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９９５年泰国《民族报》上的一则消息，震惊了整个泰国，在泰国民众中引起了轩然大波。
这则消息称：一名泰国上流社会的女子被男友哄骗上床实施奸污，尔后这名男子又将她抛弃，再后来这名女子发现自己染上了艾滋病。该女子愤怒已极，对世上所有的男子产生了一种莫名的恐惧与仇恨。她决定一死了之，但是在死之前她要疯狂地报复男人，把艾滋病传
染给男人们，目标是２００个，完成此一任务后自己再去另外一个世界。于是这名携带ＨＩＶ的女子开始浪荡社会，频繁出入于酒吧、舞厅等社交场所，千方百计勾引男人并与之发生性关系。到她在艾滋病辅导员的辅导和教育下终止自己的变态行为时，她已与１００多名男子上过床。
ＡＩＤＳ患者报复社会虽是极端的个案，但外国有，中国也有。
２００２年１月１８日出版的《信息日报》就曾报道过一名年轻女艾滋病患者恶意传播艾滋病的案例。
该文说在广西百色市的一个“毒品之家”里，年仅１３岁的“毒宫”公主便被吸食毒品的“哥们儿”强暴，那以后这位“毒宫”公主便走上了堕落之路。年纪轻轻的她少年老成，似乎看透了人生，看透了男人，此后她将罩在她身上的一切遮羞布都撕下，谁有钱就跟谁睡觉，谁有白粉就跟谁睡觉，有时甚至同时跟几个吸毒的“哥们儿”一起进行吸毒和淫乱。
２０００年６月１８日，当这名女子正在桑那中心吸食毒品时，被公安人员抓了个正着，她“二进宫”再次被送进戒毒所进行强制戒毒。这时恰逢广西自治区卫生检疫部门来到戒毒所对吸毒人员进行艾滋病病毒血液检测，结果发现这位“毒宫”公主已经染上了ＨＩＶ。在此之前就对生活失去信心的她，现在是彻底绝望了，她决心报复男人们。凡是以前曾欺负过她、得罪过她、跟她有过节，甚至她看不顺眼的男人，她都千方百计与他们接近，直至与他们发生性关系，让他们染上艾滋病，受到“惩罚”。到了后来，她则采取了更加主动的姿态，不管是相识的还是不相识的，凡是男人，她都要报复。
２００２年１月，百色市公安机关接到报案后立即对这位“毒宫”公主展开追捕。１月１１日，这位震惊社会、人们谈之色变的恶意传播艾滋病的元凶终于被我公安机关抓获。
著名艾滋病防治专家高耀洁教授曾听说河南某地有一个人因输血染上了艾滋病，那人想不通，自己也是一个无辜的受害者，人们不仅不同情他反而对他不理解，产生一些过激行为，于是这位ＡＩＤＳ患者便开始在社会的冷漠和歧视中寻求心理平衡，开始报复性用针扎人。后来高耀洁找到这个人，与他坐在一起促膝谈心：“我是医生，没有权力要你做什么不做什么，但是我想告诉你的是，你不应该去扎那些无辜的老百姓，他们是没有错的。”这人对高耀洁说：“我从来没有想到去扎老百姓，我只扎那些大腹便便、坐着小汽车到歌厅舞厅等黄色场所享乐的人。”
后来这人死了，高耀洁在回忆这件事时说：“我去他家里时，他正躺在床上，他让我去坐离床几米远的一个凳子，但是我径直站在他的床边。当时他哭了，说这么久以来我是第一个敢离他这么近的人。”
“扎针”报复事件闹得甚嚣尘上的要数天津了。
２００１年圣诞节前后到２００２年１月中旬这段时间里，一个传闻在天津市民中掀起了大浪：据说河南的艾滋病人来到天津，在商场、超市、路边等公共场所，用装着含有艾滋病病毒血液的注射器乱扎市民，报复社会。
传闻最早是从２００１年平安夜开始的，据说有人那天在天津的繁华商业区滨江道的商场被扎。
元旦过后，传闻更是闹得沸沸扬扬，有鼻子有眼，但记者前往调查时，却又是一头雾水。尽管如此，传言还是如雪球一样越滚越大，９００多万人口的天津市窒息得快要爆炸！
２００２年１月６日，记者写出《天津市民多名被扎，引起社会全面恐慌》的内参引起了中央领导同志的高度重视。１月７日，中央领导同志分别就此作出重要批示，紧接着天津市委主要负责同志也作出批示，表示立即按照中央领导的指示办。１月９日，天津公安机关将此案作为２００２年的第一号大案，加大警力，开展侦破，卫生部门也每天逐级报告被扎市民的例数、时间、地点和症状。
尽管如此，各种渠道飞出的传言还是俯拾皆是：“某某某被扎了”，“某地某时又有某人被扎了”，“某某被扎，正在某某医院检查治疗”。但当记者们蜂拥而至调查了解时，这些传言大多子虚乌有。分析此类传言，大抵有三种说法：一是说河南的艾滋病患者大多数都是卖血感染上艾滋病的，当年采血的车辆挂着天津的牌照，被感染者认为当初不是天津来的采血车来采血，他们就不可能染上艾滋病，因此，他们今天要来天津进行报复。二是说一个外地人在天津的医院看病、输血，结果染上了艾滋病。为了报复，他叫来一帮艾滋病患者，制造了这些“扎人”事件。还有一种说法是，河南的一些艾滋病人到北京有关部门反映情况，要求社会不要遗弃他们，想得到有关部门进一步的关怀，但是他们受到了冷遇。为了引起社会的重视，他们相约来到与北京最近的天津，制造了这些“扎人”事件。
后来，一些传言又有了新的“版本”，而且有的“版本”一天一个花样，生拉硬拽地把偌大一座天津城拉拽到火山口上。有记者到有关部门了解情况，公安、卫生部门对此均表示：“还不到透露此事的时候。”
１月１５日，又一名妇女被“扎”了，这件事以极快的速度立即传遍了天津市的大街小巷。
这名被“扎”的妇女姓吴，据吴女士自述，１月１５日下午，吴女士到家对面的菜市场买菜，这个过程她大约走了１０分钟左右。在菜市场，她准备买点咸菜，但当她伸出手想去拿时，突然发现手上有一个“针眼”，“针眼”旁边是一道细细的划痕。吴女士看见这些情况之后大惊失色，赶紧到附近一家小卫生院进行包扎，医生从她的伤口挤出一点血，涂上一些碘酒，进行简单的处理。之后吴女士越想越害怕，越想越觉得蹊跷，于是报了１１０。警察赶来，将她带到天津市高级法院，请法医对她作了检查。法医经过认真仔细检查之后认为吴女士的伤口可能是铁丝、竹刺等尖锐物划伤的，没什么大问题，要她不必为此担心。吴女士对此仍放心不下，老想到可怕的艾滋病。她对人说，她出门没碰到什么东西，不太可能是别的东西划伤的。自己已经５０岁了，对艾滋病并不感到可怕，主要是为家里的孩子担心。
当吴女士被“扎”的传言再度袭击天津时，天津几乎变成了一座死城。人们不出门了，大街上见不到更多的人影，平时熙熙攘攘的商场，如今冷清得只有售货员垂手侍立在柜台前作无望的等候。
反应迅速的天津市教育部门，为了确保孩子的生命安全，已向中、小学发出通知，要求加强学校内外的保安，同时还呼吁学生家长注意学生安全。有的学校在学校门口护送学生，附近派出所也纷纷派出公安干警对学生进行现场保护。
此后，为稳定人心，天津电视台播出了专家释疑：艾滋病病毒是一种寄生性很强的病毒，它离开人体一分半钟后，就会因血液凝固而死亡。用扎针的方法很难传播艾滋病病毒，除非病毒携带者现场抽血后立即大量注射给他人。
１月１７日，天津市公安局发出通告，公布了涉及被扎案件的一些初步情况，这是官方就此事的第一次表态。根据通告公布的内容，目前公安机关已抓获了数名犯罪嫌疑人，案情如下：
１月１２日下午２时许，犯罪嫌疑人孙某某手持注射器在某商厦伺机作案时被抓，并当场缴获了随身携带的一个包，包中搜出针头等物；
犯罪嫌疑人安某某，曾因猥亵幼女被劳动教养一年，于２００２年１月７日６时许，手持针管在河东区扎伤一女中学生，公安机关接到报案后迅速将其抓获；
犯罪嫌疑人韩某某、陶某某，１月１６日上午１０时许，手持装有红色墨水的注射器闯入女青年刘某某家中，并威胁实施抢劫，公安机关接到报案后迅速出动，将该二人抓获，同时缴获了一些作案工具和部分赃款。
公安部门表示，经对报案人身体检查，绝大部分未发现被针扎的痕迹，少部分人虽然被针状物扎中，但未发现任何附着物。经审讯作案人证实，其扎人时所用的针状物未接触过艾滋病病毒。公安部门还说，此类案件所用的作案工具不会传播艾滋病病毒，“犯罪嫌疑人以用针头扎人来传播艾滋病之说，纯属骗人吓人”，“希望广大市民不要听信谣言，安心正常工作”。
１月１８日一大早，天津市公安机关便向各单位发放宣传提纲，做群众的思想工作，平静心态，稳定社会，震慑犯罪分子。这样做的效果很好，此后的许多天，都没有被扎的报案。浮躁、骚动多日的社会日趋正常。
为什么传言会变成谣言？为什么谣言会广泛流播？为什么大多数人知道是谣言，却还那样浮躁恐慌，引起了社会的巨大波动？这种社会病态心理难道是天津人的专利？
一位专家回答说，这其实并不是天津人独有的态度，恐怕全社会对此都应该反思。人们对艾滋病人普遍地“避而远之”，缺乏必要的关怀和平等对待。这位专家还郑重地提出警示：照此下去，是很危险的！
