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上,有一个人可谓大名鼎鼎,他就是鼎鼎大名的《马可•波罗游记》中的马可•波罗。有相当一部分中国人认为马可•波罗来过中国。持有这种观点的人,不知不觉中又陷入了一个误区——
马可•波罗,又译马可•孛罗,是意大利威尼斯人。此人生于公元1254年,卒于公元1324年,倘若不是因为那部以他的名字命名的《马可•波罗游记》,他可能充其量也不过是个“威尼斯商人”而已,俗话说,人以书显,由于那部“游记”绘声绘影地向人们介绍了许多“中国故事”,所以有许多人遂由此而及彼,认为马可•波罗到过中国。
事实情况果真如此吗?
马可•波罗不是《马可•波罗游记》的写作者
在中国人的印象中,“游记”的作者一般都是“游”者本人,如大唐高僧陈玄奘的《大唐西域记》,如金末元初的长春真人邱处机的《西游记》——注意,此《西游记》与吴承恩所著之《西游记》名同而实异,书中所记是邱处机与十八弟子应蒙古大汗铁木真之召,从中原远赴西域的旅途中所见。
但《马可•波罗游记》的作者却不是马可•波罗这个“游”者本人,至少不是由他一个人独自完成的——该书是由马可本人口述,一个名叫鲁恩梯谦(Rusticiano)的人笔录而成的。
据《马可•波罗游记》称:马可•波罗大约在公元1271年随其父、叔经两河流域、伊朗高原越帕米尔来到东方。
据马可本人声称,他于公元1275年5月来到蒙古帝国的上都(今内蒙古多伦县),并获得了元世祖忽必烈的信任,获得了优厚的待遇,仕元十七年,游历几遍中国。曾到过今新疆、甘肃、内蒙古、山西、陕西、四川、云南、山东、江苏、浙江、福建及北京等地。中间一度至缅甸。后因伊儿汗国汗遣使向元室求婚,马可•波罗奉命护送公主出嫁,1292年初离中国,从海上经苏门答腊、印度等地到达波斯。1295年末返抵威尼斯。
但这仅仅是马可•波罗的“自称”而已。
疑窦重重
早在马可•波罗生前,就已经有人对他和以他命名的那部“游记”表示怀疑。
公元1298年,威尼斯与热那亚之间发生过一场战争,城门失火,殃及池鱼,马可•波罗身陷囹圄。1299年出狱后,他的那些“老乡”们很快给这位“劳改犯”起了个新名字:“百万马可”——其言外之意是说他善吹牛皮——这可能与以他名字命名的那部游记有关。
尽管马可本人一再声称他讲的都是亲眼所见,甚至还有许多没有讲出来,但仍有许多人对他的“游记”的真实性表示怀疑。
这种怀疑经历了从感性到理性两个阶段。
最初,马可的“老乡”对马可本人及其游记的怀疑只是感性上的,他们认为一个囚徒的话当不得真。
随着中西文化交流的扩大,这种怀疑开始走向理性化的道路。
继德国的海尔曼(Hillman)之后,英国人克鲁纳斯在一篇题为《马可•波罗到过中国吗?》的文章中提出了四个疑问:
A、在中国古代浩如烟海的史籍中,没有一件可供考证的关于马可•波罗的史料。
B、《马可•波罗游记》中很多地方充满着可疑的统计资料,把中国丰富多彩的景象搞得灰蒙蒙的。
C、中国两件最具特色的文化产物茶和汉字,以及中国四大发明之一的印刷术在书中都没有提到。
D、《马可•波罗游记》中的许多中国地名用的都是波斯叫法,有可能马可只到过中亚的伊斯兰国家。
克鲁纳斯提出的这四点疑问是任何人也回避不了的。
当然,要说“在中国古代浩如烟海的史籍中,没有一件可供考证的关于马可•波罗的史料”,恐怕多少有点武断,有一个名叫杨志玖的中国人,和一个叫伯希和的法国人曾先后在中国的《永乐大典•经世大典•站赤》和外国的《伊利汗史》、《蒙古史》中找到过一条“证据”——这几部史书中提到公元1290年阿鲁浑王的三位使者兀鲁斛、阿必失呵、火者的名字,与《马可•波罗游记》中提到的阿鲁浑王三位使臣的名字完全相同。
但这仅是“孤证”,古人云:“例不过十,说法不立”,而且《永乐大典》与《元史》比较起来,要晚于《元史》,《元史•兵志》中也有“站赤”条。公元1290年是元世祖至元二十七年,我们不妨看看这一年的《元史》“站赤”中记了些什么:《元史•兵志•站赤》:“(元世祖至元)二十七年正月,增给陕西省铺马、圣旨五道。二月,都省增给铺马、圣旨一百五十道、江淮行省一十五道,六月,给营田提举司铺马、圣旨二道,九月,江淮行省所辖徽州路水道不通,给铺马、圣旨二道。”
在至元二十七年这一年的《元史》“站赤”记载中,我们根本没有发现《永乐大典•站赤》条中的记载,我们是应该相信成书较早的《元史》呢,还是应该相信成书较晚的《永乐大典》呢?
