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常在我们所看的古装连续剧中，每当遇有臣下朝见君王时多用下跪叩头来表现，海外一位研究中国文化史的专家根据其研究，认为从文化史的角度来看，把“下跪叩头”当成亘古不变的臣下面君之礼有失偏颇，许多人却不以为然。在他们看来，从上古到清末，中国历朝历代臣子见君王哪有不行“下跪叩头”大礼的?读者朋友，您是否也作如是观？倘如此，那您就又步入了一个新的误区——

封建社会乃是人类社会五大基本形态之一(奴隶社会也是如此)，有了奴隶社会或封建社会，当然就有君王(国君或皇帝)，有了君王当然就有了臣下，有了君臣当然就有了相应的见面礼仪。公元1792年，早已经崛起于西方的英吉利王国派专使出使大清帝国，这本来是一件促进东西方交流的大好事，可当时的清朝乾隆皇帝却坚决不准英国专使晋见，原因极其简单，因为英使马甘尼不肯对皇帝(当然是大清国的皇帝)行下跪叩头的大礼。

这个在现代人看来根本不成其为问题的问题，却被乾隆皇帝看得重于国家和民族的利益。在乾隆看来，上下几千年，纵横全天下，哪有臣下见君王不叩头不下跪的理呢?

事实情况果真如此吗?

“再拜”与“促膝谈心”

皇帝虽然是“金口玉牙”，但他的说法或看法却并不总是有理。

且不说当时的“泰西诸国”——英吉利、法兰西等国属臣见君主根本无“下跪叩头”之说，就是“下跪叩头”大礼发源地的中国，也不是从古到今都下跪叩头的。

中国古代有确切文字记载的历史是从东周时代开始的(孔子的《春秋》上限是公元前722年，司马光的《资治通鉴》是从公元前403年写起的)，从东周到秦汉上千年的时间，我们并没有发现有关“下跪叩头”的记载。

春秋时代臣下见君王，其礼仪是怎样的呢?我们不妨走进“诸子百家”之中，听一听看一看这些当时的文化名人们是怎样记叙君臣相见之礼的。

《吕氏春秋》中记载了这样一段历史：魏文侯去见当时的贤能之士段干木，站得疲倦了却不敢休息。回来以后见翟黄，箕踞于堂上跟他谈话。翟黄很不高兴。文侯说：“我礼遇段干木，是因为让他做官他不肯做，给他俸禄他不接受，现在你想当官就身居相位，想得俸禄就得到上卿的俸禄。你既接受了我给你的官职俸禄，又要求我以礼相待，恐怕很难办到吧。”

这个故事很有意思，最值得注意的是翟黄对他侍奉的君主箕踞于堂上与他说话表示的不满，这与汉代以后的君要臣死，臣不敢不死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看过拙著《中国帝王私生活百态》的人想必还会记得南北朝时代刘宋王朝前废帝刘子业为了寻开心，竟命他手下的大臣刘昱趴在地上用喂猪的槽子学猪吃食的故事。

晏婴是春秋时代有名的贤臣，也是被时人和后人一致推许的最懂礼仪的人，我们不妨看看他是怎样见他的国君的。

故事之一：

齐景公饮酒饮得很高兴，对臣下说：“今天我愿意和各位大夫痛快地畅饮，请不必讲究礼节。”

晏子听后马上进言，认为“人之所以比禽兽高贵，就是因为存在礼节”。

景公沉醉于饮酒之中，不听晏子的劝诫。

过了会儿，景公出去，晏子没有起立，景公再进来时，晏子却抢先喝酒。景公生气发怒，脸色大变，怪晏婴不讲礼节。

晏婴离开了座位，鞠了一躬回答说：“我怎么敢跟您言行不一呢?我是想用自己的举动让您看看无礼对人的伤害!”景公说：“要是这样，就是我的不对了。请您入席，我听从你的劝谏。”(《晏子春秋•内篇谏上》)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晏子生活的时代，君臣之间还是比较平等的——不讲礼节可以随意饮酒，讲究礼节臣子也有座位可坐。

那个时代臣下见君王还是要拜的，但绝非下跪叩头，而且行拜礼时多是在特殊的情况下(主要是祝贺)。

再看一个故事：

齐景公掏雀窝，看到窝里的鸟儿太小，就又把它送回到窝里。

晏子听到这件事，不到上朝的时间就去见景公。

景公感到很奇怪。晏子问景公：“您做了些什么?”景公就把发生的事说了。晏子后退，面向北两次行拜礼祝贺道：“我的国君具有圣王的品德了!”

