壁画的灾难-越走越荒凉

天还没亮,达瓦拉姆就抱着一迭铁盆和瓷碗来叫我了,那些都是我叫她找的调色用的。我问她,哪里找的那么多碗盆?她说是格桑拉姆、坎珠拉姆和她自己的。天呀,我叫起来。她们用什么吃饭和洗脸。

果然,格桑拉姆找上门来,一脸的怒气,说我们拿了她们的碗,她们连早茶都喝不成了。达瓦拉姆说她太小气了,格桑拉姆尖着嗓子像吵架,手往腰上一叉,说:“你大气你行吧,你能用手心舀茶喝,我就服你!”

我说:“碗盆你们都拿回去。其实,我画画用不了这么多,我自己的洗脸盆就够了。再找一张玻璃来调色,比饭碗好多了。”

格桑拉姆把所有碗盆都抱走了,达瓦拉姆坐在屋角生闷气。

壁画从公社门前的那面大墙开始。我想画那幅从画报上剪帖下来的毛主席挥巨手的像,是套色木刻,很好画。公社准备了几张办公桌,搭成了梯子,我捏着木炭爬上梯子便开始画了。早晨的空气很鲜,连遥远处的牛粪味都嗅得清清楚楚,吸一口心里爽快极了。画巨大的主席像,我并不害怕。还在读初中时,我的美术老师就带上我到处画了。他是画油画的,我给他调色,他便教我,还让我大着胆子画。那两年我几乎是跟他画画度过的。他说,现在学什么都不如学画画,随便你走到哪里,人家知道你是画画的,当工人做农民都吃得开。我记住了他的话,我相信自己能画画并不是有什么天赋,而是追求那个“吃得开”。那时,我画得很苦,也乐意享受那样的苦。

我画画,周围便有了许多人,站在高台上回过头,黑压压一片像在开会。亚麻书上工的铁铧犁和牛皮鼓丁丁、冬冬响起时,人们还不愿离开。多吉队长生气了,愤愤地东推西撞,骂骂咧咧地把人们赶开。谁走慢了,他便拾起石头追赶,像在赶偷懒的牲口。他回头,脸累得通红,喘着粗气对我说:“你画画时,他们敢来看,你就把盆中的颜料朝他们头上泼。”

我伸伸舌头,说:“他们并没有影响我。”

亚麻书寨子里的人真的淳朴极了,我画领袖像时,根本就用不着胆颤心惊地捏着画笔画,用不着去考虑画得不像会惹些政治麻烦。他们根本就不在乎你画得像与不像,只要你画得面善心慈,与他们心目中的那个人一致,就会对你伸出大拇指赞不绝口。

文书老刘也对我说:“他们看菩萨看多了,你就是把领袖画成菩萨的模样,他们也会说好。可是,你画的那么像,和画片印在墙上一模一样。”

有他的话,我的信心更足了。

我又画了大寨那个全国有名的姓陈的支书,站在山头,正把一块巨石推下山的情景。那幅画在当时的中国农村,到处都能见到。我又画了想象中的社会主义新农村,一辆巨型拖拉机正从太阳升起的地方开来,前面是绿油油的良田。达瓦拉姆说这画很漂亮,可是,拖拉机怎么能在生长着麦苗的田地里开呢?麦苗还不被轧死才怪。我说,拖拉机没开,它是停在那里让人参观的。周围人都说是,他们没看见轮子在动。

我就这么一幅一幅地画。寨子到处是色彩鲜艳的画,我看着出工收工的社员们都要在画前驻足,看上半天,心里高兴极了。

我没想到一场灾难悄悄地降临了。

是一场雨。来得很突然,随着一股寒气逼人的风猛烈刮过,雨便哗地落了下来。从傍晚直落到第二天早上,雨又突然停了。天晴开时,达瓦拉姆急得直喘气,叫我快去看画。天呀,我的画让雨水冲成了鬼模鬼样,花一杠黑一团,许多人都围在那里笑。文书老刘叫我快去公社,泽旺书记正在发气呢。我画的领袖像也遭了殃,让大雨冲得难看极了。泽嘎书记叫我赶快想办法,不然会犯政治错误的。我只好说,用白石灰涂掉算了。当多吉队长带着人还要涂掉其他画时,我叫他别动,等干透了我再在上面画,就会省力多了。

泽嘎书记一脸的不高兴,冷冷地问我:“你还想画?”

我说:“还画。”

他愤怒了,吼叫的声音似乎要把我提起来,再左一掌右一掌撕得粉碎:“画个屁!你画上千遍万遍,雨水一冲还是要冲掉。你那是在糟蹋颜色,糟蹋劳动人民的血汗钱!”

我委屈极,脑袋嗡嗡直响,就是想不出什么主意。

坐在屋角一言不发的甲嘎,此时说了句救命的话:“我的舅舅过去给寺院画壁画,他还是用广告色,可画的画从来不掉色。”

他的话把泽嘎书记的眼睛说亮了,说:“你舅舅在哪儿?”