有人认为,《马可•波罗游记》中也有“证据”证明马可本人确实来过中国,这个“证据”就是书中大加渲染的“襄阳献炮”事件。
读过香港武侠小说大师金庸先生力著《神雕侠侣》的人想必不会忘了书中描写的蒙、宋双方为了争夺襄阳而进行的一次次较量。
说良心话,金先生笔下的襄阳攻守战役除了书中郭靖、黄蓉、杨过等一班武林高手是虚构的外,所叙襄阳战守之状基本上还是符合史实的。
据史料记载,公元1267年,元世祖忽必烈采纳南宋降将刘整的建议,派阿术率军进攻南宋重镇襄阳,继而又进围樊城。1269年宋将张世杰驰援樊城失败,夏贵、范文虎往援又败,襄樊军民奋勇坚守。次年,宋任命李庭芝为京湖制置大使。公元1272年,李庭芝派张顺、张贵率水师突破封锁往援,张顺战死,贵入城后又突围应接援军,被俘牺牲。公元1273年元军切断襄樊通路,攻破樊城,守将牛富力战而死,襄阳城被元军用“回回巨炮”轰破,守将吕文焕出城投降。
襄阳之战中,元军能够最后攻下城池,很大程度上得力于“回回巨炮”这种新式武器。
问题马上就来了:
“回回巨炮”是谁制造出来献给元军的?
马可•波罗说是他和他的父、叔,而史料上的记载却是个叫“亦思马因”的回回人。
《元史•方伎传》:“亦思马因,回回氏,西域旭烈人也。善造炮。至元八年与阿老瓦丁至京师。十年,从国兵攻襄阳未下,亦思马因相地势,置炮于城东南隅,重一百五十斤,机发,声震天地。所击无不摧陷,入地七尺。宋安抚吕文焕惧,以城降。既而以功赐银二百五十两,命为回回炮手总管,佩虎符。十一年,以疾卒。子布伯袭职。时国兵渡江,宋军阵于南岸,拥舟师迎战。布伯于北岸竖炮以击之,舟悉沉没。后每战用之,皆有功。十八年,佩三珠虎符,加镇国上将军、回回炮手都元帅。明年,改军匠万户府万户。迁刑部尚书。以弟亦不剌金为万户,佩元降虎符,官广威将军。布伯俄进通奉大夫、浙东道宣慰使,赐钞二万五千贯,俾养老焉……天历三年以疾卒。”
白纸黑字,写得十分清楚,我们是该相信《马可•波罗游记》中的话,从而认定他确曾来过中国献过炮呢?还是该相信《元史•方伎传》中的话,从而直面严肃的历史呢?
也许有的读者会问:亦思马因会不会就是马可•波罗?
这个提问很大胆,但却没有什么价值,因为《元史》上说得很清楚,亦思马因在元世祖至元十一年,亦即公元1274年就去世了(“以疾卒”)。
亦思马因的儿子布伯这个名字听起来倒是与“马可”相近,但此人也不能与马可•波罗画等号,因为他卒于天历三年。“天历”是元文宗图贴睦耳的年号,天历三年是公元1330年,马可•波罗则卒于公元1324年。更能说明他们之间没有任何关系的一点证据是:马可•波罗死在了欧洲,而布伯却卒于中国。
“襄阳献炮”事件的另一大疑点是:时间上对不上号。
《马可•波罗游记》中称马可一家来华的时间为公元1275年,而襄阳城早在两年前,亦即公元1273年的正月就已被元军攻下,何用他们再献炮攻打?!
《马可•波罗游记》中既然存在着这么多的疑点,那么,马可•波罗本人是否真的到过中国,这就是个十分值得怀疑的问题了。
由马可•波罗,我们不由想起了另外一个大名鼎鼎的西方人,此人也是个旅行家兼探险家,他的名字叫哥伦布。
提起哥伦布,可能几乎所有的人都知道他发现了美洲。
不过,这只是我们后人的想法,就哥伦布本人来说,他至死都认为他发现的不是美洲,而是印度,所以,他坚持称他航海中于美洲附近所见到的第一片陆地为“西印度群岛”。
哥伦布不是个骗子,马可•波罗也不是有意要撒谎,他可能像克鲁纳斯所认为的那样,只到过中亚的某些国家,而他则把这些国家当成了中国。
马可为什么会把这些中亚国家当成中国呢?