天津“扎针”事件，通过各方面的努力，终于平静地谢幕。谢幕之后，人们是否从中得到某些启迪，为什么关于艾滋病的谣言流传得那么快，那么广远？为什么人们对于艾滋病的恐惧那么强烈，那么不可理喻？为什么“扎针”事件以及它所掀起的扑天大浪发生在天津而不是发生在北京？
据报载，天津“扎针”事件之后，很多人还是认为凡是艾滋病就都是作风问题所致。和平路一位售货员评论“扎针”事件时说：“那些人自己乱搞，得了绝症还来害人，抓住了要狠狠惩罚他们才行。”即使有人知道了中国有相当一部分人是卖血、输血而被无辜传染上的，也抱着一种相当冷漠的态度。河东区的一位居民说，应该把艾滋病人送到孤岛上去，让他们与世隔绝。另一位姓李的中年人甚至说艾滋病人“应该灭掉”。
但在北京，情况却有所不同。
《北京青年报》曾经就艾滋病问题在北京市民中做过一次调查，高达９７％的北京人表示应该全社会来关注艾滋病问题；５７％的北京人表示应该给予艾滋病人更多的理解和关心。超过半数的被调查者认为社会不能歧视更不能抛弃艾滋病患者。他们认为，艾滋病由于主要通过性接触和吸毒途径来传染的，所以不像得了其他疾病的病人那样，能够得到大家的关心，反而是遭到白眼和侮辱。这样做对于病人来说，心理受到的打击比疾病造成的痛苦还要厉害；有３９％的被调查者表示应该区别对待，如果是输血传染上艾滋病的应该给予更多的理解和关心；４４％的北京人认为艾滋病患者值得同情，“他自己也不愿意得这病呀”是很多人的想法。他们认为艾滋病患者确实需要社会的帮助，尤其是ＨＩＶ携带者，和正常人没有什么不同，只是携带着ＨＩＶ而已。但是一旦发现，这个人就会被社会立即抛弃。
这种认识上的差异，也许是谣言流传最后酿成大波的社会基础。
这种认识上的差异当然不仅限于天津。
２０００年１０月２８日出版的《成都商报》曾报道，成都市“十三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七次会议通过决议，为艾滋病立法”。这篇报道称：《成都市性病艾滋病防治管理条例（草案）》通过审议，这部前后修改了２０余次、引发无数争议的条例一旦经省人大审议通过，将于明年正式付诸实施，成都也因此成为西南地区首个为防治性病艾滋病立法的城市。据了解，《成都市性病艾滋病防治管理条例（草案）》对艾滋病的防治内容、管理范围、职能部门分工等做了详细规定，其中包括：宾馆、饭店、旅社、招待所、公共浴池、游泳池、理发店、美容店、歌舞厅等单位在录用人员时，应当组织直接接触客户的人员每年一次到市、区（市）县卫生行政部门指定的性病、艾滋病防治专业机构进行性病、艾滋病项目检查，取得健康证明后方准予上岗，性病、艾滋病患者及感染者离岗治疗。性病、艾滋病人及感染者不得进入公共浴池就浴或进入游泳池游泳，违者将被处以５００元以上５０００元以下罚款。
这一地方法规经新闻媒介披露后，曾引起较为强烈的反响。一些专家（例如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学者潘绥铭等）认为“严禁艾滋病人进游泳池”是一个“荒唐的规定”，因为“那是不会传染的”。
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驻华办事处项目官员对此也非常担心，他说，如果成都的法规被通过，会加剧ＡＩＤＳ人群与健康人群的对抗情绪。
然而，专家的声音却很无力，左右不了人们对艾滋病的恐惧和误解。
２００２年１月３０日出版的《工人日报》刊载了一篇题名为《集中管理艾滋病人？——善良却危险的提案》的报道，这篇报道说：这些天来，关于艾滋病人的新闻突然多了起来。除了京津地区风传“艾滋病患者持针扎人”的谣言之外，来自广东“两会”的一份提案也卷了进来。《新快报》的消息称，有的广东省政协委员提出要像过去治疗麻风病人那样，对艾滋病人进行集中管理和治疗。这是一个善良的提案，也是一个危险的提案。尽管艾滋病的阴影让我们每一个人都感受到死亡的威胁，但是，把艾滋病人和麻风病人等同起来，是不是就能够像消灭麻风病一样消灭艾滋病？恐怕只能得到否定的答案。
这篇报道在评论这种举措时说，西南某大城市（即前文提到过的成都）曾经酝酿过一项地方法规，要把艾滋病病毒携带者拒于公共浴室之外。如今，类似的声音又在广东重新出现，而且由政协委员把艾滋病人与麻风病人并列起来，说明我们在善待艾滋病患者的问题上，还有很多工作没有完成。
２００１年１２月１日，在台湾某剧院实验剧场里，上演了一出由真人真事改编的艾滋病故事剧《黄色小船》。真实的剧情与真情的表演，让在场的演员和观众哭在了一起，拥在了一起。
《黄色小船》的故事背景发生在２０世纪８０年代，美国知名导演沙大伟（ＤａｖｉｄＳｅａｒ）婚后喜获贵子，取名潘杰明（Ｂｅｎｊａｍｉｎ），但不幸的很，新生儿却是一个先天的血友病患者。后来不慎因输血感染了ＨＩＶ，当时对艾滋病的了解和治疗极为有限，结果潘杰明只活了８年４个月又２９天。在潘杰明短短的生命中，带给沙大伟夫妇的是爱子诞生与成长的喜悦，同时还有爱子面对病魔而父母束手无策的无助及痛苦。潘杰明从得知染上ＨＩＶ那一刻起，就开始被亲友歧视，被学校强迫退学，最后在父母及朋友的爱的包围下，他也知道自己即将死去，他却能以一颗童真的心说，要在死后把他的玩具分给朋友。
这部实验话剧，透过孩童的眼光，探讨艾滋病、血友病、死亡与病重儿等问题，戏剧的感人力量胜过千言万语！它告诉人们，惟有了解艾滋病，关怀病人，才能挑战艾滋病，才能最后彻底瓦解和战胜艾滋病！
今天，黄色小船又飘到了我们身边。
在艾滋病这个世纪魔鬼面前，我们和那些不幸的患者其实同在一条船上。
那些试图用法律“严禁艾滋病患者进入游泳池”的做法，那种重新引入麻风病人概念的观点，只能意味着对患者和弱者的冷漠。
我们今天需要做的，是勇敢地伸出自己的双手，去帮助那些徘徊在死亡阴影里的人恢复生命的自尊和生存的勇气。
挽救了他们，也就是挽救了我们自己，也就是挽救了整个人类。
艾滋病是２０世纪末横行于全世界的恶魔，就目前而言，人类还没有办法战胜它，但人类完全有可能遏制住它恣肆无忌的脚步。
为了挑战人类共同的敌人，世界已经行动起来，中国也正在行动。
２００１年９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等３０个行政部门和单
位共同制定的《中国遏制与防治艾滋病行动计划（２００１—２００５年）》。
计划指出，当前，中国艾滋病性病流行呈快速增长的趋势，发病人数上升迅速，中国政府必须采取积极、有效的措施，遏制艾滋病性病疫情快速上升的势头，降低艾滋病性病的发病率。到２００５年底，将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性病发病人数年增长幅度控制在１０％以内；将艾滋病病毒经临床输血传播的平均水平降低到十万分之一以下。其中，在艾滋病高发地区，控制在万分之一至五万分之一以下。
这个“五年行动”计划中提到，将制定有关降低人群危险行为的政策，为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艾滋病患者提供医疗和社会救助措施，使高危行为人群中安全套使用率达到５０％以上。在机场、车站、码头等交通集散场所，以及医疗保健机构等人群集中的公共场所开辟宣传橱窗，发放宣传材料（品），在营业性娱乐场所放置宣传材料（品），开展艾滋病性病防治知识和无偿献血知识宣传。针对高危行为展开干预工作，减少人群的危险行为。在公共场所设置安全套自动售货机，利用计划生育服务与工作网络和预防保健网络大力推广正确使用安全套。积极开展针具市场营销，推广使用洁净针具，绞杀共用注射器传播艾滋病病毒的危害。
中国政府已经吹响了挑战艾滋病的号角，作为在战斗最前沿冲锋陷阵的广大白衣天使的状况又如何呢？他们的态度也许是这场无国界战争取得胜利的至关重要的一个因素。
对此，《北京青年报》记者陈明莲采访了战斗在艾滋病防治第一线的医护人员，他们的态度让人们感到欣慰。
１９８７年北京地坛医院收治第一例艾滋病人，这是一名外籍人士，此后又有一名外籍ＡＩＤＳ患者入住该院，１９９１年第一例中国人开始入住该院。回想起护理他们的情景，当时在该院艾滋病病房担任护士长的小徐、副护士长小丁，今天仍记忆犹新。
