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3年，于是澳洲的中国留学生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年。

这一年的11月1日，澳洲政府一次性解决了1989年前后进入澳洲的中国留学生的身份问题，无条件给了他们澳洲的永久居留权。

很快，便在澳洲掀起一个回中国热。

是的，总算是可以回中国了！不用担心回去后就回不来了，也不用担心没“混出个人样来”让亲戚朋友笑话——有了澳洲身份还不算就有了“人样”吗？

那时，澳洲身份还是蛮值钱的。

于是，中国留学生再也不管自己叫留学生了，改叫“新移民”了。

于是，“新移民”们开始忙着订机票，买礼品，开始张罗回国的事了。

有人回国，是探望亲友；有人回国，是去找生活的伴侣；有人回国，是想回去找机会——听说国内现在机会很多，而且这些人手里也算是有了几个钱。

那时，大家一见面，谈的就是：回中国看看去！

所有人都能感觉到，中国大陆正在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

这场变化应该是从邓小平1992年的“南巡”开始的，他的这次注定要载入史册的南方巡视，推动了徘徊和观望中的中国，使之继续沿着改革开放的道路朝前走。“六四”事件之后，我就不断地在澳洲的各种场合讲过这样的观点，改革开放的中国绝对不可能因为一次政治动荡而重新走上闭关锁国的路。现在，这股蓬勃的气息正从遥远的中国大陆吹到澳洲，使很多华人感到了振奋和激动，也印证了我当初的看法。

中国大陆的经济在高速发展，西方的报纸都在这样说，我在中国的朋友也在电话里这样告诉我。我在国内的那些朋友本来很少打电话的，原因很简单，付不起昂贵的电话费；可是现在，他们在电话里哇啦哇啦地讲个没完。好象他们也一夜之间变成了富翁！

中国的朋友三番五次地来电话，要我回中国去赚大钱。

他们告诉我，现在中国特兴炒原材料，只要是你能够通过关系弄到“条子”，就可以转手发大财。我的朋友们都鼓动我回去，他们说我脑筋灵活，回去一块儿干，不发财才怪呢！

我真的动心了。我通过各种信息渠道了解到，中国大陆正在掀起一股巨大的经济建设浪潮，有不少人在炒钢材、炒木材、炒边境贸易，甚至是炒洋垃圾，最后都在很短的时间里成为了百万、千万甚至亿万富翁。有时一天都会收到好几个电话，要买澳洲的原材料，好像他们人人都有批文，都有很多钱。我告诉他们我对原材料不熟悉，他们说你能否试试，我说很抱歉，不熟不做，我没时间试。

是的，我动心了。可是我不想学那些“厨师”后面也跟着“炒”。10亿人口9亿炒，人人都在炒原材料，这很不正常，这个热潮早晚会落下去。我决定走自己的路。

有一点是肯定的，我已经把目光转向了热气腾腾的中国！

1993年的一天，我重新踏上中国的土地。我的身份是澳洲集团总裁。

离开中国整整６年之后，我首次回到上海，真是有些百感交集。父亲和母亲表面上很平静，可是内心里十分欢喜，母亲还为我做了我最爱吃的河鱼河虾。他们的身体还不错，只是老了些。

我看到上海正在以一种超常的速度发展，到处都是高楼大厦和密集的吊塔。

上海真的是变了！

我想起来当初离开中国时，我曾暗下决心，假如我在澳洲干得不成功，我就永远不回上海来！如今，我也算是小有成就了，多少可以告慰自己，也算是有些脸面可以回到故乡上海了。但是，当我看到上海的那种变化的气势时，我还真是被吓了一跳。

到了上海几天之后，我就决定成立澳中集团公司上海办事处。

虽然我的想法还没成熟，可是，我已经意识到，我绝对可以在中国和澳洲之间做一些诸如经济和文化交流等方面的事。就象我到了澳洲说我是中国经济专家一样，现在，我也可以说我是澳洲经济专家了。确实，这是我们这些从海外回来的人的唯一长处。

