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孟空军终于收到郑老师的来信。高兴得在地上翻跟斗。

拆开一看，霉了。唉，字里行间可怜兮兮的。

我真不好意思给你们写信。然而不给你们写，我又还能给谁呢？还有谁比你们更了解我和同情我？我告诉了你们，可千万不要给我家里人透露半点真情。想不到如今的生活之路是这样难走。也许，我现在正处在生活的最低谷。我原以为，凭着我的学历，我的能力，在深圳这个改革开放的窗口，谋求一条生路，是不成问题的。可是，现实与我的幻想的距离竞是如此之大。……我现在还找不到一份工作。我估计他们是怀疑我的政治表现。我同三家宾馆签订了洗碗合同。啊，我原来是个站讲台的教师，如今竟是洗碗临时工。想当初，何等威风；看如今，何等羞愧难言。怨谁呢？要怨的话，只能怨我自己，好心办成了坏事。不过，我并不后悔。我坚持了原则，维护了人格的尊严。我自己苦一点，过得去，我难过的是下岗了的妻子的生计问题。唉，全国纺织行业都不景气。

我把这封信给王娜和张磊看了。我们都很难过。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吧。我们四个同学碰了头，开了会，作出了决定：一，做好保密工作，决不能让校长和河马看笑话；二，全力以赴，做好捐赞工作。

我们回到家里，分头跟爸妈说：给郑老师家里送点温暖。

“你们郑老师是一个有骨气的人。我们给他点什么，他是不是认为这是施舍？他会接受得了吗？”我爸爸慢条斯理地说。

“古人说得好，饥不择食，寒不择衣。身处困境，谁还会去有那么多顾虑。”我妈妈冲着我爸爸说。

“你懂吧？中国的知识分子是很讲究这一套的，什么不食嗟来之食，不饮盗泉之水。受的影响特深，特别是语文老师，中毒肯定更深。”我爸的口气仍然很冷静。

可我妈像要和我爸吵架似的：“你以为别人都像你这么迂腐？我们是送货上门，又叫给老师送温暖。哪里存在什么‘嗟’，什么‘盗’呀？我看你神经有点过敏，神经质！”

可是我爸爸仍很坚持，送是可以的，但必须讲究方式，注意影响。

妈妈还叨叨不休：什么党政领导给下岗职工送温暖，还上电视啦；什么厂长给职工送温暖，也登了报啦！

最后，我妈作出了决定：以郑老师“朋友”的身份，从海南寄出人民币1000元。

我一带头，孟空军家也是1000；王娜家有活水，翻了个倍。张磊爸爸是公安局的，也有大收入，但是他妈有半年没有上班了，下岗后又找不到临时工作，家里困难些，免捐。

我们到郑老师家里去问郑老师的通讯处。师母很激动地对我们说：“你们郑老师的朋友真好呀，听说我们纱厂倒闭我下了岗，好几个人寄来了钱。起码是1000元；还有2000元的。啊！人们都说世道不好了，但是我觉得还是有好人。还是社会主义好呀！一方有难，八方支援。”

这位身体微胖的师母说着说着，流出了眼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