徐护士长是这样描述当时的心情的：心里确实紧张，可活儿总得干啊！我是党员，又是护士长，这时候我不去护理他谁去护理他？丁护士长谈到当时的情况时笑了：“那时候，我和徐护士长全副武装——白大褂外套双层隔离衣，戴上帽子、口罩、手套，脚上套上胶靴，即使是这样，还是战战兢兢，要知道当时对这方面的宣传太少，我们也从没学过。护理这种病人的知识，总觉得捂得越严实越安全。记得当时没有眼罩，我还特地买了副平光镜。现在想想觉得真可笑，可当时真是这样。”
随着对艾滋病的深入了解，在地坛医院，越来越多的人转变了观念，已经不把艾滋病看得那么可怕和恐怖了。在对接受调查的１９３名护士中随机抽取了５０份问卷，其中８８％的护士表示会服从组织分配到艾滋病房工作，８４％的护士表示会像对其他普通病人一样护理他们，而且会主动地跟艾滋病人聊天、谈心。
已在艾滋病房工作了七八个年头的徐护士长表示：如果需要，我们会去为他们工作，我了解他们的感受，他们的心理。你如果能够以诚相待，尊重他们的人格，他们会把心里的感受主动说给你听，包括他们的个人隐私，也许这样更能释放他们的心理压力。
新任护士长小白，是位２０多岁的年轻姑娘，在她还未走马上任之前，对护理艾滋病人的工作就作好了思想准备。她非常自信地表示：“我觉得艾滋病人并不可怕，那么多护士、医生都和艾滋病打过交道，人家能干，我照样没问题。”
丁护士长一次有惊无险的经历，至今在艾滋病医护人员中记忆犹新。
一天晚上，抢救一位艾滋病患者，小丁为了照顾一位正在怀孕的年轻护士而顶替她参加抢救工作。就在丁护士长掰输液瓶时，碎玻璃划破了她的拇指，她当时由于紧张忙于抢救工作，未能注意到这一情况，待抢救工作结束后她在清理收拾污物时，才发现胶皮套破了，拇指渗出了血。职业敏感使她意识到刚才她在操作过程中，曾经接触过病人的体液、血液，如果无孔不入的ＨＩＶ趁这么一个小小的创口进入自己的血液中，那她一切都将完了。
在后来的一年多的监测时间里，她也曾经焦灼不安过，但从没有对自己工作有丝毫埋怨和松懈；她也曾后悔和恐惧过，但从来没有把自己的情绪传述给她的病人。一段时间里她怕传染给家人，曾主动向爱人提出分居，但后来监测的结果证明她没有因一年多前的那一场虚惊而染上ＨＩＶ。今天回忆当时的情况，丁护士长说：“现在好了，我们不断总结经验，一方面丰富自己的艾滋病知识，一方面提高护理工作的技术水平，最大可能地避免由于一星半点的不慎而带来的终身遗憾。不过现在即使发生不测，也有了药物可以预防和补救。”
在调查中，有６６％的护士敢于将自己从事艾滋病人的护理工作告诉家人，因为她们知道亲人会理解她们，支持她们；有１２％的护士还不敢把实情告诉刚认识的人；有２２％的护士认为不能告诉家人以外的熟人，因为社会目前尚不能接纳。
在北京地坛医院，有一批医护人员，用他们的一颗颗爱心，构筑起防治艾滋病的长城。在这道长城的荫护之下，ＨＩＶ感染者和ＡＩＤＳ患者有了理解和同情，有了关爱和温暖，有了做人的尊严和与病魔抗争到底的信心和勇气。
赵红心是地坛医院传染病房的主治医生，初次接触艾滋病这个恶魔时，同普通人一样，她也曾有过恐惧心理，但最终战胜了自我，战胜了恐惧，以一个医务工作人员的大无畏人道主义精神，完成了自己心灵的净化。
２００１年７月底，一个既是艾滋病人又是吸毒贩毒罪犯的特殊病人由公安干警送往地坛医院救治。这个人在遭抓捕而逃跑的过程中摔伤了手臂，造成右臂粉碎性骨折。进院时伤处扎着绷带，绷带上浸透了血。
病人被送来之后，面对如此情况，一些医生不知所措，害怕这名特殊病人的血液会污染自己。也有一些人认为这个人是个罪犯，一切恶果都是他犯罪行为所致，是罪有应得，用不着同情和可怜。
赵红心赶来，对跟随来的警察说：“他是一名罪犯，但同时也是我的一名病人，这一点与其他病人一样，让我来为他治疗。”说着赵红心便动手为这个人拆纱布，上药，重新包扎。这个人一个劲儿地说：“没想到你能为我治病，没想到你能为我治病！即使到了阎王爷那里，我也要感谢你的！”
今年３２岁的马东长了一张娃娃脸，无论何时何地，总是给人一种乐天派的感觉，毕业后，她就来到地坛医院传染病区当了一名护士。
马东刚分到医院那会儿，正碰上医院收治第一例艾滋病人，马东和其他年轻护士一样，生怕自己被传染上艾滋病病毒。工作时全副武装，隔离衣、双层手套、帽子、口罩，浑身上下只有不得不露出的眼睛露在外边。不得不进病房时，也是提心吊胆地进去，百般小心地操作，忧心忡忡地出来。这样一来，与艾滋病患者的交流沟通自然就少了。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和进一步接触，马东认识到艾滋病是可怕的恶魔，艾滋病患者并不可怕，虽然患了病，但依旧还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人，她决心走进病人的内心世界，多给病人一些人文意义的理解和关爱。
碰巧她接触的第一位患者是她的一位朋友的朋友，病人刚住院的那一段时间里，心情特别不好，整天郁郁寡欢，以泪洗面。马东与他聊天后才知道，小伙子得知他得的这个病，既是大家都厌恶的病，又是怎么治都治不好的病，于是产生了活着还有什么意思的想法。
在聊天之中，马东了解到小伙子不堪重压的心里还有一个极端的错误念头，那就是不公平的老天让他得了这种病，他也要报复社会，让别人也得上这种病，来支撑自己心理上的平衡。马东了解到这一情况后，与小伙子的接触更频繁了，她决心用行动去重新点燃小伙子对生的渴望，重新树立起战胜病魔的信心。
马东对小伙子说：“世界上没有不死的人，看你是怎么去死？世界上恐怕也没有能够活下去而不愿意活下去的人，哪怕是一年，一月，一天，活着是美好的。你能够活下去，为什么不活下去呢？一个人要爱护自己，也要爱护别人，只有尊重生命尊严的人，才能够得到生命的尊重。”
苦口婆心的劝慰，终于感化了小伙子僵硬的心灵。在马东的真诚与关爱面前，他哭了：“大姐，我错了，我再也不会有那样糊涂的想法了。”
后来小伙子出院了，出院之后他还经常给马东打电话，问候马东并向她咨询一些有关艾滋病的问题，他又把马东当成自己信得过的亲人。小伙子蹒跚的脚步即将走到生命的终点时，他惟一的希望是想再见一眼马东。
马东满足了患者的要求，她到了小伙子家中，面对奄奄一息的患者，马东对他说：“我知道你的病情到了最危险的时刻，如果一个人不得不面对死亡时，他能够微笑着走完人生最后一段路，何尝不是生命的壮举呢！”
小伙子枯瘦的眼眶中有泪光在闪动：“大姐，在最后这段时间里，我过了一个正常人的生活，懂了许多以前不懂的东西，在病中我感受到友情和亲情的温暖，我去得安心，再也没有什么可挂念的了。谢谢你了，好大姐！”
２００１年８月，马东随卫生部、民政部组织的工作组到了艾滋病疫情最严重的河南上蔡县文楼村。
在文楼，马东的心被那里因患艾滋病折腾得家破人亡的惨状震撼了！那些因卖血而染上艾滋病的普通农家，家里能卖的都卖光了，四处求医寻药，最后还是眼睁睁地看着一个个亲人离世而去。一些家庭因患了艾滋病折腾得人财两空，大孩子赤着脚，小孩子光着屁股在贫瘠的田边地头跑着，进学校读书对他们来说是水中的月亮看得见捞不着。在文楼期间，这些情景每天都像电影一样过好几遍，马东的心能不为之颤栗吗？
在文楼，马东还遇到一件事情使她感动不已。
一位病人看见马东脚下的鞋因为在文楼上下东跑西颠有些坏了，就对她说：“大姐，你们从北京来挺不容易的，为了我们病人，你看你脚上那鞋都跑坏了。我那包里还有些钱，你去取５０块钱买双新鞋穿吧，反正我也快了，要钱也没啥用。”
马东似生嗔又似感动地对这位病人说：“大姐不许你这样说，要是真的想送大姐一双鞋的话，那你就好好治病，等你病情好转了，亲自去给我买一双，好吧？不过你得记住啊，你一定得好好治病，你还欠大姐我一双鞋啊！”
那位病人本来就对自己的病失去了信心，在马东的开导下，重又树立起治病的信心，一直到他走完生命的最后一段里程。
回到家里，马东把此次去文楼的所见所闻告诉了丈夫和女儿，丈夫对她的工作表示支持，只有４岁的女儿也被妈妈的故事感动了，她附在妈妈耳边对妈妈说：“妈妈，我长大了也要像你一样当一名医生，把那些生病的人都治好。”
望着女儿天真灿烂的笑容，马东乐了。她觉得，有了家人的理解和支持，她工作的劲头更足了，为了复苏艾滋病患者心里对生命的期待和渴望，她决心坚定不懈地走下去。
王继勇是在出国期间因为行为不慎感染上艾滋病的，自打得了这个“不光彩”的病后，他就没有打算去医院求治，而是闷在家里，冥思苦想着离开这个世界的最佳方法。
他翻开地图，目光一遍又一遍地浏览着地图上一个个熟悉而陌生的地名，他有一个念头：希望在自己还能走的时候，到一个无人的地方，但是那个地方必须山清水秀，有花有树，环境幽雅，然后自己再像出家人坐化那样等待着死神的降临。