甲嘎说:“死了。”

泽旺书叹口气,说:“那你说什么废话?”

文书老刘说“浪责村的阿约丹增,过去是大金寺里的画师,他肯定画过壁画。可以抽他来帮小洛的忙。”

泽旺书马上叫人去浪责请来了阿约丹增。

阿约丹增说什么都不画这种壁画,只是对我说,广告色要用牛胶熬化后调制,画出的画才不掉色。阿约丹增说:“我老了,一上高台脚就发颤。帮不了你的忙。”他一瘸一瘸地走了。

泽旺书记说:“这些死喇嘛,还抱着菩萨脑壳不放。”

我们照着他说的法子,熬了一大盆牛胶水。用来调色很酽很粘稠,像油画色一样。我画得很慢,把那些雨水冲淡的那几幅壁画补上色后,层次感更强了,很像是用油彩画上去的。可是,泽旺书记说什么都不让我画公社门前的那幅画了,他说写一句标语都可以,不要再画什么了。

老刘说:“泽旺书记是担心我画得不像,或雨水再一冲,让区里县里来的人看见,他的日子就不好过了。”

我就剩下公社那堵墙什么也没画,也没写什么了,白亮亮的一大块成了公社的标志。以后,亚麻书来人,问卡攻公社在哪里,我们都说,在白墙壁那里。

我是在画寨口那面墙时,出的事。那面墙不宽却很高,我想画一个顶天立地的翻身农奴,左手握一本红宝书,右手拄一个大铁铲,好像刚刚开天辟地回来。我用木炭画出了轮廓,站在远处看,很满意。

我在画这幅画时,发现了人们脸上的异样。他们仍然绕着墙前面的小石堆转圈,看一眼我的画,就快步走开。我问一个经过的社员,我画的这个人像不像。他看一眼,什么也没说,摇着头走了。

阿嘎从远处走来,给我打着招呼。我已好多天没见到阿嘎了,他仍然看着我亲热地笑,说我辛苦了。他看看我画的轮廓,说:“你画的?”我笑笑,说:“寨子里的那几幅都是我画的。”

他说:“我都看了,画得好极了。”

我说:“这幅画,我明天就开始作色,我想画得比寨里的那几幅还好看。”

阿嘎的脸阴下来,我从没见过阿嘎的脸这样阴沉,像忍受着难以忍受的苦痛。他说:“你不画这幅画,行不行?”

我说:“我画得不好?”

他说:“寨里人不高兴。”

我说:“泽旺书记叫我这样画的。”

他没说什么了,蹬上桌子搭的高台,抽出腰刀在墙皮上一层一层地剥着。我看见墙皮下露出很大一块色彩,非常艳丽。他双手合着抱在胸前,恭恭敬敬地念着什么,默默地绕着石堆转了三圈,没有抬头看我,直直地朝寨里走去。

我在墙皮上抠着,越来越大,露出一双细笔勾画的眼睛,细细弯弯的很慈祥,眉目上的金线都很鲜艳。我知道,那是一张佛像。过去这堵墙肯定画着一张很大的佛像。

第二天早上,我调好颜色来到寨口。我才不会听阿嘎的劝告,佛像是属于过去时代的产物,早被革掉了命,应该让新的东西去占领它。我从老远的地方来这里,就是来传播新东西的,就是一场革命。我什么都不怕,与旧的东西对着干,我的胆气更盛。我真想对藏在墙皮下的大佛哈哈大笑,当我创造的顶天立地的翻身农奴站在那儿时,他肯定没有脸皮再立在那儿,让进出的人恭恭敬敬地拜在他的脚下的。在那个年代,那个时候,我就是那么想的。我浑身像有用不完的劲,站在桌子上把掏破了的墙皮补上,再把调好的色彩涂抹在上面。

阳光斜射在墙面上时,我听见桌子脚吱嘎响了一声。开始,我并不在意,达瓦拉姆回家取早饭去了,只我一个人站在上面。又吱嘎一声,很响,桌子晃了晃。我朝下看,正在想是怎么一回事,桌子哗啦一声,塌了下来。我还没有来得及把恐惧的喊声叫出口,脑袋嗡地一声,就什么也不知道了。

我醒来时,躺在我的床铺上,额上手上都是伤,但无大碍。只是左腿骨折,土登曼巴来给我接骨时,痛得我大喊大叫。看着我痛苦的模样,他很高兴地说:“人的脑袋记性差,只有狠狠痛一下,才记忆深刻。”

他接好我的腿骨,说要在床上躺一个月,才能下地行走。

那一个月,躺在床上的我怎么也想不通,头一天,达瓦拉姆和我两个人站在上面画画,桌子还稳稳当当的,风在下面便劲地吹,桌子晃都不晃一下。第二天,我站在上面,还没来得及拿笔,便压断了腿。

说起此事,寨里人都把双手合在胸前,叫着菩萨。

我怀疑,是夜里有人故意弄断了桌子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