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驾御拍马：不妨用美学上的“距离说”
“距离说”是意大利美学家朗吉弩斯率先提出的。其根本要义在于，观众在看戏时，要和舞台上的演员保持一定的距离，这样才能产生良好的美学效果；如果太近，就会降低这种美学效果。当然，距离太远也大不到这个效果。现在剧场里的票价视距离而定就是这个道理。我们看到，在第一、二排的票价和最后几排的票价比在中间几排的票价低得多，就是这个缘故，其实中国有句民间俗语也应验了这一理论“守着羊圈才知道羊圈骚。”还有诸如“亲戚只可走着，不可守着。”也是这个原理的再现。记得从小的时候母亲老是讲这句话，到了我结婚打算和岳母大人一家住在一起时，她老人家又用这句民间谚语来提醒我的思路。当初我并不理解这些活的真正含义，现在我算深刻地理解到了。
用在我们所说的拍马学原理上，我的第一个提示就是：对拍马者以及爱为人所拍的人，你都最好“敬而远之”。现在的领导多以“公仆”自居。《现代汉语词典》上说：“公仆”就是“为公众服务的人”。这不由得让我想起了著名诗人马凡陀先生于1945年写下的《主人要辞职》这样一首“山歌”。为方便大家，在不妨碍“版权”的情况下，我们就引用在这里：
我亲爱的公仆大人！
蒙你赐我主人翁的名称，
我感到了极大的惶恐，同时也绝对你在寻开心！
明明你是高高在上的大人，
明明我是低低在下的百姓，
你发命令，我来拼命。
倒说你是公仆，我是主人？
我在马棚，你在厅堂，
我吃骨头，你吃蹄膀。
弄得不好，大人肝火旺，
拿我出气，遍体鳞伤！
大人自称公仆实在冤枉，
把我叫做主人更不敢当。
你的名字应该修改修改，
我也不愿再于这一行。
我想辞职，你看怎样？
主人翁的头衔原封奉上。
我情愿名符其实地做驴子，
动物学上的驴子，倒也堂皇！
我给你骑，理所应当；
我给你踢，理所应当：
我给你打，理所应当；
不声不响，驴子之相！
我亲爱的骑师大人！
请骑吧！请不必作势装腔，
贱驴的脑筋简单异常，
你的缰绳，我的方向！
但愿你不要打得我太伤，
好让我的服务岁月久长，
标语口号，概请节省，
驴主，驴主，何必再唱！
马诗人的“山歌”是针对“公仆”与“百姓”的关系而唱的，它具有一定的典型性。今天，尽管我们已经当了家、做了主，可…泊公仆”的毛病却和过去一个熊样！尤其是在偏远落后的农村乡下。我们说，“拍”本身就反映了一个不正常的社会现实。但是如果我们琵琶反弹，就不难得出“距离论”的结论。当然，如果我们的“公仆”都像焦裕禄、孔繁森那样，还有什么怕头！可我们不能不面对现实啊！既然怕了，干吗不“敬而远之”？
倘若不信，我们来一个反面的例子说给诸位听听：一个号称“公仆”的县交通局局长“得道”之后，将一帮自己的“哥们”拉进了局里。看看他们是一群什么鸟吧！这九个人中，有四人是当地的地痞，还有四人是劳教释放人员，最好一位曾因盗窃罪劳教三年，后来又因抢劫被判刑五年。
这伙人对局长的拍马行为自然不用再说。他们狼狈为好，连不吃“窝边草”的兔子也不如。局长的小学时的同学是他手下一个部门的副经理，就因为在一次开会时喊了他一声小名，于是局长大动干戈，在宣布“会不开了”之后，电话叫来几名打手，不分青红皂白，将那位经理打得哭爹喊娘，大小便失禁。这位本以为比较亲密的同学只因喊了一声小名就遭如此下场，可见这类人是怎样不能沾惹！对这类人，我们最好的办法就是远远地避开。
我们说保持距离，并不是说越远越好。事实上，凡是都有一个度，因此我们在与“公仆”保持一定距离的同时，还要保持一点的温存。切不可“老死不相往来”。否则，“公仆”的小鞋很快就会到你的脚上，君不见民间有这么一句俗语：“乌纱帽本来也可以给你，但是由于你离公仆大远，公仆够不着你，所似就落到了离他较近的人头上。”这话的水平比哲理还哲理。
一是要怕，二是要“不怕”，这才是真正的辩证法。离近的时候闲话少说。老百姓也有自我的处世格言：“吃好些，穿烂些，闲话少说走慢些。”你还别说，颇有“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的味道。老百姓面带莱色，但是却有聪明的绝招等着对付“公仆”呢！
这些经验来的够残酷了。宋代还有泼皮牛二和杨志，以及镇关西、鲁提辖，为何到了现在中国人大多都变成了“窝囊废”？借用鲁迅先生的一句名言颇能解决问题：这都是“统治阶级的治绩”。
其实，这种“治绩”来的并不突然，也有一定的心理学背景，就看我们平时注重不注重修练这方面的“内存”。如果你个人“内存”不够，自然就会被抛弃。“当代美国心理学家马斯洛（又一个姓马的）就曾通过对人格的研究提出过”需要说”。
在这位洋“马”先生看来，人的需要分为五个层次：生理需要、安全需要、归属需要、尊重需要，自我实现需要。不难发现，愈是到后来，人的需要愈是高级，愈是显示出其“精神性”。作为领导的“公仆”自然亦不例外。上面说过，很多领导做“公仆”的历史来之不易，他们一般都有“千年的媳妇熬成婆”的历程。当初的拍马就是抱着“骑马”的动机而来，来了以后自然就“芝麻打油油更油”了。一方面，他会“瘦狗还要炼出三斤油来”的贪婪，另一方面他在面于上会更为讲究。“顺我者昌，逆我者亡”，就是这种“公仆”的最好写照，由此说来，驾御拍马的方法中少不了“多栽花，少挑刺”的古训。
“说你行，你就行，不行也行；说你不行，你就不行，行也不行。”比真理还真理，还有谁不服气，领导要得到尊重，要满足马斯洛所说的第四个层次的需要，谁不愿意满足他，谁就别想好过。尊重他的最好方法无非就是多说些捧他的话，让他飘飘然，整天里觉得自己了不起，天地之间唯有他最有能耐。这就是“自大狂”生成的历史根源。你常常看到那些在领导面前吹吹捧捧的人多是些能“得志”之人。还不是人家会来事，会巴结，会挠痒痒，会溜须。
在国外，人家都推崇有个性、自成一格的人才。在中国，你要想成功，则要来个逆向思维。驾御拍马，并不是说说就会的。第三个就是一条“看不见的战线”，或说是一只“看不见的手”。“傻子过年看邻居”。这句俗语在今天并不过时。川在我们这里就是“随大溜”。“溜须”的“溜”字可就与这有千丝万屡的关系。有人说，我就是不“溜”。但是你要知道，“江山代有人才出”，你不溜自然有人溜。你个人不随大溜，结果还是改变不了这个局面。