不去医院治病，肆无忌惮的病魔更会百倍疯狂地啃噬他的肉体和心灵，从得到确诊到现在，没有几个月光景，ＨＩＶ恶魔就把他击倒了。他开始消瘦，开始呕吐，胃口极差，浑身长满红色斑点，几个月来他都不敢洗澡，因为他怕看见自己那惨不忍睹的身体。
他开始决定走向死亡，这一愿望以前也曾反复出现过许多次，但每一次决定结束自己生命时，老父亲慈祥悲悯的身影就出现在他眼前。为了父亲，他不得不一次次调整自己的思维。
２００１年１２月１日，他躺在床上，五颜六色的幻觉袭击着他，这时，老父亲进屋对他说：“你出来看看，中央电视台正在播艾滋病的节目，有专家在介绍治疗艾滋病的情况。”
被父亲的诚挚所感动，他下了床来到大客厅，电视里正在播一位主任医师的话：“感染者要有信心……许多很危险的病人我们都救回来了，有的还恢复了工作……”
王继勇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艾滋病不是不治之症吗？只要能延缓自己死亡的进程，多活几年十几年也行啊！于是他像大海中航行翻船落水的溺水者一样，终于抓到了一块小小的木板，而这木板，有可能将他的生命渡到岸边。他立即给那位大夫写了一封信，介绍了一下自己的病情，更多地向那位大夫倾诉了自己心中的郁闷和失望。
信寄出去七天之后的一个中午，虽在期盼之中，他却意想不到地接到了那位主任医师的电话，他认为这是他一生中听到的最具爱心的电话：“你无论如何都要来，有机会就要争取。你只要能带几千元住院的押金，到时候实在不够，我们再一起想办法。别灰心，一定要来啊，我在医院等你！”
这位ＡＩＤＳ患者终于在走投无路的境况中见到了那位令人敬仰的主任医师——北京市佑安医院传染科主任徐莲芝教授。
６７岁高龄的徐莲芝老教授是中国最早治疗艾滋病、治疗病例最多、治疗经验最丰富的优秀的艾滋病治疗专家之一。２０００年，联合国秘书长柯菲·安南的夫人来中国了解艾滋病防治情况时，称赞徐莲芝教授是防治艾滋病的“世界级功臣”。在徐莲芝教授工作的北京佑安医院，徐教授为了让来这里求治的ＨＩＶ携带者和ＡＩＤＳ患者有个温馨的家，创办了“爱心家园”。在这个充满友情充满阳光的爱心家园里，病人亲切地把徐莲芝教授称呼为“徐妈妈”。
王继勇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提着行李来到了佑安医院，在门口他就遇见了徐莲芝教授派来接他的护士长。护士长帮他拎行李，告诉他非常抱歉，徐主任因临时抢救一个病人无法亲自前来迎接他。
一股热流瞬间就被几句话传送到了全身，王继勇眼眶一热，感激的泪水涌了出来，这种感觉自得了艾滋病之后，王继勇就再也没有过了。
入院后，王继勇在徐教授的关照之下开始服用免费中药，当时他的病情恶化得已经相当严重了，经过化验得知，王继勇的ＣＤ４不到２０，是正常人的三十分之一！他不想再给徐教授增添麻烦了，几次提出安乐死，徐教授除了亲自给他父亲写信说明他的病情外，还对他语重心长地说：“你这算什么？在我们这儿，比你严重的病人我们见得多呢，有好多人现在不是都好好活着吗？只要静下心来认真接受治疗，活下去的希望总是有的。”
在徐莲芝教授亲手创办的“爱心家园”里，王继勇越来越多地感受到人间真情。这种人间真情，不仅是医生、护士的关爱，也是病人与病人之间的相互搀扶，相互鼓励，更是“爱心家园”之外的志愿者，他们一批一批来到“爱心家园”，面对绝症患者献出的爱心。
王继勇在后来的回忆中，有几件事使他非常感动。
有一位河南来的农民艾滋病患者，腿瘸了，多年以来从未有任何收入，来看病时，身上只有千拼万凑筹来的２００元钱。大家都以为，这位病人入院治疗恐怕是没门了，岂料徐莲芝主任破例把他收下来，不仅如此，她还带头与感染科的医护人员一起捐款，集资为他解决了伙食费用，最后在他离开医院回家过年时，还让他免费带回去几个月的中药。
有一位常来“爱心家园”的志愿者，姓葛，是一位汽车厂工人，葛师傅每月一次，从不间断地骑一个多小时的自行车来看望病人，给病人们理发。大年三十，葛师傅还提着一大包东西来到王继勇的病床前，与他一起愉快地度过了除夕之夜。
有一次王继勇输液完毕，护士长给他拔针，血立即从针眼里流了出来，护士长没有半点犹豫，立即用棉球压住了针眼。只见血浸透了棉球，染红了护士长的手指。王继勇急忙抽手说：“快放开，危险！”护士长笑着制止了王继勇的好意：“你现在正贫血，血对你很宝贵。我手上没有伤口，不会传染的。”
经过几个月的抗病毒治疗，王继勇的ＣＤ４已由入院时的不足２０上升到５２，虽然这仍然是一个很危险的状况，但同以前相比，已经有了很明显的好转。明显好转的不仅是病情，更是心情。有了好心情，王继勇活下去的信念越来越坚定了，让自己的生命活得更有意义的念头也越来越坚定了。
回到家中，徐莲芝教授的精神和品德激励着王继勇，他想让更多的艾滋病患者知道艾滋病究竟是个什么东西，想帮助那些在痛苦和恐惧中煎熬的患者了解到艾滋病是可以治疗的，是可以尽量延长自己生命历程的。于是，他在网上申请了一个论坛——《艾滋病人的交流》，而且很快与一些病友建立了联系，通过互相交流，王继勇让更多的病友看到了希望，增强了挑战艾滋病的信心。
网上有了收获，王继勇的ＣＤ４也回升至１０４。当记者采访他时，他显得很兴奋：“我有了今天这样的结果，应该感谢徐莲芝教授，没有她，也许我早就不在世界上了。”
徐莲芝教授关爱过的ＡＩＤＳ患者有的至今还活在人间，有的已经去了另外一个世界，无论是告别的还是留下的，都能够感受到徐教授母亲一样温暖而博大的胸怀，他们都能由衷地为能够与“徐妈妈”一起走过一段人生极为艰难的旅程而骄傲。
一个雪夜，早已进入梦乡的徐教授忽然被电话铃声惊醒了，话筒里传来她熟悉的声音：“徐妈妈，不好意思，又来打扰您了。我是向您作最后的告别，我……我真的不想再活下去了！”
来电话的人名叫余波，小伙子三十出头，他很早就下海经商，开过美容院，炒过股，商海拼搏，挣了一些钱。为了挣更多的钱，他办了赴美的商务签证去了美国寻求发展。在旧金山，余波做了几年古董生意，发了财。就在他赚足了钱准备回国时，因一念之差，在旧金山的红灯区染上了ＨＩＶ。回国查出病情之后，周围的环境和社会关系来了个翻天覆地的变化。朋友开始疏远他，亲人开始冷落他，周围的人像躲避瘟疫一样远远地回避他，以前相敬如宾的妻子也带着孩子离他而去。在余波绝望时，徐莲芝教授走近了他，而且告诉他：艾滋病不是绝症，就像肝炎发展为肝硬化一样，是需要一定的条件和一段过程的。接触中，当徐莲芝了解到余波有轻生的念头时，又安慰他要他坚强地活下去，要他勇敢地面对现实，要他挑战病魔而不是向病魔缴械投降。而且徐莲芝教授还向他表示，愿意向他提供帮助，与他一起携手并肩挑战艾滋病病魔。从那以后，余波来到佑安医院，成了“爱心家园”里的一员。
深更半夜听到了余波绝望中打来的电话，徐莲芝心头一惊，感到自己肩头上担子的分量，如果处理不好，一个年轻的生命，随时都有可能消逝；如果劝说不到点子上，唤不醒余波痴迷的心灵，不良的后果也会随时发生。
徐莲芝来不及瞻前顾后了，她在电话中亲切地问余波：“余波，你刚才是不是叫我徐妈妈了？”
话筒中传来余波抽泣的声音：“是啊！在医院里您对病人那么好，胜过了亲生母亲，正因为如此，让我在离开人世之前，让我再叫您一声——徐妈妈！”
徐莲芝一边应答一边对余波说：“余波啊，你既然叫我妈妈，那你就应该听妈妈的话，支持妈妈的工作才对。为你治病就是妈妈现在最紧迫最需要做的工作，你支持不支持我呀？”
话筒那边只有抽泣，没有回答。
“余波呀，我了解你，你不回答，实际上就是默认了我的话，你支持我的工作，妈妈感到非常高兴。如果你真的愿意看到妈妈高兴的话，请你火速返回病房，现在回来行，等一会儿回来也行，天亮了再回来都可以。你任何时候回来，我都到医院门口等你。你只告诉我，你现在回来吗？不吭声就说明你马上回来，好，我这就起床去医院门口等你！”
放下电话，徐莲芝教授就披衣起床，来到医院门口等候余波。果不出所料，老人在寒风中等候一个多小时后，余波打的赶回医院来了。
余波经过中西医结合治疗后，病情有所缓解，对于徐妈妈的关爱之情，余波更是感激不尽。他特别感谢徐妈妈为他扶正人生的坐标，让他在病中认识到生命的价值和意义。在“爱心家园”中，他还帮助徐妈妈做病友的思想工作，鼓励病友一起携手挑战艾滋病。
有一位因输血感染艾滋病的大学生，来到佑安医院“爱心家园”治疗，疾病使他思想上的压力骤增，虽是一个二十来岁的年轻人，却没有一点儿年轻人的活力，悲观等死的阴影重重地压迫着他。
