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途公共汽车在荒芜的山路上爬行，我把额头搁在前座的靠背上。这辆车很象是五十年代的解放牌卡车改装的，引擎里的汽缸活塞已经很松了。在爬坡的时候，车身抖动得很厉害，特别是叶子板的响声，使人想起打摆子的老人。我真怕它会突然抛描。座椅很低，腿窝得很难受。三天火车，中转了两次，又紧接着四天长途汽车，据说这是最后一天了。再要不到，我的腿就非断不可了。我从椅背上抬起头，看看车上的旅伴们，一个个都在昏睡，东倒西歪的。高原上初夏的太阳把车顶晒得象蒸笼盖。少数民族都穿得很厚，显得更热。彝族女人那又长又大的百褶裙，藏族汉子的皮楚巴。想到这儿，忽然意识到：我已经远在中国的西南边陲了！我是怎么来的呢？出狱，出狱之后……失去了的蜗牛壳……八碗馄饨和八个烧饼……和老桂头的街头相遇……狱外鼾睡的第一夜……之后就是做了一次为期一个月的周密调查，掌握了谢莉在“文革”中的全部活动。向她摊牌，官了还是私了？她问：
“官了怎么说？私了怎么讲？”
“官了就是把你的材料全部上交‘清查办’。私了就很简单了，你只要交出结婚证——实际上也是一份伪证，本身就是非法的。”
这个女人考虑了一天一夜，交出了结婚证。我当着老桂头的面，一火而焚之。谢莉老老实实卷了行李卷退出。‘桂寓”。撵走了睡在老桂头身边的一只母老虎，使他得以继续活下去。这一斗争的胜利，使我多少有了点自信。找到美术学院党委，要求平反、补偿损失、分配工作。学院党委清查的结果认为：坐牢是冤枉，但从没定过案，所以也无案可翻。十年动乱，有严重损失的人何止千千万万，希望你能识大体、顾大局，体谅党和国家的困难。分配工作是学校分内的事，虽然没完成学业，可以发给文凭。分配去向还可以由本人提出，由学校加以考虑，尽可能给予照顾。只是留在北京、上海这两个大城市有困难，因为户口进北京、上海的权限掌握在很高的机关手里。真有意思，等我真心实意的要求提出来，他们反而以为我精神上有毛病。——我要去的地方，越远越好，越原始越好！顶好还处于史前状态！
“你大概是说气话吧？”
“我很心平气和。”
“是不是你在受委屈的时候受了刺激……”
“我没疯！可以请精神病科医生检查。”
“如果我们按你的意见办了，你很可能会说我们是对你在进行新的迫害。”
“我可以立下字据……”
“你会后悔的……”
“我如果要后悔也已经晚了，我这个人似乎就不应该出世。”
“不是这么说，我们希望你能慎重考虑考虑……”
“我已经考虑过十年了！有人说这十年白过了，我不这么看。吃一堑长一智，吃了那么多堑，还能不增长点智慧？！我决定了！”
“这么说，你这是理智的决定？”
“您说对了，即使您让我做一个感情的决定，我也办不到，因为我的感情已经枯竭了。”
很顺利，在中国，下比上容易得多，就象小河淌水那么容易。全都是天天向上的人，象我这样自甘下流的人已经绝迹了。所以我一路上使所有经办官员们和旅伴们感到惊奇和不能理解。其实，这是很容易理解的。热闹得不耐烦的时候就想到清静；一直都在翻跟头就盼着能头上脚下地站着；被火烤得发焦的时候就要往雪地上滚。我并不是一个怪人，我是一个极为正常的凡夫俗子。
