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0年1月，全六十一团开始了轰轰烈烈的开门整党运动。

连里各项工作全部停止，集中在一起学习毛主席最新指示：“每一个支部，都要重新在群众里头整顿。要经过群众，不仅是几个党员，要有党外群众参加会议，参加评论。”

沈指导员认认真真地，一字一句地传达着左一个，右一个文件。在全连整党动员会上，指导员代表连党支部表示热烈欢迎全连广大干战对支部工作提出批评意见。他微笑地宣布：“我是指导员，欢迎同志们首先向我开炮。如果我打击报复谁了，请同志们向上级党委揭发检举。我要给谁穿小鞋了，你们全体给我穿，一定不要顾虑。”他挺着大肚子，坦然望着大家，眼里涌出一股很真诚的光。

只有三排土房的七连，表面上看冷冷清清，户外，严寒主宰了一切，除了木桩上拴着几匹备着蒙古马鞍的马之外，见不着什么活物。然而在土坯墙内，六七十名知青却在各班宿舍热烈地讨论着。

“开门整党好。拥护！兵团内部的歪风邪气，再不整，就要泛滥成灾。”

“七连也该好好整一整了。”

“可别走形式。”

“悠着点劲，说错了，小心吃家伙！”

……

男生排还比较谨慎。女生排的丫头们可真敢说，啥都提。

“连里向上汇报，报喜不报忧。秋收打草明明不到60万斤，却硬说是90万斤。”

“指导员不尊重少数民族。自己的马跑到四连，被四连马倌骑了，就大发雷霆，对连部马倌说：以后抓住四连的马，也狠狠骑，骑死我负责！这像指导员说的话吗？”

“为什么农工买一车牛粪要20块钱，指导员家却一分不要？”

“指导员把牧民道尔吉最好的马抢过来，送给团政治处李主任，这是不是溜须？”

“为什么指导员把公家的半导体放到自己家里？”

在勤杂班召开的小组会上，雷厦首先发言：“沈指导员对某些复员兵贪污查抄物品不闻不问，我一直有看法。复员兵们为什么敢这么干，原因在于指导员自己就不太注意，爱占小便宜。像什么碎毡子、旧铁桶、破暖壶等烂七八糟的东西，猛往自家拿。我们知青查抄牧主的地毯、蒙古柜子也成了他自己的家具，影响很不好。”

他嗓门洪亮，也不怕指导员听见，真够狠的。

“还有，连里平常不搞卫生，知青宿舍乱得像狗窝。师长一来，就停下工作突击搞，被子四棱八角，长宽高都用尺子量，为了检查，炕上连坐坐都不行。完全是装门面，给领导看的。”

这家伙啥也不吝，说话时，声音那么响。窗户上闪过一个人影，人们就紧张地瞅一瞅，生怕让指导员撞上。

雷厦是个有激情的人，他一激动起来，恨不得马上杀身成仁。他性格刚硬、高傲，对拍马屁、溜勾子深恶痛绝。平常喜欢跟人聊侠客小说，什么《小八义》、《说唐》等书，记得滚瓜烂熟。可是一革命起来，也天不怕，地不怕。

刘英红，这位将要出席兵团首届学毛著积极分子大会的先进，连里、团里的大红人也一条一条地给支部提着意见。她双手抱着膝盖，倚在墙上，温和他说：“兵团组建后，指导员为连队建设做了大量工作，很辛苦，但我觉得指导员的工作作风还需要再改进一点，不能简单粗暴。战士有问题，应该做耐心细致的思想工作，不能以势压人，以权压人，更不能动用武力。比如得知连里有人看黄色小说，指导员就下令搜查，人不在，还撬锁，这是根本违反党的政策的。更何况像鲁迅的《华盖集》、姚文元的《新松集》、高尔基的《母亲》等并不是黄色小说，也给没收了。搜查知青宿舍己发生好几起，像食堂丢白糖，丢慢头等都搜过，”

通常的先进都跟领导的关系特别好，绝不会在公开场合揭领导的短。可刘英红却认认真真地揭了不少，很有点格路。

所有发言，都有人记录，到时交给连部。天津、北京的什么都敢提，特不吝。只有锡林浩特知青说话小心翼翼，大谈成绩，少提缺点……显得成熟而老练。

另外，全连知青对党员个人也逐个进行了评议。下面是几段整党记录：

“我连党员从他们来兵团后的表现看，没一个符合毛主席提出的党员五条标准。”

“指导员不注意听取群众意见。比如夏天打菜园井时，衣工们都说两口井离得太近。指导员却非要打在一块，结果井水狠少，还得重新打。”

“蒋宝富（男生排长）老对知青讲下流故事。见了女的甜不罗索，嘻皮笑脸，骨头都酥了。光天化日之下，向知青介绍怎么和他老婆发生关系。一想老婆，就赤条条搂着男知青睡觉。道德品质有问题，借知青钱不还，偷知青袜子、裤衩、香皂……向知青要了许多大个儿的主席像章，然后再一块钱一个卖给牧民。”

