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还没亮，达瓦拉姆就抱着一迭铁盆和瓷碗来叫我了，那些都是我叫她找的调色用的。我问她，哪里找的那么多碗盆？她说是格桑拉姆、坎珠拉姆和她自己的。天呀，我叫起来。她们用什么吃饭和洗脸。

果然，格桑拉姆找上门来，一脸的怒气，说我们拿了她们的碗，她们连早茶都喝不成了。达瓦拉姆说她太小气了，格桑拉姆尖着嗓子像吵架，手往腰上一叉，说：“你大气你行吧，你能用手心舀茶喝，我就服你！”

我说：“碗盆你们都拿回去。其实，我画画用不了这么多，我自己的洗脸盆就够了。再找一张玻璃来调色，比饭碗好多了。”

格桑拉姆把所有碗盆都抱走了，达瓦拉姆坐在屋角生闷气。

壁画从公社门前的那面大墙开始。我想画那幅从画报上剪帖下来的毛主席挥巨手的像，是套色木刻，很好画。公社准备了几张办公桌，搭成了梯子，我捏着木炭爬上梯子便开始画了。早晨的空气很鲜，连遥远处的牛粪味都嗅得清清楚楚，吸一口心里爽快极了。画巨大的主席像，我并不害怕。还在读初中时，我的美术老师就带上我到处画了。他是画油画的，我给他调色，他便教我，还让我大着胆子画。那两年我几乎是跟他画画度过的。他说，现在学什么都不如学画画，随便你走到哪里，人家知道你是画画的，当工人做农民都吃得开。我记住了他的话，我相信自己能画画并不是有什么天赋，而是追求那个“吃得开”。那时，我画得很苦，也乐意享受那样的苦。

我画画，周围便有了许多人，站在高台上回过头，黑压压一片像在开会。亚麻书上工的铁铧犁和牛皮鼓丁丁、冬冬响起时，人们还不愿离开。多吉队长生气了，愤愤地东推西撞，骂骂咧咧地把人们赶开。谁走慢了，他便拾起石头追赶，像在赶偷懒的牲口。他回头，脸累得通红，喘着粗气对我说：“你画画时，他们敢来看，你就把盆中的颜料朝他们头上泼。”

我伸伸舌头，说：“他们并没有影响我。”

亚麻书寨子里的人真的淳朴极了，我画领袖像时，根本就用不着胆颤心惊地捏着画笔画，用不着去考虑画得不像会惹些政治麻烦。他们根本就不在乎你画得像与不像，只要你画得面善心慈，与他们心目中的那个人一致，就会对你伸出大拇指赞不绝口。

文书老刘也对我说：“他们看菩萨看多了，你就是把领袖画成菩萨的模样，他们也会说好。可是，你画的那么像，和画片印在墙上一模一样。”

有他的话，我的信心更足了。

我又画了大寨那个全国有名的姓陈的支书，站在山头，正把一块巨石推下山的情景。那幅画在当时的中国农村，到处都能见到。我又画了想象中的社会主义新农村，一辆巨型拖拉机正从太阳升起的地方开来，前面是绿油油的良田。达瓦拉姆说这画很漂亮，可是，拖拉机怎么能在生长着麦苗的田地里开呢？麦苗还不被轧死才怪。我说，拖拉机没开，它是停在那里让人参观的。周围人都说是，他们没看见轮子在动。

我就这么一幅一幅地画。寨子到处是色彩鲜艳的画，我看着出工收工的社员们都要在画前驻足，看上半天，心里高兴极了。

我没想到一场灾难悄悄地降临了。

是一场雨。来得很突然，随着一股寒气逼人的风猛烈刮过，雨便哗地落了下来。从傍晚直落到第二天早上，雨又突然停了。天晴开时，达瓦拉姆急得直喘气，叫我快去看画。天呀，我的画让雨水冲成了鬼模鬼样，花一杠黑一团，许多人都围在那里笑。文书老刘叫我快去公社，泽旺书记正在发气呢。我画的领袖像也遭了殃，让大雨冲得难看极了。泽嘎书记叫我赶快想办法，不然会犯政治错误的。我只好说，用白石灰涂掉算了。当多吉队长带着人还要涂掉其他画时，我叫他别动，等干透了我再在上面画，就会省力多了。

泽嘎书记一脸的不高兴，冷冷地问我：“你还想画？”

我说：“还画。”

他愤怒了，吼叫的声音似乎要把我提起来，再左一掌右一掌撕得粉碎：“画个屁！你画上千遍万遍，雨水一冲还是要冲掉。你那是在糟蹋颜色，糟蹋劳动人民的血汗钱！”

我委屈极，脑袋嗡嗡直响，就是想不出什么主意。

坐在屋角一言不发的甲嘎，此时说了句救命的话：“我的舅舅过去给寺院画壁画，他还是用广告色，可画的画从来不掉色。”

他的话把泽嘎书记的眼睛说亮了，说：“你舅舅在哪儿？”

