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凯从军一年后，清廷的属国——朝鲜就发生了壬午兵变。袁世凯放弃了参加科举考试的机会，随同吴长庆的庆军开赴朝鲜平乱，从此开始了长达十二年的外交生涯。在壬午兵变和两年后发生的甲申政变中，袁世凯充分展示了自己面对危机时的应变能力，从而获得了吴长庆和李鸿章的赏识与重用，为自己的仕途创造了一个良好的开端。俗话说，万事开头难。难就难在对机会的把握上，人往往会面临多种选择，舍得放弃才会有所获得。袁世凯放弃科举考试，选择了从军出征，是因为他认准了自己只能在事功上找出路。目标确立后就毫不动摇地朝此努力，当然就抓住了机会，成就了自己。人们常说机遇偏爱有准备的头脑，而危机是最考验人和锻炼人的，也是最能展示一个人真本事的机会，袁世凯可算是这方面的一个例证。本章开头所选引文是袁世凯在甲申政变前夕，向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汇报朝鲜政局动态的函禀，表现了他出色的形势判断能力。
致北洋大臣李鸿章报告朝鲜政局禀1
(1884年11月12日)
朝鲜君臣，为日人播弄，执迷不悟；每浸润于王，王亦深被其惑，欲离中国，更思他图。探其本源，由法人有事，料中国兵力难分，不惟不能加兵朝鲜，更不能启衅俄人。乘此时机，引强邻自卫，即可称雄自主，并驾齐驱，不受制中国，并不俯首他人。此等意见，举国之有权势者半皆如是。独金允植、尹泰骏、闵泳翊意见稍歧2，大拂王意，渐疏远。似此情形，窃虑三数年后，形迹必彰。朝鲜屏藩中国，实为门户关键，他族逼处，殊堪隐忧。该国王执拗任性，日事嬉游，见异思迁，朝令夕改。近时受人愚弄，似已深信不移，如不设法杜其骛外之心，异日之患，实非浅显。卑职谬膺重任，日思维系，不避艰险，竭力图维。初犹譬喻可悟，自中法兵端既开，人心渐歧，举止渐异；虽百计诱导，似格格难入。日夕焦灼，寝食俱废，大局所关，不敢壅于宪听3。近闻福州台湾同时告警，东洋讹传最多，韩人不久必又有新闻。鬼蜮之谋，益难设想。外署虽与日人不睦，而王之左右，咸用其谋，不知伊于胡底4也。竹添进一郎5带兵换防，八九日内必到。薛斐尔6已在东洋，闻将偕至，嗣有所闻再当密禀。
朝鲜在历史上长期是中国的属国，在制度上也仿效中国，实行闭关锁国的政策，当时也像中国一样面临着列强的巨大压力，其中日本与俄国对其有着特别的野心。在外来压力下，朝鲜的内政也是危机重重。“麻雀虽小，肝胆俱全”，宫廷内部充满着争权夺利的派系倾压，改革与守旧、亲华与亲日派别之间的斗争十分激烈。作为清帝国驻朝鲜的使臣，既要维护所谓“天朝上国”的尊严体制和宗主国的特殊利益，又要调解朝鲜王室内部的矛盾和纷争；既要压制亲日派的抬头和日本在朝势力的扩张，又要平衡、折冲列强对在朝利益的争夺，以维护清帝国对朝鲜的控制。而这一切又是在本国积弱积贫，政治、经济、军事实力远不如列强，而朝鲜也日愈离心离德的局面下所要做到的，放在谁身上，哪怕是一流的外交好手，也绝不是一件轻松的使命。袁世凯就是在这样一种错综复杂、杀机四伏的环境中崭露头角，脱颖而出的。应该说，他出使朝鲜十二年，使出了浑身的解数，基本上做到了不辱使命，竟可以称得上是一个海东的小班超呢。
