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逃离了刘晓庆。当一个女人得知爱人逃离时的感觉是可想而知的。她的哭泣，她的痛苦，她的愤怒是我造成的，我至今还很内疚。

1999年春天，介绍欧洲生态保护的14集电视片《环球绿色行——法国篇》在北京电视台播出，引起人们的赞叹。该片“洋味”十足，显见是一位对欧洲文化极为熟悉的人制作的。今年元月，制作者又端出12集的《环球绿色行——瑞士篇》，让中国观众看到了像爱眼睛一样爱自己绿色国土的瑞士人，他们以生产雷达表一样的精细，剔除微小如丝的污染。

只有生在中国、住在欧洲的人能够拍出这样的电视片，他就是华裔法国著名作家亚丁。

我像一只“北方的狼”进入了巴黎上流社会

成是在河北农村长大的，7O年代末考进北京大学西文系，毕业后留在北大办杂志、翻译并创作。大概不会有人记得，1985年夏天，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华社都报道了一个消息：中国年轻翻译家亚丁获得法国政府翻译家奖。

我翻译的是萨特的《理智之年》和《巴黎的忧郁》，我那年27岁，到法国领奖。

我留在了法国，我发现法国人对中国太不了解，几乎每个中国大学生都能说出五个以上法国作家，而只是百分之一的法国大学生能勉强说出一个中国作家。于是我决定用法语写作，介绍中国。

没想到写我小时候故事的《高粱红了的时候》一举轰动法国，成了法国十年来最畅销书之一，获了四项奖。我第二本书获两项奖，第三本也获两项奖……

法国政府认为我在文化上做出了杰出贡献，授予我欧洲骑士勋章，我等于进入了“贵族”阶层，要在两百年前，不是男爵就是子爵。

作家在法国是最受宠的，我在那儿受到众星捧月般的礼待。我在法国十年，写了五本书，用一本书的定金买了房子，在这个房子里写完这本书，又赚了很多钱。

赚了钱就乱花。在那儿如果你稍微有点钱，那就不是人活着而是机器活着，一切都是机器干，甚至连切菜都是机器。电脑控制着空调、音响、湿度……你实在是想不起生活中还能干什么，你所做的就是天天挣钱养活这些机器。后来连花钱的乐趣都没了，一个星期去超市推着车把东西都买回来，然后一个星期后又把垃圾堆到一个地方。人这样活着确实感到厌倦了。

法国是爱情之国，但我没有得到爱情的拯救。我那时年轻有钱，有很多女孩子追我。其中交往比较长的是一位上流社会的女孩子。她栗色长发，蓝眼睛，笑容就像地中海的阳光一样灿烂，走到哪都会引人注目。她的家族古老而富有，是拿破仑时代三大银行家之一。有一天，她打电话让我参加她20岁的生日晚会。我走进了一座精美的铁栅门，经过长长的花间大道，远远我看到一座富丽堂皇的古堡。巴黎上流社会人士差不多都来了，女友特意让我坐在她的右边，全场都把目光集中在我身上。后来我才知道，坐在女孩子的右边表示爱情。这在巴黎社交界引起轰动，一个显赫家族的独生女要嫁给一个中国人……

但我对她产生不了心心相印的感觉，我对她说：“巴黎有两种人，一种是财富和精神的持有者，另一种是一无所有的外来者，后者的使命就是抢夺前者，你属于前者，我属于后者，因而我们天生是对头。”她很不理解我这个“远方的狼。”恋人之间如果有文化的隔膜是很可怕的。这时我才深深理解中国古人讲的“异邦无情侣。”

我感到空虚，日子白白耗过去了，爱情也没有了，剩下的就是恐惧。存款哗哗往下掉，只能再写文卖钱。开始勉强写了一章，几天后再写只写了一页，最后是几行……没了生活，没了冲动，写不下去了。

我理解了日本作家为什么爱自杀，我在离香谢里舍大街不远的住宅里走来走去，好几次把黑洞洞的枪口对准自己的太阳穴。

我回忆起，我一生最快乐的时光是小时候在农村，我父亲虽然是一个县长，但一点工资要养活一大家，生活还是很困难的。但那时天蓝水碧，原野葱定，在那种环境中人很容易快乐。

我要找回小时候的快乐，于是我回到中国。奇怪的是我一回来就感到特别舒服，我琢磨这是因为水与西方不一样，人身体大部分是水，水里某种因素在起作用。

另一方面，我又看到中国的污染特别严重，人们毫无顾忌地糟蹋着山水，这个时候我萌生了为保护故乡山水一战的想法。

我逃离了刘晓庆

当我在西方陷入极大孤独时，我碰到了刘晓庆，他使我摆脱了灰色情绪。

1993年，我带着为《巴黎竞赛画报》写稿的任务回到中国。我要写的是中国的新贵，有人推荐刘晓庆，她当时正在琢州拍《武则天》。我赶去采访，发现她并没有传言的那么富，但非常有活力。结果“新富”文章没写出来，我们的感情却发展起来。

我们一起为凤凰卫视中文台做《刘晓庆打开引号》。在青海塔尔寺，晓庆是主持人，问我在这地方说点什么，我说这是世界屋脊，离天最近，只有到了这个地方才能体会青藏人对大的感受，为什么这么虔诚……结果这段话播出后，许多港台人都说特别好。

