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为发枪奔走-血色黄昏

1969年10月,战备工作紧张进行,据说苏修在外蒙屯兵百万,有40多个机械化步兵师,一天就能打到北京。

为了更好的备战,北京军区及下属内蒙军区、锡盟军分区都成立了前线指挥部,简称前指。团里也成立了战备值班连,并要求各连成立一战备值班排,也就是武装排。10月19日下午,全团各连紧急传达当日清晨林副主席签发的准备打仗的命令,我们听后热血沸腾,看来中苏大战迫在眉睫。

听锡林浩特知青说:二连浩特的边防军全剃了光头,写好遗嘱,验了血型,每人准备了3天的干粮。

指导员宣布连队所有人员调动一律冻结,探亲假一律停止,两个星期休息一次的大礼拜也宣告取消。

林西来我们连盖房的包工队,赶忙收拾行李回家,不敢再呆。一些农工家属害怕打仗,内地有亲戚的,赶紧投奔亲戚,内地没亲戚的,偷偷转移东西,准备轻装逃跑。但紧接着,又下传了团部命令,禁止一切人员外流,指责这些人动摇军心。

战争来临,只有我们兵团战士高兴得要命,终于有机会报效祖国了,有机会战死疆场了!从小学起,就憧憬着这一天。我们盼着苏修的坦克快点来,让他们见识见识一心想打仗立功的中国知识青年。我们可不会外流,让走也不会走,我们是自己跑到这儿来的。

听说各连队都要发枪,但不全都有。我心里开始犯嘀咕,担心没自己的份儿。因为父母都还没解放,政审可能通不过。

当老姬头的马车从团部把几绿木箱步枪拉回,全连人都竖起耳朵,捕捉着有关这方面的消息。我也琢磨着自己能不能发上枪,总觉得很有点悬。除了出身不硬外,和连里的一帮锡林浩特知青关系也不好。他们都是沈指导员的红人,你得罪了这些人就等于得罪了指导员。

连里当时有4个山头。复员老战士是一个,锡林浩特知青是一个,北京知青是一个,天津知青是一个。但天津知青岁数都小,又是新来的,连里的各个位置还没他们的份儿。相比之下,复员老战士和锡林浩特知青都受重用,连队大大小小的官儿全是他们。

锡林浩特知青稳重,能吃苦,工作踏实,驯服听话,颇受指导员赏识。细细回想,我们七连的锡林浩特知青有几个共同特点。

一、对领导,他们是不管对错、正邪、善恶都靠拢,都服从,领导放个屁都是香的。

二、对挖肃,他们相当温和,又挖又不使劲挖,两边都不得罪,两边都留有个好印象,将来谁上台都能沾点好处。

三、为人,他们不习惯说自己心里最深处的话,你跟他接近一年,哪怕是跟他睡一被窝,也不知道他脑子里想的是什么。或许他说出来的话都是真的,可还有很多话憋在肚里不说。

比如配种站的郑捍东,一憨头憨脑的四眼儿。他向我指天发誓,一点也不想女的。我不相信。他表示敢向毛主席保证,从来就不想,而且这辈子也不打算结婚。说得那么虔诚,信誓旦旦,这就让我实在怀疑他表里不一,不诚实。他在配种站,整天看羊干那事,再晚熟,也不可能一点不受影响,除非他给劁了。

没兵团之前,北京知青在当地很牛,我们的出身、阅历、能力、素质确实非当地人所能比,场里头头儿对我们有点另眼相看,锡林浩特知青可能感觉到了这一点,自然不太舒服,现在兵团了,锡林浩特知青的稳重、踏实、实际、人缘都发挥了威力,受到重用,成了指导员的高参,我们却尝到了被冷遇的滋味。

顺便介绍一下几个典型的锡林浩特知青。

连部会计陆彬,宝昌人,和我岁数一样大,却比我稳重多了,小分头,络腮胡子。他寡言少语,喜欢文学,刚开始对我相当友好。但总觉得他是冲着母亲才对我好的。他浓浓的,黑油油的小分头和大胡子里深不可测,似乎每一根毛儿下面都隐藏着一分圆滑世故,故我始终跟他保持着距离。一次他来到我蒙古包,到了开饭时间,也没给他做饭,只熬了锅小米粥,把他气得够呛,他少不了在指导员面前说我坏话。