余波主动开导这个大学生：“人活一世就像一辆公交车，即使你的目的地是终点站，归根结底也要下车的啊！就算我们比别人早下几站，其实也没有什么，这不应该成为自己折磨自己的理由。要善待生命，就要从善待我们自己开始做起。与其悲悲戚戚，不如充实愉快地过好每一天。不要把自己的病情看得那么重要，将注意力从自己身体上移开。像徐妈妈那样，把帮助别人视为自己莫大的幸福和享受。”
当徐莲芝知道余波和他爱人之间的尴尬关系之后，便主动与他爱人交流沟通，电话中徐教授好心地劝余波的爱人也来医院做一次检查，看她是否也感染上了艾滋病。徐莲芝的好意非但没有被接受，反而招来一顿怒骂。对此，余波很是过意不去，让徐妈妈不要再做他爱人的工作了：“这些错都是我犯的，是我罪有应得啊！徐妈妈，你就不要再做小王的工作了，免得给你增加烦恼。”
然而对于徐莲芝教授来说，最大的烦恼就是她担心小王因此也会染上艾滋病的，因为余波回国之后检测出患有艾滋病之前这一段时间里，他们毕竟同床共枕了好长一段时间啊！
余波生命之烛终于燃尽。
在处理余波后事的过程中，徐莲芝教授终于说服了小王来医院做了一次血检。
可是血检报告出来了，人却不见了影儿。
徐莲芝意识到小王肯定知道自己也染上了艾滋病，把她找回来，让她住进“爱心家园”，成了徐莲芝的一块心病。
找了十几天都未见结果，找遍全市二十几家大医院也无结果，徐莲芝教授只好求助于报纸，在发行量大影响力也大的《北京青年报》上刊登了一则医生寻找病人的启事：“王红：你的初检已有结果，还需要复查确诊，时间很宝贵，请速来看我，等你。徐莲芝启。”
医生寻找病人的启事收到了预期的效果，小王没有想到徐莲芝教授对自己这样一个普通病人如此认真负责，她安排好孩子的生活事宜后，主动走进了“爱心家园”。
在“爱心家园”里，小王同她丈夫一样受到了徐莲芝教授的热情欢迎和精心治疗。
同丈夫一样，小王也是从一个打算用自己的双手去结束自己的生命的艾滋病患者转变成了一个善待生命对生活充满信心的普通病人，转变过程耗去了徐莲芝教授不少心血，这一点，小王尤为感动。
但是，在艾滋病这个穷凶极恶的超级杀手面前，人类对生的渴望显得那么苍白，王红终于未能抵挡住艾滋恶魔的追杀，同她丈夫一样，惨然倒毙在魔鬼的齿声中。
临死之前，小王最担心的是她的孩子。
徐莲芝教授送走了这对艾滋病夫妇之后，一颗无私奉献的爱心又悬在孩子身上。
在此之前，每送走一位艾滋病患者，徐教授就主动地与他们的家属断绝了往来。她这样做不是为了自己，而正是为了逝者的家人，因为艾滋病已经给这个家庭带来了不少的痛苦和烦恼，病人一走，家庭也该恢复平静，她决不愿意看见因为自己的出现给那个曾经有过艾滋病伤痛的家庭增添任何麻烦。比如一个已经痊愈或者消失的伤疤，你还去揭开它干吗？
但这一次却例外，因为有一个孩子，还不知道她是否是一名ＨＩＶ携带者。
为了让逝者在九泉之下放心长眠，为了让生者明明白白地健康活着，徐莲芝又想尽方法找到了余波和小王的孩子，并抽取了血样带回医院进行血检。
孩子的血检呈阴性，直到此时，徐莲芝教授悬着多日的心才落了下来。
第５５届联合国大会主席霍尔克里曾经面对全世界的新闻媒体赞誉过一位中国人，他说：“知识是艾滋病的最佳疫苗。在中国河南，就有一位倾尽心血义务宣传预防艾滋病知识的人，她的故事跌宕起伏，她的精神让人钦佩不已……”
让５５届联合国大会主席霍尔克里钦佩不已的中国人名叫高耀洁，今年７５岁，河南中医学院教授，河南中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主任医师，河南省第七届人大代表，九三学社成员
。高教授不仅是卓有建树的妇产科专家，肿瘤科专家，还是一位享有国际声誉的艾滋病预防专家，被称为中国民间防艾第一人。为了表彰高耀洁教授在防治艾滋病方面的杰出贡献，世界卫生大会特地将２００１年度“ＪｏｎａｔｈａｎＭａｎｍ健康奖”第一次授予一个中国人。ＪｏｎａｔｈａｎＭａｎｍ是全球艾滋病防治行动的先驱者，曾担任过哈佛大学艾滋病中心主任，１９９８年在瑞士航空公司空难中不幸遇难后，三个世界组织为纪念他而设立该奖，以鼓励世界各地在健康领域作出杰出贡献的人士。
高耀洁是世界上第三位荣获此一殊荣的人。
在高耀洁教授名扬世界之前，她早就名扬中国了。
不过，前一次使她扬名的不是艾滋病恶魔而是性病游医。
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中期，游荡于全国大中城市的庸医骗子，打着治疗性病的幌子到处张贴广告，蒙财害命，成了城市里一块横行无忌的顽症。在这些性病庸医的并不高明的欺骗之下，受骗人蚀财丧命，给社会带来隐患和不安。
１９９７年秋末，河南某大学一个四年级女生患了尿路感染，到一家性病治疗中心求治，庸医为捞钱财，不顾事实地说该女生得了淋病。该女生吓得不得了，向同学借了２０００多元，换回了三针普通抗生素“特效针”。三针之后仍不见好转，该女生无钱再治下去了，绝望之际准备跳楼自杀。自杀之前，这名女生想到了曾在他们学校讲过课的妇科专家高耀洁，便抱着最后的希望打电话询问高教授怎么办。高教授听了女生的陈述后，告诉她这只是普通的尿路感染，吃点红霉素就会好的。听了高教授的话，该女生花了很少一点儿钱就把庸医说得天花乱坠的所谓“淋病”给彻底治好了。
这件事情的发生让高耀洁心情沉重起来，一些庸医骗子正是利用人们难以启齿的心理和对性病的恐惧心理诈骗钱财的。单是诈骗钱财，也还罢了，庸医骗子们为了骗得更多的钱财，极力把白的说成黑的，延误了人们的正常治疗，甚至滥治乱医，给人民生命财产带来了巨大的危害。作为一个医务工作者，高耀洁感到肩上担子的沉重，决定站出来，向性病游医庸医宣战。
为了挑战性病游医庸医的战斗取得胜利，高耀洁教授不顾七十高龄，乔装打扮成病人或病人家属，几个月时间，行程万里，对河南５０多家大小医院、性病诊所明查暗访，终于取得了第一手资料。这些资料表明：许多游医没有行医资格，甚至不少人连起码的医学知识都没有，他们利用骗来的钱收买某些医院、防疫站的人，承包租赁其性病科室，摇身一变成了治疗性病的专家，再用巨款收买一些吹鼓手帮其做广告，诱人上当。更有“高明者”花钱买一些现代化仪器作摆设，雇来一些所谓的专家教授坐堂问诊，巧取豪夺，置人民生命财产于不顾，猛敛钱财。这些游医庸医为了骗钱，往往声东击西，指鹿为马，没有病的说有病；不是性病的说成是性病；确有性病的，小的说大，大的说得人害怕。总而言之，让你掏不完的钱，直到榨干病人的油水为止。这些地方还大量存在无医疗条件、消毒不严密、患者交叉感染的情况。更为让人震惊的是，这些庸医游医们不做疫情报告，造成性病、艾滋病的传播与失控……
高耀洁在掌握了大量第一手资料的基础上，整理出一份调查报告，送到省市有关领导的案前。
１９９８年３月，河南省政府召开了全省整治医疗市场的电话会议，研究部署集中整治措施，紧接着在全省展开了一场整治假医假药的斗争。
此后一度泛滥成灾的假医假药现象有所收敛，游医庸医们的诈骗行为受到冲击。就在高教授的眉头开始舒展的时候，她意外地接到一个神秘的电话，电话中一个男子狠狠地说：“高耀洁，你要再多管闲事，小心你的老命！”
高耀洁教授并没有被突如其来的死亡威胁吓倒，这反而使她更加坚定了与性病游医庸医作斗争的决心。
事隔不久，她又上书中央领导，以一个医务工作者的良知和责任，历数了游医庸医们谋财害命的恶劣行经。
１９９８年９月２９日，中央电视台第二套节目播发了高耀洁的信，信中反映的问题引起了社会各界的极大震动。
针对全国各地的游医、非法医疗广告有所抬头的现状，高教授又展开了更为详细的调查，并且整理出一份更详实的调查报告，分印了数十份，其中１０份给中央领导，１０份给河南省领导，１０份给人民日报、中央电视台、光明日报等新闻媒体，这份报告受到有关领导的高度重视。
１９９９年８月１３日下午，河南省政府召集省公安厅、卫生厅、工商局等有关部门，再次研究集中整治游医、非法医疗广告的措施。
也就在这期间，高教授又接到一个神秘电话，电话中恶狠狠的叫嚣声听了让人脊梁发麻：“高耀洁，你又出来胡闹，你要小心！如再胡闹，就杀了你全家，连亲戚都杀了！”
然而高耀洁听了电话中的狂嚣脊梁并没有发麻：“人总是要死的，关键是要死得其所。我都一大把年纪了，如果我的死能唤起更多的人关注游医，我情愿去死。我愿意用我的鲜血去唤醒更多的人……”
这就是高耀洁，这就是认定目标绝不回头的执着老人。
高耀洁教授关注艾滋病疫情是很早的事了，但是她真正地第一次面对艾滋病人，却是１９９６年４月７日那个令她永生难忘的日子。