在这个故事中晏子给国君行礼，那是因为景公有了仁义之举，要向国君表示祝贺。

在另外一个故事中，晏子用行拜礼(注意：绝非“下跪叩头”)来匡正君王的过失，我们不妨再看一看。

齐景公一连喝了几天酒，感到非常快乐，便摘下帽子，脱掉衣服，亲自击缶奏乐。他问身旁的人说：“仁德的人也喜欢这样吗?”梁丘据回答说：“仁人的眼睛耳朵，也像一般人一样，为什么会不喜欢这样呢?”景公说：“快驾车，把晏子接来同乐。”

晏子穿着朝服来到，接过景公所赐的酒后他恭恭敬敬地拜了两拜。景公说：“我非常喜欢这种娱乐，想和您共同分享，请免去礼节!”

“您的话错了，”晏子回答说，“群臣都希望去掉礼节来事奉君王，我恐怕您不愿意。现在齐国五尺高的儿童，力气却都超过我，也胜过您，如此却不敢做乱的原因，就是敬畏礼节。上边如果没有礼节，就没有办法役使下边；下边如果没有礼节，就不能够事奉上边。那麋鹿因为不懂礼节，所以父子同配一头母鹿。我听说，君王如果不懂礼，就没有办法治理国家，大夫如果不讲礼，官府的差吏就不会有礼貌；父子之间不讲礼，那家庭肯定不吉利；兄弟之间不讲礼，就不能长久和睦。《诗经》中说：‘人而无礼，胡不遄死!’所以礼节不能免掉。”

景公说：“我愚笨不好，身边的人迷惑我，因此到了这种地步，请让我杀了他们。”晏子答道：“您如果不讲礼，那么喜欢礼的人就会离开您，不讲礼的人就会来到您身边；如果您喜欢礼，那么讲礼的人就会到来，不讲礼的就会离去，杀了身边的人是没有什么用的!”景公说：“好，请让我更换衣帽，再听教诲。”

晏子走开，站在门外，景公让人洒扫池地，撤换席子，衣帽整齐地召见晏子。晏子重新进门，辞让三次后，登上台阶，三次献酒行礼，然后喝酒。行两次礼，告别盛宴而出——(《晏子春秋•外篇上第七》)

春秋时代君臣之间相见比较随便，那么战国时代又如何呢?

司马迁在《史记•商君传》中提到商鞅去见秦孝公时以“强国之语”，说得秦孝公入了迷，“不觉膝之前于席也”，座位对了座位。这表明那时的国君并不像后代的皇帝那样摆臭架子。

那时，一些想要有所作为的统治者不但不要群臣给他们叩头，相反，他们倒常常给臣子叩头，这绝非笔者危言耸听，有《史记》为证。

《史记•刺客传》载：“田光曰：‘吾闻之：长者为行，不使人疑之。今太子告光曰：所言国之大事也，愿先生勿泄，是太子疑光也。夫为行而使人疑之，非节侠也’。欲自杀以激荆卿。曰：‘愿足下急过太子，言田光已死，明不言也。’因遂自刎而死。荆轲遂见太子，言田光已死，致光之言。太子再拜而跪，膝行流涕，有顷而后言曰：‘丹所以诫田先生毋言，欲以成大事之谋也。今田先生以死明不言，岂丹之心哉?’荆轲坐定，太子避席顿首曰：‘田先生不知丹之不肖，使得至前敢有所道，此天之所以哀燕而不弃其孤也。’”

太子乃国之储君，“跪”是下跪，“顿首”就是叩头。

公元前221年，秦王政扫平六国，自以为建不世之奇功，也只不过是把自己的名号由王改为皇帝，自称为“朕”，制命为“诏”，车同轨，书同文而已，并没有定下“下跪叩头”的臣见君之大礼。

《史记•秦始皇纪》“(秦始皇)三十四年，始皇置酒咸阳宫，博士七十人前为寿。”——群臣并没有对这位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皇帝三拜九叩。

有文字可查的历史延续了这么长的时间，我们尚未发现臣下见君主要下跪叩头。那么，“下跪叩头"的大礼究竟始于何时呢?谁又是它的始作俑者?

