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第一个短篇是流产的记录，第一个中篇是夭折的叹号。做梦都想不到，我的第一个长篇《校花·校草》竟是成功的喜悦。我不会忘记这个时刻：1999年1月22日上午11时！这时刻，广州花城出版社的邹峙华编辑给我来电：决定出版《校花·校草》。

我是生活的弱者，所以对受歧视、遭排挤的学生总是别具深情的。一个新学年的第一堂课。面对着一班陌生的学生，我的第一堂课该怎么上？“师生对话”。学生直率地问我：“老师，您喜欢哪样的学生？”我毫不犹豫地回答：我喜欢调皮捣蛋的学生，他们虽然常犯错误，但可爱。学生大为惊讶，个个木然。我坦诚地解释：这类学生往往敢想敢说，往往手脚勤快，往往讲义气……课堂里掌声雷动。事后，有个学生在作文中写道：“这位张老师可是个怪老师，我听其言，更要观其行。”还有一件往事，我是难以忘却的：一位学校行政人员责令一顽皮学生在班上作检讨，之后，还令其母上台“表态”。我愤然之极，在讲台上大声疾呼：为什么要这么残忍地对待这母子？家长，何罪之有？我面壁流泪，学生亦泪湿胸膛。在中篇小说《张铁老师流浪记》中，我对几个流浪少年的描写，就是倾注着满心同情和汪汪泪水的。不少短篇小说，也是这样。

大概是本性难移，所以《校花·校草》的感情基调仍然如故。写到情深处，我潸然泪下，有好几次。

事出有因。去年3月底的一天，文友A君和我谈及高中毕业班负担过重，是一种普遍现象。我说：“这种歪风值得披露。”我有反感，他亦表示愤然：“你就写写吧！”

我心血来潮，马上行动：搜素材，寻原型。初拟题目为《高考前的大搏斗》。4月初，偕学生到长沙世界之窗参观，有感，易题为《爱情谷里的故事》。自觉太偏，易题为《南极陨石》。小读者认为，太深奥，费解，于是改为《我们普通班》。但文友说，太露。最后定为《校花·校草》。“校草”是原型们定的，当时，我还不知何为“校草”。

……

5月25日的日记：发笔于3月底，4月初，已写完24万字。计划月底写完30万字。

5月29日，大功告成，我在日记中写下两个沉甸甸的字：完篇。

完篇之后，我狠狠地休息了几天。但是，课是要上的。不然，要扣岗位津贴。

完篇之后，我请学生阅读，并要求他们写读后感。同时，见教书商。

6月上旬，我写出了作品提要，向出版社投寄。

半个月之内，有八家回电回书索稿。我手中只有一稿，于是发动学生手抄。承之以诺：以书回报。

我首先将原稿送S出版社，因为该社显示出来的态度最主动。遗憾的是，该社三个月了，才给我一个失望的回答：虽然写得相当好，但我社99年度的校园系列小说在论证过程中定的原则必须是中学生自己写的生活……为了争取时效，我毅然作出一稿双投的决定。最后的得主是花城出版社。

上面记的是创作动机、过程和投稿历程。

我很佩服花城出版社工作人员的责任感和求实精神。我是去年11月14日向他们发稿的，估计十来天之后，稿才到达他们手上。可是12月4日，副社长谢日新先生就电话告我：“我看了一部分，写得可以。”12月26日，邹(山青)华女士向我致电：“看了前面一部分，写得不错，准备用。”1999年元月5日，邹再次致电：看完，看好，报批。这时，我的心情有点紧张：要是报而不批呢？

终于盼来了1999年元月22日。是时，值三个学生给我赠画。我欣喜之余，给他们一人赠书一本：《炎帝神农传奇》！

谨此，我向花城出版社的老师们致以深深的谢意。同时向我的原型们和读者们致意。

是以为记。

1999年春节于岳阳楼

张立士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