵椅(嘉国公)、赵栋(温国公)、赵橞(英国公)、赵桐(仪国公)、赵柄(昌国公)、赵枞(润国公)、光宗赵惇子赵梃(保守节度使)。
金代计有正牌皇子54人,其中未获“王”号者5人,他们是:世宗完颜雍子完颜允恭(太子)、七任帝完颜允济子完颜从恪(太子)、完颜瑞(按辰)、宣宗完颜珣子完颜守忠(庄献太子)、完颜玄龄(无爵)。
元代有正牌皇子66人,有60人未获“王”号,只有6人获王爵,这6个人是:世祖忽必烈子忙哥刺(秦王)、那本罕(北平王)、忽哥赤(云南王)、奥鲁赤(西平王)、阔阔出(宁王)、脱欢(镇南王)。未获王号者有的出任帝国下属殖民地的“总督”(汗),如太宗成吉思汗铁木真之子察合台,此人被乃父铁木真任命为察合台汗国汗;有的虽一度被封为太子,但最终未获皇位,如太宗窝阔台之子阔端和阔出二人;更多的则是既不是“汗”,也不是太子,换言之,他们虽然是皇帝的儿子,但却没有任何封爵,如成吉思汗之子术赤、阔列坚、察兀儿、木儿彻、兀鲁察、太宗窝阔台子哈刺察儿、合丹、灭里、世祖忽必烈之子朵儿只、忽都鲁贴木儿、铁蔑赤等。
明代有正牌皇子101人,其中12人未获王爵,他们是:太祖朱元璋子朱标(懿文太子)、朱楠(皇子)、成祖朱棣子朱高燨(皇子)、英宗朱祁镇子朱见湜(皇子)、宪宗朱见深子朱祐极(悼恭太子),世宗朱厚熜子朱载基(哀冲太子)、朱载壑(壮敬太子)、穆宗朱载厚子朱翊钱(怀宪太子)、熹宗朱由校子朱慈然(怀冲太子)、朱慈焴(悼怀太子)、朱慈显(献怀太子)、思宗朱由检子朱慈焴(太子)。
清代有正牌皇子114人,其中22人未获王爵,他们是:太祖努尔哈赤子褚英(广略贝勒)、硕托(贝勒)、阿拜(镇国勤敏公)、汤古代(镇国克洁将军)、莽古尔塔(和硕贝勒)、塔拜(辅国懿厚将军)、巴布泰(镇国恪僖公)、德格类(和硕贝勒)、巴布海(镇国将军)、赖慕布(辅国介直公)、费扬果(无爵)、太宗皇太极子叶布舒(辅国公)、高塞(镇国悫厚公)、常舒(辅国公)、韬塞(辅国公)、圣祖玄烨子胤●(贝子)、胤祎(简泰贝勒)、胤祐(恭勤贝勒)、胤祁(诚贝勒)、高宗弘历子永琏(端惠太子)、永璂(贝勒)、宣宗●宁子奕纬(隐志贝勒)。
从上面的定量分析中我们不难看出,并非所有的皇太子都可以获得“王”号的。一般说来,正牌皇子比皇帝的养子(义子)获得王位的机会要大些。尽管在夺取政权的过程中,开国皇帝在自己的亲生子女年纪尚幼或不能独当一面时,常要借助于“外姓人”,亦即我们通常所说的“义子”(养子),但在大部分皇帝(甚至是所有皇帝)的心里,还是将那些已经随了他们姓的外姓人当成外人的。这一点可以拿五代十国时前蜀帝国为例。前蜀高祖王建有亲生儿子13人,全部封王,另有义子38人,只有10人封王,这10个人是:王宗弼(钜鹿王)、王宗侃(乐安王)、王宗绾(临洮王)、王宗裔(琅邪王)、王宗翰(集王)、王宗夔(琅邪王)、王宗擂(临颖王)、王宗黯(琅邪王)、王宗瑶(临缁王)、王宗寿(嘉王)。
王建的例子可以说明传统的血缘关系在皇帝们的心目中是何等的根深蒂固。
皇帝的亲生儿子并不一定个个都能得到皇帝的垂青,以往的一些文章或书籍在谈到中国王位制度的沿革时,常常说只有清代皇子才不一定全部封王,现在看来,这种说法是不确切的。从我们上面的定量分析中可以看出,几乎每个大的朝代都有皇帝的儿子当不了“王”的例子。
什么样的情况皇子才可封王?什么样的情况下皇子又不能封王?这个问题看起来带有一定的随机性,但细细想来,还是有些规律可循的。
一般说来,开国皇帝的儿子容易成“王”,如西汉、刘宋、北宋、明,但先后统一中国的两个少数民族政权元朝和清朝是个例外。元代开国皇帝成吉思汗有8个儿子,除阔台一人继位为皇帝外,无一人封王,清朝开国皇帝努尔哈赤有16个儿子,11个人未获“王”号。
夭折了的皇子不容易被封王(被父皇特别宠爱者例外)。
唐朝和宋朝在人们的印象中一直被认为是所有的皇子都封王的,而我们通过定量分析发现,事实情况并非如此,至少在北宋时代,徽宗、光宗二朝,有十余名皇子只是“国公”或节度使而不是“王”。
搞清并非所有的皇子都可封王这一点很重要,它不仅有助于把帝王头上的那层“神秘光环”从人们的心目中清除出去,而且还能使我们增强对中国封建社会宗法制继承关系的全面了解,从而更加深刻地体会特殊性存在于一般性之中这一命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