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楠：您在网络上发了大量的文章，是不是觉得找到了一个可以有人倾听您的呼声的地方？

斜照江天：我觉得如果现在人都把那段历史忘记了，这是一个民族的悲哀，一个国家的悲哀

向楠：“文化大革命”时期您还很小，就被抓进监狱了，后来被判了十多年，当时抓您是什么罪名？

斜照江天：我的罪名是攻击“文化大革命”，攻击领导人，还有就是“偷听敌台广播”和偷越国境线等等

向楠：他们后来对您用过刑吗？

斜照江天：我被关押在单身牢房里，专案组的人打过我很多次。用板凳腿打、皮带抡，用脚踢，我戴着铐子被踢得满地打滚。我想他们最好打晕了我，我就不知道了。不是怕挨打，而是希望你打我，打晕了得了

向楠：１０年监狱生活有没有在您身上留下烙印？

斜照江天：没什么，那时的监狱是个大学校，我真正成熟起来就是在监狱里。后来党和政府给我平反了，出来后什么困难在我看来都无所谓了，再难能难过监狱吗？

向楠：您为什么后来专门写这些伤痕文学的东西？

斜照江天：我从监狱里带出来２０多万字的日记，如果再不写的话，不要说别人把这段历史都扔到脑后去，就连我自己也都快要忘记了

引子

第一次见到“斜照江天”的名字是在那个我经常光顾的网上论坛。

上网的人，每个人都会起一个网名，将真实的自己躲在用网名做成的面具后边。而“斜照江天”则是用自己的真名“李恒久”发了个帖子《魂断北京城》。不但名是真名，帖子的内容记述的也是真实事件，是讲述一个家庭在“文化大革命”时期的悲惨遭遇，通篇鲜血淋漓。在文章的开篇处他写下一段话：“我想，虽然历史已经越过那个年代，但历史是不能忘记的，正像德国总理施罗德所说，历史的丑恶是无法掩盖的，只有正视它，揭示它，在明天才不会重演历史的丑恶。望亲爱的读者深思，热爱今天的生活。”

我不认识斜照江天，但李恒久这个名字却好像模模糊糊地有些印象，在哪里见过呢？

后来，他开始经常地在那个网站发帖子，而内容也多是他在“文化大革命”时的经历，属于伤痕文学之列。对于“伤痕文学”一词，相信如今40岁以上的人都不会感到陌生。记得当年我刚刚步入社会之初，正好是“十年动乱”结束，其后，人们开始对那段历史进行反思。以刘心武、卢新华为代表的伤痕文学盛行一时，并产生了丛维熙、王亚平、孔捷生、陆文夫、张贤亮等一大批以伤痕文学见长的作家。我是从他们的作品中，深刻地了解和体验“文化大革命”那场灾难的，他们的作品带给我和所有人的灵魂以强烈的震撼。

但是，随着时间的流逝，“文化大革命”一词已开始淡出人们的记忆，伤痕文学也不再被人们提及，历史被湮灭在时间里了。

而这个人为什么却仍然对那段历史念念不忘？我开始对他产生了好奇。但真正与他在网上的第一次交流则是因为我的一个跟帖。有位网友发了篇风格颇为感伤与忧怨的现代诗，类似于小资的无病呻吟。看过后，我将著名诗人食指的一首充满理想主义，昂扬向上的诗《相信未来》贴在了那个主帖后边。第二天，我看到了“斜照江天”对我那个跟帖的回应，说看到我贴的食指的诗感觉异常亲切，他回忆了35年前食指完成该诗后在他面前兴奋地背诵的情景。末了，他说如果我有兴致，可以和我一起当面同食指探讨该诗。

他的跟帖令我受宠若惊———我是指他竟然要陪我一同去跟食指论诗。要知道，食指可是当代中国朦胧诗的鼻祖。20年前，当我还是一个文学青年时，曾狂热地读过许多朦胧诗人，如：北岛、顾城、舒婷的诗，而食指是这一诗派的开山人。江天竟然说要带我去见食指，我无法不受宠若惊。

网络可真是个藏龙卧虎的地方啊。

几天后，斜照江天真的通过一个跟我相熟的网友索到我的电话，并且打了过来，邀请我方便时一起去拜访因病在家中疗养的食指。我当即应允。

于是，第一次有机会见到了网络下的斜照江天。

在电话里听江天的声音时，觉得他完全像一个年轻男子。当然以他的经历来看，他绝对不可能年轻了，但他的声音仍是很有欺骗性。一见之下才发现，他不仅是已经不年轻了，而且他的相貌还大大超出了他的实际年龄，一条条皱纹刀刻斧凿般很不像话地在他的脸上纵横交错着，其实他也不过才50多岁。大概是感觉到了我的惊讶，他问：“是不是觉得我特沧桑啊？我的经历都写在脸上啦。”“可是您的声音听起来真年轻啊！”我有点怕伤他自尊地说。“是啊，精神头好着呐，架不住一天练300个俯卧撑啊。”他大笑着跟我握手。

