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5章 长城好汉-校花·校草

我们卧薪尝胆,终于赢得期末考试的伟大胜利。

郑老师怀着兴奋的心情说:“同学们,暑假即将开始,这是我们在中学阶段的最后一个暑假,也是一个最为重要的暑假。”我们一听到“最为重要”时,心跳到口里来了,我们想:我的妈,又要补课?

“今年的暑假,我们应该怎么过?应该做什么?”老师的话未落音,“老二流子”伊亮接白了:“补——课!”

有的笑,有的骂,伊亮把脑袋缩到肚里去了。

郑老师付之一笑。他知道,这个场面是对那些补课大师的嘲讽和抗议!他继续说下去:“不该做什么?我这个做班主任的应该有怎样的承诺呢?”

我们热烈鼓掌,经久不息,我们相信我们欢乐的掌声能促使郑老师作出皆大欢喜的承诺。

“暑假是法定假,我的第一个承诺是:绝对不搞任何形式的补课!”

掌声,欢呼声,排山倒海地响起。

“万岁!万岁!”

“青春万岁!”

伊亮跳起来,举起手:“郑老师,您的宏伟蓝图报校长批准了吗?”

“国家教委批准了,全国人大批准了还不行?”郑老师神气十足呢。“玩,玩!”

大家欢呼呐喊:“玩,玩,玩!”

对,玩,是我们的天性,是我们的责任。我们在玩中长身体,长知识,长才干。可是多少年来,我们玩的权利被剥夺了。

郑老师心血来潮,好像年轻了10岁,兴致勃勃地喊道:“对,让我们C班成为快乐的大本营!”

我们又一次鼓掌,伊亮用拳头擂打着课桌椅。

“对,开心一刻!”

“第二起跑线!”

“拓展训练!”

跃跃欲试,摩拳擦掌。

“孟哥,你叔叔又有生意啦!”伊亮大喊大叫,“可以出风头了。”

“档次太低了,我给中央电视台青少年部去个信。那位部长是我叔叔的战友的战友。以前还到过我家,和我们全家人合过影,留过念。”杨林不慌不忙地瞎吹,“我坐在中间。”

孟空军觉得矮了一大截,不甘示弱:“部长的权力有多大?中央台的台长,是我叔叔的老上级。又是同学——省党校的同学。我爸说,党校的同学,都吃过鸡血的。”

“这些关系,以前怎么从未听你讲过一回?”杨林大声质问。

孟空军有点结结巴巴了:“我……我……谦虚吧!”最后嘿嘿地笑了。

伊亮个头不大,声音特别大,成反比:“郑老师,我爷爷曾经为中央电视台的大本营画过画,写过字,布过景。那全是真的,那年春节的快乐大本营中的‘恭贺新春’四个大字就是我爷爷亲手写的。”

“狗皮膏药!”孟空军又把矛头对着伊亮。

伊亮笑哈哈地手舞足蹈:“牛皮不是吹的,火车不是推的!”

郑老师大声宣布:“我们要珍惜这个暑假,玩,好好地玩!不会玩的是笨蛋,会玩的是人才;会玩,玩出水平来,是一种高素质表现!”

哪个老师有如此天真浪漫?哪个老师敢对自己的学生说出这种话来?只有我们这位罗曼蒂克的郑老师。我们被压抑的心情像海潮那样沸沸扬扬起来,我们的掌声、欢呼声、拍桌击椅声,乱七八糟地响起。我们沉浸在欢乐和幸福之中。

“今天下午,召开班干部会议!”郑老师手一挥,表示可以解散了。

“三级干部会议”决定:自由组合,人尽其材,量体裁衣。

大家都愿意参加快乐的大本营。

这个“营”阵容最大。开始只有几个父母都下了岗的同学没敢报名。后来由于王娜爸爸的赞助,大家都在营旗下集合了。阵容庞大,实力雄厚,组织力量也很强:郑老师任政委;我任营长;孟空军任副手;宣传干事是王娜;生活委员是杨林。

我自然感到光荣,因为大家确确实实把我看作一条龙。但我更感到责任的重大。我想:郑老师这个政委的架子是虚设的;孟空军办事热情高,但不扎实,毛手毛脚的,要是出了事,担于还得压在我头上;王娜搞宣传,叫叫喊喊的,还不只是个花瓶?杨林有活动能力,有组织才干,大家对他都还感兴趣,但是他缺乏吃苦耐劳精神。

