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殷王纣唯妇人言是用，自弃其先祖肆祀不答，昏弃其国家……俾暴虐于百姓……”太史公司马迁《史记》中所引的周武王的这段话，本是两个敌对王朝之间的宣战檄文，究竟含有多少水分，今天很难说。但由于武王是儒家推崇的圣人，所以，他的话自然被奉为圭臬，使得几千年来的中国人于不知不觉中步入了一个误区，认为商纣王是个彻头彻尾，彻里彻外的昏君、暴君——

《辞海》：“纣，一作受，亦称帝辛。商代最后的国君，其生年已不可考，卒年据后人根据《淮南子·经略训》中‘武王伐纣，东面而迎岁，至泛而水，彗星出而殷人授其柄’这段记载，结合哈雷彗星的出现和回归周期，确认为是公元前1057年。帝辛在位整整三十三年。”

当了三十三年君王的帝辛是不是真的既昏又暴呢?

柏杨著作的“皮里阳秋”

司马迁在《史记·殷本纪》中说：“(纣王)好酒淫乐，嬖于妇人。爱妲己，唯妲己之言是从。于是使师涓作新淫声，北里之舞，靡靡之乐。厚赋税以实鹿台之钱、盈钜桥之粟。益收狗马奇物，充益宫室。益广沙丘苑台，多取野兽蜚鸟置其中。慢于鬼神。大聚乐戏于沙丘，以酒为池，悬肉为林，使男女裸相逐其间，为长夜之饮。百姓怨望而诸侯有畔者，于是纣乃重刑辟，有炮烙之法。以西伯昌、九侯、鄂侯为三公。九侯有好女，入之纣。九侯女不喜淫，纣怒，杀之，而醢九侯。鄂侯争之强，辨之疾，并脯鄂侯。西伯昌闻之，窃叹，崇侯虎知之，以告讨，纣囚西伯羑里。”

这段记载中的纣王，其罪行大致说来是：近女色，喜淫声，不敬鬼神，荒于国政，耽于饮酒，杀害忠臣。

这些事情确实可恨，但却都不是纣王的“专利”，甚至是不是他干的还有问题，不妨再摘引一段关于夏王朝最后一任君王桀的史料：“桀力大无穷，他即位后的第三十三年，发兵征伐有施氏，有施氏求饶，进贡给他一个美女，名叫妹喜。他十分宠爱妹喜，特地为她造了富丽堂皇的琼室、象廊、瑶台和玉床，供他俩荒淫无耻地享乐。桀重用佞臣，排斥忠良。有个名叫赵梁的小人，专门投桀所好，教桀如何享乐，如何勒索、残杀百姓，得到了桀的宠信。到了晚年，桀更加荒淫无度，竟命人造了一个大池，称为夜宫，他带着一大群男女杂处在池内，一个月不上朝，太史令终古哭着进谏，桀反而很不耐烦，斥责终古多管闲事，终古知夏桀已不可救药就投奔了商汤。大臣关龙逄又来进谏说：‘主上谦恭而讲信义，俭约而又爱护贤才，天下才能安定，王朝才能巩固。现在大王奢侈无度，嗜杀成性，弄得百姓都盼你快亡，只有赶快改正过错，才能挽回人心。’桀不但不听，又将关龙逄处死。”——摘自柏杨《中国人史纲》

桀的罪行也是喜女色，耽淫乐，荒于国政，耽于饮酒，杀害忠良。

台湾史学家柏杨先生在其史学巨著《中国人史纲》中谈及商纣王时说过：“随着子受辛(即商纣王——著者注)之死，商王朝灭亡，立国662年。子受辛被称为‘纣帝’，即残害忠良的君主。他的罪状跟夏王朝亡国之君姒履癸的罪状，像是从一个模子里浇出来的，当然也可能真是如此。不过，炮烙酷刑是姒履癸发明的，已登记在案，宣传家大概一时情急，忘了六百年前的往事，又教子受辛再发明了一次。”

细心的读者想必不难从中发现真知卓见者的微言大义——至少纣王干的坏事中有一件并不是他本人的“专利”，由之引发，会不会出现“骨牌效应”得出纣王的“罪行”很大一部分是后人硬加给他的?恐怕不能断然排除这种可能。中国人一向有“胜者王侯败者寇”、“痛打落水狗”的说法和做法，失败者一旦失败，自然就失去了申诉的机会，年代越久，沉冤越难洗清，笔者的观点可能有些偏激，我们不妨再听听古人的诉说。