“王连富（马车班长），整日骂骂咧咧，称王称霸，打人成性。马车班成了独立王国，从不天天读，不参加连里的会议。工作上吊儿郎当，老泡病号。天天给自己煮肉吃，占公家的便宜，还说没油水，才不来马车班。”

“王军医对病人不一视同仁，男的去了，敷衍了事，穷对付，女的去了，特热情，猛给好药。”

“指导员不应该截知青的电报和家信，也不应该检查知青的日记。”

……

知青们年轻幼稚，提得都很肤浅，但这种敢给自己顶头上司提意见的精神，却地地道道是一种精神。比起那些就会拍马屁的老油条来，更显可爱。

不管怎么说，那从未向官儿谄笑过的嘴唇总是纯美芬芳的。

连里整党的日程安排很不合理。学习文件、思想整顿、三查三批等花了两个多星期，真正给支部提意见仅仅三个半天。整党成了一次学习运动，文件学习占了99％，提意见只占1％。以后就宣告结束，开始整党总结。

言犹未尽，时候已过。为此，雷厦和刘英红商量，想再给支部写一份书面意见，比较详细系统地总结兵团六十一团七连组建一年来的经验教训。

这份材料由雷厦执笔，很快就搞出来。大家看了都反应不错，连齐淑珍看后也认为态度诚恳，观点正确。这小姑娘在整党过程中，猛护着指导员。主要是特想入党，三天两头到指导员那儿汇报思想。

可雷厦还不满意，继续修改。

雷厦干这事，一点没和我商量。我想自己打架的事还没完，也就没参与他的写信行动。

整党期间，曾搞过一次夜间紧急集合。黑暗中，刘英红穿错了鞋，特大。在跑步行军中，不一会儿就跑丢了。她怕掉队，没吭声，赤着一只脚继续在雪中跑……等人们发现时，她的脚已肿得像圆面包一样，油亮油亮，马上被送进了团部医院。

雷厦继续冥思苦索地修改那份意见信。有时还骑上马去团部医院找刘英红商量。来回50多里地，回到连里往往都是深夜，点上煤油灯继续修改稿子。

在遥远的边陲草原，一年看不上几回电影。团部电影队来七连放映“红灯记”时，小小连队轰动了。牧区的妇女、老婆、小孩儿都赶着牛车，带着干粮来连部看电影。知青们听说晚上有电影，下午就无心工作，人人喜气洋洋。

可雷厦这小子却放弃了看电影。远离大家，趴在炕上疾写（知青宿舍连个桌子也没有）。他要赶在整党总结会交上去。

当老姬头眨巴着眼睛，绘声绘色讲黄色笑话时，当王连富躺在团部医院兴冲冲地吹他胳膊能让小伙子玩单杠时，当全连人都沉浸在看电影的欢乐中时，雷厦却在为一封给指导员的意见信绞尽脑汁。

他用两个多星期的夜晚，终于修改好。共20来页，既指出了连支部存在的问题，又肯定了过去一年所取得的成就。言词极客气，极委婉。我看后觉得不过瘾，缺少一点火药味儿，像幼儿园的阿姨哄小孩。

谁也不知道这封信的后果是什么？在1970年的中国，实在是凶多吉少。

金刚曾劝他：“你出身不好，在连里处境也不怎么样，写那玩艺儿要得罪领导哇！”

“得罪就得罪。”

“那你图什么呢？”

“我图什么？图个心情痛快。”

“别人会说你动机不纯。”

“我是动机不纯，想向上爬，想抱老沈的粗腿！”

“你还是慎重考虑考虑。”

“没什么可考虑的，既要这么干，当然要承担后果。”

山顶也劝他不要交这封意见信。沈指导员可不是大慈大悲的领导，交这封意见信可能会惹火他，小心整党结束后报复你。

雷厦谢绝了他的好意。

最后，刘英红又劝雷厦不要署他的名，信由她一人交，这样看在她和团领导关系不错的面子上，指导员或许还能容忍。

但雷厦坚决拒绝：“我写的，凭什么只署你的名？”

“你出身有问题，小心出事。”

“我不怕。”雷厦咬着牙说。

这家伙的胆子我是服了。学校八·二一武斗时，只有他敢参加进去；在一二·七武斗时，他被对方围住，给打得头破血流，却面无惧色。对方一小子不甘心，脱了鞋，用塑料鞋底猛抽他脸，可把他脸打肿了，还是那么从容镇定。

