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底的某天，一位清瘦的老同志来到301医院病房看望母亲。她手捧一束鲜花，使病房充满温馨芳香。这就是母亲慕名已久的王观澜同志的夫人徐明清大姐。
王观澜是一位资格很老的同志，他1925年加入共青团，次年转入共产党。1927年党组织派他到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其间与王明政见不同，受到打击。回国后，1931年11月毛泽东当选为中华苏维埃政府主席时，指派王观澜筹备和主编中华苏维埃政府机关报《红色中华》，该报同时也是新闻社。因此王观澜也是我国国家通讯社新华社前身的创始人和第一任社长。
那段时间，王观澜住在毛主席隔壁，他们经常促膝交谈。当时毛主席也被排斥，两人都对王明左倾路线不满，很有共同语言，结为患难之交。
后来王观澜受王明一伙人打击，被开除党籍，撤销了职务。经毛主席多次催促，直到1934年才恢复了党籍。
长征期间，王观澜染上痢疾，极度虚弱，提着裤子行军。在最为困难时刻，碰上了毛主席。毛送给了他一双从江西带来的新布鞋，鼓励他跟上队伍。以后，王观澜常说，我的脚和主席一般大，长征时我穿上他送的鞋子，像坐上飞机一样，走路特别轻快。
到延安后，王观澜担任了陕甘宁边区党委副书记。王明、康生又诬陷他在莫斯科学习时有“托派嫌疑”。但毛主席明确表示：王观澜同志经过了我十年的亲自考验，这个同志如果不是好同志，我们党内就没有好同志了。
王观澜这才过了关。
1937年底王观澜与徐明清结婚时，毛泽东、张闻天、李富春、蔡畅等都到场祝贺。次年11月20日，毛主席与江青结婚，王观澜夫妇也应邀参加了婚宴。
1941年王观澜十二指肠溃疡严重，神经紊乱，彻夜难眠。毛主席在傅连暲的陪同下步行五六里山路来中央医院看望，还送给了王观澜同志一只热水袋，不久，又派警卫员送来了一幅题词：
既来之，则安之，自己完全不着急，让体内慢慢生长抵抗力和它做斗争，直至最后战而胜之，这是对付慢性病的方法……
主席想到王观澜肠胃不好，又把自己烤食物用的铁夹子送给他。
王观澜长期受王明打压，心情不舒畅。毛主席在一次中央会议上还特地号召到会的同志们都去医院看看观澜，并提醒大家不要同时去，以免把观澜同志搞累了。
王观澜资格这么老，毛主席对他又这么关心，可解放后职务却始终没有提升。什么原因呢？
据说他一贯右倾。
长征时，他曾负责审查过肃反对象，有些等待杀头的人，经他审理后，都给释放了。
1957年反右时，王观澜是中央农村工作部副部长，部长是邓子恢，王观澜分工负责反右。当时很多单位不管有没有，都宁多勿少，按百分比揪右派。如农业部就揪出了140多个右派，观澜同志却坚持实事求是，结果全农村工作部只定了一个“右派”，相当扎眼，从此被上面认为严重右倾。
三年困难时期，面对农民大批死亡，观澜同志心如刀割，曾向爱人徐明清说，想给主席写一封信反映。徐明清坚决支持他的想法。于是，王观澜就在1961年1月25日以爱人的名义，给主席写了一封信，抒发了自己思想上的苦闷。信中说：
最近一段时间，我翻来覆去睡不着觉，精神苦闷，一些字义、概念都模糊了：左和右、真和假、是和非、快和慢、好和坏、内和外、敌和我、公和私、上和下、大和小、进和退、黑和白……广西（饿死人）二三千，震动那么大，如果二三万、二三十万、二三百万，或者数更大，面积更广，又将怎样呢？浮夸是害人之本，欺骗是万恶之源。主席处世英明，处处争取主动。我的海燕已经闭经四个多月了，李讷怎样？李讷应改为毛讷了吧？