那一天，河南省一家部队医院接诊了一名疑难女患者，部队医院的领导为了对患者负责，邀请高耀洁前去会诊。高耀洁仔细查看了这位女病人的病历，查看了病人的身体有关部位，患者下腹一片暗紫色斑点引起了她的高度警觉：“是不是艾滋病？”
经过血检，这名女病人果然是艾滋病人。
仅隔了２０天，这位艾滋病人就走完了人生之路。
临死前，这位女患者用枯瘦如柴的手拉着高耀洁教授说：“大夫，我就是输了一次血，咋就会没治了呢？我不想死啊！我还有丈夫，还有孩子，他们都离不开我呀！”
然而，女患者还是心有不甘地死了。她死后，她丈夫在她的坟前整整哭了、睡了１０天！他深深地后悔当初不应该让妻子接受输血。
这一幕惨剧也深深地刺痛了高耀洁教授。她从中感悟到：必须了解预防艾滋病的知识，而这一情况在这一地区又是盲点。为此她作了一项防艾调查，发现在一万人中，能够正确了解艾滋病传播途径、预防方法的不到１５％，特别是对血液途径传播更是一无所知。一个医生的职责，一个知识分子的良知，强烈地撞击着高教授的心胸。
也正是这样一次令她永生难忘的机遇，把高耀洁这样一位耄耋老人推到了防艾第一线上。
也正是这一年的１１月，高耀洁教授自费印制了第一批防治艾滋病、性病的宣传资料。当时高耀洁教授经济较为拮据，竭尽全力也只能挤出５００元钱来，她任馆员的河南文史研究馆和宋庆龄基金会伸出了援助之手，一共凑了１７００元，印了１．２万份资料。
也正是这一年的１２月１日——国际艾滋病日，高耀洁教授顶着凛冽的寒风走遍了郑州市东南西北的５个长途汽车站，向群众发放了８００多张宣传资料。
此后，高耀洁教授的足迹几乎遍布河南各艾滋病高发地区５０多个县市，共编写、印刷、发放了９期３０多万份宣传资料，为此高教授耗去了她节衣缩食省下来的所有积蓄１０万多元。以至于时至今日，这位世界知名的防艾斗士和她的老伴还生活在冬日连暖气都用不上的简易筒子楼里。家中所有家具无一不是二三十年前的旧式家具。尽管贫穷，但老人却很开朗豁达，客厅正中那幅“但愿人皆健，何妨我独贫”的对联正说明了高耀洁教授博大的心胸：“尽管目前我经济上比较困顿，但这不会让我停步。我出身很苦，又一直和社会底层人士接触，看不得别人受罪。何况，救死扶伤是一个医生的天职。”
高耀洁教授在防治艾滋病的宣传工作中也曾遭遇到过尴尬难堪的场面。一次她手拿着防艾资料到一家夜总会向三陪小姐们散发，小姐们以为什么好看的东西，拿过来一看，见是防治艾滋病的宣传资料，于是把这些资料扔在地上，还对高耀洁的宣传指三道四，进行辱骂：“老婆子，还不快滚！这东西客人们见了那还了得，他们不以为我们有艾滋病才怪呢！”夜总会老板闻讯赶来，像见了仇人一样把高教授连推带搡轰了出去。
如果这些尴尬场面还不足以让高教授产生苦恼和不解的话，那么一些干部特别是一些领导干部对防艾宣传的反常行为就让这位老人感到更为不解和苦恼了。
高耀洁因为在防治艾滋病宣传工作中的杰出贡献而荣获国际、国内多项大奖，几乎每一个大奖高教授都不能前往领奖，究其原因，便是一些官方人士害怕高教授利用这些机会把河南艾滋病疫情的真实情况披露出去。于是，他们千方百计阻挠高耀洁教授外出，千方百计阻挠记者对高教授进行采访。对此，高耀洁教授颇感困惑和不解。
她说：“我自费搞‘防艾’宣传活动，自费给病人送药、寄钱，几年来十多万元付出去了，没花政府一分钱。我图什么？可就算这样，一些领导却说我瞎折腾，我受到的打击太多了。”
当高教授的防艾之路受到越来越多高层人士的肯定和越来越多人民群众的欢迎时，一些人又开始拉拢她，甚至对她说：“你可以搞宣传，搞调查，我们还可以对你进行支持，但调查结果不能向外公布。”
这样一个无理的要求，理所当然地遭到了高耀洁教授的严词拒绝。
硬的不行，又来软的。２００１年５月中旬，一位领导亲自到高耀洁家里看望她，并给她带去了好消息，让她去泰国考察。
这位领导的用意高耀洁教授当然明白，她对这位“好心”的领导不冷不热地说：“有考察的钱，还不如给艾滋病孤儿买几个馒头！”
钱，的确是高教授民间“防艾”宣传的一大障碍。为了解决无钱的窘境，高教授开始向社会募集“防艾”资金。她是一名妇科大夫，常给人治病，治好了人家会来感谢她，于是她便向有钱的人开口说钱。
一次，一位很有钱的电厂厂长来到了高家，对高耀洁教授说：“高大夫，冬天来了，我送给您一件皮衣吧！”
高耀洁教授却对这位厂长说：“你还是给艾滋病孤儿捐上几百块钱吧！”
高耀洁教授没想到这位厂长会当场拒绝。
不就是几百元钱嘛，一顿餐费足之够也，但这些人就是不肯为防艾掏腰包。
高耀洁为防艾而举行历时半年的募捐活动，一共才募集到２０００元钱，在中原重镇郑州市，在偌大一个河南省，这是一个多么令人寒心的数字啊！
就是在如此恶劣的生存环境中，高耀洁教授仍不敢忘记自己作为一个医生的天职，对于河南上蔡文楼村这样的艾滋病疫情高发地区，高耀洁教授曾几进几出，每进一次，都有一次新的感受；每进一次，都引起一次心灵的震撼。
１９９９年１０月，文楼的艾滋病疫情还未在社会公开时，当地一位富有同情心的干部向高耀洁反映了这个村子的悲惨情况。高耀洁看了信，对信中反映的情况非常震惊，而且大哭一场。当年１２月，高耀洁给文楼的５个艾滋病患者每人寄去了２００元钱。
２０００年３月１８日，高教授又花了几百元租了一辆车，从郑州驱车来到上蔡，给文楼村带去了３００多元的药物，并为那里的艾滋病患者进行义诊。
文楼的惨状的确让人触目惊心，这一切高教授都收入眼底：一个３岁的艾滋病小患者，也是一个艾滋病孤儿；一对小姐妹父母双亡，随婶母生活，不久叔父和婶母也查出了艾滋病，艾滋病已经夺去了她们父母的生命，现在又向她们的叔父、婶母扑来，小姐妹不知命运之舟在哪里泊岸？
义诊结束后，高耀洁噙着热泪对陪同人员说：“这里的百姓太可怜了，这次义诊，真叫我痛心终身！我一定要让更多的人了解预防艾滋病的知识，不能再让艾滋病恶魔侵扰和残害他们了。”
２０００年中秋节，高耀洁再次租车来到文楼，为文楼的艾滋病患者带去３２０００多份防艾宣传资料，还给文楼村的艾滋病患者送去了价值几千元的药品、月饼、饮料和服装等物，高教授说这是她送给文楼艾滋病患者的中秋礼物。
发放完宣传品和慰问品之后，高耀洁教授又进行了义诊。
在义诊中，一位年纪不到２０岁的男子饱含伤悲地对高耀洁教授说：“我爱人在县防疫站作了检查，医生说得了艾滋病，你看看我们刚生的一对双胞胎有病没有。”
高耀洁认真检查之后，脸色由晴转阴，显得十分沉重。
从病人家出来，高教授禁不住老泪纵横：“太可怜了！太惨了！好端端一对双胞胎却得了艾滋病，我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悲痛。”
高耀洁教授记下了那名男子的家庭地址，对他说：“这个月工资此次来文楼已经花光了，下个月一发工资，我不吃不喝也要给你寄一点钱来。”
回来不久，高教授便给文楼那个不幸的家庭寄去了数百元钱。
短短的两年时间里，被外人视为艾滋病村的上蔡文楼，高教授勇闯禁区，踏着死神的脊梁先后去了五次。她不仅给那里的患者送去了药品，送去了食品衣物，不仅给那里的艾滋病患者进行了多次义诊，还把她在文楼得到的艾滋病疫情状况进行整理，向有关部门和新闻单位反映，引起了政府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对扑灭文楼蔓延的艾滋病疫情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高耀洁教授的民间“防艾”工作，受到了社会各界特别是艾滋病疫情高发地区的艾滋病患者和他们的家属的广泛欢迎，而她自己却为之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小女儿因受高教授频频出头的牵连，丢掉了河南一家医院的工作，远走海外去了加拿大；大女儿现在重病在身，高教授却抽不出时间来照顾，只能把她托付给女儿她姨；目前，她老伴也有病在身，自己实在想不出什么好办法，既照顾好家人，又继续她的民间“防艾”工作。
当有记者问高教授付出与收获是否成正比时，高教授动情地说：“我至今已为防艾花去了十几万元钱，我的付出是没有回报的。如果说有收获，我收获的是老百姓的衷心拥护和爱戴。我一个人的力量毕竟是有限的，即使是把我现在住的这套房子变成钱，送给灾区，也救不了那么多艾滋病患者。但是，我希望通过我的努力，唤醒全社会都来关注艾滋病，关心艾滋病人！”
这就是一个耄耋老人的心声和愿望。
