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10月，战备工作紧张进行，据说苏修在外蒙屯兵百万，有40多个机械化步兵师，一天就能打到北京。

为了更好的备战，北京军区及下属内蒙军区、锡盟军分区都成立了前线指挥部，简称前指。团里也成立了战备值班连，并要求各连成立一战备值班排，也就是武装排。10月19日下午，全团各连紧急传达当日清晨林副主席签发的准备打仗的命令，我们听后热血沸腾，看来中苏大战迫在眉睫。

听锡林浩特知青说：二连浩特的边防军全剃了光头，写好遗嘱，验了血型，每人准备了3天的干粮。

指导员宣布连队所有人员调动一律冻结，探亲假一律停止，两个星期休息一次的大礼拜也宣告取消。

林西来我们连盖房的包工队，赶忙收拾行李回家，不敢再呆。一些农工家属害怕打仗，内地有亲戚的，赶紧投奔亲戚，内地没亲戚的，偷偷转移东西，准备轻装逃跑。但紧接着，又下传了团部命令，禁止一切人员外流，指责这些人动摇军心。

战争来临，只有我们兵团战士高兴得要命，终于有机会报效祖国了，有机会战死疆场了！从小学起，就憧憬着这一天。我们盼着苏修的坦克快点来，让他们见识见识一心想打仗立功的中国知识青年。我们可不会外流，让走也不会走，我们是自己跑到这儿来的。

听说各连队都要发枪，但不全都有。我心里开始犯嘀咕，担心没自己的份儿。因为父母都还没解放，政审可能通不过。

当老姬头的马车从团部把几绿木箱步枪拉回，全连人都竖起耳朵，捕捉着有关这方面的消息。我也琢磨着自己能不能发上枪，总觉得很有点悬。除了出身不硬外，和连里的一帮锡林浩特知青关系也不好。他们都是沈指导员的红人，你得罪了这些人就等于得罪了指导员。

连里当时有4个山头。复员老战士是一个，锡林浩特知青是一个，北京知青是一个，天津知青是一个。但天津知青岁数都小，又是新来的，连里的各个位置还没他们的份儿。相比之下，复员老战士和锡林浩特知青都受重用，连队大大小小的官儿全是他们。

锡林浩特知青稳重，能吃苦，工作踏实，驯服听话，颇受指导员赏识。细细回想，我们七连的锡林浩特知青有几个共同特点。

一、对领导，他们是不管对错、正邪、善恶都靠拢，都服从，领导放个屁都是香的。

二、对挖肃，他们相当温和，又挖又不使劲挖，两边都不得罪，两边都留有个好印象，将来谁上台都能沾点好处。

三、为人，他们不习惯说自己心里最深处的话，你跟他接近一年，哪怕是跟他睡一被窝，也不知道他脑子里想的是什么。或许他说出来的话都是真的，可还有很多话憋在肚里不说。

比如配种站的郑捍东，一憨头憨脑的四眼儿。他向我指天发誓，一点也不想女的。我不相信。他表示敢向毛主席保证，从来就不想，而且这辈子也不打算结婚。说得那么虔诚，信誓旦旦，这就让我实在怀疑他表里不一，不诚实。他在配种站，整天看羊干那事，再晚熟，也不可能一点不受影响，除非他给劁了。

没兵团之前，北京知青在当地很牛，我们的出身、阅历、能力、素质确实非当地人所能比，场里头头儿对我们有点另眼相看，锡林浩特知青可能感觉到了这一点，自然不太舒服，现在兵团了，锡林浩特知青的稳重、踏实、实际、人缘都发挥了威力，受到重用，成了指导员的高参，我们却尝到了被冷遇的滋味。

顺便介绍一下几个典型的锡林浩特知青。

连部会计陆彬，宝昌人，和我岁数一样大，却比我稳重多了，小分头，络腮胡子。他寡言少语，喜欢文学，刚开始对我相当友好。但总觉得他是冲着母亲才对我好的。他浓浓的，黑油油的小分头和大胡子里深不可测，似乎每一根毛儿下面都隐藏着一分圆滑世故，故我始终跟他保持着距离。一次他来到我蒙古包，到了开饭时间，也没给他做饭，只熬了锅小米粥，把他气得够呛，他少不了在指导员面前说我坏话。

楚继业，连部文书，能说会道，知识渊博，脑子聪明，记性特好。你跟他辩论时，他能把你过去说的话全都翻出来，用你自己说的话攻击你自己，这一招儿相当厉害。对事物的分析，逻辑清楚，一针见血。在校时，曾是个造反派的小头头，醉心于当领导，善于在当权派中穿梭斡旋，可惜脸上有不少麻子，影响了他升官儿的道路。