叔孙通一个该钉在耻辱柱上的名字

读过一点古书的人想必不会忘了这样两句话：

坑灰未冷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

这是两句咏史诗，虽然咏的是秦始皇之“焚书坑儒”，但也从另外一个侧面告诉人们，推翻秦朝的刘项——刘邦和项羽两个人原是都不读书的。

项羽我们暂且不必管他，刘邦可是个拿着儒生的帽子当尿壶的主儿，夺取天下的过程中，他依靠的几个谋士也不是什么正宗的儒生——韩信是个市井无赖，萧何是个刀笔小吏，张良是黄石公的门徒，陈平有“盗嫂”之嫌，就像是“一不留神”就把个天下给弄到手了。

“幸福和满足只在过程之中”这句后世从西方进口的“舶来品”，刘邦当时可能并不知道，但他称帝后却很快感到失望：他手下的那班大臣如樊哙、夏侯婴等人差不多都是他当初混迹于黑社会的狐朋狗友，这些贩夫屠狗者流虽然当了大将军，有的甚至被封为王侯，却仍是暴发户一个，根本不懂得什么叫礼仪，什么叫规矩。他们在刘邦的皇宫里，就像过去在刘邦的家里一样，胡吃海喝，喝醉了就扯开嗓子吼上一段，有的甚至还拔出刀剑砍皇宫里的柱子助兴。

这种局面，让刘邦感到厌恶。

司马迁在《史记》中记叙当时的情景时写道：“群臣饮酒争功，醉或妄呼，拔剑击柱，高帝患之。”(《史记•刘敬叔孙通列传》)

就在这种时候，有一个人挺身而出，帮刘邦解除了烦恼。

这个人名叫叔孙通。

叔孙通是个非常有意思的人物。他本是秦朝的“候补”博士(“以文学征，待诏博士”)，陈胜、吴广起义后，消息传到咸阳，当时的皇帝秦二世就此事询问诸博士儒生，那些“呆头书生”们都认为陈胜、吴广是造反，应立即发兵镇压，只有叔孙通摸准了秦二世的“驼鸟”脾气，答曰：“陈、吴等人不过是‘鼠窃狗盗’罢了，不足挂齿。”二世听了很是受用，一面命御史把那些“呆头书生”全部定罪，一面“赐叔孙通帛二十匹，衣一袭”并把他由“候补”转正为博士。

后来，叔孙通又先后投靠项羽之叔项梁、义帝楚怀王等。公元前205年，叔孙通又投靠时任汉王的刘邦。第一次与刘邦见面时，叔孙通穿了一件儒服，见刘邦不喜欢，他马上换了一身楚式短打扮。当时，由于叔孙通在“知识界”小有名气，所以有一百多名儒生跟着他，令这些儒生感到气愤的是，当刘邦询问哪些人可以重用时，叔孙通推荐的净是那些“江洋大盗”(大猾)。有人就此事质问，叔孙通答道：“汉王现在正冒着矢石争天下，你们这些书生哪个能斩将夺旗?推荐你们，那会让你们白送命的!”但他保证不久的将来，一定让这帮“书生”也能捞个一官半职的干干。

现在，机会来了。

于是，叔孙通就去见刘邦，他对刘邦说：“夫儒者，难与进取，可与守成。臣愿征鲁诸生，与臣弟子共起朝仪!”——他说他愿意帮刘邦定出一套规矩来。

刘邦半信半疑地说：“好吧，不过可不能太复杂了!”

叔孙通又解释说：“五帝异乐，三王不同礼。礼者，因时世人情为之节文者也。故夏、殷、周之礼所因损益可知者，谓不相复也。臣愿颇采古礼，与秦仪杂就之。”——他说他要博采众家——夏、商、周及秦之长，订出一套礼仪来。

见他说得头头是道，刘邦也不能不叫他试试。

叔孙通马上派人征集了一批鲁国的儒生——这其中又出了个小插曲，有两个鲁国的“呆头书生”不肯来为叔孙通捧场，而且还说了很难听的话，他俩说叔孙通“所事者且十主，皆面谀以得亲贵。今天下初定，死者未葬，伤者未起，又欲起礼乐。礼乐所由起，积德百年而后可兴也，吾不忍为公所为!公所为不合古，吾不行，公往矣，无汸我!”——强采的瓜儿不甜，叔孙通明白这个道理的。所以，他只好带着愿意给他帮忙的人西入长安，与他原来的上百名追随者们会合在一起，引绳为绵，立表为蕞，在长安城外“操练”了一月有余。