甲嘎说：“死了。”

泽旺书叹口气，说：“那你说什么废话？”

文书老刘说“浪责村的阿约丹增，过去是大金寺里的画师，他肯定画过壁画。可以抽他来帮小洛的忙。”

泽旺书马上叫人去浪责请来了阿约丹增。

阿约丹增说什么都不画这种壁画，只是对我说，广告色要用牛胶熬化后调制，画出的画才不掉色。阿约丹增说：“我老了，一上高台脚就发颤。帮不了你的忙。”他一瘸一瘸地走了。

泽旺书记说：“这些死喇嘛，还抱着菩萨脑壳不放。”

我们照着他说的法子，熬了一大盆牛胶水。用来调色很酽很粘稠，像油画色一样。我画得很慢，把那些雨水冲淡的那几幅壁画补上色后，层次感更强了，很像是用油彩画上去的。可是，泽旺书记说什么都不让我画公社门前的那幅画了，他说写一句标语都可以，不要再画什么了。

老刘说：“泽旺书记是担心我画得不像，或雨水再一冲，让区里县里来的人看见，他的日子就不好过了。”

我就剩下公社那堵墙什么也没画，也没写什么了，白亮亮的一大块成了公社的标志。以后，亚麻书来人，问卡攻公社在哪里，我们都说，在白墙壁那里。

我是在画寨口那面墙时，出的事。那面墙不宽却很高，我想画一个顶天立地的翻身农奴，左手握一本红宝书，右手拄一个大铁铲，好像刚刚开天辟地回来。我用木炭画出了轮廓，站在远处看，很满意。

我在画这幅画时，发现了人们脸上的异样。他们仍然绕着墙前面的小石堆转圈，看一眼我的画，就快步走开。我问一个经过的社员，我画的这个人像不像。他看一眼，什么也没说，摇着头走了。

阿嘎从远处走来，给我打着招呼。我已好多天没见到阿嘎了，他仍然看着我亲热地笑，说我辛苦了。他看看我画的轮廓，说：“你画的？”我笑笑，说：“寨子里的那几幅都是我画的。”

他说：“我都看了，画得好极了。”

我说：“这幅画，我明天就开始作色，我想画得比寨里的那几幅还好看。”

阿嘎的脸阴下来，我从没见过阿嘎的脸这样阴沉，像忍受着难以忍受的苦痛。他说：“你不画这幅画，行不行？”

我说：“我画得不好？”

他说：“寨里人不高兴。”

我说：“泽旺书记叫我这样画的。”

他没说什么了，蹬上桌子搭的高台，抽出腰刀在墙皮上一层一层地剥着。我看见墙皮下露出很大一块色彩，非常艳丽。他双手合着抱在胸前，恭恭敬敬地念着什么，默默地绕着石堆转了三圈，没有抬头看我，直直地朝寨里走去。

我在墙皮上抠着，越来越大，露出一双细笔勾画的眼睛，细细弯弯的很慈祥，眉目上的金线都很鲜艳。我知道，那是一张佛像。过去这堵墙肯定画着一张很大的佛像。

第二天早上，我调好颜色来到寨口。我才不会听阿嘎的劝告，佛像是属于过去时代的产物，早被革掉了命，应该让新的东西去占领它。我从老远的地方来这里，就是来传播新东西的，就是一场革命。我什么都不怕，与旧的东西对着干，我的胆气更盛。我真想对藏在墙皮下的大佛哈哈大笑，当我创造的顶天立地的翻身农奴站在那儿时，他肯定没有脸皮再立在那儿，让进出的人恭恭敬敬地拜在他的脚下的。在那个年代，那个时候，我就是那么想的。我浑身像有用不完的劲，站在桌子上把掏破了的墙皮补上，再把调好的色彩涂抹在上面。

阳光斜射在墙面上时，我听见桌子脚吱嘎响了一声。开始，我并不在意，达瓦拉姆回家取早饭去了，只我一个人站在上面。又吱嘎一声，很响，桌子晃了晃。我朝下看，正在想是怎么一回事，桌子哗啦一声，塌了下来。我还没有来得及把恐惧的喊声叫出口，脑袋嗡地一声，就什么也不知道了。

我醒来时，躺在我的床铺上，额上手上都是伤，但无大碍。只是左腿骨折，土登曼巴来给我接骨时，痛得我大喊大叫。看着我痛苦的模样，他很高兴地说：“人的脑袋记性差，只有狠狠痛一下，才记忆深刻。”

他接好我的腿骨，说要在床上躺一个月，才能下地行走。

那一个月，躺在床上的我怎么也想不通，头一天，达瓦拉姆和我两个人站在上面画画，桌子还稳稳当当的，风在下面便劲地吹，桌子晃都不晃一下。第二天，我站在上面，还没来得及拿笔，便压断了腿。

说起此事，寨里人都把双手合在胸前，叫着菩萨。

我怀疑，是夜里有人故意弄断了桌子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