广西二三千，是指饿死人数。他一针见血指出当时饿死问题的严重和浮夸、欺骗的根源。“改为毛讷”这句话，是暗示主席要采纳不同意见。王观澜写好信后把孩子们叫来，说明为什么要写这封信：我是党员，豁出去了，最多丢官，你们要做好准备，也许我要回家去种地，但不要害怕。
提心吊胆几天后，毛主席来电话说信收到了，没有批评，这才放下了心。
1962年北戴河会议期间，主席严厉批判了邓子恢搞包产到户的错误，很多老干部都纷纷在大会上发言，揭批邓子恢。但王观澜却始终保持沉默。他认为邓老的意见就是毛主席最早的意见，只不过老人家自己后来变了。王观澜的这一态度，让毛主席很失望，后在大会上不点名批评了他：有人解放后，整天吃饭、拉屎、睡大觉，就是不干工作……
面对越来越左的政策，王观澜夫妇非常痛苦。他们本可以紧跟主席，良知却让他们跟不上了，落后了，与主席距离远了。他们对党内很多受批判的同志充满同情，他们虽然能通天，却不趋附极左政策。
徐明清是个重亲情，不重做官的人。早在延安时，有些女同志为了革命工作，不大讲亲情。如关××同志的爱人，让她照顾丈夫，她说：我是来革命的，不是来照顾病人的。后来关××同志早早病死。而徐明清当时是陕甘宁边区的妇联主任，当党组织上让她照顾王观澜时，她二话没说，马上就交了官，回家伺候丈夫。
毛主席写给王观澜那一段对待疾病的题词，解放后公开发表，一时间家喻户晓。王观澜也全国闻名。这段话，鼓舞了无数疾病缠身的人，其中也包括母亲。
可惜的是母亲没有机会见到王观澜，他1982年就去世了，却在301医院意外地见到了他的夫人──徐明清大姐。母亲非常高兴，与大姐亲切地聊了起来。
明清大姐不由自主讲起了自己的坎坷遭遇。
徐明清1926年参加了共产主义青年团，1929年转为中共党员，那时名叫徐一冰。1932年陶行知先生在上海创办了“晨更工学团”，21岁的徐明清负责起“晨更”的校务兼党的地下领导。她把这所学校办成了党在白区的一个秘密据点。
1933年夏，从青岛抵达上海的江青，经田汉先生的弟弟田源介绍，来到位于上海市郊的“晨更工学团”工作。那时江青已加入了共青团，是个追求进步的青年。她在徐明清的直接领导下工作、学习。如同明清一生中结识过的许多革命青年一样，江青那时的工作表现还不错，不像后来那么坏。
可是人世苍茫，谁曾料到，徐明清的暮年，却由此获罪。
1937年7月江青到达西安，找到了正在西安负责党的妇女工作的徐明清，提出了去延安的要求，自然受到了徐明清的欢迎。不过她还是谨慎地询问了江青的详细情况，得知她没有正式的组织介绍信，就让她去找西安的八路军办事处，由办事处决定。
其后，邓颖超同志得知此情况，专门找江青进行了了解，看了江青所演的一些电影和戏剧的照片集，确实比较进步。后经博古同志批准，同年8月，江青才和其他青年一道乘八路军办事处的卡车去了延安。
文革中，徐明清因为历史上曾经被捕，在1972年和1975年两次被原农林部核心党组定为叛徒，并开除党籍。对此处理，徐明清多次向上级表示不能接受，但单位却认为她不老实，反而对她进行残酷斗争。在这种情况下，她想到江青现在是中央政治局委员，有影响力，对自己被捕的情况了解，就给江青写信，请她出面证明自己不是叛徒。前后共写了3封，均是类似内容，但都没有回音。
“四人帮”倒台后，文革中被整得灰头土脸的徐明清也欢欣鼓舞，然而祸从天降。中央专案组的人查阅档案，发现徐明清曾是江青的领导，两人有过来往，就通过公安部找到徐明清，让她揭发江青。那时，一个副部长带着一个书记员，天天乘灰色的吉姆车来王观澜家，一谈一上午，连口水也不喝。他们要求徐明清站在党的立场上，揭发江青的历史问题。但徐明清一点也不了解江青这方面的问题，无法做出这样的揭发。她觉得对任何人包括坏人都要实事求是，自己不知道的不能乱说，不能造谣夸大。
