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５月，我被聘为《移民导报》驻墨尔本总代表兼首席记者。

那时，我已经成了华人社区比较活跃的人物。

《移民导报》是一家澳洲的中文报纸，在华人社区深受欢迎。因为“移民”是澳洲最时髦的用词，所以《移民导报》自然也成了澳洲最畅销的报纸。

我主要负责报导墨尔本华裔移民及留学生的生活与发展。

澳洲的华人一般来自四个地区，分成四类：最早的华人移民来自中国的广东和福建，香港与东南亚诸国，他们有些从美国过来，有些直接从香港或东南亚过来，他们多在澳洲经商，做老板，或者医生，律师，会计师等，生活比较富裕，其主要语言是广东话，是唐人街的主宰；紧接着的便是七十年代后期从越南逃出来的难民，他们本来应该被划为前一类，因为他们也大多经商，富有，而且也讲广东话，但是他们的财产大多在越南被洗劫一空，剩下的一点点财产也都换成金条交给船主买命出逃了，最后辗转反侧来到澳洲时已经要靠政府养活了，不过这些人天生就是做生意的料，所以很快溶入香港和东南亚移民当中，成了唐人街的中坚；第三拨是台湾新移民，台湾新移民和前面两拨最明显的不同点是不讲广东话，而且也很少经商，台湾新移民多是在美国念了书后移民澳洲的，就是说，他们多为专业人士，而且和唐人街的关系不大密切；最后一拨就是1989年前后进入澳洲读书的大陆留学生。

1989年前后进入澳洲读书的大陆留学生当时在澳洲大约有七、八万的样子，这些人相对比较年轻，而且大多受过高等教育。不过，他们在华人社区甚至在整个澳洲社会是处于最底层位置，因为他们不仅没有钱，甚至也没有身份。

没有身份是大陆留学生们最大的心病。

所谓“身份”指的是澳洲公民身份，或澳洲永久居民身份。永久居民（俗称PR）身份依然拿原居住国护照，从名义上讲还不是澳洲人，但可以在澳洲永久居住，而且，除了没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外，享受澳洲所有的福利待遇。一般来讲，永久居民签证持有者，在澳洲住满两年后，可申请加入澳籍，而成为澳洲公民。

无论是香港和东南亚的商业移民，还是越南难民，抑或是台湾那些拿了西方大学文凭的专业人士，他们最后都成了澳洲公民——就是很多留学生梦寐以求的那个“身份”。有了身份后，他们就可以光明正大地去打工或经商，就可以轻轻松松地赚钱；如果赚钱赚腻了，还可以进大学深造，而且不必花一分钱；当然，他们还享受着世界最好的社会福利制度，生孩子时给牛奶费，读书时给助学金，找不到工作时给失业金，老了干不动了就给养老金，反正永远有钱拿；对了，还有公费医疗……所以，他们是衣食无忧的一伙人。如果说澳洲是天堂的话，他们就是天堂里的公民。而我们这些大陆留学生，则只是天堂里的看客——看着别人享受生活，我们自己却要拚命劳作。

残酷的现实造就了很多留学生的自悲心理，甚至不愿意承认自己的留学生身份。于是就发生了这样的情景——会讲广东话的说是自己是香港来的，会讲闽南话的说自己是台湾来的，只是苦了那些只会讲普通话的留学生。

由于“六四”的原因，这些大陆留学生又被分成两部分：“六四”前和“六四”后。

“六四”前来澳的大约有四万，由于“六四”的缘故，澳洲政府特别给他们签发了长达四年的“临时居留签证”（俗称“四年临居”），而且时任工党政府总理霍克曾口头保证：四年临居结束后不会逼迫他们回中国。就是说，这些人的居留问题可能会得到解决。注意我在这里使用了“可能”两个字，就是说，四年之后（当时一年已经过去了）到底能不能留下来，还得看哪个政党执政，谁当总理。不过，毕竟还是有可能的。

“六四”后的就惨了，他们可以说做是前途渺茫。回去吧，不甘心——同样是中国留学生，如果“六四”前的能留下来，“六四”后的离留下来不是也不远了吗？呆下去吧，又太难——又要打工赚钱交学费，又要上课混出勤率，真的顶不住了啊！