江天的谈吐非常风趣，性格干脆爽快，与文章中那个沉重的江天相比，简直判若两人。我那时正在开始进行对网民的采访，我想，我一定要再找时间专门跟他聊一聊。

一周后，他如约来到了我家。

讲述

网下人生

估计在网上像我这样的人不多吧？我这人可能不像你采访的其他人那么简单。那年美国亚洲电台的张敏非要采访我，因为她在国外听说过我的经历，花了3天的时间专门从华盛顿打越洋电话采访了我6个小时。我告诉她，这些年我一直陆陆续续地在写我的经历，写了160多万字，发表了70多万字，《那个年代中的我们》、《百年烟雨图》、《我们曾经是动物》、《思痛母亲》等许多书中都收录过，网上转载的也不少。所以我的人生经历不是一两句能讲清楚的，只能给你讲个大概的脉络。

说起来我们这代人也真是挺不幸，赶上一个“文化大革命”，很多人的命运一夜间全部被改写了。我有时想，如果没有经历一场“文化大革命”，今天我会干什么呢？但想也白想，命运已经不可能从头再来一遍了。有人说我热衷于写伤痕文学的文章，“伤痕文学”这４个字，对于有的人来说是文学，而对于我来说却是伤痕，当然不仅仅是我个人的，“文化大革命”是整个国家和一个民族历史的大悲哀。

我是“文化大革命”中的高三毕业生，1966年毕业，是“文化大革命”前最后一届，就读于北京11中。我从小喜欢古今中外的文学作品，而且我的记忆力不错，唐诗宋词以及外国著名诗人，比如：普希金、莱蒙托夫的诗篇我现在也能背个千八百首。我那时的目标绝对是考北京大学中文系。但是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来了，席卷整个中华大地，我的梦想一夜间就破灭了。

我亲眼目睹过我的中学老师沈时敏成为这场运动中的受难者。人们都说沈先生是我们学校最有学问的人，但就因为她的丈夫在解放前去了美国，所以最有学问的她也只能当个图书管理员。因为我喜欢去图书馆借阅中外文学名著，所以跟沈先生的关系特别好。

但是，1966年8月12日———那是我至今忘不了的一天，在学校的高音喇叭反复播放的“革命无罪，造反有理”的口号声中，我们图书馆所有的书被付之一炬。那些书很多是我看过的古今中外名著，很多书上都留有我的手印和我夹在里面的书签，在那一天却全都化成了灰烬。而学校里我平素最尊敬的老师们，有30多位被红卫兵小将勒令在那堆大火边跪了一圈儿，其中就有沈老师。他们跪在那里，被火烘烤着，被自己的学生们用皮带抽打着。几个小时后，火熄灭了，别的人都慢慢地散了，沈老师却再也站不起来了。第二天，传来消息，沈老师吊死在自己家的床头。

那时我太年轻了，对这一切既震惊又完全不能理解。我绝对没有想到，后边还有一场噩运也在等着我。

我的家庭出身那时是属于“黑五类”的。你知道什么叫“黑五类”吧？就是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加上右派。我父亲解放前是个做文化用品生意的商人。他的生意做得很大，在天津、北京、石家庄、邢台、郑州全有他的买卖，因此解放后他被归为资本家行列。

我的母亲是个中国传统意义上的贤妻良母，她为人热情，乐善好施，跟街坊四邻的关系都特别好，人们有什么难事都爱找她帮忙。“三年自然灾害”时，她救助过好多人，送人家钱和粮票。所以“文化大革命”时我家侥幸躲过了抄家，那些被我母亲帮助过的人，这一回又帮了我们家。

虽然没人抄我们家，但在“破四旧”的狂热氛围中，母亲自觉革命，于是，她让我们弟兄几个在夜静更深时砸碎了家里一切稍微值点儿钱的磁器，烧毁了不少书画。记得砸碎的那些瓷器中有一缺角的痰盂，据父亲说那是出自明朝万历年间的官窑，是非常值钱的古董。母亲还让我们烧毁了十几轴父亲留存多年的字画，那里有我父亲最喜欢的一副名为“听雨图”的山水画，那是清朝末年一位九门提督送给我祖父的亲笔画。有天半夜，母亲还让我把一副麻将牌扔进了我们家附近的龙潭湖，那可正经是一副象牙麻将啊。就这样，母亲还怕自己革命得不够彻底，双手捧着我们家的房契送到象征权利与无产阶级专政的街道派出所。