为什么说“随大溜”是一种驾御拍马的方法呢？大家都知道，“出头的椽子先烂”，你不顺着“公仆”的意志去说，自己另搞一套，肯定你先“烂”，这是一条不容置疑的判断。信不信由你，反正我已经告诉你了。上海人中流行这么一句话，叫“捣浆糊”，河南有句话叫“和稀泥”，说的是一个意思。你一定常常听到中层领导在传达上级的指示时说过口头禅，“领导说了，这件事就这么定了。我也是这么看的。”一是坚决执行，二是奉承附和。
俄国著名小说家契可夫笔下的“变色龙”就是世界拍马历史上一个极为典型的典型，他这个“随大溜”就是随上司的大溜。在他心目中，上司最大，这是最大的“溜”。
不过，在本节最后，我还想提醒诸位一句，拍马，拍马，顾名思义，要讲究一个“拍”字，要掌握好火候，千万不可变成“打马”。“打马御街前”是高官、附马的事，与咱无关，假殷勤拍马法固然不是不可用，但是万万不能表演过火。
“流泪拍马术”给拍马者的教训是深刻的相当的：唐代贤相姚崇有位儿女亲眷成敬奇。此人十分有才干，文思敏捷也是出了名的。作文章往往是一挥而就。他曾任大理寺正卿。有一次，姚崇生病在家休息，成敬奇到姚府探视，一见姚就显示出感伤万分的样子，一开口就潜然泪下。然后从怀中掏出几只活麻雀，这是他特为姚崇准备的放生除灾的祈灵物。成敬奇让姚崇一只一只拿在手上再放掉，自己在一旁念叨着“愿苍天保佑令公赶快痊愈吧”之类的祈祷语。姚崇顺着他的意思做了。成敬奇走后，姚崇对自己的子弟说，“这人的眼泪是从哪里来的？”从此不再信任此人。的确，拍马拍的要轻巧，要恰到好处。
嘘！到此为止，你千万要小心的运用此道！
6．拍马圣经：献给被拍者的一朵鲜花
拍马者辛苦，被拍者倒霉。这是一个恒久不变的规律。不要看被拍者曾有过一时的快意，但在很多情况下，处于不利地位的往往就是他。“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讲的就是这种人。何以故？马是马，但是匹“瞎马”。
我们要告诉你的是，当你被拍的时候，千万要当心！
一则寓言故事已经在幼儿园里都学过了：“一只狐狸看到一只乌鸦嘴里叼着一块肉。他馋得直流口水。怎么才能得到这块肉呢？百思万想之后，就开始了自己的设计。他对着乌鸦恭维道，‘哎呀！乌鸦大哥，您的歌唱得太好听了。可以说是大底下最美妙的声音。我真想再听听您的歌声啊！’乌鸦听了之后心里想，‘这狐狸一贯狡猾多端，不知今天又要打什么坏主意。以前好多同伴都上过他的当，我可要注意点！’想到这里，乌鸦警惕地对狐狸摇了摇头，表示不予理睬。但是狐狸并不甘心，于是他又摇唇鼓舌道，‘乌鸦大哥，您是十里八里无人不晓的歌唱家，今天在这里能听到您那美妙的歌喉是我一生的荣幸，请您可一定要赏光啊！’乌鸦被狐狸的甜嘴给吹得飘飘然起来，接着就张开他的乌鸦嘴‘喳喳’起来。还未等他发第二个音符，他嘴里的那块肉就已经掉下来了。这时狐狸叼起肉就跑，那还有功夫听他唱什么鸟歌呢？”从这则寓言故事里或许我们能体味到一些故事之外的东西。
其实生活中的拍马情形无不浸透着这种味道。您的一生快意，很可能就是终身的遗憾。古今中外被拍倒的上司并不乏其人。鲁迅先生在他的杂文《二丑艺术》中曾经讽刺过“二丑”说：当着他主子的面，他满脸堆笑，说不完的好话，都是主子的优点；可一转身，他就会对着观众说，“看吧，他要不倒霉才怪呢？”生活中的拍马者不一定想要他的主子倒霉，但是他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至于上司犯不犯法、倒霉不倒霉，他是不关心的。以古代国君南唐李后主为例，对其重新认识是很有必要的。
过去，人们对李煜是这样评价的：一个治国无能的国君；一位才华横溢的雅士。而且，多把南唐亡国的原因归咎于“迷酒色”。在我看来，这并不是问题的全部。如果说李煜治国无能的话，那么其根本原因还是在于他过于听信了他周围的人对他诗词能力的肯定，而忘乎所以。
本来，治国与作文并不矛盾。而我们看到，李煜在这个问题上“马失前蹄”。只是由于他的诗词功夫甚好，才有了一批文人雅士相随，而且拍马附和之声不断，他在一片赞扬声中走向了一个悲剧的偏至。他甚至相信以诗词就可以治国。这就好象一些人认为的“什么什么一抓就灵”一样，过度相信了自己某一方面的才能。要知道，“半部《论语》可以治天下”只是一个比喻，“文章乃兴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世”也不过是文人雅士将治国之理的诗意化、浪漫化。试想，在一群书生的重重包围下，整天吟文弄墨，光听浮夸的喝彩声，自然成不了大气。“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这些诗句未尝不是他对当年自己好大喜功历史的一次深刻仟悔。然而，为时已晚，他终被宋太宗下毒害死，年仅42岁。陶醉于拍马的卧榻自然好景难长。这正如赵匡胤总结的那样：“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
历史惊人的相似，这句话可是有些年头了。我们不必去考究是谁的发明，也不必担心是谁的版权。这里我们关心的是在现实生活中这类的精神事件也是举不枚举的。最常见的一个例子是：一位漂亮的女孩子，到了年近三十尚未出嫁。有好些人不是实事求是地好心劝她不要太挑三拣四，而是一味地奉承说：“没关系，像你这样的条件还不是随便挑，街上追你的保证一大群。”那一句是真，那一句是假，可谓扑朔迷离。飘飘然的结果成了一个老处女。这时候，被拍者最好能保持一种清醒的状态，别以为人家对你奉送的都是实话。
你在大街上买东西，千万小心！这时的商家是你的天敌。他或她会用最甜蜜的语言来迷惑你、麻醉你，直到你买下他或她的商品。一转身，你已经成了他们嘴里的“傻蛋”或“笨蛋”。“这件衣服你穿上可真得体：，因为你的身材好，所以穿上特靓。”这时他根本不管你是胖还是瘦，反正一个劲他说好。这种拍马效果并不差，你回到家后对着镜子一照，会体会的更深。