我在上海的那些朋友听说我在上海设的办事处主要业务是做咨询，就对我说：想在中国发展，还是应该做实业，比如投资办工厂。

这是一个非常古老的观念，办工厂，是中国人在最近一两百年来被认为是最能赚钱、最有面子的事，因为是在投资实业。可我不这么看，我觉得流通领域的钱要比办实业的钱更好赚。

我的上海朋友们俗话对我很失望：那你就很难做大、做强了。

我知道，中国内地对各种咨询业和中介公司抱有偏见，把他们称做骗子，皮包公司。

我不这么认为。我告诉他们，在国外，赚大钱的主要不是生产企业，而是进出口商，批发商，零售商，金融业最赚钱，可是他们一台机器，一个厂房都没有。

成立澳中集团上海办事处的过程并不顺利，甚至可以说是风风雨雨，因为种种原因，主要是体制和手续的问题，不过最终还是解决了。

我的澳中集团总算是在上海站住了一条腿。我可以在澳洲和中国之间做很多事情了。

回到澳洲之后，我在大陆看到的一切仍旧让我兴奋不已。

我觉得，我们新移民和新华商的确可以在澳洲和中国之间干很多事，也可以因此赚很多钱。不过，为了今后的发展，应该把澳洲的华商组织起来，一起做事。

我的想法很快便得到澳洲很多华商的热烈响应。

1993年7月24日，“澳中工商会”正式成立。我被正式选为会长，其他几位华商发起人沈天馨、汪保铭、沈永伟等当选为副会长或理事。当时，不少从中国大陆来的新移民中的优秀企业家和商业管理精英，都进了我们的工商会。澳洲移民部长和一批国会议员应邀出席了成立大会。这意味着新华人移民，作为一种新的经济现象和文化族群，正在受到澳洲政府的强烈关注。

可以说，澳中工商会树立了我们新华人移民现代企业家的形象。

在这个成立大会上，我再一次提出：新华人移民中，将很快产生一批百万富翁！

这是一个多少有些惊世骇俗的观点。

会后，有一位老侨领有些吃惊地问我：金先生，我觉得你是不是过于乐观了？难道你不了解你们新华人移民的实际情况吗？你认为那些连一杯可乐都喝不起的新华人移民会在现在和不远的将来成为百万富翁吗？

我回答说：据我所知，新华人移民里现在已经有百万富翁了。

他听了一愣：金凯平，你太夸张了吧？说完转身就走了。

我本来想告诉他，在我们的“澳中工商会”里就有百万富翁。可我没说。

我知道，一些老华侨，一辈子最大的理想就是打理一个小店面，甚至一个店还会一代一代的往下传。他们确实是无法想象新华商在澳洲是如何创业，如何通过自己的智慧和劳动快速积累起老一辈华人连想都不敢想的财富的。

看来，要澳洲社会看到新华商的力量还是需要一点时间的。我相信这个时间不会太长。

后来，我接受了来自悉尼的中文报纸《澳华时报》记者戴不的一次专访。在这篇专访中，我第一次透露出我已经是一个百万富翁。

报纸发出来的时候，我看到专访的标题是——《他想做的，就一定能成功》。

仔细地回想起来，来澳洲短短几年，确实，只要是我认真想过的，我又努力地去做，成功就总是垂青于我。

文章是这样结尾的：在完成这个等了三年的采访的时候，我和金凯平先生正在墨尔本街头的马车上肉闲人般游览都市夜景。清灵的蹄声恍若音乐，被细雨滋润过的路面在听觉中显得无比光滑。我几乎没有游览的情绪，仿佛依然沉浸在对金凯平短暂创业史的游历之中。我隐隐约约有一种未完成感；关于他的所有故事，似乎仍无法让我廓清对他内心的认识，以便在他的成功背后找寻一点性格的影子。然而，真正的实业家往往没有一个多余的表情……

我喜欢这个结尾。

在1993年，我还没有真正进入地产界，澳中集团公司的主营业务仍旧是中医诊所。

这一年中医诊所的生意非常好。我的中医诊所也扩张到六家，还有一个专家诊所。我先后聘请了五位在中医方面非常有影响额教授，来我的“澳中中医中心”工作。

当时，我主要还在规划和梦想我的中医诊所能够遍布澳大利亚。

那一年，当我在接受美国的一家媒体和香港的《亚洲周刊》采访时，曾经雄心勃勃地设想，我要在未来的五年间，办３０个中医诊所，占领全澳洲主要的城市和地区。为此，我还两次去昆士兰州和悉尼做实地考察。

在这一年，我还多次参加了中医界的学术会议。有一个自然疗法与针灸的中医组织，是全球性的，经常组织一些专业行很强的学术讨论会，或者是商讨在全澳范围内发展中医的大计。我可能是唯一一个不是中医师的人，和很多中医师一起，在中国和亚洲一些国家，也在澳洲，参加了许多这样的中医理论研讨会议，比如自然疗法会议等等，为中医的法律地位和自然疗法的推广而争取权力。

但是我也很清醒。我不是一个中医师，所以我拒绝成为中医师协会的理事。

由于我有六家中医诊所，算是在推广中医事业上有突出贡献的人，所以在中医协会的换届选举时，他们也把我例入候选人名单。我拒绝了，我告诉他们，请原谅，我不能担任这个荣誉，因为我并不是一个中医师，我只是一个推广中医的企业家而已。