《刘晓庆打开引号》每星期一集，播了一年，在港台和东南亚影响很大。我们在经济上大大改观，我买来我们的第一辆车，我们之间的感情也深厚起来。晓庆不单对我好，关心我的身体，同时她对我的父亲也很孝顺，我永远也忘不了父亲去世时我不在身边，她一个人跑到医院料理后事……

晓庆对自己人是很溺爱的，她极力把我介绍到影视圈里，有一次北影让她拍部电视剧，她把我推荐过去，结果我平生第一次当了电视剧导演。

我和晓庆一起去法国度假，想在那买一座古堡。我们确实很亲密，在巴黎我们登记结婚两次，但都因为种种急迫的事情最终没有正式结成（在法国，结婚登记只是最初步骤，必须一个月后再由市长主持婚礼才算正式结婚）。

这时，我已攀到了幸福的顶峰，但突然又感到生活失去意义，早上又不想起床，木想干事，无精打采，像在巴黎的时候那样。

我意识到，这是我致命的症结，我永远是从零开始，取得成功，然后又回到零。正像我年轻时所翻译和喜欢的存在主义大师加缪的作品《西西里佛神话》所讲的那样，人的一生就像滚着一块大石头上山，爬山时精神抖擞，到了山顶，就觉得不过如此，人也就没了斗志，然后再回到山底，重新开始。我的生活需要困难，健康的困难，像登山的困难那样，而享受成果是下山的困难、负面的困难。我骨子里有一种逃离意识，一旦有钱了，有名了，有爱情了，就腻烦，想赶快逃离。

这时，我和刘晓庆碰到的困难是负面的，先是为怎么分钱，怎么瓜分利益而互不信任，对自己爱的人不信任最容易产生矛盾。然后是吵架。我经常在闹别扭后，一气之下，夜不归家，像小孩一样故意给人难堪，看到晓庆到处寻找，我似乎感到一种快感。

关系处在冷战状态，我时时想逃离。

我当导演时，碰到新疆来的演员素娃，她有一种健康的、属于阳光的那种美，像高原扑来的新鲜空气，使我有一种异样的感觉。她是单纯的，同时又有一种野性，她不知这里演艺界的险恶，屡屡上当。我升起一种保护弱小的感觉，我与她在一起又回到了和自己爱的人共同攀登的那种心境。

我逃离了刘晓庆。一个女人知道自己的爱人离开时的感觉是可想而知的，她的愤怒，她的痛苦，她的哭泣是我造成的，我现在还很内疚。

晓庆是一个色彩很丰富的人。她有时很女人味，有时又有一种执拗的霸气，她的计谋很多，爱玩一些可爱的心眼——她有时不喜欢一个人并不直说，事后又装做大吃一惊：怎么，他被解雇了？总之，她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人，跟她接触的人，很难逃脱她的魅力。

但是我逃离了。

分手之后，我和晓庆又见过面。她一直对我不理解，说你为什么要这样？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我很多时候是一个跟着感觉走的人，但我嘴上说：“可能是咱们的价值观不一样吧？”

有朋友说：你是全中国最大的傻X！我说我就当定了。

恳请我伤害过的女孩原谅

爱情永远是痛苦大于欢乐的一件事，她的折磨会使人很疲倦。于是我全身心投入环保以逃避。我试验过多次，当我陷入爱情的泥潭中时，任何事情都没法把我拉出来，包括写作，除了与森林湖海打交道。这次从瑞士拍片回来，有很多感想，觉得生态保护就是对地球的爱情。这个爱情代替了那个爱情。

搞生态使你不能分心，因为你会遇上一些可怕的事情，比如在法国的宇宙监测中心，通过卫星照片，科学家发现一种非常可怕的现象，一种黑灰色的物质在地球上空出现。这是一种过去从未发现过的空中尘埃，它们在几百公里上空形成一片可疑的“大陆”。专家们说，空气污染、水污染是可以想象的，而我们不知这片东西从何而来，要飘向何方。它不可能是地上的尘土，面积很大，如果越来越严重，那大概就是世界末日了。科学家不想把这个情况对老百姓说，怕引起恐慌。

这恐怖的景象使我在爱情中产生的负罪感得到缓解。

同时搞环保就像做慈善一样，是治心理病的最好手段，因为你会碰到人与自然那种很温暖的故事。比如我在瑞士拍片，来到一个全世界都知道的小城维根，发现没有私人汽车，只有红色的垃圾车、绿色的邮车，在火车站，还发现了小小的行李车，专门来往于车站和宾馆之间。这些车都是电动的。居民说：“我们不买私车不是因为没钱，而是不愿破坏我们的财富——美丽和宁静。”

在瑞士最漂亮的城市卢塞恩，我发现人们用水发电，但你看不到水电站，一切设施都在水下，因为它的旁边是瑞士最有名的木桥。水电站还留有一个鱼能自由上下游动的暗道。

在瑞士，人们可以买不同种类的电，那儿的老百姓都指明购买太阳能发的电，虽然太阳能电比普通电的价格贵许多；瑞士人还搞了一项十分庞大、激动人心的太阳能试验，如果成功，可以解决人类整体能源的30％。到时候在赤道和沙漠收集到的太阳能，可以用手携带，或者灌进汽车的油箱里，到多云多雨的地方用……

我搞环保是为了寄托感情，当然也有保护我的家乡的用意，那是我维持健康的地方。

我逃进环保里并不意味着我就心安理得了，我还是诚恳地恳求我伤害过的人原谅。愿我们在大自然中和解，我保护自然也就是保护她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