于是公安部门以“帮助江青混入革命队伍，给江青写过信，包庇江青”的罪名把她正式逮捕，关进秦城监狱。
由于在西安任妇女工委书记时，把江青介绍给八路军办事处；在延安时，曾给组织上写过证明江青思想比较进步的材料；文革中又给江青写了3封信。1977年3月6日中共中央10号文件点名批判她说：
1933年秋，江青在上海晨更工学团当教员时，就与当时晨更的负责人徐明清关系非常密切，后来两人先后被捕，自首叛变。她们1937年混入延安前就订立攻守同盟，长期相互包庇……同年10月，她隐瞒了自首叛变的历史，由徐明清出面作假证明，钻进党内。
这一段话，完全不是事实。历史上，江青并不是从一开始就这么坏，否则毛主席也不会娶她为妻。徐明清1937年给江青写的证明材料，与其他同志的证明材料都相吻合。当时的中组部也认为是真实可信的。
党中央很快就发现了这个问题。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后，胡耀邦同志在给最高检察院讲话中说：“四人帮”被粉碎两年了，我们还搞左的那一套，还乱抓人，现在要赶快放人，并一口气说了二十几个人的名字，其中就有徐明清。
徐明清释放之后，经中组部批准，1980年3月10日她原在单位农业部为其平反，摘掉了“叛徒”帽子。但她与江青的关系问题，还没有完全澄清。1981年9月1日中央书记处专门讨论，认定徐明清同志没有包庇江青，要给徐明清彻底平反。
1982年1月，王观澜同志去世前，胡耀邦总书记亲自到医院看望半昏迷状态的观澜同志，并对徐明清说：不要难过，这几年你受苦了！
徐明清与耀邦同志紧紧握手，哽咽得说不出话。耀邦又安慰道：“这事过去了！过去了！你要保重！”
谁曾想到，这事并没有过去，有人还在书中恶意丑化徐明清。
早在1980年12月，一位女士以笔名写的《江青野史》在香港出版，书中把徐明清说成是江青的死党。1987年作者以大同小异的内容又在香港出版了《江青秘传》。1988年7月北京东方出版社出版了《女皇梦——江青外传》，这一次作者署了真名。紧接着，1988年10月，该作者所著的同样内容的《无冕女皇》又被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出版。
江青作为毛泽东的夫人，是个人人皆知的神秘人物，且又当过电影明星，因此有关她的纪实文学，出版后自然成为畅销书。所以该书作者才能反复出版关于江青的这部书稿。但此后她出的书中仍把徐明清写成了二号反面人物。继续说是徐明清把江青介绍到延安，为江青写假证明，帮她混入党内……
由于1977年中央10号文件的错误，该作者第一次所写的《江青野史》尚情有可原。可是当1982年7月7日，中央组织部已发出了“徐明清没有包庇江青的问题”的红头文件后，这位作者却接连出了3本有关江青的纪实文学，换汤不换药，不管把徐明清的名字改为“徐一冰”也好，“朋友”也好，“熟人”也好，其与江青勾结、狼狈为奸的内容并无改变。依然还用两人“亲如姐妹，一丘之貉”这样的语言，甚至还对徐明清进行人身攻击。说什么“论她的长相，的确没有什么可爱的地方，不单个子矮，风度不佳，满脸都是麻雀蛋……”
这些书继续广泛流传于海内外，其有关徐明清的描述，曾被一些文章所引用，弄得徐明清不明不清，臭名远扬。
因为该书作者是位老同志的夫人，她所著的书自然有权威性，影响极大，结果严重丑化了徐明清同志的公众形象。尽管该作者在延安时也认识王观澜夫妇，私人之间并无矛盾。
其实，该作者当年跟江青的关系也相当不错，还经常模仿江青的衣著和发型，能说她是江青的死党吗？