然后，叔孙通去见刘邦，请他下令手下的文武百官也都“随班就读”——接受儒家礼仪的训练。

这些出身于下属社会的大臣们可不是好教的，也不知叔孙通用了什么法子，竟把他们一个个都给教得人模人样的。

公元前200年，西汉王朝的长乐宫落成，叔孙通向刘邦建议，正式启用他修订后的“朝仪”，刘邦无可无不可地答应了。

整个朝仪如下：

文武官员由礼仪官引导，顺序进入殿内，分为左、右两班，跪于两厢。皇宫近卫军站在文、武百官之后，然后是今天影视作品中经常能够见到的“镜头”——一大串的官员一连声地高喊“皇帝驾到”，声音由远而近，刘邦也在众人的簇拥之下，坐着辇车缓缓而出。一见皇上驾到，文武百官立即各按官职的大小，背出一套听起来叫人肉麻的贺词，然后，酒宴开始。与以往“醉或妄呼，拔剑击柱”的情况迥然有别，那些文官们就不用说了，那些平日里桀骜不驯的大将军们也一个个都趴在地上，再仰颈抬眉往上看(读者不妨与晏子、商鞅见国君时的情景比较一下)，整个宴会进行过程中无人敢高声喧哗，乐得刘邦连声说：“我到了现在才知道当皇帝的威风!”

上面这段绝非笔者杜撰，有司马迁的《史记》为证。

司马迁在《史记》中写道：“汉(王)七年，长乐宫成，诸侯群臣皆朝十月。仪：先平明，谒者治礼，引以次入殿门，廷中陈车骑步卒，卫宫设兵，张旗帜，传言‘趋’，殿下郎中夹陛，陛数百人。功臣列侯诸将军军吏以次陈西方，东向；文官丞相以下陈东方，西向。大行设九宾，庐句传。于是皇帝辇出房，百官执职传警，引诸侯王以下至吏六百石以次奉贺。自诸侯王以下莫不振恐肃敬。至礼毕，复置法酒。诸侍殿上者皆伏抑首，以尊卑次起上寿。觞九行，谒者言‘罢酒!’御史执法举不如仪者辄引去。竟朝置酒，无敢喧哗失礼者。于是高帝(即刘邦——引者)曰：‘吾乃今日知为皇帝之贵也。’乃拜叔孙通为太常，赐金五百金。”

台湾一位著名的史学家就此写道：“从此，皇帝不但跟人民，便是跟最尊贵的大臣，也都被这种儒家最得意的杰作‘朝仪’，隔开了一段距离。战国时代那种君臣间面面对坐，膝盖碰着膝盖长谈的时代，不再在中国出现，帝王政体遂走进一条永不能回头的死巷。西方专制君主和东方专制君主的不同，在此分野。”

说“西方专制君主和东方专制君主的不同，在此分野”，未免有些绝对。汉代以后，一直到宋朝，有两种大臣见君主时是可以不下跪、不叩头的。这两种大臣是：年高德劭、或位加九锡者，如曹操、司马懿、高欢等人；再有一种是皇上的老师，即那些“侍读学士”。前一种人可谓“不世出”之人物，哪个王朝若是摊上，那也就离亡国不远了，后一种大臣虽然免除了下跪之劳，但一般也都是站着给皇上讲课的。据一位学者考证，“侍读”的“侍”用的就是其“站立”之意(此说当然不很准确，不过，却有新意)。

但是，就像柏杨先生所说的“酱缸文化”，“酱”味越来越浓一样，宋代以后，随着中国封建社会步入其中晚期，它仅存的那点“人性”也荡然无存了。

从明朝开始，侍读学士都改为“跪读”学士了，他们给皇上讲课时都只能跪着，而连站着的资格也没有了。

据史料记载，清代有名的大学者纪晓岚曾因在陪太子读书时未采用下跪的姿态而遭到了皇帝的训斥。纪晓岚尚且如此，别的人见皇帝的处境就更是可想而知了。

人们，至少是当代人，承继文化传统时一般都是取近不取远的，而且往往是错误地把近处文化的沿袭，当成亘古不变的信条，所以，才有了以今证古的错误。

最后需要说明一点的是：古人尤其是汉代以前所说的“拜”不等于“下跪叩头”。为便于读者辨别，我们不妨再说上几句。

宋朝人王楙在《野客丛书》中说过这样一段话：“古者拜礼，非特首至地，然后为拜也。凡头俯膝屈手动，皆谓之拜。按《周礼》辨九拜之仪，一稽首，二顿首，三空首，四振动，五吉拜，六凶拜，七奇拜，八褒拜，九肃拜。注：稽首拜，头至地也；顿首拜，头叩地也，空手拜；头至手也；振动，以两手相击也；奇拜，一拜也；褒拜，再拜也；肃拜，但俯下手，即今之揖也。何尝专以首至地为拜耶?”这段话说得深入浅出，有兴趣的人不妨思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