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父亲给我一支烟-越走越荒凉

故事是从两个男人开始的。

那时,我家中只有两个男人,我和我的父亲。我的母亲挂在墙壁上的黑漆镜框内,瘦削的脸颊老是做出种蒙娜丽莎式的微笑。母亲在那里快八年了,她走的时候,我刚八岁,入小学不久。母亲登着我家的那台漆色斑驳的蜜蜂牌缝纫机,给我做了个黄布书包,和一顶帽沿软塌塌的黄军帽后,就病倒了。我看着母亲抱着缝纫机咳得喘不过气,双眼吓人的一鼓,一股浓黑的血从嘴角淌了下来。我和姐姐都吓坏了,用毛巾揩干净母亲的血,问她话,她嘴唇在动,说的什么我一点也听不清楚。

姐姐急得在屋里转了几个圈,说要叫爸爸,便把吓傻了的我推到母亲身边,跑出了门。

我看着母亲艰难地喘气,不知所措。我的泪水默默地顺着脸颊往下滚。

父亲回来了,他大吼一声,肯定也快急疯了,抓紧母亲的胳膊小心地背在背上,说快去医院。父亲个子不高,人也很瘦,可那天他的力气却出奇地大,背着母亲爬坡上坎朝医院疯跑,气也不喘。

我跟随着出门,手里拿着母亲掉下的一只皮鞋。父亲叫我守家,我只好站在街边,看着他们远去。母亲瘦小的身子驮在父亲的背上左右摇晃,那是母亲留下的最后身影,一件洗得发白的老蓝布罩衫,背脊处浸透了汗水。又一只布鞋掉在了街上。

我抱着一双布鞋坐在门坎上,午后的太阳洒在门前,溅起蓝焰焰的光。有群鸦雀在屋外的老杨树上吵得人心烦,树脚堆满了发黄枯脆的树叶。

几天后,母亲回到家中时,只是一张镶着黑边框的遗像。那是一九六八年八月,我守着母亲的遗像冷冷清清地度过了八岁的生日。

姐姐是第二年下的乡。母亲死后,她要照顾父亲和我,没去遥远的地方插队,就下放在附近的龙泉村。不坐车,走半天路就到家门口。姐姐一星期回来一次,背着满背篼新鲜的蔬菜,有时,还捎带些刚摘下树的苹果梨子,叫街坊邻居都来尝。姐姐爱笑爱唱,嗓音很甜,就是个头矮了点,不然军区文工团早选他去演李铁梅了。可她依然爱笑,讲些农村里的趣事,让我们也陪着她笑。她对我说“弟,你高中读毕业后,要下乡就下我那儿。那里的贫下中农可好了,姐姐也可以照顾你。”

我嘴一瘪,说:“到你那儿,等于没出家门。我要走,就走遥远的地方,一个你想都想不出的地方。”

那时,我们这座四川最大的城市是灰色的,像烟囱里冒出的灰烟,使人憋气。我真的向往遥远的地方,那里的天是透明的,云彩白得像刚挤出的牙膏,星星像闪光的雨点。骑在马背奔驰在辽阔的草原……

一九七五年五月,我初中刚毕业,闷在家中等高中的通知。

那天,父亲很晚才回到家中。父亲常常回来很晚,眼中布满红色的血丝,很疲惫地躺在床上,电灯也不开,躺在黑暗中一声不响地抽烟喝茶,屋中飘满了辛辣的烟雾。父亲回来晚,是给单位的领导起草会议发言稿。那时,到处都在革命,会议就很多。父亲是单位的一支笔,写东西的事就全落在他瘦削的肩上。

父亲摁亮电灯,把睡梦中的我推醒。

“嘎儿,”父亲这样叫我,坐在床铺边,习惯地把兜里的烟掏出来,扔在桌子上。“起来,陪我坐一会儿。我有事想和你商量。”

我揉着惺忪的眼睛,说:“我想撒尿。”

我就坐在父亲的对面。父亲仔细地看着我,伸手把我眼角的眼屎掏了出来,弹在地上。父亲拿起桌上的烟盒,是黄铜皮的烟盒,上面雕有很精致的北京天坛。父亲常常用手掌磨擦它,它浑身金子似的铮亮。父亲打开烟盒,抽出一支烟,在铜盒上戳了戳,递给我。

我没接,身子往后缩着,说:“我从不抽这个。”父亲笑了,说:“嘎儿,你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常常偷着在抽。”

我脸像有火燎过,很烫。

父亲说:“抽吧,大人都抽这个。”