说假话的拍马令拍马者哭笑不得。我在下乡回城的那一年，县长是一个“大老粗”。他在传达粉碎“四人帮”的文件时有这么一句话：“想当年，我们的中央领导同志就已经看出江青的破绽了。”但是由于他不知道“绽”字怎么念，一下念成了“破脏”。顿时，全场一片笑声。他回头问他的秘书大家笑什么，而他的秘书为了拍他的马屁，就矢口否认有念错的地方。按理说，秘书给他指出来后在下一次报告中就不会再犯这样的错位，可结果与之背道而驰。换了一个地方作报告，又是一阵笑声，他担心错了又问秘书，但由于第一次未能指出来，这一次更不敢纠正，以至于让这位县长丢了一圈人。县长在一个人面前保住了面子，而在大家面前失足了面子。
有一次我参见县里的运动会，因体委主任是一个外行“冒号”，所以他的讲话除了引起大家发笑以外，没有丝毫的“幽默感”——我说的是真正意义上的幽默。他一见到跑一百米第一名的运动员就间：“小伙子！跑了多少秒？”运动员答道：“12秒。”我们的体委主任很是带劲地称赞说：“不错，下次争取跑到二十秒！”在场的人一片掌声，我则发出忍俊不禁的笑声。这掌声我不明白从何谈起？难道他周围的人都是这个水平，众人的“随嘻”难逃“逢迎拍马”之嫌。而被拍者又得到什么好处了呢？历史与现实的绝妙讽刺尽在其中！
另外，我们最后要强调的是，当局者要谨防“假殷勤的拍马”者。这类人的言行最可怕，吴烈祖扬渥时，权臣徐温飞扬跋扈，不可一世。这都是他假殷勤拍马换来的“歪果”。早在烈祖未即位时，地位低微的徐温就不失时机地巴结烈祖。他曾在一次关键时刻对烈祖说：“太祖（扬渥的父亲）生病卧床，而把你这个亲生儿子派出去，这里面必定有奸臣作祟，以后招会你，如果见不到我的属下和太祖亲笔令，千万小心，不要从命。”这番话深深感动了烈祖。烈祖当朝时遂重用徐温。令徐温未料及的是后来居然为自己最信任的人所杀。拍马亦有真假，野心家的马屁无异于裹着糖衣的毒药。
面对形形色色的拍马族，我们不可不保持清醒的头脑啊！
7．拍马智商：绝处逢生化险为夷
在生活中，我们每个人都避免不了尴尬的局面。而对于一个有经验的拍马老手来说，他常常能转危为安，把僵死的局势给激活。
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一个拍马者在匆忙中“站错了队”，差点要了命。好在他会今天盛行的“脑筋急转弯”，否则子弹费都要他自己掏了。那时他整天喊着“打倒某某某，保卫某某某”的口号，俨然一副“革命”的形象。谁知有一天在慌乱中竟然喊颠倒了。真是“智者千虑，必有一失”，拍马拍得昏了头。然而，“智者”毕竟是“智者”，人家集中生智，当喊到“打倒XX”时，忽然加了个“XX的敌人”，于是，他很快就从革命小将的敌人变成了“同志”。
南唐皇帝李煜的父亲因一文人写了“风乍起，吹皱一池春水”甚是不悦，于是发难道：“风乍起，吹皱一池春水，干卿何事？”那位文人倒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智者”。他的回答一下“拍”掉了满身说不清的污垢：“不如君之小楼吹彻玉竹寒也。”因为李氏也是著名的词人、所以听罢甚为高兴，免了即将发生的杀身之祸。
历史上的拍马智者可以说是比比皆是。贪官田秀栗生平曾以三招化险为夷的故事至今广为流传。田秀栗祖籍陕西人，捐资买了个知县的位置。他在成都任职期间，丁文诚出任四川巡抚。当他得知田秀栗的贪婪劣迹后，准备予以处置。田秀栗知道后十分恐慌。于是挖空心思讨好上司。
当他得知巡抚大人祖籍山东、讲究官衙气派后，就急忙派人赶修督署，耗资数万，面貌一新。丁文诚一见，果然满心欢喜。这是第一招。虽说这一招未能完全抹去自己的污点，但是却给自己留下了一条“缓刑”的后路。接着，田秀栗特为巡抚大人雇了两位女仆，供其驱使。他私下同女仆讲好条件，每年给她们百两银子，随时禀告巡抚的一举一动。有了两头“电报驴”，田秀栗如鱼得水。巡抚大人也是乐悠悠的，哪里还会急着查办自己挠痒痒的“肉刷子”。不久田秀栗从自己的雇佣的“电报驴”那里得知巡抚大人在山东时欠了别人三千两银子一时拿不出来，田秀栗则以“马上就办”的速度将丁文诚的账给还上了。三招过后，田秀栗的“乌纱帽”又和以前一样的稳了。
对于一般的拍马者来说，拍马是为了骑马。这类人即使拍马成功、平步青云，也不一定说明他特有能力、智商超人。说的明白些，好多靠拍马走上阶梯的马屁精都是些非常平庸的无能之辈。然而，对这类在关键时刻保住屁股不挨打、死里逃生的智者，我们就有必要另眼相看了。谁的一生都不可能一帆风顺，说不定什么时候就会陷入困境，所以说在这方面有意识地培养起自己随机应变的能力倒不失为一“种具有“实际效益”的人生选择。
“女附马”无疑是死罪一条，然而她却能绝处逢生。这充分说明“马”字的社会功能有着非凡的运筹能力。智者的拍马是一个自御的护身符，也许其中不乏低劣的勾当，但是智慧的火花是不能忽略的。这种人最大的特点是见风使舵、八面玲成、左右逢源、炉火纯青，真乃“百炼钢化为绕指柔”。他们除了能够在紧要关头化险为夷、绝处逢生外，在平时的生活中也有他人不可取代的优势。这主要表现在为人处世的“明哲保身”上。其实，在你身边就有这类拍马者。在此，你不妨回想一下，你的周围是否有？对领导，他从来不发表评论，对领导的意见历来表示赞同、拥护；要是下属和领导发生了冲突，那他一定会站在领导一边据理力争。他若是表扬你，总是带有点夸张的色彩。
俗语说的内容往往并不俗。比如说：“伴君如伴虎。”这句话用在我们讲授拍马的讲义中也颇为得体。上面我们谈了智者的拍马经历，这是正面的论述。换一个角度，从反面来看一看因为缺乏拍马之智者的不幸遭遇，或许更能引起我们对这样一问题的重视。翻开中国历史，文人造难的事件几乎不绝于耳。文人并非无才，关键是他的“愚忠”误了终身大事，我们能说这些文人元智吗？当然不能，然而他们办出的事却给我们留下了沉重的思索空间。西汉的司马迁遭受腐刑以及宋朝苏轼屡屡被贬就是绝好的个案。
大家知道，拍马与“直”无缘。在很多情况下，拍马者应该采取“曲线救国”的方式来防身。司马迁的人生遭遇给我们的命题找到了一个答案。公元前99年，汉武帝派将军李广率骑兵三万，出击匈奴右贤王，又令李广的孙子李陵率五千步兵抗拒单于的八万骑兵。两军交战后，李广失利大败，因他是李夫人的哥哥而没有间罪。李陵在双方力量悬殊较大的情况下奋力拼搏，兵死过半，且战且退，终因寡不敌众而被招降。汉武帝得知后十分愤慨，朝中文武百官对李陵的招降也是义愤填膺。
