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6年以前，人们只要提起王大珩院士，就会将他和中国的光学技术发展联系在一起，因为他被国内外同行公认是“中国光电学之父”，是中国光电学的奠基人。王大珩早年曾留学英国，但为了祖国的光学事业，他毅然决然在1948年回到了当时还处于战火之中的祖国。他在中国的光学技术研究领域，可以说是桃李满天下。但1986年以后，人们再要提起王大珩，更多的是想到“863计划”，因为众所周知，是王大珩和陈芳允、杨嘉墀、王淦昌这四位老科学家一起，于1986年3月提出了《关于跟踪研究战略性高技术发展的建议》；而正是因为

这一建议的提出，后来形成了中国波澜壮阔的“863计划”。

1983年，美国提出了《战略防御计划》，亦即后来俗称的《星球大战计划》。美国推出这一计划后，西欧各国很快认识到，它既是军事发展计划，又是高技术发展计划；新技术革命可以促进《星球大战计划》的发展，而《星球大战计划》发展本身也会是一场新技术革命，不能无动于衷，于是，欧洲共同体也于1985年推出了《尤里卡计划》。

对美欧咄咄逼人的计划，王大珩非常忧虑。1986年初，时任国防科工委专职委员的陈芳允院士在一次会议上发言：“在科学技术飞跃发展的今天，谁能把握高科技领域的发展方向，谁就可能在国际竞争中占据优势。中国的经济实力不允许全面发展高科技，但我们在一些优势领域首先实现突破却是完全可能的。”时任中国科学院技术科学部主任的王大珩内心早有共鸣。王大珩院士一向认为：中国早年“两弹一星”的研制应该对大家有所启悟。搞“两弹一星”的时候，中国的经济实力也完全不能和美苏等超级大国相提并论，但是中国“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只花了不到美苏二十分之一的钱就搞出了“两弹一星”，这样在国际上的地位就大不一样了，人民也才有了不受核威慑的生活环境。搞高技术发展研究也是这样，我们集中力量，突出重点，完全可以花较少的钱办较大的事。

那次会议过后，陈芳允和王大珩之间又有了比较频繁的几次思想交流，陈芳允提出是否联名给中央领导同志写封信，提出一个发展中国高技术研究的建议书，王大珩欣然表示同意。陈芳允和王大珩的想法也得到了王淦昌和杨嘉墀这两位资深海归学者的呼应。这个建议书由王大珩起草，慎重起见，他前后修改了多遍，前后写了近一个月的时间。他写道：“当今世界的竞争非常激烈，稍一懈怠，就会一蹶不振。此时不抓，就会落后到以后翻不了身的地步……我们若不奋起直追，后果是不堪设想的。”建议书经其他3位科学家做了补充，最后定稿。

小平批示与丽兰执行

1986年3月3日，又由王大珩给邓小平等中央领导同志写了一封信，邓小平同志在接到这封信后，很快就在3月5日亲笔做了批示：“这个建议十分重要”，“找些专家和有关负责同志讨论，提出意见，以凭决策。此事宜速作出决断，不可拖延。”

根据小平同志的重要批示，中央很快做出了有关发展高科技的重大战略决策。因为小平同志的批示时间是1986年3月3日，所以这一计划又叫“863”计划。

作为倡议和推动中国“863”计划一位功不可没的元勋，王大珩没有丝毫居功骄傲的意思，相反，王大珩曾谦虚地表示：在短短两天之后，邓小平同志就作出了这样的批示，可见他对中国的高技术发展审时度势，高瞻远瞩，已经是胸有成竹。这既与他尊重知识，善于倾听来自科技界的意见有关，也与他早年曾出国留学，视野广阔有关。我们当时的建议书，可能只是一个发端和诱因罢了，邓小平同志刚好借着我们这份建议书，表示了他作为政治家的深思熟虑和果断魄力。他说，“863”计划最初选择的7个领域，具体的内容也不是我们制定的，我们几个人顶多是起了些催化剂的作用，或者说是为“863”计划点了一根火柴。

王大珩院士说：“863”作为一个“计划”，它是在不断探索中不断加以完善的，是在滚动中得到发展的。比如起初我们对海洋领域就没有充分考虑，后来根据世界高新技术的发展趋势，就把它及时地加进去了；比如通讯，我们当初意想不到它在过后的几年会发展的那么迅猛，后5年我们的决策部门审时度势添加了这一项，现在中国通讯领域的高技术研究和产业化业绩令世人瞩目；航空过去一直游离于高技术研究与发展领域，现在大家达成了共识，航空在中国应有的高技术地位也得到了确立。现在，“863”计划已经和中国国民经济建设的“五年计划”对接起来了，相信它随着时间的推移会发挥出不可估量的深远作用。

也许，很多人并不知道，“863”计划不仅是由海归提出，而且也是由海归执行，这个计划的实际执行人就是后来出任国家科技部部长的朱丽兰女士，她是一位先后留学苏联和西德的化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