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几年来，在学术界和社会上有一种关于“海归派”与“本土派”之说，也有人戏称之为“海龟”与“土鳖”。

从历史发展观来看，中国一代又一代派出留学生的过程，是中国不断地从封闭、半封闭走向对外开放的过程；中国一代又一代的“海归”们，架起了中国与世界发达国家沟通和联系的重要桥梁，筑成了引进西方先进科学技术和学术思想的快速通道。从经济的角度来看，“海归”们大大优化了中国的人力资本和人才市场结构，促进了中国市场与世界市场的融通，归根到底促进了中国生产力的发展。

如何把国外的理论和经验成功地用于中国，“本土派”往往更胜一筹。历史上一代一代“海归”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都有卓越贡献者，如詹天佑就是中国最早“海归派”的优秀代表。有趣的是，对东西方思想文化关系的创造性思考，对如何把国外的理论和经验成功地用于中国的创造性探索，却往往出自“本土派”之手。

例如，第一代“海归派”产生之前在中国就兴起了“洋务运动”，“洋务运动”的首领都是地地道道的“本土派”。早在第一代派出留学生和“海归”之前，在中国就产生了西方和东方两种文化、或者说西学与国学二者孰优孰劣的碰撞和争论，“师夷长技以制夷”、“中体西用”等思想，都是地道的“本土派”们提出来的。

再例如，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为了革命的急需，选送了一批革命青年到苏联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和苏联革命经验。归国者中有些号称“百分之百布尔什维克”走上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岗位，却差点葬送了中国共产党的革命事业。经历严重的挫折和教训，中国共产党提出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指导思想。提出这一指导思想，并运用这一思想作引导使中国革命走向成功的主要代表，也是土生土长的“本土派”。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总编辑邹东涛认为，衡量一个人是否有真才实学，不是看他是“海归派”还是“本土派”，而是看其解决中国问题是否成功

如果要真正对“海归派”和“本土派”作一番比较和评价的话，则是一件较难的事情。大体上也只能这样说，二者有两个共同点：其一，无论哪个时代在本国学成者或从某个国家学成归来者，大多总是以爱国之心报效祖国，同时也发展自我；其二，评价一个人是否具有真才实学，固然有文凭的国别、职称、级别等衡量指标，但终归要看解决中国自己的问题是否成功。

在新的世纪、新的时代，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关于经济、政治和文化的普适性与相对差异性，文明的“移植”与“内生”之间的争论在全球范围内都是个热门话题。尽管中国有着浩瀚的、博大精深的思想文化遗产，但就经济学而言，今天中国学者直接得益于悠久传统文化留下来的系统性的遗产少之又少。其原因是缺乏经济学思想，还是后人挖掘继承工作做得不够？这里姑且不论。不容否认的是，我们今天所用的经济学理论从方法、概念，到逻辑体系，可以说“外来成分”居多。无论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还是当代西方经济学，这都是不争的事实。

诚然，我们不能对中国丰富的历史文化遗产妄自菲薄，但也绝对不可夜郎自大。华夏文明是一个开放的文明，在她五千年的历史长河中，不断地从域外各种文明中汲取营养。在改革开放的时代，更是要不断地吸收世界上新的思想理论成果，才能在新的世纪为中国的全面振兴提供思想、理论和文化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