楚继业,连部文书,能说会道,知识渊博,脑子聪明,记性特好。你跟他辩论时,他能把你过去说的话全都翻出来,用你自己说的话攻击你自己,这一招儿相当厉害。对事物的分析,逻辑清楚,一针见血。在校时,曾是个造反派的小头头,醉心于当领导,善于在当权派中穿梭斡旋,可惜脸上有不少麻子,影响了他升官儿的道路。

郭北,宝昌的小县官儿出身。瘦长个儿,爱聊天,爱热闹,爱和人开些黄色玩笑,爱交际各种各样的人……有一双澄澈的大眼睛,看着你时,赤诚得像一头忠实的狗。他能当面对你很好很好,背地里却狠狠骂你。我一直很感激他,因为我一人在牧区生活时,对我热情又关心。可后来,发现他整个一两面派,汇报了我,还让我察觉不出来,认为他对自己很好。他表面上直爽,有股豪气,也能说瞎话,这一切的后面是精于对自己利益的权衡……特会跟领导搞关系,兵团一接管就当上了胶轮拖拉机司机,在不影响自己的利益下,能热情帮助别人干事。

小四川虽属于锡林浩特知青,其实没有文化,等于是四川农村的农民,到内蒙投奔他哥。这是个浑球儿,谁也看不起,谁也敢骂,自己瘦得像瘪三,还老爱跟人动手打架,挨了无数次揍,嘴头子还硬,关键是他有个哥哥在盟军分区当营长,使他耀武扬威,牛得不行。

我们北京知青爱提意见,不盲从,敢说敢干,锋芒毕露,跟锡林浩特知青的作风迥然不同。经过文化大革命的洗礼,我们对小地方人的那种敬畏权势,崇拜权势,阿谀权势,成天围着当官儿的转,很看不惯。你没事就往连部跑,泡在那儿干什么呢?除了天南地北地聊,肯定要谈连里的人,肯定要说自己不喜欢人的坏话。否则,若不向指导员提供有价值的情报,指导员能那么信任你们吗?

我不在乎谗言坏话,不在乎当班长排长,不在乎进不了那一帮常去连部人的小圈子,就希望能发我一支枪,能上战场,这是从童年就开始有的梦想。

可惜我这嘴皮子不顶劲,没法找指导员说说,把自己对枪的热爱,对保卫祖国的热情,向他倾诉倾诉。

你看看四周吧!……为了能得到枪,知青们都纷纷鬼鬼祟祟地找指导员央求。说是鬼鬼祟祟是因为不想让别人知道,怕别人也学会了这法子,增加了自己竞争的难度。

天津女知青李晓华晚上赖在指导员家不走,软磨硬蹭,嘻皮笑脸,非要指导员答应给她枪;

山顶送给指导员小孩一特大个的主席像章,通过指导员小孩,迂回地给指导员拍马屁,还替指导员刻了一老大图章——他有刻章技术;

雷厦将自己从北京带的治风湿性关节炎的药丸送给指导员,希望指导员高抬贵手,照顾一下,他出身不好,希望渺茫,格外卖力争取;

金刚以为就要打仗了,把自己带来的一些书给家里寄去,结果被恨他的人抓住,说他害怕了,苏修还没过来,就坚壁东西,准备逃跑……把他气得说不出话。马上写了血书,表示要战死在内蒙疆场,恳求授给他枪,要与苏修决一雌雄。

现在沈指导员那凶恶的外表,也觉得可以容忍,溜他、舔他都认了。指导员走出屋时,根本不用开门,早有知青腾地从后面蹿到前面,躬腰为他打开。男女战士们都千方百计地找机会跟指导员套近乎,谁都明白,连里指导员一人说了算,只要他点头,不愁发不上枪。

珍宝岛开战,中苏大战一触即发。身处祖国北疆,没有枪怎么保卫祖国?

在大战前夕,能被授枪,说明你忠诚可靠,特有光荣感,告诉父母、同学、朋友也风光,回想自文化革命以来,我为了搞枪,花了多少精力,付出了多少代价!却屡屡惨败,现在,战争乌云密布,无论如何不能错过这个机会。

我嘴巴太笨,说话直楚楚,毫不可爱;我的性格太个色,孤僻,欠柔和,对有权者俯首贴耳不了。怎么办呢?想来想去,没别的法子,只有写血书。听说志愿军战士为了申请战斗任务,有人敢把自己小手指给剁下去,献给领导。我虽还没有这么大决心,写个血书总能做到。

反正我们北京知青从没跟指导员发生过正面冲突,他不至于为我们和锡林浩特知青关系不好,而无缘无故地拒绝我们。

我钻进一刚盖好,还没人住的空房里,站在满是碎土坯的屋中间,用杀羊的电工刀给自己左手指头割了一刀,把血洒在事先写好的纸上:

敬爱的连党支部:

我噙着眼泪向领导恳求:请发给我一支枪吧!

