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的人都是陌生的，连看门的老头也比二十年前他所熟悉的曹大爷要年轻十岁。朱允函进了校门，问这位脑袋剃得精光的门神大爷：“教务处在什么地方？”这位大爷甩出了一大串难懂的川西话，手比比划划，左拐右拐，好像朱允函向他打听的是往南极的路线，可笑！其实教务处就在眼前的一号楼里。看来，这老头担心的是他朱允函进了楼以后会陷入左折右拐的迷津。这种热心真是有点多余。要知道，二十年前，朱允函做为文学系学生，整整四年都是在这所楼里度过的。

从传达室到一号楼大约有三十米。这三十米市路，被朱允函的双脚踏过一千多个日子。但是今天，却也有些奇怪，他刚一出传达室的门，就觉得自己似乎是走在异国土地上。例如，脚下的甬路，明明是二十年前的某日，由六十名刚刚宣过誓的新团员修建的。说到发起人，不谦虚地说——还是他自己。焦渣铺底、水泥抹面，明明是很结实的。可眼下不仅水泥的光泽已经被风雨送走了。而且那条条裂隙、斑斑坑凹中，积下的泥土竟滋育起了丛丛野草。

雨路两边，是两排垂柳。朱允函想起来了，这几十株树还是他所在的那个班向母校告别时栽的。那时，手腕粗细的树秧上，只有很短很少的几根嫩枝，像小姑娘的丫角辫。今天，树干已经碗口粗细，枝权繁多，细条垂地，颇像头发浓密而又怠于梳洗的女人。

总之，一切是陌生的。来来往往的人：教师。学生，也都是陌生的。他们只是给了朱允函轻轻一瞟，便匆匆过去了。这就是他的母校——师范学院吗？

他进了楼，找到了那个挂着“文学系教研室”牌子的房间，向一名老得不能再老的、婉转地透露出自己是系主任的老先生说明来意。老先生的热情是不用怀疑的，但他不善表达，只是笑，只是说出了最简单的音节：

“嗯，好，嗯，很好，嗯，太好了……”

老先生停了一会儿说：

“你坐。信，给我。我代你去，报到……”

朱允函依允了。

老先生出去以后，屋里只剩下朱允函一个人了。教研室中的陈设——两个乌木的书架，七八张同样是乌木的写字台，一个铁丝编的纸篓，一个蒙尘很厚的痰盂，对于朱允函自然也是陌生的。他仿佛记得自己刚进房门时，那老先生正在用温布抹写字台——无疑是为开学做准备。好，闲呆着还不如劳动劳动。他抓起了那块抹布，在墙角的水龙头下冲了冲，一气把七八张写字台抹光了。他一抬头，突然发现另一个墙角还放着一个立柜，可惜由于蒙尘太厚，几乎看不出本来面目的。他首先把那面镜子上的尘土抹净，啊，这一回他又见了一个陌生的东西——他自己！

他四十二岁了，这年岁对他是不陌生的；他的眼角有了鱼尾纹，腮上的胡茬又浓又重，头发中有若干分之一白发，这对他也是不陌生的。平常，他也一次又一次地照过镜子。然而，当自己这个形象一经出现在母校中，而母校的每棵树、每间房所能回忆起的又完全是另外的他——一个风度翩翩、眼珠闪着强光的青年，他就不得不代母校向眼前的自己表示惊愕了！

为了排解那种年华枉逝的酸苦情绪，他走到窗前，推开了窗子。啊，他的视野所能收容的东西，又竟是这样的熟悉！学校对面，隔一条经常飞起尘埃的公路，就是全城唯一而特殊的宗教式建筑物——伊斯兰教堂。淡青色的楼上，有几个绿色的圆状体。记得每年冬天，雪后日出，圆状体上的融雪都像泪滴一样，缓缓流下来，并把淡青色的楼壁冲成一道道水痕。伊斯兰教堂后面，那湛蓝的天空，那悠悠的白云，更是熟悉的……

他奇怪了：为什么连今天观察伊斯兰教堂的角度都这样熟悉？他飞快跑出房门，转脸看了看房门上的号码：

305

啊，原来如此！

二十年前，这间房，正是他朝夕相守的教室呀！

他再一细看，果然！连讲坛铲除后的痕迹还是依稀可辨的！

顿时，这沮丧的、沉闷的墙壁，似乎都发出了回响：几十名青年男女那欢快的、肆无忌惮的说笑声……

一股强大的怀旧情绪，使他产生了近似失态的举动。他，看准了一张写字台——恰恰放在他当年课桌的位置。于是，他试着坐在这写字台后的椅子上。坐着坐着，突然觉得身边空荡起来。是的，空荡得难受，就像心脏被切除了一个心瓣、肺脏被切除了一个肺叶那样。

他的身边，究竟缺了什么呢？

他明白了：缺了一个人。这个人是谁？他觉得联想一想的勇气也没有。想，不仅是多余的，而且是一种自寻的折磨！

幸好，那位年老的系主任回来了，给他带回了几本教科书、一叠备课纸、一张课程表。这年老的系主任姓徐，经朱允函询问，知道他已六十九岁了。

徐主任忘记了已对朱允函致过欢迎词了，又一遍重复着：

“哦，欢迎，欢迎，非常欢迎……”

“您对我已经欢迎过了。”

“哦，是么？那，欢迎，欢迎……您，愿意坐这个位子？”

“随您安排。当然，坐这里也成。”

“哦，好，好，很好，非常好……那，您旁边这个，也留给一位新教师……她叫……她叫……瞧我这个记忆力！是个女同志，叫郑……郑什么颖……本校毕业生……”

“郑君颖？”

“哦，对！对对！我记得好像跟……一个电影导演的名字……有雷同之处嘛……您认识？”

怎么不认识！刚才，朱允函觉得身边空荡，若有所失，那失去的半壁江山正是她——郑君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