这也是一个防艾斗士的不可动摇的信念和矢志不移的决心。
面对老人善良而细微的呼声，我们能不能携起手来，去圆老人一个梦呢�
如果说艾滋病有关事宜也能进入吉尼斯世界记录的话，桂希恩教授完全可以荣誉入选。
他是第一个把艾滋病人带回家同吃同住的医学教授；
三年之内，他１１次自费前往艾滋病疫情重灾区河南上蔡县文楼村了解灾情，送医送药；
他第一个将自己收集整理的有关文楼疫情严重的报告递交给上级有关部门，文楼“艾滋病村”羞羞答答的面纱从此褪去；
仅在文楼一处，他就为上百名艾滋病人作过血检，进行义诊……
１９９７年，他的学生、一位河南医生写信告诉他，说河南上蔡有一个村子过去是个有名的“卖血村”，不少青壮年得了“怪病”后不治而亡，可是没有人知道究竟是什么原因，希望老师能去那里看一看。
谁知这一看，桂教授便“看”出了“怪病”原来就是艾滋病。
当文楼的“怪病”是艾滋病的消息传出后，人们对艾滋病的恐惧甚至对文楼的恐惧到了草木皆兵风声鹤唳的地步。
桂希恩教授记得有一次在上蔡县城乘车去文楼，司机似乎没听清楚桂教授要去的地方：“去哪里？”
“文楼。”桂教授平静地又说了一遍。
司机脸色突变，惊魂不定地忙说：“去不得去不得！那里有艾滋病！”
桂教授反复向司机解释艾滋病的传播途径，并一再强调到文楼兜一圈即使看见了艾滋病人甚至接触了艾滋病人也绝对不会传染上艾滋病，那位司机仍然一个劲地摆手不愿意去。
没有办法，桂教授只好提出加付一倍的车费，这时司机口风才有了松动：“你若真的要去，我把你送到村口行吗？”
“行！行！”桂教授只好答应下来，不行又咋办？
车刚到村口，司机立即催桂教授下车。
桂教授脚一落地，司机便轰响马达，掉头便逃。
到了文楼，桂希恩教授的心情极其沉重，一是人们对艾滋病知识的缺乏以致引起极度的恐慌，二是文楼严重的疫情惨不忍睹，作为一名医学工作者，任何回避甚至逃避都是失职甚至犯罪。
在文楼，一位中年女性艾滋病患者对他说：“前几年，为了孩子上学，我和孩子他爹都去卖血。‘血头’不给我们体检，他们把抽出的血用分离机分离掉血浆后，再把剩下的东西兑生理盐水输回我们体内。谁知这几年，我和他爹常闹拉肚子、发烧，精神越来越差，我们怕是没救了……”
在文楼，桂希恩教授看到了村里两位年龄最小的艾滋病患者，这是一对出生九个月的双胞胎姐妹。孩子的母亲发现自己因卖血感染上艾滋病时，她的双胞胎孩子已经出生三个月了。后来经过检测，这对姐妹也被传染上艾滋病，母亲知道结果后痛不欲生：“大人没活头也就算了，可说什么也得救救这双娃儿呀！”
在文楼，桂希恩教授得知一个女性艾滋病患者有了身孕，于是他赶到这名妇女的家中直言相劝：“你现在自身难保，还生小孩干什么？就算你的艾滋病没有传染给孩子，将来你死了，小孩谁来抚养？”这位艾滋病患者在桂教授的好心劝告下，终止了妊娠。
在文楼，桂希恩教授受到了两种态度截然不同的对待。
桂教授自费赴文楼为１００多名患者作血检，并给患者宣传艾滋病的科普知识，还走上门去送医送药，文楼村的百姓称桂希恩教授是“白求恩”，欢迎他常去文楼。因为桂教授每去一次文楼，都会为艾滋病患者带去新的希望和抚慰。
也有人对桂希恩教授的义举不赞成，说什么“查出了艾滋病，又无法治疗，反而会成为一个社会不安定因素”。因此，当地政府中的个别人便公开告诫他，“以后没有当地政府的允许不许再来�”
对上述不欢迎的理由和做法，桂希恩教授没有更多的在乎，他执着地认为，调查是十分必要的，控制疾病的原则是早期发现、早期治疗。查出艾滋病，不一定有治疗办法，但可以进行防病教育，避免艾滋病疫情的进一步扩散。如果听之任之，甚至隐瞒疫情，只会造成疾病在无知和麻木中进一步蔓延。
桂希恩教授是传染病的专家，对于艾滋病的传播和预防的调查研究，桂教授认为这是自己义不容辞的分内之事：“我不去文楼又去哪儿？我不研究艾滋病又去研究啥？艾滋病在我国已经相当严重了，如果再不进行控制和预防，后果不堪设想！”
为了履行自己的天职，桂希恩教授经过多次调查走访，确定了五位艾滋病患者为自己的重点观察、医疗和研究对象，桂教授决心利用自己的医学知识和尽可能的医疗手段为他们尽量减轻或解除痛苦。
这五位患者幸运儿来自三个不同的家庭，他们是：
程金，１９８８年为了用４００毫升鲜血换来４０元钱，程金加入了卖血的行列。程金是文楼村第一个被发现患有艾滋病的人，全家六口人有三口人感染上此一绝症。妻子没有卖过血，因此没有感染上艾滋病，儿子也没有艾滋病，但却患有先天性心脏病。程金最担心的是假如有一天自己走了，剩下的孤儿寡母又该怎么办？
程雪梅，４６岁，她和丈夫都是因为卖血感染上艾滋病的，丈夫已于２０００年２月病死。谈到艾滋病给她和她的家庭带来的毁灭性打击，这个苦命的女人已无泪可流了。她露出左臂上那被针扎得青一块紫一块的伤疤，凄楚黯然地说，自己打从嫁到丈夫家就开始卖血，“比起丈夫来，我的‘资历’浅得多，丈夫从１７岁开始卖血，卖出的血可以用桶装�”
夫妻双双染上绝症，这是人世间最为痛心的事，但是对于程雪梅来说，最让她刻骨铭心的痛却是人们对艾滋病和艾滋病人的不理解。
程雪梅自查出艾滋病后，娘家的人就再也没有来看过她，甚至就连她那８０多岁的老母亲也与她断了往来。原来只查出丈夫害了病，自己还可以卖粮食、卖菜勉强维持全家生计，后来查出自己也得了艾滋病时，粮食卖不出去了，蔬菜也没人敢要了，孩子的学费，一家人的生活便成最现实的问题。
桂希恩教授确定的五名重点医疗对象中，有三人是来自一个家庭：丈夫马强，妻子李琴，儿子马朝。
马强和李琴结婚后，因为结婚时欠下的一大笔债务要还，夫妻俩双双加入了卖血的队伍中。不久，妻子怀孕了，但是为了那可怜的４０元钱，当时已有三个月身孕的李琴也挽起了袖管，伸出了胳膊抽血卖。
祸事终于从天而降，１９９９年，夫妻俩被确诊患了艾滋病。医生对他们说，母亲是ＨＩＶ携带者，如果在此情况下再怀孩子，很有可能孩子被感染上艾滋病，建议李琴不要孩子。可是，当Ｂ超显示妻子肚子里的小生命是男孩时，夫妻俩又忧中有喜起来，他们抱着侥幸的心理把孩子生下来，不久经血检，孩子也未能躲过艾滋病恶魔的侵袭，小马朝生下来便是一名ＨＩＶ携带者！
就这样，一家三口都染上了艾滋病，老小三人又都同时成了桂希恩教授确定的重点医疗对象。
桂希恩教授每一次到文楼，总是先到三个家庭中走走看看，除了进行诊治和发放药物外，还一次又一次地向他们宣传有关艾滋病的科普知识，使他们每个人心里都有底，自己是怎么得的病，艾滋病经过怎样的途径才可能被传染，作为一个艾滋病病毒携带者或者艾滋病患者，该做什么事，不该做什么事，怎样做才能够尽可能地延长自己的生命。
即使是回到武汉，桂希恩教授也没有割断他与他的那些重点医疗对象的联系。
他在文楼时，与程金照了一张握手的合影，桂教授专门放大了一张寄给程金，写信要程金“把这张照片挂在你堂屋里，告诉村里的人，一般的接触是不会传染的”。在给程金的信中，桂教授还鼓励程金“拿出勇气来生活”，还提醒程金“注意一定不要传染给妻子，过性生活一定要戴避孕套”。老教授怕程金有些忽略这些琐事，特意在上边那句话下边划了几个圈。在桂希恩教授的叮嘱下，程金把一些注意事项牢记在心，妻子与他一直共同生活，至今都没有被传染上艾滋病。
“除了提供药品、治疗与咨询，我想我还可以充当一个中介关系。”桂教授对前来采访他的记者说。
当记者问及什么中介关系时，桂教授告诉记者说，现在有些艾滋病人同医院、政府沟通不够甚至彼此之间存在对立情绪，有的病人提出一些过分或不切实际的要求，“我们应该帮助他们面对现实，平衡心态。不过，更多的还是需要政府去做工作，毕竟他们当年是因为贫困才去卖血，因为卖血才得上艾滋病的。”
２００１年５月，桂希恩教授准备把程金、程雪梅、马强、李琴和马朝等五名艾滋病患者接到武汉，一方面打算给这五名重点医疗对象进行一次全面的检查，另一方面也是为了以此为契机，寻求社会对艾滋病人的理解和帮助。让桂教授始料不及的是，他和他的艾滋病患者在武汉的行动，酿成了一场大的风波，事后一些媒体称这次风波为“五月事件”。
５月９日下午５时左右，从北而来的火车徐徐停靠在武昌火车站，来自河南上蔡的五名艾滋病人在桂希恩教授的带领下，经过五个小时奔波，终于走下了火车。武汉这座华中大都市，对于他们之中绝大多数人来说都未来过，甚至没有印象，他们很想仔细看看大城市究竟是个什么模样，看看长江究竟是个什么模样，但是他们却在老教授的带领下匆匆出站，径直去了中南医院。
到了医院，由于感染科病床已满，一时又找不到较为理想的住地，在医院领导的安排下，五名艾滋病患者只好住进了医院老宿舍区内一栋即将拆除的楼房的底层。