当时统治朝鲜的是李朝。李朝建立于明代洪武年间，已持续了近六百年，几乎与明、清两代相始终，也一直与中国维持着良好的属国关系。1864年，朝鲜国王李罷去世，李罷没有儿子，于是以其弟李罶应之子李熙入承大统。李熙年方十二，没有能力亲政，遂由父亲以大院君的身份摄政。大院君思想保守，对外闭关锁国，对内则加强集权，十年后李熙长大亲政，权力逐渐转入其妻王妃闵氏及其家族和亲信的手中。但大院君不甘寂寞，仍想揽权，这样在朝鲜王室中就形成了以闵妃和以大院君为首的两个权力集团。1876年，日本以朝鲜拒绝邦交，蔑视日本为借口，出动兵舰，胁迫朝鲜签订建交和通商条约。由于清政府畏懦无能、息事宁人的政策，朝鲜政府被迫与日本签订了不平等的“江华条约”。由于在国家危难之际，清政府未能尽到宗主国的保护责任，又看到日本在明治维新后蒸蒸日上的国势，朝鲜王室和大臣中的一些人在失望之余，把目光转向了日本，想依靠日本实现改革和独立自强的目标。日本则借此鼓动朝鲜脱离中国的控制，并大肆培植亲日势力。这样在朝鲜政权内部又形成了以闵泳翊(闵妃之侄)、金允植、闵泳穆、赵宁夏等为首的保守派和以金玉均、朴泳孝、洪英植等为首的“开化派”。前者掌握政府实权，主张维持现制度，亲华，是主流派；后者主张仿效日本，进行自上而下的改革，亲日，是非主流派。此外，由于政权的腐败和日本的侵略政策，朝鲜国内的社会矛盾和民族矛盾也十分尖锐，就像一座随时可能爆发的火山。
清政府既不愿出面维护朝鲜的权益而同日本和俄国(这是当时另一亟欲染指朝鲜的列强)发生对抗，又怕日俄并吞朝鲜，对其“龙兴之地”的东北构成威胁，故决定利用列强之间的矛盾，大行“以夷制夷”的故智。1879年8月，清廷令李鸿章“婉为开导”朝鲜，开放门户，与西方各国立约通商，以“潜弥外患”。李鸿章则致函朝鲜国王李熙之叔、原太师李裕元，他所传授的方略是：“用以毒攻毒、以敌制敌之策，乘机次第亦与泰西各国立约，借以牵制日本”。“以朝鲜之力制日本，或虞其不足；以与泰西通商制日本，则绰手有余。…若贵国先与英、德、法、美交通，不但牵制日本，并可杜俄人之窥伺7。”朝鲜政府开始时并不愿开放，但最终还是接受了清政府的“劝导”，在1880年10月的御前会议上通过了“开化自强”方针，并在清政府的居间帮助下，相继与美国、英国、德国、俄国、法国等西方列强签订了通商条约。朝鲜的大门从此洞开，成为列强争夺角逐的外交舞台。而在朝鲜王室中占有主导地位的闵妃一派又逐步走上了摆脱清廷，实现自主，结好西方以御日俄的道路，致使朝鲜的政治、外交更为错综迷离。袁世凯初到朝鲜时，所要面对的就是上述这样一个内外交迭、错综复杂的政治局面。
袁世凯初到庆军时，吴长庆安排他与其子吴保初一起从师张謇8，在军营读书，为翌年的乡试做准备；但袁世凯对八股制艺是油盐不进，而且这也不是他投奔吴长庆的初衷，所以学习并不努力，很让老师头痛。“謇曾命题，课以八股，则文字芜秽，不能成篇。謇既无从删改，而世凯亦颇以为苦。”但“偶令其办理寻常事务，井井有条，似颇干练9。”
袁世凯在军营这个新环境中，尽管与吴长庆有着特殊的家世渊源，但他却很懂得“谦抑自下”，一点儿也没有表现出世家子弟惯有的狂傲不羁的习气，搏得了上上下下的好感；加上办事干练得力，很快就被任命为庆军营务处的帮办。此时的袁世凯，所需要的就是一个能够施展才能的机会了，而这样的机会也很快就来临了。
1882年7月，朝鲜爆发了“壬午兵变”。兵变的起因是，朝鲜王室接受清廷劝导实行开放后，于1880年对军制进行了改革。闵妃集团借改革之机削弱大院君集团的实力，在裁汰大院君手创的“亲军营”的同时，组建了以日本人为教官的新军“别技营”。新军在装备和待遇上都高于旧军，激起了旧军的很大不满，为平息军队的不满情绪，当局向欠饷已十三个月的汉城驻军发放饷米。由于饷米中掺了砂石秕糠，不堪食用，愤怒的士兵殴打了库直(管理粮库的官员)。兵曹判书10闵谦镐下令逮捕为首的士兵，成为激起汉城驻军兵变的导火索。激愤的士兵和大批贫民冲入军械库，夺取武器，攻进捕盗厅，释放了被捕士兵，并到大院君府上诉说冤情。大院君在温言抚慰的同时煽风点火，暗示此事是闵妃一党勾结日本人所为。变兵随即攻击日本使馆，杀死日本教官，袭击当政高官的住宅，处决了领议政大臣李最应、兵曹判书闵谦镐等很多后党高官，并攻入宫中搜捕闵妃。闵妃装扮成宫女，逃出王宫，汉城大乱，政局陷入瘫痪。国王李熙被迫召还大院君，由他主持国政以收拾乱局。大院君柄政组阁，宣布大赦，恢复旧军制，发放军饷。乱军退出了王宫，一场兵变方告平息。