车窗外巍峨的山峰已经变成剪影了，只有一小块太阳从山缝里向东投射出一般朦胧的红光。汽车好象心脏衰竭的人一样慢慢歪斜地停住不动了。所有的乘客都争先恐后地下去了。我没有动。先让他们全下去。这样，我就显得突出了。听说县里有人来接我。我先用嘴从下而上地吹了一下自己的鼻子，把落在我鼻子和眉毛上妨碍我见闻的灰尘吹去，再提起草帽和一个小行李卷走下汽车。旅伴们都被亲热而喧哗的亲友们接走了。车站广场空荡荡的，我环顾了一下我将要在这里生活下去的世界。这个世界大概也看见了我。我在这个世界的眼睛里是个什么样子呢？所谓城大概就是眼前这十字交叉的两条街道，疏落而昏沉的灯火暗示出城的规模。天空还很高，我原以为到了这儿，星星会大些。结果，差不多，可能亮一些。没人来接我？！没人接也不要紧，反正我的东西不多，城不大，可以去找。
“你叫梁锐吧？”我面前忽然出现一个戴旧军帽的人，好象是从地底下钻出来的，个子不高，象个小干部。
“是的，你……？”
“我是县文化馆馆长罗仁。”他没伸出手来和我握手，也没帮我拿行李。“跟我来。”
我跟着这位馆长向城的方向走去。这位馆长是个沉默寡言的人。进入城区，我发现城也是个沉默寡言的城，城里人睡得很早，只有十字路口还有一盏小桅灯亮着。一个老太婆蹲在地上卖汤米线。
我们在挂着县文化馆的牌子的门前停下来，大门是一位乡下泥水匠从画报上得到的启发，修了一个仿欧式。馆长摸索出钥匙来把门打开，一个铺了三合土的院子。他推开一间西耳房，拉着电灯，灯光很暗，而且不住地发抖，大概是发电机在发抖。其实这只是半间房，另外半间用土坯隔了去。半间房大概只有七平米，两条长凳上架了一块不平整的铺板。铺板上堆着几个残缺不全的乐器，有锣，有鼓，有断了弦的二胡。地上还有一只没有盖的破木箱，木箱里似乎还堆着几面旧锦旗。只有一样是崭新的，那就是一张画像：华国锋的彩色的很富态的脸。临窗处还有一张无屉桌。
他让我坐，我实在不知道坐在哪儿。他觉察到了我的疑问，用胳膊肘一拂，铺板上那些带响的杂物都大声歌唱着滚到地上去了。看样子它们很高兴，因为它们难得有一次显示自己存在的机会。我把草帽、行李卷和自己的屁股放在铺板上。他自己则坐在没有盖的木箱沿上。
“饿不？”他关心地问我。
“饿过头了……”
“这会儿找不到吃的，也找不到开水，店铺的门也都关了。”
“不渴。”我舔了舔干裂的嘴唇。
他是不敢再问什么了呢？还是他本来就无话好说，足足有五分钟的沉默，他才从口袋里掏出一包揉皱了的香烟。
“请抽烟。”
“不会，曾经想抽来着，怎么也不行……”
他自己往自己嘴里塞了一根香烟。
“你学过画画？”
“只能说学过，后来就闹文化大革命……”
“听说你……”我知道他想说什么。
“我坐过牢。”
“我知道，我看过你的档案。那是很不应该的。可你为什么后来……？”我当然知道他想说什么。
“我是自己要求到你们县来的。”
“啊！”他含意不明地瞄了我一眼。
“我来之前还特别在图书馆看了很多有关这里的书。”
“我们这儿是个穷困落后的地方。”
“这我知道，无论多么穷困落后，都比先进科学的监狱要好得多。”
“那当然。”
“据文字记载，这儿过去有一个女儿国……”我也可能是没话找话。
“不是过去，摩梭人现在还过着母系大家庭的生活。”
“现在？”
“是，在芦沽湖，离这儿还很远……”
“啊！”
