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事是从两个男人开始的。

那时，我家中只有两个男人，我和我的父亲。我的母亲挂在墙壁上的黑漆镜框内，瘦削的脸颊老是做出种蒙娜丽莎式的微笑。母亲在那里快八年了，她走的时候，我刚八岁，入小学不久。母亲登着我家的那台漆色斑驳的蜜蜂牌缝纫机，给我做了个黄布书包，和一顶帽沿软塌塌的黄军帽后，就病倒了。我看着母亲抱着缝纫机咳得喘不过气，双眼吓人的一鼓，一股浓黑的血从嘴角淌了下来。我和姐姐都吓坏了，用毛巾揩干净母亲的血，问她话，她嘴唇在动，说的什么我一点也听不清楚。

姐姐急得在屋里转了几个圈，说要叫爸爸，便把吓傻了的我推到母亲身边，跑出了门。

我看着母亲艰难地喘气，不知所措。我的泪水默默地顺着脸颊往下滚。

父亲回来了，他大吼一声，肯定也快急疯了，抓紧母亲的胳膊小心地背在背上，说快去医院。父亲个子不高，人也很瘦，可那天他的力气却出奇地大，背着母亲爬坡上坎朝医院疯跑，气也不喘。

我跟随着出门，手里拿着母亲掉下的一只皮鞋。父亲叫我守家，我只好站在街边，看着他们远去。母亲瘦小的身子驮在父亲的背上左右摇晃，那是母亲留下的最后身影，一件洗得发白的老蓝布罩衫，背脊处浸透了汗水。又一只布鞋掉在了街上。

我抱着一双布鞋坐在门坎上，午后的太阳洒在门前，溅起蓝焰焰的光。有群鸦雀在屋外的老杨树上吵得人心烦，树脚堆满了发黄枯脆的树叶。

几天后，母亲回到家中时，只是一张镶着黑边框的遗像。那是一九六八年八月，我守着母亲的遗像冷冷清清地度过了八岁的生日。

姐姐是第二年下的乡。母亲死后，她要照顾父亲和我，没去遥远的地方插队，就下放在附近的龙泉村。不坐车，走半天路就到家门口。姐姐一星期回来一次，背着满背篼新鲜的蔬菜，有时，还捎带些刚摘下树的苹果梨子，叫街坊邻居都来尝。姐姐爱笑爱唱，嗓音很甜，就是个头矮了点，不然军区文工团早选他去演李铁梅了。可她依然爱笑，讲些农村里的趣事，让我们也陪着她笑。她对我说“弟，你高中读毕业后，要下乡就下我那儿。那里的贫下中农可好了，姐姐也可以照顾你。”

我嘴一瘪，说：“到你那儿，等于没出家门。我要走，就走遥远的地方，一个你想都想不出的地方。”

那时，我们这座四川最大的城市是灰色的，像烟囱里冒出的灰烟，使人憋气。我真的向往遥远的地方，那里的天是透明的，云彩白得像刚挤出的牙膏，星星像闪光的雨点。骑在马背奔驰在辽阔的草原……

一九七五年五月，我初中刚毕业，闷在家中等高中的通知。

那天，父亲很晚才回到家中。父亲常常回来很晚，眼中布满红色的血丝，很疲惫地躺在床上，电灯也不开，躺在黑暗中一声不响地抽烟喝茶，屋中飘满了辛辣的烟雾。父亲回来晚，是给单位的领导起草会议发言稿。那时，到处都在革命，会议就很多。父亲是单位的一支笔，写东西的事就全落在他瘦削的肩上。

父亲摁亮电灯，把睡梦中的我推醒。

“嘎儿，”父亲这样叫我，坐在床铺边，习惯地把兜里的烟掏出来，扔在桌子上。“起来，陪我坐一会儿。我有事想和你商量。”

我揉着惺忪的眼睛，说：“我想撒尿。”

我就坐在父亲的对面。父亲仔细地看着我，伸手把我眼角的眼屎掏了出来，弹在地上。父亲拿起桌上的烟盒，是黄铜皮的烟盒，上面雕有很精致的北京天坛。父亲常常用手掌磨擦它，它浑身金子似的铮亮。父亲打开烟盒，抽出一支烟，在铜盒上戳了戳，递给我。

我没接，身子往后缩着，说：“我从不抽这个。”父亲笑了，说：“嘎儿，你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常常偷着在抽。”

我脸像有火燎过，很烫。

父亲说：“抽吧，大人都抽这个。”