日本驻朝公使花房义质逃回国后，报告了事变经过，日本政府遂决定借此事件大举派兵入朝，胁迫朝鲜谢罪、赔款、割地、签订新的不平等条约。清廷驻日公使黎庶昌侦知此事后，于7月31日、8月1日两次急电署理直隶总督、北洋大臣的张树声(当时李鸿章因丁母忧，已告假还乡)，告知日本即将出兵朝鲜的情报，建议“中国宜派兵船前往观变”。几乎与此同时，惊魂甫定，逃到忠清道的闵妃也指示后党成员通知正在天津的朝鲜使臣金允植、鱼允中向清廷求救。张树声于8月2、4、5日三次致函总理衙门，要求派兵朝鲜，7日得到批准后，9日由庆军统领吴长庆、水师提督丁汝昌、候补道马建忠率军乘威远等三舰赴朝。10日，清军抵达仁川，早于日军到达半天，占据了政治军事上的主动。庆军六营直入汉城，“旬日之间，祸乱悉平，人心大定11”。日军原想以武力迫使朝鲜订立“城下之盟”，不料在军事上失了先机，不得不改换策略，降低筹码，放弃了割让朝鲜领土的要求。
袁世凯在进军朝鲜的过程中，表现出了突出的才干。首先是善任繁剧，办事干练。清军从得知日本出兵的情报到登船赴朝，前后不过十天。而吴长庆出征的准备时间只有七天。当时张謇在吴处主持幕府事务，“吴公嘱余管理策划前敌军务，当时同事们全都因回乡应试而散去，只有我因丁内艰，单独留下来措置前敌事务。手书口说。昼作夜继。苦不给，乃请留袁慰廷执行前敌营务处事。”张謇之子张孝若在给他父亲写的传记中也记述了此事：
那时吴公幕府中人才却也济济，但是重要机密和笔墨上的事，吴公却是信托我父亲，完全责成他去主持和办理。朝命下来，急于星火，差不多立刻就要出发。但是所有的准备，都要我父亲一人担当处理，而且期限既非常迫促，应布置的事，又一件不能耽误，所以我父亲计划出发和前敌的军事，写奏折，办公事，实在忙的不可开交。嘴里说，手里写，白天忙不完，夜间接续办，实在是烦劳辛苦得很。在这时适当乡试的时候，吴公叫袁世凯去考举人，袁心里实际上不情愿，嘴里又不好意思说。我父亲当时一个人应付内外事务，实在也忙不过来，就对吴公说：“大帅不要叫慰廷去考试了，就让他帮我办办出发的军事吧。”我父亲这样一说，吴公自然立刻就答应了。于是我父亲就派袁赶办行军应用的各种物件。哪晓得限他五六天办好的事，他不到三天就办得妥当齐备。我父很称赞他有干才。出发时，就接下来派他执行前敌营务处的差事。”12
又如，清军抵达仁川马山浦后，吴长庆曾指派某营为先遣部队，下令立即登陆，但该营指挥官却表示士兵不习惯航海，多数晕船，请求暂缓登陆。吴大怒，立刻将该营官撤职，派袁世凯代理。袁受命后，督率该营于两小时内完成登陆，大受吴长庆的夸奖13。
其次，是处事果断，善于临机应变。袁世凯初入军营，就表现出随机应变，处事果断的特点。1882年春节，营中循例放假三天，很多士兵在营中聚赌，一言不合，由争吵而殴斗，最后发展到彼此开枪的地步，而各营营官多已回家过年，无人主持，营中秩序大乱。袁世凯当时正在营中，“他当时灵机一动，假传统领的命令，带领一些亲兵赶到出事的地方。把事情真相查明以后，他立即把为首肇事的人就地正法。这场纠纷就此平定下去。事后，他向吴长庆报告了事情的经过，并且就自己‘专擅杀人’一事向吴请罪。吴长庆不但不责怪他，反而奖许他的临机应变之才，教他为营务处帮办14。”