“休息吧，我们文化馆就是这条件。你的工作县里还在研究，先住下再说。明儿早晨县府食堂七点开饭。我们这儿的七点，天还很黑。”说罢他就转身出去了。他走之后我给自己出了个算术题：七平米等于十平米的五分之一的几倍？我还列了一个算式：7÷（10÷5）＝3.5。做完这道题之后，就非常愉快地睡着了。
早晨，窗户被敲得很响我才醒转过来，天似乎还没亮。罗馆长从窗外把窗门推开，给我送来了一副碗筷。他怀里还抱着一个铝锅子。
“该去打饭了，晚了就打不到了。第一次打饭，我还得带你去买饭菜票。”
我接过碗筷，很自然就想到，这一点反而不如狱中简便。在狱中给什么吃什么，既不多给，也不会剩，既没肉，也没鱼，所以既无需牙签，也不要担心喉咙卡了刺。现在还得自己买饭菜票，每顿饭都得计算着吃，十分麻烦。不过比起那些经常参加宴会的人来，怕仍然属于简便的。我爬起来往床下一滚就站起来了，一下地，双脚就很自然地落在鞋上，拿起碗筷就走到院子里了。全过程只用了三秒钟。
“穿好了？”馆长问我。
“我没脱。”
“不洗把脸？”他指着院子角落里的一个水嘴子。
“呃……”我放水用手捧着往脸上洗了两把，用袖子一抹，又是一个三秒。
这个对我不苟言笑的馆长的险上隐隐现出了一丝微笑。
馆长带我向许多有关人员说明我的来历，拿文件让他们过目并同时验明我的正身。买到饭菜票之后再跟着他排了三个队，买了一碗稀饭，两块苕，一撮咸菜。馆长刚要告诉我，让我慢慢吃，他要把饭拿回去喂他的一个老婆、两个孩子。不想，我碗里满满一大碗稀饭和两块苕、一撮咸莱在众目睽睽之下一眨眼就没了，又是一个三秒。
“你真行！”他好象对我的快很满意。“今天不会有什么事，你可以参观参观市容。”
“好！”我很愉快的接受了他的建议。
回到文化馆，洗了碗筷，再补了一次饭前没来得及刷牙的工序，就上街了。全城主要只有两条十字交叉的街道，另有几条小巷。中速步行，第一遍只用了十分钟。（顺便补充一句：和老桂头分手的时候，他送了我一块时下很时兴、价钱也很贵的电子表。这对于一个力图简便的我来说，实在是一个非常合适的馈赠。）对城的印象是：麻雀虽小，五脏俱全。一切应该有的，都有了。县革委会，中共县委会，团委会，工会，妇女联合会，文教局，建工局，公安局，检察院，法院，第一监狱，第二监狱，看守所，加油站，公路局，手管局，林业局，卫生局，劳动局，税务局，人民银行，邮电局，影剧院，餐馆，长途汽车站，气象站，消防队，农科所……我数了一下挂在各自门前的牌子，一共有一百七十二块。除了几个小食摊；香烟摊和剃头挑子以外，我不知道城里还有没有不吃公家饭的人。这大概就是社会主义国有化的特征吧！第二次参观是慢动作，花了两个小时零六分，算是把每一个大门都研究过了。它们的形式、格局、位置，它们之间的距离……等等，就象是一个侦察兵应当做的那样，心里有了一个详图。中午就在全城最大的一个叫“四新”的餐馆进餐，吃了两碗很辣很红的汤粉，出了一身汗。信步出城，在城的边沿就是一座杉树林，溪水迎着我踏歌而来。溪水边搭着几个赶马藏人的小牛毛帐篷。他们正围着一堆堆的篝火在歇脚。两个藏族姑娘趴在地上，头对着头说悄悄话，长辫子从头上一直拖到屁股上。一个挂着大护身银盒的老头，坐在山坡下，不断地摇着手里的转经棒，默诵着佛陀的名字。他们的骡马散放在林中水边，自由自在地啃着青草。林中的社鹃花象一蓬一蓬的野火在燃烧。啊！我不就是为了这样古朴的境界，才不远万里而来吗！我走到那一对藏族姑娘的篝火边，我向她们点点头。她们之中的一个向我调皮地挤了一下眼睛。我冒昧地坐在她们面前，她们连忙坐起来，先扔给我一个马背垫，让我坐在垫子上，再用一只大铜壶给我向木碗里倒了一碗可可色的液体，让我喝。她们都很美，高高的鼻梁，大眼睛，象姐妹俩。我尝了一小口，觉得有一股子说不出的怪味，我皱了一下鼻子，她们一起笑起来，向坐在山坡下念佛的老头诉说着什么。我猜想她们一定是在描述我喝这种热饮料的怪样子。