“文化大革命”让我们家彻底衰败了。

在那场运动中，我最大的感受是人性的沦落，人的尊严全部丧失。作为一个曾经充满理想、怀着一腔抱负的热血青年，面对国家的大灾难忧心忡忡。

在过去读书中，我知道了越南，越南是社会主义国家，与我们的关系是同志加兄弟。重要的是，那里正在进行着抗击美帝国主义侵略的战争。对于我这样从小接受英雄主义教育的热血青年来说，到越南的丛林里去打仗，很适合我的性格。于是我去找了我的朋友付梅国。他是翠微中学的，我们俩是大串连时在广西认识的，回北京后经常一起在北京图书馆看书。他担任领导干部的父亲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打倒了，从一个高干子弟一下子就落到“狗崽子”的境地，所以我们俩同病相怜。我把我的想法告诉他之后，两人一拍即合。我们俩没跟任何人打招呼，悄悄地离开了北京，那是１９67年12月份吧。

我们从广西偷越出境，在越南的山里钻了10多天，走得鞋底子都磨飞了，最后走到了越南的文林县，被越南的边防部队发现了。我们说想参军，但他们不要我们，客客气气地请我们俩吃了顿饭，说：“我们代表越南人民感谢你们支援越南人民革命。但是你们国家周恩来总理10月份已经跟我们总理有过协议，只要有再过来的中国学生都得送回去。”然后就把我们送到友谊关。走时，他们送了我们每人一身军装和一个胡志明像章。我们俩就这样灰溜溜地坐火车又回到了北京。

没能出得去这事儿很让我扫兴。在北京待着能干什么？社会乱哄哄的，那时的红卫兵、社会盲流、小偷什么的完全融为一体了。在那种状态下，没有人还能够看到自己有什么前途。上学不能上，工作又没有，根本看不到什么希望。于是我又开始策划。这一次，我选择的目标是香港。那个年代，逃到香港就是逃往国外，就是叛国投敌的罪行。如果被人知道，绝对是掉脑袋的事情。但那时我还不满20岁，还是个不知深浅的懵懂少年。我把我的打算告诉了身边的一些同学，好些人被我的企图吓坏了，悄悄离开了我。但也有几个和我情趣相投的朋友支持我，我的好朋友孙传久便是其中一个，他愿意和我一块铤而走险。就这样，我们二人带了一大堆当时的各种小报，登上了开往广州的15次火车。我们到了宝安县也就是现在的深圳时，却接到了我的女友来信，只有她知道我的去向。她信中说：“你们知不知道你们的出走是犯罪啊？你们会给很多人带来麻烦的。”这封信终于打消了我去香港的念头。我想，如果真的因为我而连累朋友们，那我良心会一辈子也不得安宁。于是，我自己乖乖地回了北京。其实当时还没有被发现，同学们是好意地用这封信把我给骗回来的。后来，我他妈真因为这事儿“陷”了，罪名是“企图逃往国外”。

这次回来后，我又跑到北京图书馆看书去了，北京图书馆那时开放过一段时间。我跟食指也就是那时认识的。你那天看到他应该感觉到他的性格了，他绝对是一个真正的诗人，他的世界里只有诗歌。那会儿我们俩天天坐一块儿侃诗。他的《相信未来》就是那个时候写的。他就是这么一个特理想主义的人。

１９69年4月份，我和食指分别插队去了，他去了山西，我去了内蒙古呼伦贝尔盟的阿荣旗，与阿城、孙立凡———他是章乃器的儿子，等10多人一起去的。那时我们这些年轻人思想很苦闷，每天一块悄悄地听“美国之音”的广播，了解外边世界的信息。然后在日记里“发表”一些不满言论。后来，我的一个熟人在北京被抓住，搜出了我写的诗和日记，他交代了我们这帮人的罪行，结果我们全被托出来了。罪证是：听敌台，发表攻击江青和毛泽东的言论。所以，我们被视作“反革命集团”，抓了13个，判了9个，我就是其中一个。但我是最后落网的，因为我听说这事儿后，抢在抓我的人之前先逃了，在外流亡半年。我不敢跑回北京，就去找了在山西插队的我的同学郑少平和李伟。这两个人现在一个在澳大利亚，一个在北京临终关怀医院做院长。他们护送我跑到了河南，在那儿有他们的亲戚。但待了一段时间，我觉得还是不保险，我就再去找在山西大同插队的李伟。路上，因为我老看书，引起了别人注意。记得那天，当我在候车室里一边看一本小说《神秘岛》，一边等着发车时，突然过来几个人问我：“你哪儿的？北京的吧？跟我走。”就这样糊里糊涂被抓走了。这几人都是戴红袖章的。我问：“我犯什么错了你们抓我？”他们说：“你们北京学生没一个好玩意儿！抓你就不委屈你。”他们说我是盲流，要给我送回北京。我说我不是北京的，我是通辽的。他们不信，说查查再说吧，就给我送到了山西大同的马雁农场，让我在那儿干活，什么时候查清了什么时候放出来。我当时还有点庆幸，心想反正只要不给我送回北京怎么都行。