金允植在出兵前曾建议诱捕大院君，归政国王。吴、丁、马、袁等人在马山浦会议，决定依此计行动，命令袁世凯“密为布置”。8月26日，大院君赴清军军营回访，袁设计将其众多卫士阻于军营之外。大院君入营与吴长庆寒暄之后，察觉气氛有异，在与吴笔谈时问：“将军将作云梦之游15耶？”吴长庆“尚支吾其辞，不忍发动”，袁世凯则“持刀在侧说：‘事情已经泄露，迟则生变！’随即督促手下将大院君强行扶入轿子，星夜奔赴马山浦，登上兵舰，押送天津16。”充分表现了袁处事果断的作风。
再次是心狠手辣，治军有道。庆军承平日久，军纪松弛，在进入朝鲜平乱的过程中，“奸淫掳掠，时有所闻”。袁世凯认为“作为前来戡乱的王师，军纪如此，遗笑藩封，玷辱国体”，自告奋勇整顿军纪。吴长庆授予袁全权，并发给他令箭。袁“于是传令各营，有擅入民居及军营者斩。恰好有违犯命令者，于是立刻处斩数人传首示众”。有士兵强奸妇女，袁“徒步前往查办，亲自监督搜捕，竟然废寝忘食。最终查获了人犯，亲手处决了他”。为了整饬军纪，袁世凯还向吴长庆请求惩治对违法乱纪负有责任的军官，“吴公同意了他，发文任命他总理前敌营务。允许他便宜行事。于是选择军官中对部下约束不严者，撤职查办了几个人，将士们都被慑服了，(对军纪)不敢再犯秋毫，军队的声威才重新振作起来17。”
从袁世凯在庆军的所作所为看，他无疑具有前面提到的“杀人如麻”的素质。然而他也很懂得并擅长“恩威并施、宽猛相济”的治术。“他严于执法，而待遇属下却十分厚道，训诫劝告不停于口。常常说：‘服从命令者是我手足，违抗命令者就是贼寇仇敌。(我)信赏必罚，决不会有一点迁就。’士兵的伙食日用，下令全部要充分供给。有病者他亲自前往抚慰探视，发给他们药物。夜间巡查军营，看见有在外露宿者，都招呼他们入室休息。阵亡者他亲自视殓祭奠他们，负伤者他监督医疗救治，每日必亲自探视一次。所以士卒都感动奋发，全都乐于为他所用18。”他也很善于收揽人心，“对待朝鲜的军民百姓多主张宽厚体谅，所以朝鲜人对他的感戴就如同对待父母，连妇女小孩也都知道尊敬爱戴他19。”
当时，参与兵变的士兵和贫民聚集在城郊利泰院和枉寻里一带。应朝鲜国王请求，清军派袁世凯等率军剿捕，“捕获其中强悍者百人，…从中选择诛杀了尤其凶悍的十个人，其余的全部予以遣散。日本与朝鲜政府也缔结条约重归于好，事变于是完全平定20。”事后论功行赏，袁世凯被授予五品同知官衔，优先补用并赏戴花翎。吴长庆给他的评语是：“治军严肃，调度有方，争先攻剿，尤为奋勇21”。
壬午兵变后，朝鲜王室重新编练新军。袁世凯因在平息事变中表现突出，也受到王室的器重22，被委以训练新军的重任。袁“起草创立规章制度，编选壮丁，先建立新建亲军，然后建立镇抚军。……未到一年，成效极为显著。前来参观的韩国诸位大臣及各国外交官员，全都盛赞新军技艺娴熟，步伐整齐，堪称劲旅。吴公及韩王亲临检阅，也都欢欣喜悦，赞叹不已23。”
袁世凯靠父执关系寄身军旅，而且不走科举正路，所以无论吴长庆幕府中的名士们，还是各营中的骄兵宿将全都认为他不过是个纨绔子弟而已。然而赴朝鲜平乱时，袁一反从前“谦抑自下”的作风，勇于任事，杀罚决断不讲情面，使他得罪了不少人。加上他因表现出色受到越级提拔，就更为人侧目，被说成是“不学而刚”、“专而好杀”之人。