这一年，我马不停蹄地到处跑，以拓展我的中医诊所事业。

我又回中国一次，专门为中医诊所的事，我与中国中医药管理局的诸副局长和一些专家见了面，共同商谈在澳洲合办一个顶尖的中医专家诊所事宜。

这个构想应该是非常好的，可是实际操作的时候并不顺利。

我还参观了北京和上海的几家主要的中医学院，了解了中医教育和中医研究的最新动态与最新成果。

当我从中国大陆访问完毕回到澳洲的时候，由于我在澳中推广中医诊所成绩显著，中国驻澳洲大使馆一等秘书专程来澳中集团公司拜访我，了解我的事业发展，希望我在有什么困难的时候能直接找他们帮助。

我觉得自己不再孤独。

“回中国看看去”已经成了一种时髦，而且愈演愈烈。那段时间，大家都争先恐后地往中国跑，就象几年前争先恐后地往外面跑一样。

回家的感觉真好。

回国的感觉真好。

人人都有那么点功成名就，甚至是衣锦还乡的感觉。吃不完的酒席，叙不完的旧情，吹不完的牛皮——西方世界那时对于大多数中国人来说依然是陌生的、新鲜的。

为了适应这种新形式，我的“澳中集团”旗下又多了一家分公司——“澳中旅行社”。

其实我一直想涉足旅游业。从1992年邓小平南巡之后，我就特别明显地感觉到，中澳间的人员及经贸往来会越来越频繁。而且，由于大批留学生都确定留了下来，他们也要开始来回走动，回国探亲或者进行商务旅行。这个市场是很大的。

当时澳洲到中国的几个主要大城市北京、上海、广州等，每天都有航班来往，而且这几趟航班上经常很满。因此，我觉得从事澳洲和中国之间的旅游业务，一定好赚。我本来就在搞澳中经贸，自己再办一个旅行社，不是也方便自己嘛。

与此同时，我的澳中贸易促进中心也继续做着促进澳中和中国的双边贸易工作，尤其为中国企业家与澳洲企业家的合作，提供一些十分具体的帮助，为了促进双边的经贸活动，我们组织了澳中贸易促进委员会，成员主要事澳洲及中国的企业家。比如，我们的澳中贸易促进会经常举办各类的贸易招商洽谈会，为中国与澳洲的一些友好城市、友好省份的经济合作和文化交流，进行具体的服务。

在1993年到1997年的四年里，我们一共组织了480多场澳中贸易对口谈判，涉及100多个项目，签订了一大批合作意向书。此外，我还组织了30多个代表团访问中国，组成人员是澳洲政府要员和澳洲企业界的杰出人士，促进了澳中双边的了解和经济合作。

这些活动也给我们的旅行社增加了不少业务。

这一年快要结束的时候，我的汽车突然起火了。

那天，我正在高速公路上开着车，我开的是一辆新买不久的日本丰田公司出产的“佳美”车，不知道怎么回事，前面的发动机部位突然冒出滚滚的浓烟。我立即把汽车停在路边，并跳下车。我刚一下车，汽车前盖下面冒出的烟就衍变成熊熊大火。

我担心汽车会爆炸，便离开了汽车，在一边茫然地看着着火的汽车。

这时，我看见有十几辆车在我的车周围停了下来，又有十几个人拿着自己车内的备用灭火器向我这里跑来。他们先后跑到了我的车前，打开灭火器，一起朝我车上喷。十几个小型灭火器，一会儿就把火势压下去了。然后，这些帮助我的澳洲人就一个个开车走了，没有一个帮助我的人与我说一句话或留下姓名，我想感谢也没有对象，他们好像是消防队员。我再次感到澳洲人的诚朴和伟大，我想以后遇到其他人有困难事，我也一定这么做。

汽车着火本不是什么值得称道的事，可我却把它当成是一个好兆头。在中国人传统的观念里面，火，就意味着红红火火，火爆，或者是浴火再生。

我坐在一旁的地上就想，今年一定是个丰收年！

果然，年底公司结算的时候，我的澳中集团公司旗下的几个公司，尤其是中医诊所的业绩远远超过上一年。

后来，汽车事故检验报告出来了，是我没有及时保养，没有加机油所致。因为我有保险公司的全额保险，扣除折旧后，我获得了3万澳元全额赔偿。我突然觉得我这个人不仅学开车很慢，而且也不懂保养。怎么凡是跟车沾边的怎么都不行啊？

不过，我还是很会调整自己的情绪的，车着火了，虽然会给我带来一些麻烦，但是我不能这么想，这样想的话，情绪会很糟。我想什么呢？我想事物都是辨证的，如果某些事情出了差错，那么其它的事情就一定会很顺利。这样想，情绪就稳定了。

做生意也是这样，遇到麻烦事情的时候，要自己学会调节情绪。健康的情绪能给你带来稳定，带来信心，带来斗志，带来好运。不健康的情绪会给你带来不安与烦躁，带来恐惧，丧失斗志，带来更深的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