我们40个营员,经过20个小时的“急行军”,于8月3日到达首都北京。这里并不是我想像的那样,处处高楼林立,耸入云天。而是既有直冲云霄的大厦,也还有别具民族风情的平房——四合院。我们利用休息的时候,在四合院里倘祥着。听说老舍的写作生活就是在四合院里度过的,这更增加了我们欣赏四合院的吸引力。我们在一个四合院里受到了一位“老北京”人的热情接待。他向我们介绍北京的悠久历史,北京的文化风俗以及北京的发展建设。

“登长城了没有?”北京爷爷须发全白,但声音还很宏亮。

我说:“还没有登长城。”

老爷爷粗大的手拍打着我的后脑勺说:“毛泽东先生说,不到长城非好汉。这诗句的气魄宏大,哲理深远。你们应该是改革开放时期的跨世纪的好汉啊!到了北京而不登长城,那是人生最大的遗憾。原先有个西方朋友来中国开会。临别之际,他还抓紧时间到长城上照个像呢。他也知道‘不到长城非好汉’这句诗呢!”

我们的计划是先参观十三陵。

因为我们听老师介绍过,十三陵是明万历帝王的陵墓——即明代十三个皇帝陵墓的总称。在北京的天寿山,其中还有皇帝皇后的合葬墓。这种合葬墓,规模最大,气势最雄伟,陪葬品最多,又最豪华。人们从这里可以看到封建帝设的;孟空军办事热情高,但不扎实,毛手毛脚的,要是出了事,担子还得压在我头上;王娜搞宣传,叫叫喊喊的,还不只是个花瓶?杨林有活动能力,有组织才干,大家对他都还感兴趣,但是他缺乏吃苦耐劳精神。

我们40个营员,经过20个小时的“急行军”,于8月3日到达首都北京。这里并不是我想像的那样,处处高楼林王的奢侈,可以看到劳动人民智慧之结晶,可以发思古之幽情。但是,北京爷爷的话改变了我们的计划。而长城,它的雄伟壮美,它的历史意义,是决非十三陵所能比拟的。我们知道长城的战略意义,我们会唱《长城谣》,我们会讲孟姜女哭倒长城的故事。所以我们一致决定,先登长城,先睹为快吧!

我们攀登八达岭真有味。我们负重攀登。这可真是磨练人的好时机。我们这些从未爬过山涉过水的孩子们,一个个捂着肚子喘粗气,个别同学经不起这严峻的考验,倒下了。第一个倒下的是宣鼓队的王娜。那大胖子何方,也像得了老年病似的,满脸充血,全身瘫软。天气太热了。真想不到,北京的夏日竟比南国的秋老虎还恶。休息了一阵,继续往前走,向长城入口处进发。没有水喝,可汗还照样往外奔流。我和孟空军好不容易才“调”来了一辆车。大家呼啦一声上了车。可是坐了个把钟头,车只前行了几十米。那真比蜗牛还走得慢。啊,不知什么原因:堵车了!我们的车被前后左右的车包围着。车皮被太阳的热能烧得直冒火星。我们坐的不是汽车,是火炉子。不少从来没有晕车习惯的同学,晕车了,车前车后,呕吐一片,好像同时吃了什么毒药一样。这时我们一边自救——饮十滴水,一边挤下车厢。郑老师自己也头晕眼花了。他宣布:赶快下车,放风自救。我的遮阳帽虽然有电扇实实地转着,但那点微弱的风,是杯水车薪,顶啥用?放了一阵风,我们的病基本上好了。等得不耐烦的车主催我们上车。我们望而生畏,谁还敢自寻苦吃?可是车主——个彪形大汉阻住我们的前路,不让我们走。我们要走,他们要堵,两方面吵了起来。我们用湖南话骂那车主,骂他欺侮外来学生,要钱不要脸。伊亮还骂了些粗痞话。那车主只知道我们在恨他,骂他。但我们究竟骂了些什么话,他有时也许一知半解,有时也许全然听不懂。他骂我们的话,我们全听懂了,他骂我们“龟孙子”、“兔崽子”。正当我们骂得热火朝天的时候,一位戴墨镜的青年人跑步而至,我们敏感地意识到那人是记者。他的形象、他的声音,和我们从电视里看到的听到的完全一样。

那青年人后面又跟上来一背着摄像机的女青年。女青年赶快问我们:“你们是从哪儿来的夏令营?”