中国自隋唐以来就以科举取士。明清更是专考八股，不知埋没了多少人才！但在文人们看来，科举才是晋身官场的正途，袁世凯不通制艺之术，不走科举之路，就是“不学”。其实，袁世凯自幼即受到良好的教育，书读得并不少，只不过兴趣不在八股上面而已。要说到“学”，袁世凯所注重的是经世实用之学，如军事。袁所处的时代正当清朝的多事之秋，战祸频仍，内乱外患不断。他虽出生于世代耕读的乡绅家庭，但其父、祖两代均以军功致显达。这种家庭、社会环境必然会影响到他，也是他从小喜读兵书，长大后投身军旅的主要原因之一。兵书教给他的是理论和战例，军旅生涯给他的是军事实践。据袁的女儿袁静雪(原名袁叔桢)回忆，他父亲“自从投效吴长庆的庆军以后，对军事上的事情处处留心。他一方面细心钻研有关操典、战术一类的军事书籍；另一方面，不论部队出操或是野外演习，他都是跟着观看，表面上说是监督考察，实际上却是跟着学习。……就这样，他渐渐地由外行转变成为内行24。”也正是靠着这种书本与实践相结合的实学，袁才得以在壬午兵变中崭露头角，并熟练运用淮军的营制操典编练朝鲜新军。后来的文人学者往往因袁晚节不保，对他的评论多含有成见，因此在论及袁的为人处事的时候，多好引用吴长庆幕僚们对他的负面评价，较少客观具体的分析。其实，作为一个从小锦衣玉食的世家子弟，二十几岁就能有如此上佳的表现，已经是非常不容易的了。吴长庆力排其所尊重的幕僚和追随他多年的将领们的非议而重用袁世凯，不排除他有给袁机会以报答盟兄故友的动机，但这是次要的。袁若是个不成器的纨绔，那是想扶也扶不起来的。袁世凯之能够获得重用，除去吴长庆识见过人，知人善任这个因素外，也因为在当时暮气已深的淮军之中，袁世凯确实是个难得的人才。
从袁在朝鲜时与其关系最深之人对他的评价，也可以佐证这一点。金允植为亲华的“东道西器派”的领袖人物，壬午事变后主持朝鲜外交事务，与袁世凯相交最厚，“自以为平生知己，海内无二。自从壬午、甲申以来，未曾一日相离，患难甘苦，全都共同承受25。”袁与金结识于壬午清军东渡赴朝平乱之际,当时二人同乘一船,谈得十分投机。袁世凯少年心性,头角峥嵘,夸口自己只要能统带数百士兵，即可直捣汉城，擒拿大院君，很为金氏心折。金汉学底子很好，诗有魏晋风，常与袁诗酒往还。他的文集中有“津河舟中逢袁慰庭世凯舍人”一首，诗前题词称袁“英达夙成，志气轩豁，吴筱帅常称慰庭是中州有数男儿”。吴筱帅即吴长庆，吴字筱轩，故有此称。从中可见吴对袁之器重。而金在赠诗中也称袁“豪慨似宗悫，英达类周郎26”。宗悫，南朝宋、齐间人，14岁时，叔父问他的志向，他回答说：“愿乘长风破万里浪”。宋文帝时，宗悫率军讨伐林邑(今越南)，立了大功，他的事迹见于《宋书》、《南史》。周郎，即因小说《三国演义》而闻名的周瑜周公瑾，因倜傥风流，人称“周郎”，曾统帅吴蜀联军火攻赤壁，阻止了曹操的大军南下。史书称其“文武筹略，万人之英”，“有王佐之资”。金允植诗中的比附未免过甚其辞，但也可透视出袁世凯当时少年壮志、抱负不凡的原型。
张謇为吴长庆掌理机要，也曾当过一段袁世凯的老师，他在写给世凯堂叔袁保龄的信中，对袁世凯的评价是：
慰庭任事非不勇，治事非不勤，而时时夹杂着世故客气的做作，所以他的举动总达不到有学问人的标准，但论其才能，他当然是您家族中谢幼度一类的人物啊；从军驻扎在动乱的国家，希望嘱付他谨慎从事。27
张謇是大才子，于袁世凯是长辈，兼有师生之谊，袁在张那里不免拘谨，不像在密友面前敢于放言高论，故以官场“世故客气之习”相处。对同一人物的不同看法往往就是这样得来的。但张謇许其为谢幼度，虽有对他堂叔客气的成分在，评价可说是相当高的。谢幼度，谢玄也，幼度是其字；史书纪其“有经国才略”，最著名的就是淝水之战，他率八千人击溃了前秦苻坚的百万大军，使东晋免于灭亡。