刚搬进来那一阵子，周围的邻居也没有发现什么异样，大都认为这是几个普普通通前来就医的农民罢了。
后来有记者闻讯赶来，又是拍照，又是摄像，又是伸出话筒，看热闹的人们开始围了过来。
这些看热闹的人大多是左邻右舍，怎么听着看着越听越看越不对劲，断断续续地听到一些特别刺耳的词语来。
“艾滋病——？！”犹如汽油见了火星，群众的情绪一下子被点燃了——
“看看！艾滋病人住在这里，我们的生命安全都得不到保证啦！”
“怎么能将他们安排到这里？谁都知道这是让全世界都害怕的传染病，如果被传染怎么办？”
各种议论、责怪和斥问铺天盖地而来。
几名众矢之的的艾滋病患者犹如惊弓之鸟蜷缩在屋角，他们不理解偌大一个武汉，竟然也不同情和理解他们，给他们栖息之地。
桂希恩教授站了出来，承担了一切责任，并一再向邻居解释，一般的接触不可能传染艾滋病，更何况他带回来的这些病人与左邻右舍一般的接触都没有机会，怎么能传染上艾滋病呢？
人们还是听不进去。
有人把威胁责难的电话打到院长家里兴师问罪：是谁批准桂希恩这样做的？出了事谁负责？
有人还当场向桂希恩教授提交了措辞强硬的抗议书。
这时，记者的现场采访也受到了干扰，外边也有人乱吼乱叫，楼上有人乱蹦乱跳，各种声音汇聚在一起，目的就是要撵走这些魔鬼附身的人。
五名艾滋病人受到歧视，五人中四人都屈泪盈眶，只有不满一岁的小马朝不晓世事，睁着一双大眼睛，痴痴地望着眼前发生的一切。
一批记者刚走，又一批记者来了，几名艾滋病患者面对话筒，不约而同地哭诉着自己的不幸遭遇和不公对待。
这时，更为强大的压力向桂希恩教授袭来，为了平息事态，也为了安慰几名艾滋病患者，更为了向世人表达艾滋病传染途径的科学常识，桂希恩教授作出了一个惊人的决定：从５月１０日起，五名艾滋病患者住进他家里，自己与这些病人同吃同住，看一看一个医学教授、传染病专家究竟会不会因此染上艾滋病！
决定一出，舆论大哗。桂希恩教授的同事和朋友也纷纷劝诫他“不可鲁莽”，“一定小心”，而那些责怪桂教授把艾滋病人带来武汉扰乱民心的人脸上也升起了难以理解的疑云。
５月１０日中午，桂教授带着帮手去给艾滋病患者搬家，亲自帮他们搬床，拿被褥，每个人都累得满头大汗。五名患者或拿着桂教授给他们买的一次性用品，或惶惶不安地收起刚刚晾在外面的衣服，一个个如同无助的孩子一样沉默地紧跟在桂教授身后朝桂教授家走去。
桂希恩教授家住的是三室两厅，平时倒也宽敞，但忽然来了五名不速之客，且个个都是重症在身的患者，加之五人来自三个不同的家庭，房间一下子就不够用了。为了解决临时居住危机，桂教授只好把自己的卧室也腾出来让给“客人”们住，自己随便搭个地铺凑合睡几宿再说。
安顿好住宿后，桂教授又给这些客人们讲起了生活科普知识，大到电视、电话、冰箱等家用电器怎样收听开关，小到卫生间的抽水马桶怎样使用，这些来自豫南贫穷地区的普通农民，样样都感到新鲜好奇，对于桂教授循循善诱的讲解，客人们听得津津有味。
“桂教授，您忙了大半天了，也歇会儿吧！”见老教授忙里忙外累得满头大汗，“客人”们说。
“累是累，但心里愉快。”桂教授对他的“客人”说，“你们是我的病人，也是我的客人，更是我的朋友，这儿就是你们的家了。”
艾滋病人住进桂教授的家里后，外面的压力没有丝毫减轻的迹象。对于从来没有接触过艾滋病人的普通群众来说，心理上产生恐惧和惊慌是可以理解的，即使是中南医院甚至医院传染科的医护人员，没有具体接触艾滋病病例之前，对艾滋病一样存在心理恐惧感。
病人要抽血怎么办？这可是最容易出现问题的关键环节，桂教授干脆就在自己家里为五名艾滋病患者抽取血样。事后桂教授也认为这是违规行为，但迫于无奈，只有这样了。
有些问题个人的力量实在无法解决，比如胸透和Ｂ超。桂希恩教授只好跟医院上上下下联系和解释，说服工作有了成效，五名艾滋病患者终于在医院作了胸透和Ｂ超。
恰好在这段时间妻子出差在外，照顾这些“客人”日常生活的担子全压在桂教授一人身上。
每天早晨不到６点，桂教授就起床开始为“客人”们弄早点。
五名“客人”起床、洗漱、吃过早点后，就开始看电视，到１１点便开始接受抽血检验，有时还得呆在家里，接受新闻媒体的采访。
自从五名艾滋病患者住进了桂希恩教授家里之后，刺耳的责怪和无端的非难少了，但一些议论却仍然存在。
一天下午，桂希恩教授去教学时，路上碰见邻楼的一位同事。那同事笑了笑，说：“哎呀！你怎么带艾滋病人住在家里，害得我们一晚上都睡不着觉。”
桂教授只好抱歉地笑了笑：“实在对不起了。”
几名艾滋病人想都没有想到，他们得的这病，就是在文楼，也会受到难以想象的歧视，但到了堂堂医学教授家里，却受到了朋友一般的尊重，这样的事情真是天下罕见啊！
几天的紧张工作，桂希恩教授为五名艾滋病人做完了全面检测，检测的情况详细记录在案，根据这些检查结果，桂希恩教授又为病人们制定了一个治疗方案，供他们在后期治疗时参考。
就要离开武汉了，桂希恩教授突然记起什么似的对他的“客人”说：“哦，差点儿忘了，我说过带你们去游东湖，还没有兑现呢！”
第二天，桂希恩教授专门抽出时间来，陪着五名艾滋病人游览了东湖，了却了一桩心愿。
５月１３日上午９时４０分，武汉市汉口火车站人头攒动，桂希恩教授亲自把他邀请来的几名“客人”送上列车。
临分手时，几名艾滋病患者不约而同地泪如雨下。
就在临上车之前，前来送行的武汉新闻媒体还对几名艾滋病人作了专访，一名艾滋病人噙着热泪对记者说：“桂教授是个大好人，我们村里的人都把他叫做白求恩。”
另一位艾滋病人更是万分感动地对记者说，他们从河南到武汉来去的路费、生活费和医疗费都是桂希恩教授支付的，临行前，每个家庭还得到了桂教授资助的４００元钱！
桂希恩——白求恩，这就是人民对桂希恩教授的最高奖赏。
“五月事件”终于结束，但它引发的余震却并没有完结。
五名艾滋病患者离开中南医院离开武汉已经有些日子了，一位住户还生气地对记者说，桂教授这种做法太武断太突然了，医院有传染病房，他本身就是传染病专家，不可能没意识到将艾滋病人引进居民区，会给住户带来的精神压力。真要研究和医治，也应该对他人负责，让患者住进病房里去。
还有人打电话询问：“艾滋病是非常可怕的传染病，为什么不把病人关起来呢？”
当桂希恩教授将艾滋病人带回家的消息在全国多家媒体报道之后，在武汉，在华中乃至全国各地引起了较大的震动。
有人赞成，有人反对，也有人对消息的准确性产生怀疑，甚至有人对桂希恩教授的动机产生了一定程度上的猜测。
对此种猜测，桂希恩教授表明自己绝非“炒作”或者“做秀”，他心怀坦荡地告诉人们：“艾滋病人需要生活的勇气，我以理论和实践向你们保证，生活类的接触不会传染艾滋病！我与他们共餐，勾肩，共用电话、桌椅和卫生间，绝不会传染上艾滋病！”
原来桂教授在以身示范。
何等仁慈的心怀！何等坦荡的胸襟！何等崇高的精神！
“五月事件”发生之后，中南医院因为有桂希恩教授这样一批防治艾滋病的专家斗士，被上级主管部门指定为湖北省艾滋病治疗技术指导中心。
作为中心负责人，桂希恩教授不仅要直接与艾滋病人打交道，还要主持自己的研究工作。
“我现在正在做一个艾滋病家庭内传染的研究。”桂希恩教授告诉前来采访的记者说，他在接触到的６０对夫妻病例中，发现只有６对双方感染。
这一现象使桂希恩教授颇感兴奋：“这说明性行为传染艾滋病，但也说明单配偶婚内性行为的传染率相当低。那些病人感染艾滋病都已有四五年的时间，夫妻吃一锅饭，睡一张床，甚至被同一只蚊子叮咬，但科学证明这些接触并不危险，更不用说一般的生活、工作接触了。我希望大家都能接受这些知识，因为它们是有科学依据的。”
在桂希恩以身示范行动的鼓舞下，社会对艾滋病和艾滋病人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对“五月事件”中的五名艾滋病患者，武汉市民也纷纷伸出了援助之手，共收到各界人士的捐款２万多元。这笔钱在桂希恩教授的提议下，３个家庭每家获得２０００多元现金，余款平均分给村里另外５０户艾滋病家庭。
所有捐款中，有一笔款让桂教授感触颇深。那是一笔１３３．２元的零碎钱，它是武汉一所小学一个班里的全体同学捐的，几乎全是大大小小的硬币，毫无疑问这是孩子们的零花钱。
桂希恩教授看到了这一包数目并不大但却异常沉重的捐款，似乎看到了希望：“这不是一分分钱，而是孩子们一颗颗心啊！”
从这包钱上，我们看到了早晨的阳光，看到了未来的希望，看到了防治艾滋病的长城在崭新的一代人心中延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