一身清白的徐明清无法忍受这种诬陷。自1981年3月她读到《江青野史》中有关她的描写后，便开始了先向组织，后向法院进行的申诉。70岁的她用颤抖的手，悲愤地写道：
1980年12月×××用笔名在香港出版《江青野史》一书，利用“文革”中及“四人帮”倒台后对我迫害的材料，不顾事实真相，捏造情节，在该书中有7段文字指名道姓地对我侮辱诽谤。经我向中央申诉后，×所在单位党组织曾对她批评教育；……中共中央整党指导委员会的伍修权同志当面对她严肃批评……但她始终没有公开声明，更正、承认错误，因而使许多不知史实的人以此为据发表文章，继续扩大影响。更为严重的是，1987年7月×××又在香港晨星出版社出版《江青秘史》一书，该书以《江青野史》同样的内容情节照登，只是以带括弧引号的“朋友”取代我的名字继续捏造历史……
在1984年1月25日的春节茶话会上，薄一波受党中央和邓小平委托，向老同志问候时，特别提及了15位1927年以前参加革命的老大姐，其中就有徐明清。尽管如此，那位作者却置之不理，当1988年又出版了两本有关江青的书时，徐明清的恶名仍留在书中，徐明清没有办法，只好向法院提起诉讼。
然而法院却认为党员的问题应由党组织解决，迟迟不予受理。
明清大姐向母亲讲述了自己的遭遇后，母亲的心情非常沉重。打倒“四人帮”后，我们的司法建设取得很大进展。可是对一位受到如此污蔑和伤害的老革命，我们的法院却为什么不能挺身而出，进行保护呢？
与明清分手后，一连几天，母亲脑中总是徘徊着这件事。不仅为明清大姐晚年的不幸遭遇，更为我国法制建设的不足而沉痛。她忧伤、感慨、甚至愤懑。难道高干夫人就可以肆意污损别人清白，而免受法律追究吗？
母亲利用住院期间，详细看了明清送来的材料。阅毕，心里七上八下，难以平静。名誉屡屡受到诬蔑的明清大姐实在太不幸了！
1987年3月26日中央有关管理部门明确指出：报刊、书籍、资料中，不要再引用中央10号文件有关徐明清的历史材料。可那位作者却无视这个现实，不把错写的部分删去或改正，只把名字稍加变动，继续再三出版。
鉴于该作者一连出了4本有关江青的书，也一连4次把徐明清当成反面人物写进书里，肆意往一位老同志头上泼脏水，年近八旬的徐明清为维护自己的名誉权，才不得不向法院提起诉讼。
1990年3月北京市中级法院裁定：
“原告徐明清诉被告×××侵害名誉权纠纷一案，经本院审查认为，原状诉争之内容，已由有关部门处理，原告对原处理持有异议，应向有关部门申请解决……驳回原告徐明清的起诉。”
有关部门确实处理过，如中组部办公厅下发了关于“徐明清没有包庇江青问题”的文件，可是这些党内决定，广大党外群众并不知道。被告也不曾向徐明清赔礼道歉。法院仅仅向明清口头上宣读了一下被告检查信的大致内容：
一、以责任心出发接受（意见）。
二、过去没有恩怨，现在表示友好。
三、原著是依照文件（而写）。
四、我已按新文件（精神）照办，无抵触，请徐原谅。
而该作者的4本书在此检查之后，仍继续在海内外发行。这样的内部检查，怎么能够为徐明清恢复名誉呢？徐明清理所当然不服法院的宣判，又向市高级法院上诉，她在诉状中说：“我要求通过法律使×××侵害我名誉权的问题得以解决，判令×××发表公开声明，纠正错误，在社会上为我恢复名誉，消除恶劣影响。”
她没有提出精神赔偿问题，她打这官司不图一分钱，只是要对方认个错。
结果，二审依然被驳回。理由是：徐明清和×××都是共产党员，党组织既然已对×××进行过批评，也就是组织上已予以解决，无须再由法律机关介入。
母亲很是不解：中国的民事诉讼法中，有哪一条规定说不审理党员之间的民事纠纷呢？难道法院只管非党群众之间的民事纠纷吗？过去不是也有很多党员之间打过民事官司吗？
我们的老党员徐明清同志的名誉权为什么得不到法律的保护呢?