鉴于袁世凯在整饬军纪，训练新军中的出色表现，1884年春吴长庆奉调回国之际，保举他总理留驻朝鲜的庆军营务处并兼领庆字营。“庆字营的士兵官弁，跟从吴公最久，军官中很多都是提督、总兵级的将领，士兵平素也都骄横不逊。(袁)公恩威互用，几十天内就使全营服从听命，操练和纪律位于各营前列28。”袁世凯至此总算是有了可以自己指挥的兵。庆军留驻朝鲜的另外两营分别由吴兆有、张光前统带。吴、张都是跟随吴长庆征战多年，官居提督、总兵的一、二品大员，而袁此时不过是个五品的候补同知29，能够独领一营，可谓不次之擢升。而且他还有总理营务处和会办朝鲜防务的名义，在权势上更是压人一头。庆军驻扎在国外，军事之外，免不了与朝鲜当局和各国使馆打交道，这方面的事务，吴长庆也都交给袁世凯办理。当时朝鲜刚刚开放，“不谙外交，而内政亦极暗蔽。其君臣遇有重要事件，多咨商于(袁)公30。”袁世凯老于官场的结交笼络之术，自然如鱼得水，很快就与国王和当朝主政的“东道西器派31”大臣们建立了良好的关系。由于有了这层关系，袁的沟通能力和对朝鲜政府的影响反而高于清廷的外交代表，为此他又受到了时任北洋大臣、负责外交事务的李鸿章的器重。“东西方各国有来与韩国订立条约者，李相国就命令袁公赞助，指示韩国人(对条约中的问题和漏洞)多所补救。李相国说袁公不但懂军事，而且熟悉外交了32。”
中国古代的国际外交是一种“天朝”与“四夷”之间的册封朝贡关系，简称封贡体制。著名外交史专家蒋廷黻先生对此有中肯的分析:
中国原来自己是个帝国主义。我们的版图除本部以外,还包括缅甸、暹罗、越南、琉球、高丽、蒙古、西藏。这些地方可以分为两类：蒙古、西藏属于第一类，归理藩部管，中国派有大臣驻扎其地。第二类即高丽、越南等属国，实际中国与他们的关系很浅，他们不过按期朝贡，新王即位须受中国皇帝的册封。此外我们并不派代表常驻其国都，也不干涉他们的内政。在经济方面，我们也十分消极。我们不移民，也不鼓励通商，简直是得不偿失。但是我们的祖先何以费力去得这些属地呢？此中也有缘故。光绪七年(1881年)，翰林院学士周德润先生说得清楚：“臣闻天子守在四夷，这真是深谋远虑的策略。自古以来的敌国外患，隐伏时甚难发现，而苗头又蓄积得甚早。不守四夷而守边境，就已无法遏止了；不守边境而守腹地，则更无法遏制了。我朝幅员广为开辟，龙沙雁海33全都列为藩封属国。以琉球守东南，以高丽守东北，以蒙古守西北，以越南守西南；难道不是所谓山河带砺34，与国家休戚与共的意思吗？”
换句话说，在历史上属国是我们的国防外线，是代我们守门户的。35
但是这种格局在近代西方列强到来之后已经被打破了，而清朝统治阶层头脑中的传统理念(即“天朝——四夷”的观念)却根深蒂固，未能随时代和客观形势一同转变，最终导致了外交和军事上的一系列重大失误。
当时主持中国外交的是李鸿章。鉴于日本1879年吞并了琉球，法国也正在逐步吞并越南，清政府一反从前对附属国放任自流的消极政策，改行积极介入，加强控制的政策。对地处清朝“龙兴之地——满洲”大门口的朝鲜，尤其如此。李鸿章在主政的洋务派重臣中是最有眼光的一个，早在明治维新的初年，他已看出日本是中国的劲敌。“他觉得日本是中国的真敌，因为日本一心一意谋我，他无所图，而且相隔既近，动兵比较容易。”“他并且知道中、日的胜负要看哪一国的新军备进步得快36”。为此他极力主张发展海军，并格外关注朝鲜问题。
壬午兵变之后，朝鲜王室对中国的向心力大大增强，请求中国帮助善后，清政府借机对朝鲜实行了全面控制。首先，平乱的庆军六营全部留驻朝鲜，并帮助朝鲜训练新军，在军事上加强了介入。其次，与朝鲜签订通商条约，以此重申中国的宗主国地位，并派遣陈树棠为总办朝鲜商务委员，常驻汉城。再次，推荐、代聘马建常、穆麟德37代朝鲜管理海关，朝鲜并分别任用马、穆二人为交涉通商事务的会办和协办；此后，朝鲜的海关和外交事务实质上被控制在清廷手中。