“酥油茶……酥油茶……”那个小一些的姑娘指着木碗对我结结巴巴地说汉话：“好喝……好喝……”
酥油茶这三个字我还是听说过的，原来这就是酥油茶！但我不能承认它是好喝的。
那个大一些的姑娘把木碗捧起来要来喂我，我用手接过来。她说：
“多多地喝……多多地喝就……好喝了……”
我又喝了一小口，又喝了一小口，发现不象第一口那么难闻，留在嘴里的余味中还有点香甜。接着，我闭着眼睛喝了一大口。两个姑娘欢快地笑了，笑得在地上打滚。笑够了爬起来又把我的木碗添得满满的。我把身子靠在一个马驮架上，看着这二位热情的女主人。她俩为我能这样快就适应了酥油茶而感到兴奋。其实她们哪里知道，我曾经不得不适应监狱里那连猪都不会闻一闻的食物，后来甚至把那些不能称为食物的食物做为日日盼、时时盼的珍馐美味。她俩又在说悄悄话了，显然是在议论我。她们应该知道，她们即使是大声说，我也听不懂。后来，她们又拿出一个小羊皮口袋来，往碗里倒出一些很香的炒稞麦粉来，用手和着酥油茶，捏成团让我吃。我也没想到，这种看起来很难看的食物竟引起了我的强烈的食欲，一口气喝了十几碗酥油茶，同时把她们那一小袋炒稞麦粉吃掉了一半。我越吃喝得有味，她们越高兴。她们俩忙着又烧了一壶茶灌进一个竹筒里，加上酥油和少许盐，用一根特制的木棍在竹筒里用劲抽打，一直把茶和油搅拌得失去了茶和油的样子，变成另一种可可色的液体。由于她们轮流使劲，又笑又说，而且都穿得那么厚，她们的脸红得象烧起来似的。一股很浓的藏族女孩子特别的汗热味弥漫在我四周的空气里。就象喝酥油茶一样，乍一开始很难接受，很快就习惯了，到后来，我甚至用鼻子去找那种给人以懒洋洋的感觉的汗热味，有点酸，也有点酥油香。我很想就躺在这篝火边睡一觉，但眼睛必须睁着，看着她们。我喜欢看她们。可能是她们发现了我的倦意，互相交换了一个目光，从一个大牛皮口袋里掏出一个瘪了的军用水壶，水壶盖一打开我就闻见了酒味。她们把军用水壶递给我，我已经不想客气地拒绝她们了。我喝了一口，姐姐接过去喝一口，再递给妹妹喝一口，妹妹又递给我。我们就这样一圈一圈地喝下去。这是一种很好入喉的青稞酒。我们没有对话，只有酒的传递，只有笑的应对，只有快速的目光的交流……喝着喝着，意识里的倦意在上升，我竭力睁着眼睛。我希望别拒绝她们递给我的军用水壶，也别拒绝她们给予我的脸庞的美丽，眼睛的深情，嘴角的戏谑和手的丰富的含意。最先是我的手接不住那壶了，她们先用手捉住我不听话的手，再把壶交给我。渐渐我的手指握不住壶了，壶落在地上。但我坚持不闭上眼睛，可是我睁着的眼睛所看到的景象很快就模糊了，象抽象派的画。最后，我什么也不知道了。
当我醒来的时候，最先进入我的知觉里的，是她们姐妹俩的哗笑，然后才是一种过于温暖的感觉。我睁开眼睛坐起来，发现身上盖了一件很厚的羊皮，篝火更旺了。老头也坐到篝火边来了，仍然在念佛，当他见我醒来的时候，暂时离开佛向两姐妹说了一句话。两姐妹给我倒了一碗热酥油茶。我竟然会不好意思，木呐呐地说：