我在那儿被关了１个多月之后，我心想，这关到哪天算一站啊？一个晚上，我乘无人注意的时候跑了，没想到同屋的一个盲流哑巴看见我跑出去就叫唤起来。门口两个拿着长矛的看守，迷迷瞪瞪一听有人逃跑就追了过来。我刚好要翻墙时，他们从背后给了我一长矛，扎在我屁股上。我带着伤从墙上翻过去，从大同的御河游到对岸，扒火车到了太原。当时在太原、泰谷、祈县、介休、张兰一带都有北京的学生插队，我就到处住。前后待了小两个月。伤养好后我回到了太原，找到了我的朋友，他是当时山西省剧协主席张万一的儿子，叫张晓杰。我在那儿住到第三天晚上，还是被人发现了。太原市公安局跟北京市公安局去了三四个人，夜里把我给铐走了，坐火车押回北京。从那时候起我就再没出来，一晃就是１０年。他们给我定的罪名是“三反一攻击”，“反对社会主义制度、反对‘文化大革命’、反对无产阶级专政，攻击伟大领袖和中央领导人”，判刑8年。关到第二年时，因为我逃到香港的事情被人给揭发了，又给我加刑5年。到１９79年12月份平反出来时，我蹲了9年9个月零16天的监狱。

说老实话，我当时是有点不明白。我在红旗下长大的一个年轻人，无非就是写点诗，发一些不满情绪。什么逃往国外，其实是我这人比较浪漫，喜欢胡思乱想，从小受外国文学的影响，无非是想跑到国外去看看埃及金字塔，看看撒哈拉沙漠，看看巴黎圣母院。我根本不可能想给台湾的国民党当特务，也没想逃到美国当间谍去。

在我被单身关押的2年多时间里自杀过２次：１次绝食，１次触电。那时我绝对绝望了。在一间３平方米的小号里，你想想那是什么滋味？在里边整整待了28个月啊。我写过一篇《单身牢房的日子》，8万多字，非常详细地记录了这段生活。我是戴着铐子被关着，四面都是水泥墙。待到第四天我就受不了了，就想触电自杀，一看电没打死我，还得活着。那种环境，人没点意志力，绝对得他妈的疯喽！第二次我绝食11顿，５天半。我是为了跟他们要书看，因为我有属于自己的几十本书，全是当时合法的书籍，我要改变这种非人待遇。那个３平方米的监狱是我一个人的天地，我真是经历了一场没有枪炮的一个人战争。我要面对那个专案组，必须要使用策略。他们让我认罪，我不认，他们就逼着我承认。一共打了我几十次，打得我遍体鳞伤。你知道他们用什么打我？用板凳腿打、皮带抽，用脚踢。我戴着铐子，踢得我满地滚。我想他们最好把我打晕，那我就什么也不知道了。不是怕打，而是希望你打我，打晕了得了，就没有知觉了。

所以在党和政府给我平反出狱后，从没觉得有什么困难是克服不了的，什么都无所谓，再难能难过监狱里边吗？

我的被捕入狱，不仅断送了我个人的青春，也给我的家庭带来了毁灭性打击。我到今天也忘不了，１９71年3月18号那天，当我在先农坛体育场宣判大会上，被警察揪住头发宣布“罪行”时，我抬头从人群中看到了母亲那双心痛又无助的眼睛。那目光在很多年里一直像一把剑一样刺着我的心。

为了不连累家人，在我进去后，就与家里断绝了关系。但是４年后，母亲还是辗转打听到我的下落，到关押我的监狱来看我。那天，我发现母亲的脚上只有一只鞋。母亲告诉我，由于上车时人多，在永定门车站被踩丢了一只鞋，下车后她是穿着一只鞋走完到监狱这段路程的。

那天，我爬到母亲身边，抱着她青肿的脚放声痛哭。那是在我将近10年的监狱生涯中仅有的一次痛哭。

在那场空前的运动中，我的大哥卷在上山下乡的热潮中去了东北，我的两个弟弟插队到了陕北。而我被关在监狱里命运未卜，可以想像我父母亲是如何在为儿女们的提心吊胆中过着艰难岁月的。

10年后，当我从监狱中出来找到我几经迁徙的家时，父母已经是风烛残年。不久我父亲就过世了，母亲也因患了老年痴呆症，不认得她朝思暮想的儿子了。

嗨！说这些太他妈沉重了！

你看我满脸的沧桑，其实都是那时留下的，我的故事全写在脸上呢，但我不后悔，监狱生活给我的东西太多了。除了磨练我的意志，我在那里也有幸结识了许多老师。我曾经写过一篇很长的文章发在网上，叫《卧虎藏龙在一监》，就是写我那帮难友的，那都是我的老师，全是些很有才华的人。王学泰，现在是中国社会科学研究院文学研究所的研究员，那是个老夫子，无所不通啊，对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得简直太深了；李少白，现在是很有名的一个职业摄影家；邢长春，那简直就是一个大学阀，一部《资本论》你甭跟他盘道，他几乎是倒背如流。我在监狱里边真是跟他们学了很多东西。