郭北，宝昌的小县官儿出身。瘦长个儿，爱聊天，爱热闹，爱和人开些黄色玩笑，爱交际各种各样的人……有一双澄澈的大眼睛，看着你时，赤诚得像一头忠实的狗。他能当面对你很好很好，背地里却狠狠骂你。我一直很感激他，因为我一人在牧区生活时，对我热情又关心。可后来，发现他整个一两面派，汇报了我，还让我察觉不出来，认为他对自己很好。他表面上直爽，有股豪气，也能说瞎话，这一切的后面是精于对自己利益的权衡……特会跟领导搞关系，兵团一接管就当上了胶轮拖拉机司机，在不影响自己的利益下，能热情帮助别人干事。

小四川虽属于锡林浩特知青，其实没有文化，等于是四川农村的农民，到内蒙投奔他哥。这是个浑球儿，谁也看不起，谁也敢骂，自己瘦得像瘪三，还老爱跟人动手打架，挨了无数次揍，嘴头子还硬，关键是他有个哥哥在盟军分区当营长，使他耀武扬威，牛得不行。

我们北京知青爱提意见，不盲从，敢说敢干，锋芒毕露，跟锡林浩特知青的作风迥然不同。经过文化大革命的洗礼，我们对小地方人的那种敬畏权势，崇拜权势，阿谀权势，成天围着当官儿的转，很看不惯。你没事就往连部跑，泡在那儿干什么呢？除了天南地北地聊，肯定要谈连里的人，肯定要说自己不喜欢人的坏话。否则，若不向指导员提供有价值的情报，指导员能那么信任你们吗？

我不在乎谗言坏话，不在乎当班长排长，不在乎进不了那一帮常去连部人的小圈子，就希望能发我一支枪，能上战场，这是从童年就开始有的梦想。

可惜我这嘴皮子不顶劲，没法找指导员说说，把自己对枪的热爱，对保卫祖国的热情，向他倾诉倾诉。

你看看四周吧！……为了能得到枪，知青们都纷纷鬼鬼祟祟地找指导员央求。说是鬼鬼祟祟是因为不想让别人知道，怕别人也学会了这法子，增加了自己竞争的难度。

天津女知青李晓华晚上赖在指导员家不走，软磨硬蹭，嘻皮笑脸，非要指导员答应给她枪；

山顶送给指导员小孩一特大个的主席像章，通过指导员小孩，迂回地给指导员拍马屁，还替指导员刻了一老大图章——他有刻章技术；

雷厦将自己从北京带的治风湿性关节炎的药丸送给指导员，希望指导员高抬贵手，照顾一下，他出身不好，希望渺茫，格外卖力争取；

金刚以为就要打仗了，把自己带来的一些书给家里寄去，结果被恨他的人抓住，说他害怕了，苏修还没过来，就坚壁东西，准备逃跑……把他气得说不出话。马上写了血书，表示要战死在内蒙疆场，恳求授给他枪，要与苏修决一雌雄。

现在沈指导员那凶恶的外表，也觉得可以容忍，溜他、舔他都认了。指导员走出屋时，根本不用开门，早有知青腾地从后面蹿到前面，躬腰为他打开。男女战士们都千方百计地找机会跟指导员套近乎，谁都明白，连里指导员一人说了算，只要他点头，不愁发不上枪。

珍宝岛开战，中苏大战一触即发。身处祖国北疆，没有枪怎么保卫祖国？

在大战前夕，能被授枪，说明你忠诚可靠，特有光荣感，告诉父母、同学、朋友也风光，回想自文化革命以来，我为了搞枪，花了多少精力，付出了多少代价！却屡屡惨败，现在，战争乌云密布，无论如何不能错过这个机会。

我嘴巴太笨，说话直楚楚，毫不可爱；我的性格太个色，孤僻，欠柔和，对有权者俯首贴耳不了。怎么办呢？想来想去，没别的法子，只有写血书。听说志愿军战士为了申请战斗任务，有人敢把自己小手指给剁下去，献给领导。我虽还没有这么大决心，写个血书总能做到。