有些“六四”后的为了能留下来，索性采取了极端措施——申请难民。那时申请难民也简单，填一张表就行了。一下子好几万中国留学生一起申请难民，移民局根本抽不出人手审查，索性丢在那儿不去管它了。

有些“六四”后的早就“黑了”。

当时，最好状况的大陆留学生是通过和澳洲人结婚，换取身份。走这条路的多为女留学生，比如我们曾一同住过的Rebecca嫁给一个失业在家的澳洲人，小玉则嫁给早就有了身份的老华侨。

象我这样的靠自己奋斗办移民的是少之又少。

虽然我自己的身份问题已经解决了，可我毕竟是留学生出身，我的那些朋友们还在为身份而挣扎着。我理解他们的处境，我要为他们做一些事情。

我知道，身份问题（或者说是居留问题）已经成了大多数中国留学生最关心的事。

“六四”前的四年后到底能不能给身份？

“六四”后的会不会和“六四”前的看齐？

难民会不会批？不批了会怎样？

“黑民”会不会抓？抓住会遣送回国吗？

如果给了身份，家属什么时候可以过来团聚？

那时候，留学生内部每天都有新闻，或者是谣言。好消息会令大家高兴好几天，坏消息就会令大家愁眉不展。那么，到底哪一个消息是准确的呢？我决心采访移民部长。

在这个时候访问移民部长有着特殊的意义。

我就这样有幸成为留学生中第一个以记者身份访问移民部长的人。

据说移民部长在联邦政府中是一个并不重要的初级部长，可是由于他掌管着我们这些留学生的生杀大权，所以在留学生的心目中依然是个了不起的人物。我相信所有中国留学生都知道那时澳洲的移民部长是韩德，因为他的名字经常出现在中文报纸上。

当我以《移民导报》记者身份见到韩德部长之后，发现他是一个非常和蔼可亲的人。

这次采访，我们谈得很愉快。我的问题很直接：“六四”前的四年临居到期后到底能不能给身份？“六四”后的会不会和“六四”前的看齐？难民会不会批？不批了会怎样？“黑民”会不会抓？抓住会遣送回国吗？如果给了身份，家属什么时候可以过来团聚？

韩德部长当即表示，四年临居期满不会逼迫他们回中国；“六四”后的和“六四”前的应该有所区别，但澳洲政府会从人道主义立场出发，该留下的一定会留下来；至于“黑民”，韩德部长则劝他们出来自首。

我写了一篇《韩德部长答记者问》，发表在《移民导报》上。

这篇文章在留学生中间引起很大的反响。对于大多数留学生来说，这篇文章等于是给他们吃了一颗定心丸——不要着急，耐心等着就是了。

我的那些朋友们，比如Jack等，都打电话给我，想刺探更内部的消息。

我告诉他们，能写的我都已经写了，不能写的是我的感觉。我的感觉是什么呢？澳洲政府迟早都会留下这批中国留学生的——这不仅仅是从人道主义角度考虑，更是从网罗人才的角度考虑的。

三年后，也就是１９９３年，在各方的努力和推动下，澳洲政府果然没有失言，分期分批地解决了几万大陆留学生的身份问题。当然这又是后话了，而且，为了赢得这一切，又发生了很多可歌可泣的故事。我会在后面一一道来。

和移民部长韩德的见面，使我对澳洲的政府官员很有好感。

一个月之后，我又见到了维多利亚州的州长，更加深了这个印象。当时州长JoanKirner正在我住的这个区考察，我认识的一个州议员便极力推荐我去见州长，和她沟通沟通，对我以后的发展会有好处。于是，我就应邀出席了州长的欢迎晚宴。

那天晚上，我和州长坐在同一张桌子上，而且我们两个就挨着坐在一起。

本来以为欢迎州长的宴会一定是非常排场的，到那一看才知道根本就不是那么回事，只有简单的三道菜：沙拉、牛排和甜品。这叫我越发感觉到中西观念的巨大差距。

我当时的身份是“地方名流”，当晚宴会桌上摆着的名牌就这么写着的。

我是LV商学院的国际部经理，《移民导报》驻墨尔本全权代表和首席记者，而且还是曾轰动一时的《中国贸易指南》一书的作者。在据墨尔本市中心30公里之外的一个小小的行政市里，我就被拉鸭子上架，成了名流。真是这样的，不是我吹嘘，要不是我还没来得及加入澳籍，他们说不定还会拉我加入工党参加下一届的市议会选举呢。