我把营旗一展,说:“毛主席的故乡——湖南江南市。”

男青年和女青年一听我们说是湖南的,马上向我们郑老师伸出手。

郑老师激动地说:“欢迎你们指导。中央台的吗?”

“对,青少年节目制作部的。北京人民欢迎远方的客人。”男青年自我介绍,“我姓杨名波。”

“杨波同志好!”郑老师把杨波的手握得紧紧的。“我姓郑,郑重的郑。”

“她姓江,名浪!”杨波指着女青年向郑老师介绍。

“江浪小姐好!”郑老师又伸出了手。

杨波使劲地用宽边帽扇风:“那车主怎么啦?”

郑老师摆摆手:“算了算了,小矛盾。”

王娜尖声叫道:“他要敲我们外来人。”

江浪不容分说,马上准备曝光,向车主走去。车主忙用两手遮住自己的嘴脸。

“还欺孩子们吗?我请你到焦点访谈栏目中去当话靶子。”杨波大声说。

车主悄悄地把车开走了。

杨波对着对讲机说了几句话,一会儿,一辆采访车开来了。

“郑老师,咱们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今天咱们在这里相聚,真是缘分好哇!我们现在同你们一块儿活动好了,怎么样?”

我们热烈地鼓掌。

“上车吧!挤一挤。”杨波指着采访车说,“要不然,就分两批。”

“不。杨叔叔,让我们‘劳其筋骨’,步行到长城入口处。”

王娜大声朗诵起毛主席的词《六盘山·清平乐》来,何方吹起了进军号。说来也巧,一声霹雳,给我们送来了暴风骤雨,这是战斗的洗礼,我们一起背诵起高尔基的《海燕》来。我们终于来到一个高高的烽火台上。我们欢呼,我们跳跃,那种“好汉”的豪情,那种成功的喜悦,那种登高望远的兴致,真是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我们在饱享“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的幸福之后,开始表演文艺节目。

啊,伟大的长城成了我们展示自我,抒发情怀的舞台。

我们的第一个节目是保留节目——器乐合奏《莫斯科郊外的夜晚》!听众把我们围得水泄不通,我们感到无比骄傲。自豪。最有意思的是观众里还有几个高鼻梁俄国佬呢。他们总是不停地鼓掌,慌慌忙忙地从各个角度抢拍镜头。啊,我们走上国际舞台了,我们有国际影响了。第二个节目是“劲舞”。我们四条“汉子”出尽风头,越跳越有使不完的劲。喝彩声响彻长城内外。我们四条“汉子”走进了杨波先生的镜头。《幽默大师》当然是看主演杨林的戏啰。杨林是个不正经的人。但到了长城之后,形象变了,变得深沉、庄重。不过表演起来,那幽默滑稽形象同他一时的庄重形成强烈的反差。围观的人群,都不时发出一阵阵暗笑。第四个节目是何文给国际友人画像。十分钟一个头像,一口气画了三个。那几个俄国佬给何文卢布,何文红着脸,不肯收钱。我们说不要不要。但郑老师反对我们的观点,要我们注意一点影响。最后,郑老师调了下味口:“谁要了,谁准备到焦点访谈去作客。”伊亮举起了手。又是一场大笑。最后王娜以清脆甜美的声音朗诵:“我们都是炎黄子孙,来自黄河之畔,长江之滨;我们都是人类地球的公民,来自万国九洲。我们相聚在世界级古迹长城之上,实在是有福而又有幸。长城是中华民族力量的凝聚,是中华儿女智慧的结晶,是人类的骄傲!我们感谢秦砖汉瓦,我们尽情地歌唱长城。现在,请听我高唱一曲《长城谣》,我希望大家伴唱,同享快乐和潇洒!”啊,我们的王娜已再不是昔日的王娜了,而是散文家、诗人了。她的这番即兴朗诵,把我们的情怀引向五湖四海,升上蓝天白云。

“万里长城万里长,长城外面是故乡,高粱肥,大豆香……”

所有的观众都伴我们一起唱。最有意思的是,那些国际友人也跟着我们唱。

我们唱,我们跳,我们演,横空出击,抖尽风流。

杨波、江浪兴奋地向我们发出口头邀请:“我们代表中央电视台,邀请江南中学到中央电视台快乐大本营、第二起跑线栏目作客!”