我红着脸说：“爸，我真的不会抽。”

父亲又哈地一笑，把烟头揉得很松，眼睛眯成一条缝，望着我。父亲的眼光像刀一样的利，好像要在我的额头前剜个洞，把里面的秘密一把一把地往外掏。父亲说：“你姐前天回来，洗你换下的衣服，从你衣兜里掏出一大把烟丝。那天，我看着就火冒，真想揪着你的头发狠狠扇你两耳光。”

父亲把烟吸燃后，递给我，看我还犹豫，便咧开嘴笑了笑，嘴唇上还沾着烟丝。父亲说：“吸吧，今天是我叫你吸的。”

我接过烟，疑惑地望着父亲，烟头上的灰粉一串串地掉在我的脚下。我望着父亲肯定的目光，怯怯地吸了一口，像塞了满口的干辣椒，喉咙上都在冒烟。父亲看着我把那口难受的白烟艰难地吐出，才说：“好了，从今天起，你就是个大男人了。”

我不知父亲为什么这样说，把那支使我难受得想呕吐的烟扔到地上，伸脚踩灭。父亲又捡起来，吹干净上面的泥土，小心地放回烟盒。

父亲说：“我今天在知青办给你报了名，你就不读高中了。”

我说：“随便。”长长打了个哈欠，一副想睡觉的样子。父亲拍拍我的脸，“你别做出副什么都不关心的样子，这可是你的前途呀！”

我埋着头，咕噜着：“反正我不到姐姐那儿插队。”

父亲说：“你姐姐那儿想插还插不进呢！你还这么小，下远了我又担心。我给知青办朋友说了，他们会给你安排个好地方的。”

我说：“下得太近了，我还不如读完高中再争取读大学。”父亲甩甩头，说：“娃呀，你不想想，现在推荐上大学，都得干两年以上的知青。你先下乡，两年后，他们高中毕业，你已有两年的知青生活，谁来和你争上大学的名额？你想读高中，现在的高中又能学些什么？学交白卷？学生与老师一起大批判？”

我那搞过财务工作的父亲，真能打一手漂亮的算盘。

父亲有些得意了，又掏出烟盒，把我吸过的那支烟叼在嘴上，问我想不想吸。我摇摇头说不想。父亲说：“我像你这么大，已经参军了。那时也下乡，搞土改，还打土匪。我从没怕过。”

父亲滔滔不绝地讲他的过去，我什么也听不进去了。瞌睡早已把我击倒了，我迷迷糊糊来到一片沙滩，太阳把沙滩烤得很烫。我就躺在暖烘烘的沙滩上，让五颜六色的梦从我眼前鸟儿似地飞过。

几天后，父亲告诉我，知青办已定了，我要去一个很远很远的地方插队，那地方父亲也没去过，是红军长征去过的地方，在历史书上都能翻到，北上抗日的红二、四方面军曾在那里伟大的会师，朱德与贺龙都曾驻扎在那里。父亲问我：“那么远，敢不敢去？”我说：“越远越好，这家都让我住出霉味来了。”我的话父亲肯定很不高兴，他没说指责的话，只是摇头叹气，说：“你妈妈死后，我没带好你们。你们还是长大了，路靠你们自己去走了。”

我说：“爸爸，我什么都不怪你。”

父亲说：“没怪就好。这次知青办只接受了你一个去那地方的知青。是我的朋友帮忙争取的，一个知青去那儿，人家会当作宝贝，今后你想招工招干和读书，都没谁与你争。”父亲还给我找来了地图，商量去那儿该怎么走。

父亲又给我递了一支烟。我把烟还给父亲，说我根本就不会抽这玩艺儿。父亲不信，又把姐姐给我洗衣服，从兜里搜出的那把烟丝提出来说：“男人长大了，吸点烟算不了什么。可一个男人要为自己做的事负责，做了，就要承担责任。”

我爬到床脚下，抱出一个纸盒，递给父亲说：“我为你收集的烟蒂，都快存满一盒了。我想把它撕成烟丝，再给你做个烟斗。”

父亲捧着我为他收集的烟蒂，眼圈红了，坐在木凳上很久都没说一句话。我把一杯热茶端给他时，他才说：“你真的长大了。”

一星期后，我的同学们都走进了高中的大门，而我却孤伶伶地背起沉重的行李，来到长途汽车站。父亲没来送我，他三天前就派去下乡搞社会主义教育去了。他叫我到了生产队，一定给他写封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