反正我们北京知青从没跟指导员发生过正面冲突，他不至于为我们和锡林浩特知青关系不好，而无缘无故地拒绝我们。

我钻进一刚盖好，还没人住的空房里，站在满是碎土坯的屋中间，用杀羊的电工刀给自己左手指头割了一刀，把血洒在事先写好的纸上：

敬爱的连党支部：

我噙着眼泪向领导恳求：请发给我一支枪吧！

从小到大，一直憧憬着枪，向往着枪，渴望为保卫祖国做一点事情。我千里迢迢，从北京来到内蒙就是为了保卫祖国，在未来反侵略战争中尽自己应尽的义务。我戴上眼镜视力是一点二，完全能胜任战斗的需要。

敬爱的连党支部，请优先考虑考虑我的请求。

林胡1969年11月x日

血书不长，纸上血迹斑斑。

我喜欢来内蒙，就是因为这里将是反苏修侵略战争的第一线。苏联的卫国战争诞生了多少可歌可泣的故事。我们中国的这场卫国战争也同样如此。在这样的一场大战中，我能参加，并有机会像董存瑞、黄继光般地表演一场，让自己有几段传奇战斗故事，可以跟同学们吹吹，那也不辜负自己这平庸的一生！我就怕自己一生无惊无险，跟芸芸众生般只知吃饭穿衣生孩子。

听文书讲全连为申请发枪写血书的有近三分之一，如雷厦、吴山顶等也都写了血书。

有些人，怕到时没有自己的份儿，脸面上难看，只好偷偷摸摸地写。年轻人血热，我们都希望在这个时刻，能用自己的热血感动指导员。这一片片血书，代表着一颗颗心。

复员兵们对此很是不理解。

马恩爱说：“站了三年岗，枪都摸出茧子，白给我都不要。”

王连富说：“都是吃饱了撑的，真要打仗了，不要也得要哩！哼，想跑都跑不了，还愁没枪？”

此时此刻，为了发到枪，我们又努力与锡林浩特知青缓和关系。隐藏起对他们的真实看法，硬着头皮跟他们打招呼、聊天、玩儿牌。北京捎来什么好吃的，也给他们吃……暗暗希望他们能在指导员面前少讲我们几句坏话，美言美言。

有枪是一种政治荣誉，不能不计较。

为了达到目的，多高傲的人都在指导员的权力下面深深地低下头。像雷厦，过去见了指导员没话说，现在见了指导员一脸堆笑。

在全连大会上，指导员终于宣布了一长串武装人员名单：……金刚是机枪第一弹药手；我是机枪第二弹药手；雷厦因为放连部马群，不发枪；山顶在炊事班工作，也没有给。

争了半天，献上了几滴热血，北京的男生却没一个人授枪。

不过，我当个机枪第二弹药手仍很高兴。打仗时，机枪是敌人瞄准的目标，是最危险的岗位。“上甘岭”电影里，战士们争着抢着打机枪，只好排队，死一个，上一个……当第十射手也能轮上仗打。这是敌人的眼中钉，肉中刺，打仗最容易死。

把我分配在这个位置，一点也不害怕。

在给母亲的一封信里，我很骄傲地通报，自己成了机枪第二副弹药手，神气十足。我们家里的所有孩子中，还没有一个是兵，现在我成了机枪弹药手，正经八百是个战士了！尽管给人扛弹药，在我们文人的家里也算是头一个。

锡林浩特知青好不喜气洋洋！他们没有一个人写血书，但很多都发了枪。

连里值班排就是一排（男生排）。班长是55式冲锋枪，战士是7.62（当时半自动还不普遍，连里全是苏制的7.62旧枪）都放在自己宿舍里。我们望着有枪的人，忙着到团部照相，给家寄，整天拆了装，装了卸地鼓捣……无比羡慕。

平时不发子弹，只有夜晚上哨时，才给三发。我们没枪的虽享受不了发枪的荣誉和战斗力，却不能躲避夜里站岗，全都排了班，跟有枪的一块上哨。

等最紧张的一个月过去后，中苏也没有真的打仗，紧张兴奋的心开始松弛。隐隐感觉这次发枪反映了指导员对我们北京的态度……忧谗畏讥，心情开始沉重。

出身有问题的人，就配背弹药？出身呀，出身呀，真是厉害！

锡林浩特知青都出身好。

在我离开北京到内蒙的时刻，正是父母处境最不好的时候。据说父亲有叛徒嫌疑，母亲可能是假党员，整天被迫交待问题，让我一想起来心就烦。

但眼红也没用，不必悲观，我们出身虽有问题，但我们有品格，有骨气，鄙视拍马屁，瞧不起整天围着当官儿的溜须。

只好以此自我安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