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石头说了话-哗变杀遂

罗行舟是等不得三天的。

他手中的真正“王牌”也是不会向冯允之透露的。

在“刺探”、“告密”、“趋利”的生活经纬中,像蜘蛛结网一样忙碌大半生的罗行舟,从根本上说就不是个军人。但是在玩弄心计的精明度上却又高于军人。

例如在整编整训开始以后,他很快便以谦恭的笑,以种种示意的眼神,使我方人士对他产生了好感。

当然,这其中也得力于侯登魁的玉成。

现在,他又坐在候登魁面前了,只不过是旁边多了个新调来的孟主任。

孟庆伦已经见过了冯允之,虽然谈话的时间很短,虽然冯允之满脸都是虚情假意,但他在实际上并不讨厌他,心里还隐隐地蠕动着一种愿望——想走进他的内心世界,去了解他。

眼前出现的这个罗行舟,满脸都是媚笑,都是讨好,但孟庆伦不知为什么,却产生了极坏的第一印象,说白了就是很讨厌此人。

侯登魁对罗行舟倒满有好感,他向孟庆伦介绍说:“这位罗副参谋长,在对待整编整训的态度上,总的来说还是不错的。当然,这里头也有个思想基础问题,别的我不知道,我只能为一件事作证——当年我在吴孚民这个师搞地下工作的时候,我曾了解到罗副参谋长对蒋介石必然垮台的命运比别人认识得都早……”

“惭愧,惭愧……”

罗行舟故做谦虚地说些自贬的话,但两只眼睛还是一次次瞟着孟庆伦的表情。

孟庆伦不说话,只顾伏案写东西。

当年,侯登魁“卖兵”卖到吴孚民的骑兵师,于半个月后很习惯地开了小差,不想这个师惩治逃兵与其它部队不同,下手太狠,头一条就是“打开花”,即:把开小差者的脊背、腿肚子、屁股都打得血肉模糊。偏偏侯登魁不幸,被抓回来。执法队行刑时,监刑者便是罗行舟。在行刑前,侯登魁猛地扑到罗行舟脚下,抱住罗行舟的大腿便百般哀求,一边哭诉着他家有老母、老父,开小差是不得已的事,一面指天发誓说,若是饶了他这一遭,他将豁出命去效忠长官。那时,罗行舟正暗暗物色自己的死党、爪牙,又见侯登魁能说会道,不像是土里土气的庄稼人,便喝令:“先把他押到我那儿去,我要亲自收拾他!”事后,便饶恕了他,还要他给自己当了勤务兵。

七八年过去之后,两个人又坐在了一起,一个是整编整训对象,一个是胜利者的一员。

“现在,整编整训正进入高潮,”侯登魁用首长的口气说,“阻力很大,发生了许多可疑事件。解铃还是系铃人,希望你能协助我们——”

“理应效劳,理应效劳。”

“我大胆地提出一个看法,不知你敢不敢承认。我们的看法是——冯允之这个师在傅部里头有些特殊,甚至用‘反动性很强’这个词儿来形容也不过分……”

“确实问题很大,问题很大。不过……”

“不过什么?”

“问题的根子,都在死去的师长吴孚民身上,冯师长只能算个副手儿……而且,冯师长的毛病只在于讲义气,重交情……”

罗行舟没有说冯允之坏话,还有意开脱他几句,这倒使在一旁伏案工作的孟庆伦一怔,就改变了一点对此人的不良印象。

孟庆伦的一怔,罗行舟很敏锐地察觉了。

罗行舟有一种预感:假如他赤裸裸地扮演一个告密角色、反水角色,这虽然是侯登魁所希望的,但未必会使这位孟主任产生好感。当然,他的举动若是没有“反戈一击”意义,也是赔了本儿。

“请原谅……”他迂回着说,“我在这个师里,位卑言轻,某些重大机密是不深知的。更何况,我觉悟低,对一些事究竟应该怎样看也吃不准,尽管我也曾发现了使我吃惊的事情和物证……”

他说到这里,又瞟了孟庆伦一眼,看他是否感兴趣。

孟庆伦绝不能因自己的冷漠而使对方减淡了出示“惊人证据”的愿望,否则便是犯了错误。

“欢迎你这种积极提供线索的态度,”他第一次热情地说,“放心,我们会实事求是地处理问题的。”

罗行舟看时机已到,便从衣袋里摸出一张纸条,一边递给孟庆伦一边说:“我见过这样一个碑,不知这样的碑有无问题,因此不敢妄动,只是把碑文抄了下来,请二位领导过目……”

孟庆伦仔细看了看纸上的文字。

阳面

天皇武士、大和英魂吴孚民君衣冠塚

天皇圣戚、大和烈女德田惠美女士

阴面

支那勇士吴君(讳)李民,生于何年何月,未详查考。但知吴君东渡,赴天皇圣域某讲武堂习兵事,与不才同校受教,君我皆十七岁少年。吴君凛凛之风刚烈之气,几慑同窗。于某次演武场示刃,与三名日本同学对搏,尽辟易之,得享“天皇武士”剑一,皇族女眷亲绣鞍衬一,宫品镶金印盒一。后归故里,治戎甚力,悍成倍之。

吴君勇士风概,得于天皇教化、大和濡染,不才得以为同窗学友,死生有幸。闻吴君已纳天皇圣戚德田惠美女士为箕帚,甚愧甚喜。不才深察德田女士禀性,一为英雄妻室便死则同穴之志已定。吴君戎马飘忽,生死莫测,不才于东归在即之时,特提前制碑以待。已托华友珍存,届时献之。泣言如此,吴君、德田女士哂纳为盼。

使人惊愕的是,立碑人竟然是松室孝夫!

孟庆伦虽然迷茫,但他不认为这样的文字便是吴孚民的罪证。

侯登魁好不容易才猜透了碑文的意思,顿时欣喜若狂起来。

“这还有什么说的?如果这不算证据还有什么算证据?”他激动得有些喘息了,“日本人难道会给好人立碑吗?”

孟庆伦不明白这个碑、这种碑文的来历,只好问罗行舟:“这是从哪儿弄到的?是个什么样的内情?”

罗行舟说,这是日本投降那年,松室孝夫在返回日本之前出资要一个石匠制作的,随即要这个石匠埋入地下。随后,松室孝夫给吴孚民发了一封信。吴孚民没把这事当一回事,只是派人到石匠家看看真伪。被派去看碑的人,正是他罗行舟。

孟庆伦问那石匠住在什么地方,罗行舟说出的村庄真是太巧了,恰恰是孟庆伦的老家,离这里三十华里。

“你明天去看看这个碑,”孟庆伦对侯登魁说,“若是还在,告诉村里先保护起来。”

侯登魁想支开孟庆伦,于是便说:“还是你去吧,你文化高,懂得这种事。”

孟庆伦是很想回到家乡看看的,这倒不是因为那里有他父母,而是因为他的未婚妻何慕簘在那个村的小学校教书。但这些念头,一经碰上侯登魁那“地下工作者”式的目光,就使他莫名其妙地发起怯来。

“既然已经有了那样的出身,那样的社会关系,躲也不是个事儿。”侯登魁又一次以老革命的口气说,“正好去亮一亮革命者的相嘛!万事都记住‘立场’两个字儿,就什么错误也不会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