这时，汉武帝问太史公司马迁对此事的看法。司马迁和李陵素来无往，只是凭借一位知识分子的正直正面回答了皇上的询问：“陵事亲孝，对士信，常奋不顾身赴国难，这是他一贯的表现，有国士之风。如今不幸失败，那些拥妻抱子的官员只责备其短，实使人痛心。李陵率领步兵不满五千，深入匈奴腹地，抗击数万强敌，却能重创匈奴，实在难得。李陵转战千里，箭尽路绝，战士张空弓冒白刃，用拳头与强敌进行肉搏。李陵得到部下如此出力，虽古代名将亦不能超过。他虽然失败了，但是其重创敌人的业绩也足以激励天下。我以为李陵不死，可能是想立功以赎罪。”不就是因为司马迁没有顺着皇上的意思往下说吗？结果太史公面临着这样两种选择：一是交纳五十万罚金可以免死罪；二是接受腐刑。对一位文人来说，既然不可能选择前者，为了完成家父的嘱托，只有接受后一个奇耻大辱了。
不错，司马迁在《服任安书》中是说过这样的话：“人固有一死，但死有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但是像司马迁的这类“死”未免太可惜了。假如他再委婉一点，或许就不会留下这样的后遗症。司马迁后来对此后悔不已。他曾这样写道：“我能写成此书，将藏之名山，通过适当人使传给后世。这样，就可以补偿我以前所受的耻辱。”洗刷耻辱，毕竟是要费点迂回周折的，早知如此，当初的出语要能在“马”字上下点功夫该多好啊！历史就是这样造成了无穷的遗憾。司马迁如此，苏轼也不例外。
是的，正如歌中唱的那样：“悠悠岁月，欲说当年好困惑。”
“乌台诗案”是众人都了解的历史事件。苏拭的人生际遇在较为开明的宋朝也好不到那里去。事在人为，其中的奥秒就在这里。“人为”，这里的学问大着呐！人们尽说（尤其是知识分子）“宋代是知识分子的乐园”。但是要知道，乐园也不是谁都能进的。失乐园事小，惨遭不幸可就事大了。《宋史·苏轼传》十分清楚地告诉我们：苏拭从老家到京应试，就以才华震惊朝野。欧阳修读了他的文章之后，拍案叫绝。宋仁宗每读其文，也都赞赏说：“奇才！奇才！”然而，就是这个奇才，因为深得几代皇上的赏识，说话不慎，出笔不谨，才有了“乌台诗案”的发生。从高高在上的文人雅士到一介平民，苏轼的生活一落千丈，他曾上书“自言饥寒”，不是夸张，尽是实情。
当了一段“东坡居士”之后，司马光掌权，于是又逢“好雨”。苏轼上来后，尽管对司马光有感谢之意；但是他认为不对的事还是要提，于是自己“忘躯犯颜”、“直言敢谏”的性格不减当年。“独立不倚”的个性使他再度受贬。屡屡被贬的苏拭不为别的，就是因为他生在红尘而不食人间烟火。本来，他完全可以利用自己的优势与名门达官结识友好，但他却每每失利，节节败退。在中国历史上，无论怎样改朝换代，而自己始终稳坐钓鱼船的“不倒翁”比比皆是，而为什么到了文人那里就出故障呢？想来想去，还不是缺少了一个至关重要的生存之道的“修养”：拍马学。写到这里，笔者不由得常叹一声：千古风流人物啊，可惜了！
8．拍马情商：好角事业平坦憋脚处处为难
记得《渴望》里有首歌中这样唱道：“谁能告诉我，是对还是错。”反正我在这里不想去作这个辩证。同时我又很相信外商的总结：“智商决定录用，情商决定提升。”对极了！中外古今，这是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颠扑不破的真理！拿破仑平时很反感拍马奉承，但是一个摸清他脾气的士兵这样称赞他却得到了他的肯定：“将军，您最不喜欢听奉承的话，您真是正直英明的人啊！”拿破仑听后不但没有责备上，反而感到十分自豪。这是逻辑自身的悖论吗？看不出米！
上面已经说过，拍马的社会学意义不是为了升官发财，而是为了更好地生存。在某种意义上说，拍马学的润滑功能就好比汽车上的柴油，少了它，真是寸步难行。一个没有吃过苦头的人很难理解我的话，但是稍有经验的人都会明白这句话的深刻含义。在中国古代，一个人，尤其是有点才华的人，你要活生生地活在世上，那么无论如何你都要学会生存之道。翻阅历史，刘伶、“竹林七贤”……哪一个不是满腹经伦，哪个不是才华横溢，但是为何到头来还是要做“隐士”？不作隐士也可以，那你就要忍受社会的一切“俗”的东西，譬如“拍马”等社会存在。
水清无鱼，人清无友，太聪明、太认真了，就很难在中国生存。郑板桥的“难得糊涂”不知为多少文人用来作为书房中的自勉之语，不管今天有多少种歧义的解释方法，但是在“看破红尘”这一点上却是毋庸质疑的。上节提到的苏轼一生不得志，本性难移啊！到了晚年还是悟出了生活的辩证法。一句“但愿我儿愚且蠢”的俗诗已足以说明问题。看来，在红尘滚滚的人世问，来点拍马润滑剂还是需要的。
“书呆子”是人们对读书人的称呼。为什么才高八斗的书生会戴上如此不雅的名称呢？这要从古代的书生说起。屈原、陶渊明、刘禹锡、苏拭、白居易……哪个不是因自视才高而失意的。这就是中国的国情。从来如此！
鲁迅先生在《狂人日记》曾借狂人之口这样反间过：“从来如此便对吗？”当然，从来如此不一定都对，可当你讨论了几百年后，还是要面对这么一个老而又老的问题。自视才高的人肯定是这样一个德行：“不为五斗米折腰！”好！这是历代文人都都赞成的一个观点，放在纸上去谈兵当然是“站着说话不腰疼”，若是真的轮到自己为“五斗米”考虑的时候，可能就没有如此神圣了。好了，吃饭要紧，别再清高了。
清高，一个与拍马无缘的名词。大凡清高的人一般都是读书人、也是与现实社会和不来的人。从古到今，我们发现，患清高症的人往往难成大事，他们多是处于理想的不现实，现实的不理想的两难处境中。想当年，如果袁世凯不拍慈禧太后的马屁，他哪里有日后的辉煌？
袁世凯并不如我们历史教科书上说得如此笨蛋无能。应该说，他是一个文武双全的能人。在他上台前，他想方设法已结慈禧太后。怎么办呢？“知彼知己，百战不殆。”他多方打听老佛爷的心思和爱好。了如指掌之后，他进贡的法国玻璃八音盒、粉地金人磁盘等物品都颇受慈禧太后的喜爱。她经常在下人面前夸奖袁世凯会办事。
拍马的情商培养全在一个“顺”字。人的天性就是一个“顺毛驴”型的。在生活中，我们常常喜欢骂人为“顺毛驴”。其实，谁不是“顺毛驴”？只是有的纯种些，有的杂种些而已。