从小到大,一直憧憬着枪,向往着枪,渴望为保卫祖国做一点事情。我千里迢迢,从北京来到内蒙就是为了保卫祖国,在未来反侵略战争中尽自己应尽的义务。我戴上眼镜视力是一点二,完全能胜任战斗的需要。

敬爱的连党支部,请优先考虑考虑我的请求。

林胡1969年11月x日

血书不长,纸上血迹斑斑。

我喜欢来内蒙,就是因为这里将是反苏修侵略战争的第一线。苏联的卫国战争诞生了多少可歌可泣的故事。我们中国的这场卫国战争也同样如此。在这样的一场大战中,我能参加,并有机会像董存瑞、黄继光般地表演一场,让自己有几段传奇战斗故事,可以跟同学们吹吹,那也不辜负自己这平庸的一生!我就怕自己一生无惊无险,跟芸芸众生般只知吃饭穿衣生孩子。

听文书讲全连为申请发枪写血书的有近三分之一,如雷厦、吴山顶等也都写了血书。

有些人,怕到时没有自己的份儿,脸面上难看,只好偷偷摸摸地写。年轻人血热,我们都希望在这个时刻,能用自己的热血感动指导员。这一片片血书,代表着一颗颗心。

复员兵们对此很是不理解。

马恩爱说:“站了三年岗,枪都摸出茧子,白给我都不要。”

王连富说:“都是吃饱了撑的,真要打仗了,不要也得要哩!哼,想跑都跑不了,还愁没枪?”

此时此刻,为了发到枪,我们又努力与锡林浩特知青缓和关系。隐藏起对他们的真实看法,硬着头皮跟他们打招呼、聊天、玩儿牌。北京捎来什么好吃的,也给他们吃……暗暗希望他们能在指导员面前少讲我们几句坏话,美言美言。

有枪是一种政治荣誉,不能不计较。

为了达到目的,多高傲的人都在指导员的权力下面深深地低下头。像雷厦,过去见了指导员没话说,现在见了指导员一脸堆笑。

在全连大会上,指导员终于宣布了一长串武装人员名单:……金刚是机枪第一弹药手;我是机枪第二弹药手;雷厦因为放连部马群,不发枪;山顶在炊事班工作,也没有给。

争了半天,献上了几滴热血,北京的男生却没一个人授枪。

不过,我当个机枪第二弹药手仍很高兴。打仗时,机枪是敌人瞄准的目标,是最危险的岗位。“上甘岭”电影里,战士们争着抢着打机枪,只好排队,死一个,上一个……当第十射手也能轮上仗打。这是敌人的眼中钉,肉中刺,打仗最容易死。

把我分配在这个位置,一点也不害怕。

在给母亲的一封信里,我很骄傲地通报,自己成了机枪第二副弹药手,神气十足。我们家里的所有孩子中,还没有一个是兵,现在我成了机枪弹药手,正经八百是个战士了!尽管给人扛弹药,在我们文人的家里也算是头一个。

锡林浩特知青好不喜气洋洋!他们没有一个人写血书,但很多都发了枪。

连里值班排就是一排(男生排)。班长是55式冲锋枪,战士是7.62(当时半自动还不普遍,连里全是苏制的7.62旧枪)都放在自己宿舍里。我们望着有枪的人,忙着到团部照相,给家寄,整天拆了装,装了卸地鼓捣……无比羡慕。

平时不发子弹,只有夜晚上哨时,才给三发。我们没枪的虽享受不了发枪的荣誉和战斗力,却不能躲避夜里站岗,全都排了班,跟有枪的一块上哨。

等最紧张的一个月过去后,中苏也没有真的打仗,紧张兴奋的心开始松弛。隐隐感觉这次发枪反映了指导员对我们北京的态度……忧谗畏讥,心情开始沉重。

出身有问题的人,就配背弹药?出身呀,出身呀,真是厉害!

锡林浩特知青都出身好。

在我离开北京到内蒙的时刻,正是父母处境最不好的时候。据说父亲有叛徒嫌疑,母亲可能是假党员,整天被迫交待问题,让我一想起来心就烦。

但眼红也没用,不必悲观,我们出身虽有问题,但我们有品格,有骨气,鄙视拍马屁,瞧不起整天围着当官儿的溜须。

只好以此自我安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