我被抓进监狱时，还只是个20多岁的年轻人，并没有真正形成自己的世界观，但我在监狱里边成熟起来。监狱成了我的一个大课堂，所以我一点不觉得住这监狱有多么冤枉。那时我让家里人给我送了好多书，每天读书。包括《毛泽东选集》４卷，《列宁选集》、《资本论》、爱伦堡的《人、岁月、生活》。尤其是我发配到团河农场后，那里的管教大多都没什么文化，所以好多书也给蒙混着带进去了。像杨荣国、任继愈的《中国哲学史》，范文澜的４卷《中国通史》我读了无数遍。到最后出来时，我身边还存了70多本书。

我是１９79年12月24号平反出狱的。我的监狱生活随着一个黑暗时代的结束而画上了句号。

出狱后，民政部给我补助了733块钱，叫做“一次性补偿”。我也为此写过一篇东西发在网上了，是《离开监狱那一天》。

当时分配我去广渠门中学，也就是现在的宏志中学当老师，但是我认为自己不适合当老师。于是，我姐姐问我想去哪儿工作，我说我的条件不高，只要能挣50块钱，够我吃饭买书就行。那时50块钱也算不少啦。姐姐帮我选了个街道单位———西直门汽车靠垫厂，每月拿50块钱，但是要干很多活，天天装“212”吉普车棚子。第一个月拿到50块钱的时候，我真高兴，那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拿工资。

尽管那时候也挺惨的，天天就是干活吃饭，每天累得贼死，但我还是以看书为主要生活，我从里边出来后觉得好多书读得不系统，比如哲学、历史、文学方面的书。我在里边曾读过3套文学史，回来接着读。我还参加了“成人自学考试”，13门功课统统过了。那时，别人都说我是疯子，每天走路都看书，背英语单词，背诗，可那是我多少年的习惯啊。人家说我这人“另类”，可我干起活来一点也不比别人差，在里边什么苦我没吃过？干活对我来说小菜一碟。后来我当了车间主任，算是升官啦。我这一生当过的最大的官就是街道工厂的车间主任，工资待遇长到70多块钱。

我离开工厂也纯属偶然。大概是１９82年，有一次我到安阳去开订货会，带着我们的产品到那儿去摆地摊。当时是11月份，天气已经开始冷了。晚上住在招待所里没事儿干，一个人跑到走廊里背莱蒙托夫的诗。10点多钟时，过来一个人跟我聊天。他看了看我手里的书，就开始跟我侃。我俩从文学谈到历史，越侃越来劲，时间也忘记了。最后一看表已经是夜里三四点，天都快亮了，可我还不知道那人是干什么的。他问我：“跟你聊这一宿，怎么也不问问我是干什么的呀？”我说：“我这人不喜欢刨根问底的，咱们俩聊得挺好，这不就行了吗？明天拜拜，你走你的，我走我的，跟我有什么关系啊？”他笑了，说：“你这人呐，还挺有性格。我愿意交你这么一个朋友。我就是来订货的厂家。白天一屋子人等着我来订货呢。”他又说：“你能不能帮我一个忙？明年２月份我要出一批新座椅，因为北京要推出一批招手停的面包车。”我问他“招手停”是怎么回事，他说就是小公共。我说：“行，找我吧，反正我是干这个的行家里手。”

从外地回来我就把这事儿给忘了，谁知道过了春节那人真找我来了，说他的新产品要立刻上马，问我们工厂能不能接受。他们一个月要150多套座椅呢，这量太大了。我说干脆自己建个工厂得了。他同意。我就去找了乡镇企业，跟他们大队书记一拍即合。我做他们的供销科长兼副厂长。我一年能挣到十几万块钱。所以，应该说我是最早下海的一拨人，借着改革开放的东风发了点财。

我干了３年，挣了几十万。这时我的朋友李少白来找我了，说：“你老他妈的挣钱，还做不做文化啊？”他说他们正准备创办《桥》杂志，让我跟他办杂志，这当然正合我意了，如果不是“文化大革命”，我肯定能考上北大中文系，肯定早成为一个文化人了。所以我就扔了买卖，跟他到《桥》杂志社了。我在《桥》杂志共做了8年，直到那个杂志后来被停刊。我们俩又搞过一个公司，叫“紫禁城文化发展公司”。

虽然在文化圈儿里我也混了这么多年，但我的强项其实不是写字,而是策划大型活动。前些年,我先后策划组织过的活动有《外国人眼里的中国》、《昨日将军今日情》、《香港的历史与发展》、《中国足球百年回顾展》等大型摄影图片展览，在当时产生过影响。