美国著名的关系学家卡耐基就是最大的拍马学理论家。他对人性的分析可谓人木三分，既然如此，我们就有必要沿着这条路走下去。隋炀帝对大臣宣称：“我天性不喜欢听相反的意见，对所谓敢言直谏的人，都自说其忠诚，但是我最不能忍耐。你们如果想升官晋爵，一定要听话。”这不光是独裁者的独裁本性，乃是整个人类的共同本性。隋炀帝喜爱人家吹捧他、拍他的马屁，下官也都会曲意奉承。隋朝的官员为了能提拨升级，大多厚着脸皮说假话，堪称“卖假求升”。这从反面告诉我们拍马者需要懂得“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道理。
古代的程师孟尝请于荆公说：“公文章命世，某幸与公同时，愿得公为墓志，庶传不朽：”公问：“先正何官？”程师孟回答说：“非也。某恐不得常倚左右，欲求以俟异日。”这位拍马的功夫可谓到了家，自己没死就去求荆公给些墓志铭以恭唯对方文章写得好。然而，该夫子还是以此得到了实惠，人家的关系处理得好，然如鱼得水。近代实业家盛宣怀的“电报”发迹历史也是非常值得推荐的“情节”。
一次，在李莲英的保荐下，醇王特地在宣武门门内的太平湖府邱接见了盛宣怀，向他垂询有关电报事宜。盛在以前和醇王并元交往，但是与其门客“张师爷”来往密切。从他那里，他了解到两个重要的情况：一是醇王与亲王不同，他不认为中国比西洋差；二是醇王虽然好武，但是并不认为自己的文彩差。“知彼”之后，盛宣怀从别人那里抄了一些醇王的诗稿来，念熟了好几首，以备用。胸有成竹之后，便有了高阳先生的以下描述：
“那电报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回王爷的话，电报本身并没有什么了不起，全靠活用，所谓‘运用之妙，存乎一心’，如此而已。”
醇王听他能引用岳武穆的话，不免另眼相看，便即间说：“你也读过兵书？”
“在王爷面前，怎么敢说读过兵书？不过英法内犯，文宗显皇帝西狩，忧国忧民，竟至于驾崩。那时如果不是王爷神武、力擒三凶，大局真不堪设想了。”
盛宣怀略停了一下又说：“那是有血性的人，谁不想洗雪国耻，宣怀也就在那时候，自不量力，看过一两部兵书。”
盛宣怀真是三句话不离“本行”，接着他又把电报描绘得神乎其神，醇王自然要把督办电报的事业交给他办。从盛宣怀成功的经验中我们至少可以作出这样几点点拔：首先必须摸清上司的喜好；其次是要赞颂上司引以为荣的事情；三是要切记，赞颂领导本身并非目的，把自己成功地推荐给上司才是根本的目的。盛宣怀略施拍马小计，就顺利地达到了自己的目的。
拍马学上还有一个至理名言，叫“三思而后拍”。因为你在拍马的时候，多数情况下可能都是不止一人在场。如果你拍其中的一个人（要是领导就不用说了），其他人就会有连锁反应。俗话说：“言者无意，听者有心”。范某因与领导关系没处好，在职称没评上的情况下；一气出走到深圳打工，年薪十万，好不令人羡慕。一位与他交好的老师在范某办手续时这样拍马说：“现在谁有本事谁不走，只有没本事的才蜗在这。”这句捧了一人、得罪了众人的拍马语言实在不值得提倡。
说到这里，不由得让我想起了《故事家》中描写的一个幽默故事：一个人在家里请客，到了中午吃饭的时候只来了三个人。于是，他着急地埋怨道，“又不是没告诉诸位早点来。该来的不来。”这三位中有一人起身便走，他又加上一句，“不该走的走了。”其中有一人想，那我们就是该走的了，于是又“撵”走了一位。最后那位本来想耐着性子等一会儿。不料我们的主人转身对唯一的客人说，“我又没说他。！”嘿！真够绝的，这三位全部被撵走了。原来，最后走的那位在犯嘀咕……不是说他，那肯定是我了。
情商让我们活得愉快。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只有让别人活得愉快，自己才能活得愉快。否则，自己会处处受阻，上面我们曾提及过“倒拍马”的思想。事实上这类例子在中国古代并不少见，三国时期尤为明显。刘备与孔明的“犹鱼之有水”的关系已经为世人所熟悉。刘备“三顾茅庐”的“礼贤下士”让诸葛孔明深为感动，于是才有了日后的“鞠躬尽瘁，死而后己”。
吴国孙权与周瑜的情义也是这么一种感情关系。正因为周瑜和孙权的关系是“内结骨肉之恩”、“祸福共之”，所以才有吴国独霸一方的“三国鼎立”之格局。周瑜后来不幸病死，孙权痛哭流涕：“公谨有王佐之资，今忽短命，我有谁可依赖！”孙权称帝后，还念念不忘周瑜的功勋，他曾说：“没有周公谨，我今天哪能称帝啊！”
在现实社会中，拍马学涉及到方方面面，除了“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还有“男男女女，朋朋友友”。关于“君臣”，我们已经谈的不少，下面我们用一定的篇幅探讨一下“父子”以及“男女”的关系问题。我们老家流行着这么一句话：“儿孙满堂一个样，看谁嘴上粘了糖。”言下之意，人总是疼爱会说的。过去，儿孙在家庭中争宠的现象屡见不鲜。而作者人的最喜爱谁呢？有的父母偏心就偏在谁的“精神贿赂”高。比如说，多表达一些想家的思想啊！多带一些父母大人的照片啊！
我们家过去是一个大家族。到我出生的时候，我们已经姊妹七、八个了。我的母亲一看到我们被父亲打了，就会唱她的顺口溜：“大的疼，小的娇，中间尽是受气包。”因为我是排在中间的“零余者”。
到了长大以后，这种情况就有了改变，母亲最疼爱的是我，这倒不是我刻意在兄弟姊妹们面前故意耍个邀宠的心眼。而是由于我自小就没离开过家，一出门就要流泪。记得那年我第一次出远门到千里之外的江南去读书，我和母亲抱头痛哭。而后我又不断地写信给家里，诉说自己如何思念家乡，想念父母。母亲逢人便说我最孝顺，靠得住。而我的哥哥姐姐们从来没有像我这样缠绵过，母亲老说他们是“白眼狼”，“娶了媳妇便忘了娘”。恋家本来是人世间本能的一种生活情感，母亲把它看得那么重要，真是不可思议。但是从中我却受益匪浅，而且进一步悟出了人生的道理来。
直到现在，父母他们还是十分偏爱我，平时会多塞一些钱给我们这个小家庭，而且对孙子也是倍加喜欢。这在兄弟姊妹们都看在眼里，但是谁都不提及此事。后来有了嫂子、弟媳以后，我的外号就出来了：“马屁精”。我甚至还听说了这样的闲话。弟媳妇对着我弟弟直吆呵：“看看人家老三混的，你这张嘴难道不是一个爹娘给的。”于是我的弟弟就把这话给原封不动地送上父母的耳朵边。不难理解，这意味着什么。一句活能使人笑，同样的一句话也能使人跳。母亲果然大发雷庭。弟弟一家不但得不到好处，反而在父母面前更为尴尬。