子贡的困惑

中国文化其上古时代的集大成者当推孔子。所谓“天若不生仲尼，万古长如夜”，虽然有些夸张，但也有事实根据在里边。

孔子的伟大之处除了在于他整理了诗、书、礼、乐、春秋以外，还在于他精心教育出了三千弟子。这三千弟子中出乎其类，拔乎其萃者也不少，他们大多是某一方面的专家，真正的通才除了早死的颜回以外，恐怕只有子贡一个人了。

子贡，生于公元前520年，卒年不详，本姓端木，名赐。儒学大师南怀瑾先生称他“不但是学问家，也是外交家、政治家”。

孔子对他十分欣赏，曾说“赐也，始可与言诗已矣!告诸往而知来者”。——认为他能够举一反三。

太史公司马迁对子贡也非常推崇，他在《史记·货殖列传》中甚至说，孔子的学说思想，后来所以能够流传下来，全仗子贡的努力。

这样一个“你办事，我放心”的大学问家，在儒家经典《论语》第十九章“子张篇”里却提出了一个不同凡响的问题。

子贡曰：“纣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意思是说，纣王的不好，并不像后世所说的那么严重。

载在经典中的大学问家的话可不是随便乱说的。

子贡以后，数千年间虽然“大一统”的文化氛围使得真知不能广为世人所知，但也不乏后来者。

宋朝的罗泌在《桀纣事多失实论》中认为，纣王建宫室，营酒池肉林，近女色，害忠良等罪恶，与夏桀的罪行如出一辙，桀纣不分，这些都是史学家的恶意模仿。

另一个宋朝学者李慈铭也认为，仅就史料而言，纣王的主要罪行不过是杀比干、囚箕子、宠妲己、偏信崇侯、拘押文王而已，与后世的暴君相比，不过是小巫见大巫!

罗、李二人的论证方式是科学的，其结论也是正确的，但由于年代久远，所以没能成为子贡困惑的解惑人。

近来重读先秦诸子，终于从《韩非子》一书中给子贡“纣之不善，不如是之甚”找到了史料根据。

韩非在《韩非子·外储说右下》有过这样一段记载：“费仲劝告纣王说：‘西伯昌贤良，百姓都拥戴他，诸侯都依附他，必须把他杀掉，不杀掉他，一定会成为殷商的祸害。’商纣王说：‘你既然说他是一个贤良的诸侯，怎么可以杀呢?’费仲说：‘帽子虽然破旧，必定是戴在头上；鞋子虽然华美，一定踩在地上。现在西伯昌是您的臣下，他实行仁政，人们都归向他。终究会成为天下祸患的，难道不是西伯昌吗?臣下不用他的贤能为君主效忠，非杀不可。况且君主诛杀臣下有什么过错呢?’商纣王说：‘仁义，是君上用来劝勉下面的人的。现在西伯昌是个好行仁义的人，杀他不合适。’费仲三次劝说，商纣王都不采用。”

费仲是纣王手下的“秦桧”，西伯昌即周文王，据《史记正义》转引《帝王世纪》说他龙颜虎眉，身长十尺，胸有四乳，他继任西伯以后，遵循后稷、公刘和古公、公季(均为西周祖上之贤者——著者)遗留下来的法度，敬老慈少，礼敬贤者，常常是忙到正午了也来不及吃上一顿饭，很得当时人的爱戴，以今天的眼光看，西伯昌乃是新生代中之翘楚。所以，当时一些对商王朝心怀不满的人如有名的伯夷、叔齐、散宜生等纷纷去投奔他，一个名叫崇侯虎的人向纣王进谗，骗得纣王下令把西伯昌囚禁起来。上面所引韩非子的这段记载，当是发生在纣王上当、西伯被囚以后。

从这段记载中我们可以看出，尽管听取了崇侯虎的进言，但在大事上纣王还是有分寸的，至少他没有像夏桀杀关龙逄那样杀了西伯昌，仅就这一点而言，我们就不能说他是个彻头彻尾的昏君、暴君。

其实，连司马迁本人都认为，纣王“资辨捷疾，闻见甚敏，才力过人”——并非一无可取。了解了这些以后，我们再回过头来看，相信每个人都会摒弃“纣王是既昏又暴的君王”这个误区的。

除了搞清历史的真相以外，走出这一误区的另外一大好处是可以让更多的人明白，世上没有十全十美的好人，也没有十恶不赦的坏蛋。人的性格是二重甚至是多重的，这样，才不会对人世间的滚滚红尘大喜大悲。

十年可树木百年树几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