“很对不起，醉了……醉了！谢谢！我该走了，天黑了！”
姐姐说：
“喝茶！”
妹妹说了一句幽默的汉话。
“不是醉了……是睡了。”说罢两姐妹又是一阵大笑。
我喝了一口热酥油茶就站起来了，但这时我才发现离开篝火三公尺，整个天地都是漆黑的，分不清东南西北。
两姐妹把我扶起来，我意识到这是我出狱后第一次和女性靠得这么近。妹妹牵着我的右手走到路上，姐姐扶着我的左手，一出林子，小城的灯火就闪亮了。
“我知道怎么走了……”
“我们……送你……”
“不了！”我到底还是个爷们儿。“谢谢！”
“送你到家……”
“不了！”送我到家，我有家吗？那半间房子算是家吗？“谢谢！”我坚决向这对不知姓名的藏族姑娘告别了。而且，当着她们的面跑了几步，似乎是告诉她们：我是清醒的。
在路上迎着清凉的夜凤，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愉快。愉快来自对自身的信念和判断的肯定。在这里看到了最单纯的人，没有任何交换，只有人的本性和情感的交流。她们没问我是谁，我的名字、职业、受到的教育和政治倾向，我也没问她们。她们绝不知道我曾经走过那么曲折遥远而可怕的路，也不知道我是个不久前才出狱的劳改释放犯。我们没有谈世界大事、国家大事、政治观点和任何社会新闻、家庭琐事、哲学观念、人生体验。因为我们之间的语言不相通，简单的语句只能说明喝、吃，以及高兴、喜欢。我就象一只和她们不同类的鸟，偶然飞到她们的窝边叫一阵、啄一阵，然后又飞开了。她们将随着那老头——可能是她们的爷爷，赶着马帮运货到内地，或者去西藏，也是曲折而遥远的路，但她们的曲折和遥远只在脚下；而我既要用脚在这条路上走，又要在这条路上拖着鲜血淋淋的心……虽然我回过头去还能看见那林中的篝火，但我几乎不相信这是真的，也许是一场梦，她们只是我的梦中人。
回到文化馆，罗馆长正在门口等我。他可能以为我丢失了，但他没有说出来，只问了一句：
“吃饭了吗？”
“吃了，在林子里遇上一些藏族的赶马人，他们可真是好客。”
“啊！”罗馆长跟着我进屋，他边走边说：“今天县里已经把你的工作安排下来了。很巧，影剧院的经理老丁突然去世了，正好把你顶上。县里研究来研究去，只有这个工作和你的专长比较接近。”
“是吗？”
“影剧院的编制很小。”
“儿个人？”
“除了一个放映员，就是你了。”
“两个人？”
“是的，比较辛苦。卖票，收票，领座，清扫剧院都得自己干。剧院不大，不满五百座。白天不营业，晚上放两场电影，十二点发电厂停电。票房里既可以办公，也可以当你的宿舍。你明天就可以搬过去。影剧院门口有两块广告牌，可以发挥你的专业才能。”
“我很满意。多谢领导上的照顾，有工作就好！”我打心眼里高兴，虽然活可能很累，没有什么人事纠纷。实际上，我所领导的就是一个我。放映员在楼上放电影。我在楼下卖票，领座，扫地，互不相干。如果说白天在树林里是一个愉快的梦的话，馆长向我宣布的任命就是一个愉快的可以接受的现实。两个愉快加在一起，真够我兴奋的了。第二天上午我就搬进了影剧院票房。好在我刚到文化馆只有一天，也没有筹办什么，不需要调一部卡车来运东西。