拍马学在男女关系中间讲究的是一个“悄”字。这个“悄”又有巧、妙、呢。只有有了这样的素质，才有“清”事可言。众所周知，白居易的《长恨歌》与《琵琶行》已经是千年的绝唱。对前者，人们多欣赏其对李隆基与杨贵妃爱情的描绘如位如诉；对后者，人们都为他那“同是天下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的千古名句而叫绝。
可又有谁知道，就是这位写下了“商人重钱轻别高”的高雅之士，在伟大的同时还有着不伟大的一面。那是白居易七十之年的当口，“既老，又病风”，此时家中尚有二十来岁的家妓樊素为之提供性服务。此刻，老翁已经无力享受樊素的青春妙龄，但他仍留其于家中。而且，自老先生还专此作了一首《不能忘情吟》作为纪念，足见其风骚的个性。这不由得让人想起他在“秋风瑟瑟夜送客”那个晚上的逸事：“添酒回灯重开宴，举酒欲饮无管弦”。想想看，和一个朋友饮酒还要找一个小姐作陪，不然就喝不下去。这是一种什么情调？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三陪”。找“三陪女”作乐，在今天可是属于“黄”的范畴。
如此说来，老白的诗还有什么情调？关于白居易的《不能忘情吟》，在他五十四岁时任苏州刺史时就有记载：“一抛学士笔，三佩使君符。未唤银青缓，唯添雪白须。公门衙退掩，妓席客来铺。履臼从相近，呕吟任所须。金嘶衔五马，钢带舞双妹。不得当年有，犹胜到老无。合声歌汉月，齐手拍吴俞欠。今夜还先醉，应须红袖扶。”
这首《对酒饮》意在抒发对仕途的不满，青春年壮时没有。而到了半百才有妓乐。但是有总胜于无。其中所写的以乐舞待客，听凭客人调戏，也都真实可信。要知道，在古时家庭里的奴隶分为好几等，家妓是最为靠下的一等。家妓的主要功能在于：一是其服务以技艺服务即歌舞之类为主，当然也逃脱不了性服务，但并不以这为主；二是家妓还可作为待客的工具，宴客时以歌舞娱宾，乃至奉主人之命提供性服务，不算门风之耻。家妓和二房、通房丫头是有区别的。这些家妓，十二三岁，最多十五六岁时买来，并不会什么歌舞，主人家得费一番功夫教习。于是这里就有一个矛盾，恰如白居易所说：“莫养瘦狗马，莫教小妓女；……马肥快行走，妓长能歌舞；三年五载间，已闻换一主。借问新旧主，谁乐谁辛苦？”那意思是说，买来现教，虽然年轻，毕竟费功夫，不入买人家调教好的现成，尽管年纪大一些。这里，我倒有一点怀疑，是不是年青的少女价钱要高得多，而白居易只能如此呢？因为下面的感叹令我们作此判断：“老去将何散老愁，新教小玉唱伊州。亦应不得多年听，未教成时已白头。”。还有令其更为感慨的呢：“黄金不惜买蛾眉，拣得如花三四枝，歌舞教成心力尽，一朝身去不相随。”这首名叫《感故张仆射诸妓》的诗露骨得厉害，简直有点不把那些家妓替他殉葬誓不罢休的味道。这一面反映了自居易生活的放荡，但是另一方面又反映了诗人的多情。
这在今天看来实在与老白的身份不符，甚至带有点不可思议的成分，但是还个角度就大不一样了。试想，在封建时代，从人道主义出发，如果白居易真的不要这位小女了，那她岂不更为可怜？若是从这个小女的角度看，她要想方设法跟紧老白才是。就此而言，从何抓起呢？这就用上了我们上面所说的巧、妙、呢的方法。一步来说，男人总是喜欢有姿色的妙龄女子，如果是文人，那女人除了俏丽、妙龄以外，最好是有点才气。
白居易不愿买一个需要再教育的女性的原因就在这里。当今为何好多女孩要边三陪，边上自学考试，还不是因为客家嫌其素质太低，缺乏情调，看来，男女关系如果没有以上我们所说的“三点式”作基础，同样也会成为“事业成功”的“乌托邦”。
相传在南宋时期，著名诗人陆放翁游四川。回来时携带了一个妓女，并另找一间房子安置了她，每隔几天就去看一次。有一段时间，陆放翁因为自己身体欠佳就疏散没去，那妓女就开始多虑起来。不过，她也明知硬去“热粘皮”也是不可能的事。于是她巧用自己的绝活激活了陆放翁的春情。
她看过陆放翁的自我开脱词后，就紧步其韵写了一首很有趣的词：“说盟说誓，说情说意，动便春愁满纸。多应念得脱空经，是那个先生教的？不茶不饭，不言不语，一味供他憔悴。相思已是曾闲，又哪得工夫咒你。”该妓女既漂亮、俏丽又颇具文彩、幽默感，不能不令陆放翁心花怒放，凡此种种，都是用的一个功夫：逢迎之功。
以上两则男女“情事”乍看起来好象与拍马无关，其实这里是“拍”到了“无形”的地步，真乃“此处无拍胜有拍”。
拍马情商是一个说不充、道不尽的话题。写到这里，笔者还是要压抑地长叹一声：拍马情商，怎一个“情”字了得？
9．拍马基因：亦真亦幻难取舍
拍马的产生有其一定的社会原因。细说起来，它是社会学领域的研究专题。这里，我们就从理论上作一些探讨。只是在进入这一话题之前我们要作些说明的是，不要以为我们的基因分析就是那么准确的。事实上，我这里只能是挂一漏万，如果有疏忽，也请诸位予以原谅，在这里我要先拍一拍诸位的马屁了。
首先，我们以为拍马的历史生成人性的弱点：懦弱。值得注意的是，这种懦弱又是与欲望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在拍马产生之前，两者缺一不可。米兰·昆德拉在其小说《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中描写了一个乡下小镇的年轻姑娘特丽莎，她年青、漂亮，渴望过上体面的生活。于是，她带着这种欲望主动选择了一个四十岁的医生并嫁给他。在七年的婚后生活里，她忽然发现自己的一切美好追求都化作了依赖而他又不忠于她时，她突然感到了自己无法抗拒的软弱：“一个从自觉软弱后，决定宁可屈从而不再坚挺，就是被这种软弱醉倒了，甚至会希望变得更加软弱，希望在大庭广众中倒下，希望倒下去，再倒下去。”软弱者永远是一个模仿者。他们矫揉造作，照葫芦画瓢。弱者是生活中的人格失败者。人格失败是生活中的一个大问题。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它对我们的生活产生了极为不利的影响，成了我们的羁绊。