我红着脸说:“爸,我真的不会抽。”

父亲又哈地一笑,把烟头揉得很松,眼睛眯成一条缝,望着我。父亲的眼光像刀一样的利,好像要在我的额头前剜个洞,把里面的秘密一把一把地往外掏。父亲说:“你姐前天回来,洗你换下的衣服,从你衣兜里掏出一大把烟丝。那天,我看着就火冒,真想揪着你的头发狠狠扇你两耳光。”

父亲把烟吸燃后,递给我,看我还犹豫,便咧开嘴笑了笑,嘴唇上还沾着烟丝。父亲说:“吸吧,今天是我叫你吸的。”

我接过烟,疑惑地望着父亲,烟头上的灰粉一串串地掉在我的脚下。我望着父亲肯定的目光,怯怯地吸了一口,像塞了满口的干辣椒,喉咙上都在冒烟。父亲看着我把那口难受的白烟艰难地吐出,才说:“好了,从今天起,你就是个大男人了。”

我不知父亲为什么这样说,把那支使我难受得想呕吐的烟扔到地上,伸脚踩灭。父亲又捡起来,吹干净上面的泥土,小心地放回烟盒。

父亲说:“我今天在知青办给你报了名,你就不读高中了。”

我说:“随便。”长长打了个哈欠,一副想睡觉的样子。父亲拍拍我的脸,“你别做出副什么都不关心的样子,这可是你的前途呀!”

我埋着头,咕噜着:“反正我不到姐姐那儿插队。”

父亲说:“你姐姐那儿想插还插不进呢!你还这么小,下远了我又担心。我给知青办朋友说了,他们会给你安排个好地方的。”

我说:“下得太近了,我还不如读完高中再争取读大学。”父亲甩甩头,说:“娃呀,你不想想,现在推荐上大学,都得干两年以上的知青。你先下乡,两年后,他们高中毕业,你已有两年的知青生活,谁来和你争上大学的名额?你想读高中,现在的高中又能学些什么?学交白卷?学生与老师一起大批判?”

我那搞过财务工作的父亲,真能打一手漂亮的算盘。

父亲有些得意了,又掏出烟盒,把我吸过的那支烟叼在嘴上,问我想不想吸。我摇摇头说不想。父亲说:“我像你这么大,已经参军了。那时也下乡,搞土改,还打土匪。我从没怕过。”

父亲滔滔不绝地讲他的过去,我什么也听不进去了。瞌睡早已把我击倒了,我迷迷糊糊来到一片沙滩,太阳把沙滩烤得很烫。我就躺在暖烘烘的沙滩上,让五颜六色的梦从我眼前鸟儿似地飞过。

几天后,父亲告诉我,知青办已定了,我要去一个很远很远的地方插队,那地方父亲也没去过,是红军长征去过的地方,在历史书上都能翻到,北上抗日的红二、四方面军曾在那里伟大的会师,朱德与贺龙都曾驻扎在那里。父亲问我:“那么远,敢不敢去?”我说:“越远越好,这家都让我住出霉味来了。”我的话父亲肯定很不高兴,他没说指责的话,只是摇头叹气,说:“你妈妈死后,我没带好你们。你们还是长大了,路靠你们自己去走了。”

我说:“爸爸,我什么都不怪你。”

父亲说:“没怪就好。这次知青办只接受了你一个去那地方的知青。是我的朋友帮忙争取的,一个知青去那儿,人家会当作宝贝,今后你想招工招干和读书,都没谁与你争。”父亲还给我找来了地图,商量去那儿该怎么走。

父亲又给我递了一支烟。我把烟还给父亲,说我根本就不会抽这玩艺儿。父亲不信,又把姐姐给我洗衣服,从兜里搜出的那把烟丝提出来说:“男人长大了,吸点烟算不了什么。可一个男人要为自己做的事负责,做了,就要承担责任。”

我爬到床脚下,抱出一个纸盒,递给父亲说:“我为你收集的烟蒂,都快存满一盒了。我想把它撕成烟丝,再给你做个烟斗。”

父亲捧着我为他收集的烟蒂,眼圈红了,坐在木凳上很久都没说一句话。我把一杯热茶端给他时,他才说:“你真的长大了。”

一星期后,我的同学们都走进了高中的大门,而我却孤伶伶地背起沉重的行李,来到长途汽车站。父亲没来送我,他三天前就派去下乡搞社会主义教育去了。他叫我到了生产队,一定给他写封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