那天晚上，她把我介绍给州长时，就是这么说的：州长，请允许我向您介绍我们市的地方名流，金先生。

在整个晚宴期间，我一直在与州长讨论经济问题。

我谈到了我的《中国贸易指南》一书。她说她听说了这本书，并且还为能一赌书作者的“尊荣”而感到“荣幸”（打引号的两个字都是州长当时的原话）。

那天虽然饭菜简单，但是我们谈得很好。我与州长讨论了澳中关系问题，以及当下人人都关心的澳中贸易问题。而且，不知话题怎么一转，我们又讨论了中国的中医有没有可能被澳洲人接受的问题。我发现州长是个很开放的人，她从没接触过中医，却一点都不反对把中医引进澳州。那时我还没有想到要办中医诊所，只是泛泛地那么一谈。后来，当我真的想开一家中医诊所时，我立刻想起了那天晚上我们的谈话，我去找了州长，她果真支持我。

那天州长谈得高兴，我也谈得很高兴。

通过和澳洲政府要员的一些接触，我发现澳洲政府官员非常注意和普通人、和各个社会阶层的人交流，愿意听取下边的意见。而且，他们从来没有一个人是前呼后拥，都是轻车简从的。他们花的都是纳税人的钱，纳税人在监督着他们的一举一动，他们知道需要随时随地地听取纳税人的想法。

后来我又见了很多联邦议员和州议员。我见这些政界人物并没有什么直接的目的，只是要建立一种关系。我那时还在LV商学院担任国际部经理，和政界人物建立某种良好的关系也是我工作的一部分。我那时经常把他们请到唐人街，用中餐招待他们。

在我召开的一些为了拓展关系的中餐招待会上，澳中关系，包括澳中之间的经济、政治等方方面面的关系，都是我们谈论的主题。

在和澳洲政界人物打交道期间，我发现，澳洲的政界人物大多都有很高的学历。

这也无形中激发了我重新走进大学充充电的决心。

那年的９月份，我终于走进墨尔本皇家理工大学，开始攻读硕士连博士。这话听上去象是挺容易的，好象学校的大门永远为我敞开着，想什么时候进去就什么时候进去，想读什么就都什么似的。其实不是那么回事，我之所以能够进这所不错的大学攻读博士学位，除了学界朋友的大力推荐外，主要还是得益于我的那本书——《中国贸易指南》，是它成就了我。我的指导教授一听说我是《中国贸易指南》一书的作者，立刻就要我了。

在学校里，唯一需要读的只有一门课，就是社会学方法研究。Byresearch不必一门一门上课，需要通过写毕业论文。

我“上课”的方式比较特别，就是自己读书，导师只是每个星期给我打个电话，问一问我的研究进展。

在我读书期间，我的第二本书——《与中华人民共和国进行商业谈判》又正式出版了！

澳洲传媒又为我这本书热闹了好几天，还是上电视，上报纸，上电台。

我的指导教授还特意打电话来祝贺我。

当我的指导教授打电话祝贺我时，我的心里有那么点不安，因为我已经打算休学了。不是不想读，也不是读不下去，实在是因为我的事情太忙了。事实上，这一段时间，由于我的事情特别多，研究根本没有什么大的进展，基本处于停顿状态。

一年之后，因我建立的其他企业发展得太快，真的休学了。

我希望成为一个高学历的企业家，因为许多原因，我在中国的学历太低，因此在澳洲希望拿一下硕士或博士学位。美好的愿望总是不能代替现实。

我就这样放弃了很可能是我这一生的最后一次在大学正规学习的机会。

这成了我内心深处一个永远的遗憾。事实上，我在求学方面已经半途而废很多次了，直到现在也还拿不出一个可以叫得响的文凭。

当我决定走上经商之路时，其实眼前的路也一直不甚明确。

我其实是一边做着LV商学院国际部经理，一边在寻找着机会。我一直在做的是澳中贸易及贸易咨询，由于资金有限，所以还不能算是很成功。那段时间里，我的脑子里一直想着第一桶金的事。所有人都明白这样一个道理，第一桶金是最难挣的；而有了第一桶金，后面的事情就好办了。

可是，我的第一桶金在哪里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