人们厌恶和恐惧失败是有原因的。由于失败常常与失去生存基础作为代价，因此它的威慑力足以使人远离自由和一切美好正义的东西。当代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对这一问题有深刻的见解：“崩溃和失败揭示了事物的本质。在失败中，在失败中，生命的实在并未实在；正相反，在失败中人才完全彻底地感受到了生命的实在。没有超越就不存在悲剧。甚至在与神和命运对抗的绝望的战斗中，对死亡的挑战也是一个超越的行为；这一种超越行为是向人的特有本质的迈进，人是在面对毁灭时才认识到他自己的本质的。”当然，并非所有的弱秆部是拍马者，但是所有的拍马这必定是弱者，哪怕是暂时的。
假如说刚毅是强者性格的话，那么软弱就是弱者的基本性格。唯命是从，恐惧、畏缩、妥协，这一切都与软弱紧密相连。虚弱的自我昏迷的结果便是拍马。人是软弱的了，既然已经无力，这时候就会让外在的对象来支配自己。为外在的事物所决定，人就变成了奴隶。
其次，我们说拍马这个第二个基因是虚荣所致。虚荣是拍马这个基本性格。一个人最大的缺点是自私、肤浅、虚荣。由于总是想把生活理想化，喜欢奉承别人，也喜欢别人奉承自己，天长日久，就有了拍马的实际行动。虚荣心是一个拍马者的降低了人的标准的东西，显示了他缺乏人格精神力量的一面。这种人不是把有辉煌价值的生活本身作为自己追求的目标，而是把光荣作为目标，这无疑是虚荣滋生的最适应的土壤。虚荣者的表现兴趣起源于他日常生活中的无表现。这种精神瘫痪的状况是由其媚骨造成的——他把他的全部精力都投资于依附上，把人的生活同那些假品德与假德行装饰起来以炫耀自我。因此我们说，追求伟大事业的人得到了光荣，而追求依附媚上的人则得到了虚荣。虚荣带给他的是深陷于拍马的泥泞中。
媚上的人没有一个是非标准。他表面上看来是一个君子，其实是一不折不扣的赝品。先哲孟老夫子将其称为“乡愿”。这样的馅媚者过度依赖别人，善于迎合。他如同一根草一样，浑身没有骨气，不知自重，卑躬屈膝，轻浮得左右摇摆。宋代哲学家朱吾曾这样形容说：“乡愿是个无骨肋的人，东倒西擂，东边去取奉人，西边去周全人，看人眉头眼尾，周遮掩蔽，唯恐伤了人。”如果这种人进一步发展，他就会变成一个人云亦云的“应声虫”。
明代文学家冯梦龙的《古今笑史》中有一个典故：据说古时候有一士人杨某，在中年时得了一种怪病，每当他出言与人应答时，腹中就有虫声效仿他。几年过去了，虫声越来越大。有一个道士发现了他的怪病，告诉他说：“此应声虫也，久不治，延及妻子。”并告诉他一个办法，让他大声地读《本草》，一旦遇到腹中应声虫效仿时，就这样办。不知这位杨先生是让遮盖应声虫闹烦了，还是太喜欢自己的妻子，他马上照办了。当他读到“雷丸”时，应声虫就不敢应了。
后来他在长汀遮盖地方也遇到一个乞丐有如此怪病，而且还在大庭广众之中表演。他上前告诉他怎样医治，不料那乞丐却说：“某贫无他技，所求衣食于人者，唯借此耳。”不知真有应声虫，还是哲人编笑话警示后人，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冯梦龙的话是有现实性的。与“应声虫”可以媲美的一种昆虫是“跟屁虫”。他的拍马行为就是为了从别人那里讨得一点残羹冷炙。“跟屁”化作了这些人求得生存的方式。
这种人发展到了第三个阶段就成了“势利眼”。
宋代人写的《谐史》中记载了这样一段事：“殿中丞丘浚在杭州渴释，珊见之殊骄。顷之，有州将子弟来谒，珊阶接之甚恭。丘不能平，伺子弟退，乃问珊曰：‘和尚接浚甚骄，而接州将子弟乃恭耶？’珊曰：‘接是不接，不接是接。’浚勃然起，杖珊数下，曰：‘和尚莫怪，打是不打，不打是打。’“看来打得好，打得妙！把一个势利和尚加以惩办，真有点“可口可乐”的滋味。“势利眼”发展到今天，似乎和古代的并没有什么两样。
这种势利眼具有较强的拍马能力。他们这种能力在社会上就是一种生成力——社交公关能力。他的能力说不定在某一天就给他带来好运，使他达到较高的位置。这正如法国著名作家巴尔扎克所说的那样：“拍马从来不出自伟大的心灵，而是小人的伎俩，他们卑躬屈膝，把自己尽量地缩小，以便钻进他们趋附的人物的生活核心。而且拍马谄媚背后有利害关系。”他们拍马的目的就是希望某一天登上一个较高的台阶。因为一个地位高的人可能占有更多的社交机会，与地位较低的同伴相比较，更容易得到同伴的追求与荣耀。势利眼所追求的正是这样一个“良性循环”的境遇。在别人的眼中，他正乃“往上爬”的屁精。
“势利眼”往往处于与他人的紧张关系中，而且会经常受到人们的嘲讽、揭短、尴尬之中。在一般人看来，他们最不自尊。其实，他们是为了将来的自尊才这样摇尾乞怜的。世界上的事有时总是这样阴差阳错：以为有自尊的人恰恰没有自尊，认为别人缺乏自尊的人永远找不到自尊。面对我们的拍马“英雄”，你又怎能用一个“错”字了得？
就中国特殊的社会环境而言，其拍马产生的历史基因要比外国土壤肥沃得多。由于中国封建社会的时间与实践长达两千多年之久，所以它的专制性也比西方国家强。假如我们以先秦时期的人格理想为参照体系的话，秦汉以后的两千年，士大夫的精神境界每况愈下。君主利禄的诱惑使知识分子以名利劝天下，完全沦为御用工具，道义精神也日趋沉落。知识分子尚且如此，更何况一般老百姓乎？
如果我们要对中国文人心态作一番细致地考查的话，我们会发现：道义精神的沉沦，根本愿意还在于利义的南辕北辙。汉代的刘向就在《说苑·指武》中说：“道非权不立，非势不行，是道尊然后行。”本来是真理所革，人心所向，应该有其自在自为的价值。但是在现实社会中，它有赖于权势的支持。譬如杜甫的《茅屋为秋风所破歌》有言曰：“安得广厦千万间，大批天下寒士俱欢颜”；白居易也有：“争得大裘长万丈，与君都盖洛阳城”之类。其“穷年忧黎元”的兼济情怀固然值得赞赏，但是要知道这种“秀才”的意气只能是于世无补的一厢情愿，有鉴于此，历史有志之士，元不以脐身仕途作为自我施展人生抱负的阶梯。的确，他们为了追求自己崇高的理想而努力往上爬。战国时期的士人可以凭借自己的一技之长说动人主，平步青云。