日本在壬午兵变中被清军抢占了先机，没能达到预定的目的，但也通过“济物浦条约”获得了五十万元赔款和在汉城驻军的权利。日本把侵占朝鲜看作实现其大陆政策的跳板，朝鲜是其必争之地，所以极为反对和仇视清政府对朝鲜的控制。于是在朝鲜内政方面，日本采取支持和利用“开化派38”的策略，试图推翻亲华的后党政权，扶植亲日政权，为将来全面侵占朝鲜铺平道路。
明治维新后的日本政治家和思想家，在向西方学习的同时，也接过了当时流行的地缘政治学说，并在此基础上制订了所谓大陆政策。如1889年出任首相的山县有朋在其《外交政略论》中宣称：“国家独立自卫之道，一是捍卫主权线，二是防护利益线。何谓主权线？国家之疆域是也；何谓利益线？即同我主权线的安全紧密相关之区域是也。”而在列强纷争的时代，“仅守主权线已不足以维护国家的独立，必须进而保卫利益线，始能经常立足于形胜之地39。”而所谓利益线，就是朝鲜和中国的东北地区。日本生怕在殖民瓜分的潮流中落后，尤其怕抱有同样野心的俄国抢先控制朝鲜，由于实力尚不足以从中国手中夺取朝鲜，日本便在积极扩军备战的同时，鼓吹中、日、美共同保护朝鲜，想借此抵制俄国的势力，但为清政府拒绝，理由是不合宗藩体制。有些国家还建议由多国订立条约，保证朝鲜成为瑞士、瑞典那样的中立国家，李鸿章内心是赞成这么办的，因为一个有国际条约保障的中立的朝鲜，同样可以起到缓冲国的作用，无论日本还是俄国的企图，都将遭到其他列强的反对。无奈清廷死抱着陈腐的宗藩体制不放，就是不愿意看到朝鲜成为一个独立平等的国家，几次错失了从朝鲜脱身的机会。
俄、英、德、美等西方列强出于各自的利益，也反对清廷和日本独占朝鲜的企图，支持朝鲜的“独立自主”，同时相互间既争夺，又勾结。小小一个汉城，亲华与亲日，保守与开放，改良与激进，列强与列强(主要是日本与俄国，俄国与英国)之间的矛盾错综复杂，交织成一个波谲云诡的外交战场。大清帝国没有相应的军事实力，自己尚在列强利益纷争的夹缝中生存；在朝鲜又想要一家独大，时时处处维持宗主国高人一等的体面和尊严，牢牢控制住附属国，实在是很艰难的外交任务。
所以，在朝鲜这个重要的外交阵地上，李鸿章需要一个硬手、一个干才。袁世凯适逢其会，作为驻朝官员中的佼佼者，他顺理成章地搭上了李鸿章这艘大船。而有了中堂大人的眷顾和保护，袁世凯的宦海生涯自会是一帆风顺，成功可期的了。
当时朝鲜的政治格局是，闵妃的后党与事大派40是掌权的主流派，代表人物为闵泳翊、金允植、尹泰骏、赵宁夏等，亲华，后盾是吴长庆、袁世凯及其编练的朝鲜新军和清朝驻军。另一派则是以金玉均、洪英植、朴泳孝为首的开化派，亲日，后盾是日本公使竹添进一郎、日本使馆驻军和开化派编练的新军。起初，开化派的实力远逊于前者，只能在自己职权范围内通过渐进改良的方式推动自己的事业。
朝鲜国王李熙喜听外国新闻，金玉均、朴泳孝借此经常进宫，向国王讲述国际形势和各国政治制度，力陈改革与自立之必要，获得了国王一定程度的支持。开化派实行的改革措施主要有：选派赴日留学生，编练新军并由留日学生负责训练，设立巡警局、邮政局、治道局，创办《汉城旬报》，启蒙民智，为改革和独立制造舆论。守旧派出于自身的利益，开始阻挠并破坏开化派的改革运动。为了压制开化派日益增长的实力和影响，他们将金玉均、朴泳孝调离汉城，以此架空开化派，使开化派的改革运动严重受挫。
1884年，中法战争爆发41，南方吃紧。5月，吴长庆奉调率领三营庆军回国驻防，力量对比发生了有利于开化派的转变。由于清军在战争中节节败退，清廷在朝鲜的威望大为降低，原想托庇于清廷保护的王室和一些事上派的成员也开始动摇。开化派和日本认为清廷在战争期间无暇北顾，是发动政变，推翻亲华政权的绝好时机，遂决意大举。