那些年，不管是在工厂，还是在商海里，再或者是进入文化圈子，总之，不管我干什么职业，“文化大革命”中10年的监狱生涯一直在我脑子里徘徊，我知道我应该把它们写下来。再不写的话，不要说别人将“文化大革命”的历史都扔到脑后去，就连我自己也都快要忘记了。

我在监狱中一直坚持写日记，有人问，监狱里能写日记？的确，为了能写点东西，我费了不少心思，用草纸订成的小本子，上面的字非常潦草，除了我自己没人能认识。当我突然被宣布平反出来时，带出了20多万字的日记，还有我被单身关押时，戴着手铐在书里记下的书评。所以，我后来其他事情都不做了，把自己关在家里写了３年文章，一共写了160多万字。像《械斗》、《魂断北京城》、《越过国境线》、《西去的列车》、《泪洒珠江》、《单身牢房的日子》、《我的狱中恩师陈其官》、《母亲的祭奠》等等，都收进了《那个年代中的我们》、《百年烟雨图》、《思痛母亲》等集子里。

其实我最早写的是关于食指诗歌的评论文章，也写过与作家阿城同在一起插队时的往事。写完之后，我觉得能够给自己，也给社会一个交待了。

我可能是理想主义者，“文化大革命”时期受过那么多磨难，到现在仍然是个乐观主义者，觉得活着真好。我们的国家在发展，我愿意为社会做点事情，而且我这人的特点也是闲不住。20００年写完了书。我就办报纸去了。我办的报纸叫《彩民周刊》，是专为彩民办的，彩票是中国的新兴产业，我是第一个为成千上万彩民办这种报纸的人，现在还真的办成功了。不信的话，你随便到北京任何一个报摊上都能看到我们的报纸。办报纸我觉得精力还有点过剩，就又办了公司，搞彩民俱乐部。

网上历程

如果谈网络的话，我恐怕会使你失望。我从上网到现在不到一年，去年“非典”过后才开始上网聊天。

过去从没有上过网，聊天室、论坛什么的我都不知道。说出来你都不信，我这人是个电脑盲，别看我是做报纸的，但网上能看新闻看资料这事儿我都不知道。一天到晚就是埋头做我的报纸。后来“非典”过去了，大家开始上班，但刚上班也没事儿干，编辑部那帮孩子说，你让我们上网聊会儿天吧。我想上网怎么能聊天啊？他们特吃惊，说您怎么连这个都不知道？就跟我讲网络是怎么回事。就这样我开始明白什么叫论坛，什么叫上网聊天。

我在网上认识的第一个人叫“三山隐行舟”，我告诉她我不会上网，你别介意，我打字也很慢。她就一点点给我讲怎么上网，她是我在网上的第一个老师。我从那以后就是跟她一个人聊。我也不跟别人聊，而且起的名字也很土气，叫“谁愿意谈哲学”。我想既然聊天嘛就得谈点事情，我得有点收获啊，没事儿跟那儿瞎聊我是不干的，我得通过聊天能得到点什么。结果没人找我聊。她说：“你瞧你起这名儿，谁敢找你？一看那么专业。人家聊天都是当做消遣来了，你却把这当成学术探讨的地儿了。”我说那怎么办？她说换个名。第二天她就告诉我：“你就叫‘斜照江天’吧。”我知道这４个字出自唐朝一位诗人的“斜照江天一抹红”。然后她帮我注册了这个名字。从那时起我就算正式成为一个网民了。

后来在我们聊天的过程中，她知道了我的经历，就从网上搜索我的资料———你看，我自己从来都不知道网上居然有我的资料，我特笨吧？她看过了我写的文章，说：“你完全可以发在网上几篇啊。”我说那都是公开发表的文章。她说：“没关系，你想发哪篇我帮你贴。”我说：“那你就帮我把那篇《魂断北京城》贴上去吧。”

第一次在网上看到我自己的作品时我很激动，不是从纸媒体看到，而是从网络媒体看到了我的文字，那种新鲜的感觉格外不一样。而且我发现我的文章竟然得到很大的反响，这也是出乎我意料的。因为在我的概念里，网络是个特时髦的东西，玩网的全是年轻人，我那些东西离现在这个时代太远了，我以为人们不会再喜欢看了，但我没想到会有那么多人喜欢看。我统计过一次，就是《魂断北京城》这篇文章贴上以后，大概有66个跟帖，还有许多悄悄话。这里边99%以上的人都是感觉那个时代很沉重，已经很少有人写这些东西了，他们说我能够实事求是地写出来让他们看到非常好。点击率大概有两三千吧。这开始让我认真地考虑应该借助网络媒体来让现在的人看一看，30年前的“文化大革命”是一个什么样的社会背景。当现在这些年轻人已经完全淹没在物质大潮中，价值观已经和传统意义上的完全背离的时候，当蹦迪、泡吧成为现代人的主流时尚的时候，我想让他们知道，中国曾经走过一个什么样的历史时期。在我们享受今日的阳光之余，回望一下那个特殊的年代也并非没有意义，那毕竟是我们的民族、我们的国家所经历过的苦难和抹不去的印迹啊！