但是汉代以后的文人就失去了这种可能。他们必须请托名流为之举荐，然后才有可能爬上去。多了一道程序后，情况就大不一样了。因为在举荐者那里，你的能力怎么样就不是你说的那样了：“说你行，你就行，不行也行。”下面的话我就不说了，你一定知道一般性的结果到底是怎样的了。不言而喻，在这样的社会体制下，拍马逢迎，吹牛阿谀者举不枚举。违心说话，看眼色行事，种种不正之风就这样产生了。一开始做这种事，他们还可能脸红心跳，汗颜万端，也可能常常受到良心的谴责，时时会感到有伤人格尊严，然而他们很快就会说服自己适应这个环境：眼下所做的意气无非是在逢场做戏，以屈求伸。一点不假，拍马就是为了骑马。为了实现自己的远大理想就必须与现实妥协。他坚信自己外圆而内方，出污泥而不染。
但是，有了第一次的沉沦，就难免有第二次的堕落。一次次地违心从俗，一次次地自我原谅，他们会渐渐失去不安的感觉，并且会为自己寻找到“成熟”的喜悦，为自己的成功而踌躇满志。这就是社会人常说的“小人得志”。久而久之，他感到有点累了，开始玩世不恭起来，原来的价值体系全部崩溃，生存的意义也开始模糊。于是，中间目标取代了终极目标，权力爵位成了价值所在。韩愈在《上考功崔虞部书》中说：
得一名，获一位，则弃其业而役役于当权者之门，故其事业功德，日以忘，月以削，老而益昏，死而遂亡。
中国士人阶层的精神状态尚且如此，更何况一般老百姓？
随着人格精神的丧失，接着就是社会责任的委弃。社会责任就是对社会应负的责任。它不是出于法律的规定，而是出于人心中的道德节律，它是一种自我担当的义务与使命。“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境界丧失了，相反盗用虚名，窃取高位，贪污受贿，假公济私的能力越来越强。
害了社会，肥了自己，好一个拍马的功能！
中国拍马，不服不行啊！
10．成功进取：不必回避“拍马屁”
我们不用很留意就会发现，包括我们自己在内，总会产生对于同事中有人爱对老板或上司“拍马屁”的不满。而且，这种不满几乎不存在文化层次的障碍，总是充斥于形形色色的人群组合中，尤其充斥在职业空间中。
如果，我说这种不满并非因为有“马屁精”存在，而是不满者对于自己的某种缺陷的最可张扬的一块“遮羞布”，你会怎样想？
我有一位老同学，从军队转业以后做了一家公司的行政办公室一般办事员。我总是听他蝶蝶不休地对周围的同事爱向上司“拍马屁”抱怨个没完。不到一年，他被调离办公室，被安排做了清洁工。他大为恼火，说是遭遇了一群“小人”。他说他的“失败”就是不会“拍马屁”。
而我不久以后便得知，他在将近一年中不只没向上司就具体工作提出过一条可行的建议，而且在他负责的安全保卫工作中，多次放过他已经发现的有偷公物行为的员工。甚至，他接受这些人的“酬谢”，在一起喝酒时还散布某某爱“拍马屁”，对这种人要加点小心云云的议论。
总之，他确实极不受上司的垂青，不受信任。但这一切是被他自己的平庸、渎职造成的，他没因此被炒就鱼就算幸运
我后来和他谈起这些，他极不以为然。他认为上级和下级、老板和员工之间的隔阂是无经地义的，招屁股坐到老板或上司一边，不给自己的弟克们网开一面才是人格的大缺陷。
在职业范围内，财富、权力、地位及其职业责任是不可能平均，甚至说是不可能平等的。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更突出了因为产权、能力工作效益一直到利益分配方面的区别而形成的不平等。
不少人不是不承认这种不平等，而是不能平衡自己因此产生的心理上的失落。就像我的这个老同学一样，他对这种不平等不满，他又不能够去改变这种不平等，最可平衡心理失落的“法宝”，就是为这不平等的双方涂抹上道德或者不道德的色彩。站在不平等的一方把对方说成不道德的对象，这是最能轻易获胜的“精神战胜法”。然而，这也是最庸俗的职业态度。
我的一个朋友从旅游干部管理学院毕业应聘去了珠海。也是不到一年，他跑了回来。他愤愤说因为不会“拍马屁”，被一个只有高中文化的湖南打工仔排挤，夺了他在一家四星级饭店的预订部经理的位置，老板打发他去做客房部的领班，结果他愤然辞职，打道回府。他不屑他说：“那个湖南似尸会什么呀？不就会瞧着老板的眼色行事吗。”
当我和他深谈以后知道，那个湖南讶于是从做“门童”一步步做到预订部经理的，他确实是“瞧着老板的眼色行事”，每一件工作都做得滴水不漏，颇合老板的心意。当这个湖南讶子做到了预订部的领班以后，向老板列举了预订部工作中的漏洞和不足，并提出了许多好的建议，水到渠成夺了经理的位置，由“门童”成为了理所当然的“白领”。
有哪一个老板不愿多一些这样的员工呢？
当问及一位老板，员工中对他有没有宠用“马屁精”的议论。他淡然一笑说：“有，当然有。但是，我不会去理会。因为种种原因在个人收益上明显少于别人的人，工作能力明显低于别人的人，心理上会失去平衡。骂比他人收入高、能力强的人拍我的‘马屁’、他们把自己的缺陷反而打扮成人格的一种‘高尚’，是平衡心理失重的最好的最台算的办法。但是，他们忘了一点，我自私能够用自己的企业利益去交换‘马屁精’的讨好呢？我不会蠢到掏自己腰包里的钱去供养只会‘拍马屁’的无能之辈。我奖励，甚至重奖的是肯于为我做事的人，其中包括把有些员工中的真实情况向我据实反映的人。别人把这看成是‘拍马屁’，而我认为这是他对企业负责，对老板负责，这种表现叫做敬业！”
这番话很引人回味。
改革，拓展了每个人利用可能的渠道改变自己职业状态的空间。而参与，并且是取得“上边”认可和授权的参与是必须迈出的第一步。而这第一步，就不可回避“拍马屁”之嫌。因为，这种参与从职业身分的层说就必须使自己要从“治人”、“创业”的角度参与到管理层次中，否则，就不会改变自己的职业状态，也不可能开拓出自己如鱼得水的施展才干的职业空间。
有出息的从业者不可为回避自己被人说成“拍马屁”而有意疏远上司，而缩回自己参与“治人”的头角，而躲闪自己可以去依附的施展才能的职业舞台，而使自己也陷入职业状态的平庸。
对那种用骂人“拍马屁”来掩饰自己乎庸的同事，只有3个字——不理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