拳头、班房、兵团现役军人的赫赫权势，对他都无所谓。要知道他父亲是国民党特务，临解放前潜逃了，母亲也不过是个工厂的小会计。

交意见信那天，刘英红特地一瘸一拐从团部医院赶回连。她在前，雷厦在后，庄重地走进连部。沈指导员抽着烟，毫无表情地端详着他们。王军医客客气气请他俩坐下，但他俩谁也不肯坐。雷厦对着指导员，严肃地读了一遍意见信，声音不大，但很清晰。刘英红则一直站到雷厦念完了为止，嘴角挂着一抹歉意的微笑。

最后，雷厦双腿立正，挺胸昂头，像递交国书一般，双手捧信，交给指导员，指导员拒绝不接，由王军医代表连党支部收下。雷厦表情庄重，并不在意。刘英红的5个脚指甲全冻掉，伤势不轻，可交完意见信后，死活不再回医院。

她这种人也少见。难道不怕得罪领导，被取消去兵团开积代会的资格吗？当有人担心地问时，她却笑着说：“我根本不够格。还有许多同志比我强，材料上讲的那些都言过其实，吹过火了，我并不那么好。”

我在马车班也给指导员提了两条。一条是他对待知青就像对待他家的三个小丫头儿，什么都管，实行家长式统治。例如北京话里常说“白”，表示肯定。他却在大会上宣布：禁止说白。训斥道：白吃、白拿、白干、白赚……代表着一种剥削阶级意识。有的知青不愿刮胡子，怕越刮越长，他认为是臭美，流气，硬逼着人家给刮掉。甚至“八一”建军节食堂会餐的菜谱，也全由他最后审定，带着浓厚的山西味儿，另一条是对待下面的合理要求不理不睬，比如连里发的料槽子，王连富就是不给我，曾数次向指导员反映，都没回音。

经过全连知青酝酿，吐故纳新名单如下：建议支部将王连富、蒋宝富吐故，将刘英红纳新为中共党员。

对于七连整党，那几个复员老战士义愤填膺，坐卧不宁。沈指导员也没有料到小知青这么猛烈地给他提意见，整党开始后不久就气病了。他组织全连党员在家里密谈，用五七年反右的经验布置工作，交待任务。指示复员兵（连里党员除三名现役军人外，其余都是复员兵）密切观察形势，及时汇报，先硬着头皮顶住，诱蛇出洞，然后再进行反击。

“指导员，这几个北京的四处煽风点火，妄图把七连党支部搞垮！”

“甭急，让他们蹦吧，早晚要收拾他们，哼，叫他们胡闹。”沈指导员噙着热泪说。他的脸潮红，头上敷着热毛巾，身上盖着两床棉被，老婆把炕烧得滚烫，还冷得哆嗦。

党员们四处活动，竖起耳朵捕捉一切对领导不满的言论，并记在小本本上。他们找要求进步的天津知青个别谈话，提醒他们擦亮眼睛，明辨事非。他们在女生排公开讲：“连里有人在整党中混水摸鱼，搞黑串联，企图搞垮党支部！”

那位积极要求入党的齐淑珍，扒门缝，溜窗户根，偷听人们谈话，给指导员提供着一个个最新情报。

王连富也偷偷溜回连，向指导员报告了雷厦曾数次到团部医院找刘英红接头密谈。

最后的结局却是：沈指导员在整党总结时，作了一个长达45分钟的发言。成绩讲了20分钟，缺点讲了5分钟。然后批判了20分钟的无政府主义。点了雷厦、刘英红的名，说他们写联名信是完全错误的，没有遵守连里规定的按组织系统提意见，而是另搞一套，打破了班排界限，私自结合，把地方上的无政府主义带到了部队……并宣布免去刘英红二排长的职务，由齐淑珍接替。

哎哟，那样一封哄小孩般和气的意见信竟成了无政府主义的罪证，我们几个都傻了眼。

接着，各班排就指导员讲话进行了讨论。被整党整得灰溜溜的复员兵们纷纷带头表态，拥护支部决定。连“八一”节会餐菜谱都由一个人决定的小小连队，顿时掀起了一场反击无政府主义的热潮。在连部黑板墙上，用红粉笔写着：“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用白粉笔写着：“打倒无政府主义！”

整党时，热气腾腾的连队一下子都安静了，静得邪乎。知青们敢怒而不敢言。那些在部队靠百分比混上党票的复员老战士，却精神振奋，以胜利者自居，自豪得很。

20多天的整党就此结束。

雷厦、刘英红啊，你们为什么这么干呢？难道不提这些意见就会掉几斤肉，牙就疼，领导就要迫害，就能入党，当干部，参加兵团积极分子大会……难怪老姬头说都是吃饱了撑的，革命革红了眼，傻蛋一个！

一切照旧。党员还是党员，指导员还照样从从容容挺着大肚子四处巡视。他家的炕头上还照样铺着公家的蒙古地毯，摆着公家的镶有蒙古花纹的红柜。那个公用的150多元的红灯牌收音机，依然放在桌子上，为他们家播放着新闻和山西梆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