我不想说什么“忘记了过去就意味着背叛”之类的话，因为该忘记的总要忘记，尤其是过去的苦难，我们的国家与社会总不能永远背负着沉重的历史前行。但完全忘记历史，同样也是一个民族的悲哀。我们还是需要客观地看待历史，在历史中沉思，在扬弃中校正社会明天发展的方向。

所以，那时候网络给我的感觉是什么？“陡见山花照眼明”！我说网络太棒了！而且我后来从论坛里看到了很多好文章。原以为论坛是泡沫文化，好文章怎么能往那儿发？又没有编辑，也没有人把关，有什么好作品？可是后来发现，真不错。记得第一次看的是天心兰的文章，写的《周渔的火车》观后感。还有一篇叫《魏晋风采———浅谈魏晋》，我觉得比我看到的其他专业媒体上的文章还好。那里确实有些文章可读，所以才促使我有兴趣接二连三地在上边发我的文章。其实像《魂断北京城》、《母亲的祭奠》、《单身牢房的日子》、《西去的列车》这些文章都是出版过的，但没想到，在网上发表之后，还是引起挺大的反响。最后我的文章好像成了论坛一景了。人们说“斜照江天的到来带来了一种新的文化冲击”之类的话。我看大家都喜欢看那些文章，心里十分欣慰。原来收入我文章的《那个年代中的我们》那本书发行了5万本，一本没剩，但是我不知道谁喜欢谁不喜欢，因为不能和读者面对面。在网络中可以直接对话，或通过跟帖、留言来看到别人的观点，发现原来有那么多人喜欢了解过去的历史。我希望年轻人别忘记过去。那段历史过去了，不等于湮灭了。伏契克不是说过这样一句话吗？好像是：“人们，我爱你们，你们可要警惕啊。”

网络作为一种传播媒体，其实是一个中性的载体，对于有的人是毒品，对于有的人却是有益的。就像我抽烟，今天我特意没有带烟，因为怕影响你。我也会抽烟，但是从我儿子生下那天起，我绝不让我儿子被动吸烟。到现在也是，我在家里不抽烟，除非我儿子睡觉了，我晚上写东西时抽，其实我一天可以抽好几盒。上网也是这样，去年“非典”过后有一段时间我挺喜欢上网的，但是现在上网就是为了工作。我同意你的观点，如果把网络当工具使的话，那么它就是有益的；如果当成它的奴隶的话，那么你就受害无穷。

我刚上网时特别傻，人家跟帖子说楼主如何如何，我不懂楼主是什么意思，特认真地跟人家解释说：“我不是楼主，我是这篇文章的作者。”结果人家嘲笑我：“是啊，你不是楼主，你是个菜鸟。”可我连“菜鸟”是什么也不知道，就回去问我爱人，人家说我是“菜鸟”，那是怎么回事？她听了直笑：“你真不懂啊？人家说得没错，你也真是个‘菜鸟’。”我后来才明白，楼主是指主帖的作者，而菜鸟就是形容刚上网的新手。

如果让我来评价网络，我想网络除去它的资讯功能外，应该包括两部分：一个是聊天室，一个是论坛。聊天室我认为它不可取，或者说可取的东西不多。关于它的负面报道我们也看过很多。我公司部门里的同事也跟我说过这么一件事，他们工作的地方有两个男孩子老上网，甚至还在网上交了女朋友。最后女孩子真到北京来了。一见面方知道，在她心目中那么一个通情达理，深明大义的人，原来就是这么不起眼的一个人，马上跟他分手了。这种事情很多啊。

上网聊天看你想达到什么目的，如果就是为了消遣，我觉得不可思议，哪儿来这么多时间聊天啊？如果想达到其他某种目的，那网上绝对不适合。我记得我曾经写过一篇《上帝宽恕婚外情》，结果有人骂我，说：斜照江天你在网上偷香窃玉。我说我如果真想偷香窃玉何必到网上来？我又不缺钱，一个电话可以叫好几个小姐。但是网上确实有这样的人，到网络上来寻求刺激，其实很无聊。而论坛我觉得就不一样了，各个方面的窗口都为你打开，大量的信息可以传递出去。它的优点大于缺点，而聊天室的缺点大于优点。论坛里像我这种人恐怕不多，我的目的十分明确，就是让大家了解“文化大革命”的历史，热爱今天的生活。这是我的责任，是我给自己的一个人生取向。因为我本身就是经历很特殊很特殊的一个人。