这恐怕与当时的人分不清蒙古帝国与元帝国之间的关系有关——说老实话,由于种种原因,直至今日,我们仍有许多人搞不清蒙古帝国和元帝国之间究竟有什么关系,相当一部分人往往把它们混为一谈。
中国史学家柏杨先生在《中国人史纲》中写道:“蒙古帝国横跨欧亚大陆,面积约三千万平方公里的版图,扩张完成。这是一个空前庞大的帝国,在当时以马匹为主要交通工具时代,几乎无法作有效的统治。蒙古人采取地方分权制度,把疆域划分为六个子国,平等地并列于最高元首——大汗之下。”——这六个子国是:
元帝国(辖区中国大部)、吐蕃宗教国(辖区中国西藏、青海)、察合台汗国(辖区中亚细亚北部)、窝阔台汗国(辖区中亚细亚南部)、钦察汗国(辖区俄国、东欧洲)、伊儿汗国(辖区伊朗、伊拉克)。
公元1271年,“蒙古帝国大汗忽必烈,把属于西夏帝国、金帝国、宋帝国、大理帝国四国的土地,和蒙古本土合并组成一个元帝国——在中国历史上,我们称之为元王朝,由大汗兼任皇帝。……元帝国只是蒙古帝国大汗的直辖殖民地。”
“元政府把帝国人民分成四等。第一等当然是蒙古人,他们是天之骄子,充任各级政府的首长。第二等是中亚细亚人(色目人),因他们大多数信奉回教的缘故,所以也称回回;当亡国奴较早(像花剌子模王国),也较能得到主子信任。第三等人是“汉人”,即金帝国所属的中国人。第四等人是“南人”,即宋帝国所属的中国人。”
透过上面的这段史料,我们不难发现:
(1)蒙古人在马可•波罗时代所建立的政权(六个汗国)远比我们今天所通常认为的(一个汗国)要大。
(2)六个汗国都是蒙古大汗(忽必烈)的属地,其子民都可以称自己为蒙古国人。
(3)因为元帝国皇帝之位由蒙古大汗忽必烈但任,六个汗国的子民也都可以称自己为中国人。一如今天的澳大利亚尽管与英国是两个国家,但却可以堂而皇之地与英国人并称为英国女皇的臣民或英联邦的成员一样。
(4)元帝国的嫡系子民中也有不少来自中亚细亚的波斯人(色目人),他们可能从中国的中原返回中亚细亚的某些地方,遇见马可•波罗。并以“中国人”的身份向马可一家人讲述了在遥远的东方所发生的一切。这些“色目人”虽然在元帝国的政治地位很高,但他们的文化水准,至少是汉文化水准却相当低,所以,讲到许多中国的地方时用的大多是波斯叫法,而且往往把元帝国皇帝的家谱搞错——这一点可以理解:蒙古人占有三千万平方公里的土地,铁蹄过后共建立了六个汗国,这些汗国们的开国君王虽然都是成吉思汗铁木真的后裔,但其继任者们却往往乱了辈分,尤其是元帝国,其皇帝又由蒙古大汗兼任,这对于那些汉文化水准低下,“归顺”不久的“色目人”来说,要搞清他们的家谱实在是一件不容易的事。“色目人”汉文化水准低,所以根本没把汉人使用的汉字、印刷术及茶当成一回事,自然也就不会向马可提起,由于汉文化水准太低,那些色目人提供给马可一家人的有关中国的资料只能是感性的、支离破碎的。
所以,我们认为:马可•波罗并没有真的来过中国,至少,他没有到过中国本土。但他也不是存心要欺世盗名,像“发现”“印度”的哥伦布一样,马可•波罗可能自认为他所到的中亚细亚国家就是中国。为了抬高自己的身价,他给自己编造了一个“襄阳献炮”的故事,以便为蒙古皇帝“接见”他做铺垫。这就像“五四”时期,胡适名声大噪时,常有人自称是“胡适之的朋友”一样,乃是人类共有的虚荣心在作怪。
马可•波罗虽然没有来过真正的中国,但以他的名字命名的那部游记却是较为系统地向西方人介绍中国风物的第一部著作,有很多人正是看中了这一点,极力想要证明马可来过真正的中国,这种想法可以理解,但这种做法却不足取。
西方人尊重哥伦布,但仍把他发现的那片新大陆称为“亚美利加”而不是“印度”,同理,我们考证出马可•波罗并没有真的来过真正的中国,也同样不想磨灭他在促进东西方文化交流时那不可磨灭的功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