我们兴奋得欢呼雀跃。

说来也真巧,另两位记者叔叔在故宫采访时,把塞北中学的夏令营也给请了来。

两队小将,为了一个共同的理想和目标从江南塞北走到一起来了。他们是边陲的胡马,我们是南国的越鸟。我们虽然是在不同的环境中成长起来的,但是我们同是炎黄子孙,我们的血管里流着同一种血,我们见面了,像久别重逢的亲人。我们特别亲热,特别珍惜这种人生难得的际遇。

第二天,中央台青少年部通知我们,准备参加第二起跑线的辩论会,辩题是顺境出人才还是逆境出人才。我们欣喜,我们也紧张。人们说北方是中华民族文化发祥地,北方人的素质比南方人高,起码,他们的语言素质就比我们强。再者,我们的对手是重点班的,水平当然会比我们高。但是郑老师鼓励我们说:“只要战略上蔑视敌人,战术上重视敌人,我们不怕打不倒敌人,小国打败大国,弱国打败强国的战例不是屡见不鲜?咱们学过历史,我不举例了。我们学过的寓言《狮子和蚊子》不是很有说服力?”

杨林从口袋里掏出梳子,在头发上梳理了一下,说:“郑老师,你说的是历史和理论。我们应该尊重实践、尊重现实,我们从来没有搞过这样的活动,从来没有练过兵……”

“对了,练兵很重要!”郑老师表态。

我们坐下来练兵。

女同学为正方。

男同学为反方。

主持人是郑老师。

结果:正方失利;反方获胜。

第二天上午,我们到电视台抽签。

正方——塞北中学;

反方——江南中学。

我们装出不高兴的样子。其实,我们心里很高兴。因为我们是石板底下的小草,我们是大浪淘出来的泥沙,我们是筛子底下的碎米,我们是第三世界的苦命人。因此郑老师给我们做思想工作时,总是展示逆境出人才的观点。何况,我们已经练过兵!

我们进入演播室,那种欣喜之情,自豪之意,谁能用语言文字表达出来?我们天天做梦,尽是甜甜蜜蜜的美梦。但是谁曾梦见自己进入中央电视台演播室参加第二起跑线的活动?现实证明;即使江南市江南中学有这个任务,也不会落到我们C班的头上来。那出头露面的肯定是A班,B班,或者D班。

当节目主持人X小姐把我们的队伍向大家介绍时,我们高兴得跳起来,我把营旗使劲地挥舞。大有“红旗漫卷西风”之势。

我们想,我们被亿万观众注视着,我们自豪,我们骄傲。

辩论开始了。

首先发难的当然是正方——塞北中学。他们的首席辩手是个男孩,比我和孟空军还高还大。

他环视了一下大家:“我的观点是顺境出人才。解放前的中国,由于三座大山压在我们头上,劳动人民吃不饱,穿个暖,读不成大学,所以创造力受到极大的压抑。中国有人才,但在那时,出不来。解放之后,劳动人民翻身作主人了,所以人才辈出,例如:雷锋、王杰、陈景润……”

我们雄赳赳气昂昂地杀上去。我们的主辩手是王娜。“我们认为顺境能出人才,但劣境更能出人才。常说,梅花香自苦寒来,宝剑锋从磨砺出。自古道,国难出英雄。你若是中国人,大概不会不认识伟大的爱国主义诗人屈原吧!他难道不是从逆境中斗出来的?司马迁,你们知道吗?知道他是在忍受怎样的屈辱之后而写出《史记》的吗?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杜甫为什么能够成为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他的名句作出了生动形象的回答:文章憎命达。就是说,命运通达的人是写不出好文章的。文天祥、史可法这样的民族英雄不都是在国难当头时出现的?高玉宝之所以能成为文学家,不也是梅花香自苦寒来的印证?”

……

经过一轮又一轮的较量,我们反方大获全胜。

那天晚上,我们兴奋得怎样也睡不着。

离开北京的前夕,我们在北大听取了名教授关于“成才”的报告。王教授认为,要“成才”,必须先“立志”。王教授教导我们:有志者事竟成,无志者必将一事难成。王教授还说,要成才就要有奋斗,要奋斗就难免有牺牲。你要准备成才,就必须准备吃一辈于苦,受一辈子磨。期待在“春江花月夜”里成才,都是乌托邦。

我们还参观了清华大学。我们大开了眼界,大受了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