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校被视作海归派回国创业的第一块馒头。高校领域里聚集了大量的海归。在以自己的才智回馈所在高校的同时，不少海归对中国高等教育改革发展海归精英也贡献出不少智慧与汗水。

改变千百万高中生命运的一封信按照美国学者马丁?特罗的理论，高等教育的发展共分为3个阶段，毛入学率15％以下为精英教育阶段，15％到50％为大众化教育阶段，50％以上为普及型教育阶段。完成从精英教育向大众化教育的过渡，是很多教育家孜孜以求的奋斗目标。西方发达国家在20世纪中叶完成了这种过渡，使得高等教育不再是少数人才能享有的权利。

在中国，高等教育大众化却一直存在着两种意见。一种意见是根据国际范围内高等教育入学率和经济基础发展水平的比较分析，从中国社会大众中极其旺盛而又远远不能满足的高等教育入学需求出发，认为我们的高等教育发展过于滞后，应当加快发展。另一种意见，则从国家对高等教育所能给予的财力支撑、社会的经济结构为大学生所能提供的就业岗位出发，认为中国高等教育发展已经超越经济发展速度，应当加强控制。

这两种冲突意见，带来了近年来中国高等教育发展目标和速度上的某种波动性。例如在1993年2月发布的《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中曾提出：要使中国高等教育规模在90年代“有较大发展”；但1996年4月国家教委提出的《全国教育事业“九五”计划和2010年发展规划》中，则强调“适度扩大高等教育规模”。站在有关主管部门的角度，由于直接面临着高等教育发展所带来的‘钱从哪儿来，人往哪里去’的压力，加上基础教育和高等教育体制方面的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在政策上更容易倾向于后一种意见，因此，前几年，稳步和适度发展成为中国高等教育发展的主要导向。

这种导向在1999年发生了急剧的转变。

据业内人士称，这种转变与1998年底呈交给国务院领导的一封信紧密相关。这封信由经济学者汤敏和他的夫人左小蕾共同撰写。汤敏毕业于武汉大学数学系，1984年赴美留学，成为美国伊利诺伊大学（UniversityofIllinoisatUrbana-Champaign）经济系博士研究生；现任亚洲开发银行驻中国代表处首席经济学家，当时他在亚行总部工作。

1998年时正值亚洲金融危机，中国正试图通过扩大内需来启动经济，当时一个广受关注的焦点就是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那年汤敏回了一趟国，看到有亲戚的孩子在“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高考中败下阵来，全家沮丧不已。出于搞经济的“敏感”，汤敏从这点立即想到了当时的经济环境和启动内需。

汤敏和几个朋友议了一下，觉得在诸多的选择中，扩大高校招生将是一个国家投资少、刺激内需力度大，又能实现群众迫切愿望的有效措施。他和夫人左小蕾把这个想法写成了一封信，于1998年11月呈交给了国务院领导。在信中他们建议，在3至4年内使高校的招生量扩大一倍，新增学生实行全额自费，同时国家建立助学贷款系统，给部分有困难的学生提供贷款。他们估算，扩大高校招生每年可增加1000亿左右的消费需求，同时可使每年一至两百万新增的劳动力延迟进入市场，缓解当前的就业压力。对正处在改革攻关的关键时刻又恰遇亚洲金融危机的中国经济改革来说，这几年的缓冲期无疑将发挥重大作用。

据内部人士说，扩大高等教育规模一直有人在建议，但大都是从教育本身的发展来谈。汤敏强调了其扩大内需、缓解就业压力的作用，这两点在当时的情况下很能打动人心。因此，他的信得到了高层领导的重视并很快有了回应。

1999年初，有关部门拟定一个招生计划，招生人数比前一年增加20％多，后来觉得幅度还不够大，几个月后增至47％。由此，声势浩大的高校扩招拉开了序幕，中国的高等教育在扩大内需的背景下，以一个急转弯走上了大众化的道路。一位1999年被“扩招”进大学的学生曾说：“我妈幸好没有早生我一年。”在那一年，扩招的消息让很多考生都有“柳暗花明”的感觉。

与1998年相比，1999年、2000年、2001年3年共扩招300多万人。1999年教育部公布了《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计划宣称到2010年实现大学毛入学率达到15％。后来在制定“十五”计划时，这个目标被提前了5年，即2005年中国高等教育即可进入大众化阶段。到时，大学在校生将达到1600万人。如今，这个目标又提前完成了，据最新统计，中国2004年在校各类大学生已达到了2000万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