想到这里，母亲心里有说不出的难过和压抑。法院是否因为对方是高干夫人才不予受理？人们极易这样想，也不能不这样想。
换了普通人出书，这么恣意糟蹋别人的名誉，法院能不受理吗？为何对高干夫人就不敢触动？古人都知道“法不阿贵”，“法行于贱而屈于贵，天下将不服”啊！
徐明清1911年出生，现已80岁还得打这场官司。让她痛心的是自己写的文章，国内很多报刊竟然都不予刊登，无非是对方的特殊身份。
母亲得悉了徐明清的处境后，决心写文章替她喊一嗓子。她与徐明清原本不认识，仅仅两家的孩子是同学。但当明清大姐向她倾诉了自己的遭遇后，母亲愤然。她想即使毛主席的夫人，犯了错，都要处理，你怎么就可以为所欲为，随便诬蔑人？
母亲全力以赴，奋笔疾书，于1991年初写了一篇《我为明清辩清白》一文。
母亲说，不平则鸣，自己已耄耋老矣，也该无所畏惧了。
果不其然，北京的各家刊物都不予登母亲的这篇文章。母亲只好托朋友吴康民在香港发，开始竟也碰了钉子，但经过母亲的多方联系，最终还是在《繁荣文摘》上发了。可国内却迟迟发不出来。
为能发表它，母亲没少费力气。内地各大城市的刊物都对该文望而生畏，害怕出事，不敢登。一时间，大名鼎鼎的母亲怎么也找不到敢发表它的地方。她那时已经79岁了，白发苍苍，还要费口舌，四处找关系求人。
文稿漂泊了2年之久，到1993年5月才终于在海南岛上的一个很少人知道的杂志《特区法制》上发表。为了徐明清的这个案子，姐姐徐然也与母亲并肩作战，撰写文章，四处奔走。
其实，很多老同志都对那位高干夫人写的书有看法。帅孟奇就曾对张闻天夫人刘英说过：×××怎么写起江青来了？
刘英也有同感。曾多次对徐明清说：×××那几本书在海内外造成了坏影响，应当写点文章，把你的情况说一说，这不仅是为了你的清白，更是为历史的真面目。刘英还为徐明清的回忆录题了词。萧克同志则抱病为回忆录题写了书名《明清岁月》。
甚至连那位高干夫人的亲姐姐，另一位老同志的夫人，也对自己的妹妹有看法，因为她写的很多内容与事实不符。
人们都是热爱正义的。
……
写到此，我不禁感叹：老战士徐明清真是实事求是的典范。她坚持说真话，不跟风。即使在监狱里，哪怕是对人人痛恨的江青也实事求是，不夸大，不编造，表现出了极其难得，极其少见的高贵品格。
而母亲则鲜明地站在年老病弱，多年受压的明清大姐一边。为老大姐写文章洗刷清白，她干得漂亮，干得正义。
母亲少年时，曾苦学武术，幻想当侠客四处行侠仗义，打抱不平。六七十年过去，她这一本性仍旧未改，继为刘亚光鸣不平尽管站不住脚后，又为明清大姐拔刀相助。
这个时候，距离她的生命终点还有两年零7个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