在开化派与日本使馆积极准备政变之际，袁世凯已觉察到情况有异。在政变发生前之廿一天，即已将朝鲜山雨欲来的紧张局势函告李鸿章。这就是前面那封函禀。函禀开头就点明，朝鲜政局幕后有日本人操纵。而国王及其亲信大臣之所以敢于如此，在于中法战争牵制了中国的军力，难于兼顾朝鲜。这样一来，亲华的大臣虽坚持既有的立场，但已渐渐被国王所疏远；政治力量的对比已开始逆转，三五年后，托庇列强图谋自立的形迹会越来越明显。国王左右，都是与日本合谋的人，国王又是个不成器的君主，自己尽了最大努力，“虽百计诱导，似格格难入”。而“如不设法杜其骛外之心”，即遏止国王的离心倾向，未来肯定会有严重的祸患。函禀内容很简单，但对朝鲜政局判断得很透彻，很准确，对局势的严重性，袁世凯以自己“日夕焦灼，寝食俱废”的状态加以强调。函末并告，日公使竹添进一郎携换防日军将于八九日内返回汉城。预示届时可能有事发生。
由于有了这封起着示警作用的报告，李鸿章得以预先指示机宜，命令袁世凯等“不动声色，坚守镇静，并随时侦探情形详细密报。”而有了李鸿章的指示，袁世凯才可能要求非他统率的其他清军共同行动，“密令下军中，夜不解带卸履，困束兵士，一如战时42”。11月17日，后党的重要成员闵泳翊夜访袁世凯，密谈多时。袁旋即“下令阵中，困束更密”，并“转访吴兆有的军营，天快亮时才返回到驻地43。”袁世凯在朝鲜宫廷内外建立的情报网络此时发挥了重要作用，使其能够根据宫廷的趋向、日本使馆和开化派活动中的蛛丝马迹判断形势，预为布置44。但此时之李鸿章与袁世凯，谁也没有料到政变的发生已是迫在眉睫了。
1884年12月4日(即旧历十月十七日)，政变爆发，是年干支为甲申，故史称甲申政变。政变经过是，4日晚6时，开化派的重要成员、时任邮局总办的洪英植以庆祝邮政大厅落成的名义邀请守旧派大臣和外国使节赴宴。日使竹添托病不出，中方总办朝鲜商务委员陈树棠、税务司穆麟德，朝守旧派大臣闵泳翊等出席。席间，开化党徒在厅外放火，宾客纷纷外出观看。早已埋伏在厅外的开化党徒一拥而上，将闵泳翊乱刀砍倒，宾主哗散。金玉均等乘乱入宫，谎称清军作乱，砍伤闵泳翊，“王及妃大怖”。在金玉均等的恐吓下，国王亲书“日本公使来卫朕”的敕书，由朴泳孝按预定计划持敕书引日使竹添带兵入宫，并将国王、闵妃和王子迁至景佑宫。整个王宫由日军和开化派编练的新军控制，国王实质上已被软禁。当夜，政变者矫诏传召守旧派重臣闵台镐、尹泰骏、韩圭稷、李祖渊、闵泳穆、赵宁夏入宫，进宫一个处死一个。翌日，开化派组成新政府，以国王谕旨形式公布并函告各国使节，金玉均、洪英植、朴泳孝、徐光范、徐载弼等开化派中坚人物均出任新政府要职。6日上午，颁布新政纲。早与开化派达成默契的美、英等国使节晋谒国王，政变似乎大功告成。
由于事出突然，一开始袁世凯等并不知道发生了政变。在接到陈树棠的事变报告后，袁随即带兵二百赴邮局，但彼处已空无一人，日本使馆则大门紧闭。袁到闵泳翊躲藏的穆麟德处询问出事原因，闵仅说“开化党杀我”，亦不明内情。袁随后带兵沿宫墙巡视，遇到疾行的韩军，问其所往，回答是奉命入宫禁卫。巡视至宫门，则宫门已闭，直至拂晓收队，仍未搞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次日，终于探明政变真相。得知相熟的诸大臣被杀，袁世凯顿感沉重，好像自己的羽翼被翦除了一样势单力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