结局

我在网上聊天的历史仅仅１个多月，我觉得那纯粹是浪费时间。从知道论坛后，我就更觉得聊天没任何意义了。在那儿傻子似的一趴俩小时，跟谁都不认识，聊什么呀？我本来就没有那么多时间。几年如一日地聊下来，那是有闲阶级，而我是无闲阶级。有那时间我干点什么不好？但是论坛我肯定去。我还会陆续写东西，还会把论坛当做一个能向外宣传我的文字和观点的一个窗口。我就希望现代的人，不要忘掉使命。人总是要有一点忧患意识，居安而思危，而网络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最好的场所。我已经不满足于只在书里和报刊上登我的文章了，网络比什么不直接呢？

我现在正开始策划做一个网站，是专业搞足球彩票的。那时可就要天天跟网络打交道了，咱也就从“菜鸟”升格到“大虾”了。

采访后记

如果不是认识了斜照江天其人，我不会想到网络上还有如此精彩的人物。

那个第一次见面给我留下的印象深刻至极。在饭店里一片推杯换盏的嘈杂中，江天与食指二人高谈阔论以至忘情，他们横论文学，纵论历史，谈老庄、谈《牛氓》，还谈《红楼梦》；说完了奥斯特洛夫斯基，又说阿来的《尘埃落定》。最后话题集中于食指的诗歌。他们你一首我一首地大段大段地背诵，并且认真地争论《相信未来》一诗中原先被删除的一段是否应该保留。

我不仅有幸一睹一代诗人食指的大师风采，更见识了两个人越过了一切世俗之物的友谊。那情景除了让我想起俞伯牙与钟子期的“高山流水”还能想到什么？因为被他们感动，我甚至忘记了吃饭，好几次忍不住得热泪盈眶。

我也真的发现江天果然博闻强记。他给我讲过一个故事。“文化大革命”之初，他曾经想为一帮当时的文学青年，像：食指、吴兵这些人出版一本诗集叫《初拓集》，手抄收集了160多首诗，仅食指的诗就有36首。但后来他知道此书可能出无法面世，就花一个星期的时间把160多首诗一字不落地全给背下来了。“文化大革命”结束后，诗人林莽编辑出版诗歌集《食指卷》时，江天依据记忆录下了连食指自己也早已忘记的11首诗。在我的惊讶中，他说这实在不算什么，在监狱里边发现背个千儿八百首诗歌的人多得是。人们天天背“老三篇”、背《共产党宣言》、背《毛泽东选集》４卷，还背《新华字典》。“像你这样才背100多首诗的根本插不上话。”江天的儿子因此对父亲佩服得五体投地，说：“我简直不知道还有什么事儿是我爸爸不知道的。”因为任何入眼的东西，他皆可过目不忘。再复述出来，自能惊倒众人。

10年的牢狱生活，并没有使江天的人格扭曲，他善良宽厚，为人豁达仗义。在我的记忆里，每有网友进京求助于他，他必慷慨相助,为他们解决食宿，替他们安排工作。“我愿意让这个社会充满友爱与善良。”他说。

但如果你是初次与他交往，我提醒你可千万别在意他说话的方式，因为他一兴奋必会带出粗口，每句话必含“三字经”。因为这篇采访，我就曾因这一点与江天通了个电话。我在电话里跟他商量，“整理您那个谈话录音我犹豫了半天，要不要全部保留您那些国骂”。他听完哈哈大笑了半天说：“保留保留，这他妈的坚决得保留。没这个那他妈的还是我的风格吗？”我说：“可是我怕读者骂我，您恨不能每句话都得有一句国骂，有碍观瞻。”他倒也很好说话，“也是，那随你吧，我无所谓。只要读者能看明白怎么回事儿就行”。

我想起了写过《往事并不如烟》的章怡和，她“文化大革命”后从监狱里出来时，原本大家闺秀的她，闻知康有为的女儿康同璧家的宅子被人强占，气愤之中亦是来了句“混账王八蛋”的粗口，引起母亲的不满，令她改掉狱中恶习。由此想到这个斜照江天，以他的学识和教养，本也该有孔孟君子之风，却偏是谈吐不吝。不过，知道了他的经历也便明白，除了内心世界的创痛外，这个“三字经”原是10年监狱生活给他留下的最明显的外在痕迹，当然，还有满脸超出了年龄的皱纹。

那天为了采访而约他来我家，他检视我的书柜，随手就从里边抽出一本书，是《遇罗克遗作与回忆》。他翻到书的后记部分，我赫然看到他的名字也列在其中，遂恍然大悟我第一眼在网上看到他的名字就觉得面熟的缘由。

他和许多人在那本书里仍是讲的有关“文化大革命”的历史。

他说，他正在根据自己的狱中经历，写一本已经签约的书，书名是《十年一梦》。

10年，那是一段已经刻进他骨子里的历史啊。

采访时间：2004年7月26日12：30

采访地点：向楠家中

受访者：斜照江天

性别：男

年龄：57岁

网龄：1年

教育背景：大学本科

职业：大型活动策划人、某报社执行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