影剧院票房是一个长方形的、约有十平方米的屋子。一进屋我的脑子里就跳出两道数学题。一道是：10÷（10÷5）＝5。一道是10÷7＝1.428。票房里只有卖票的那个小窗口。窗口下有一张三屜桌，贴着后墙有一张单人床。我一进门，到处都可以看到我的前任丁经理留下来的痕迹。从床上的破草垫子上留下来的印子可以猜得出他的身长和体重，墙上无数个用香烟蒂拧出的黑点，告诉我他失眠且很能抽烟。地上到处都有痰迹，说明他咳嗽而且痰多。从满满一抽屜的药瓶子，可以看出他的毛病是出在肝脏上。左边那个抽屜里全都是他写的检讨和记录，全都是蝇头小楷，大约在一百万字上下。如果能翻一翻，对于他的历史和精神领域的脉络会有一个全面的了解。中间抽屜里装的是影剧票，象征着他把公家的事一直摆在心灵的正中间。那么快和一个死人就办了交接，心里的确有点别扭。可是，只要回忆一下往事也就坦然了。因为当我关进10045号牢房的时候，囚友们曾经告诉过我，不久前关在这个牢房里的三名囚犯都被处决了。据说被处决的人属于横死，横死之后的人就是厉鬼。而病死的人则属于普通鬼之列。厉鬼尚且不怕，岂能怕普通鬼乎？何况人类历史这样悠久，哪一间房屋没死过人，哪一寸土地没埋过死人呢，我甚至连清洗一下的愿望都没有，而且我还利用了他的破草垫。放映员小何曾经做为我的部下和同僚在剧院门口迎接过我。一眼就能看得出，他是一个很清秀的怀才不遇的年轻人。他告诉我，他出生在比这个小城要大一倍的县城，父亲还是个科级干部，由于“文化大革命”，学业中断，去年在地区放映技术班结业，领有正式证书和放映员合格执照。在快分配工作的时候，得罪了班主任，把他分配到比他家乡县城小一倍，离北京又远了二百里的小城来了。在这里他是有数的几个技术干部。除了晚上放两场电影之外，要倒片子，擦拭放映机，调试音响，修理备用零部件，学习技术，整理影片说明书，制作宣传节育幻灯片，而且还往在东街上，来回奔波。……“忙得焦头烂额，丁经理很了解我。”我当然不是个笨蛋。一听就明白，他这个技术干部是没时间打扫剧院的。您经理自己派自己干吧！我为了使他放心，不挫伤他的积极性，立即明确无误地对他说：
“你管好你楼上机房里的事，就很不容易了。楼下的事由我全权负责。你的业余时间完全按你自己的爱好自行处理……”
“我喜欢写诗……”
“那就写吧！”如此复杂的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合作者之间的关系，我只用三言两语就协调解决了。他也没想到会这么简单，使他大有高射炮打蚊子的索然之感。他原以为我不是一只蚊子而是一架飞机，白费了他这么多功夫和力气，目测、计算、瞄准……不一而足。
我在影剧院上任的第一件大事，就是为我的前任操办追悼大会。县里很重视，届时县委有一位副书记要来参加，文教局长致悼词。全县各界都有代表参加。因为全县各界都在他主持的电影院里看过电影，接受过教育。全县很少有人知道他是经理，人们只看见他整日拿着把扫帚从里扫到外，从外扫到里。生前三岁小孩都叫他老丁，县委第一书记也叫他老丁。落在我头上的第一件事就是要我给他画一张遗像。我所能收集到的他的照片一共只有三张。一张是风景照，树很清楚，人却只是个模糊的影子。一张是“文革”期间挨斗，跪在影剧院门口的照片，清楚倒是很清楚，就是看不清脸，因为不许他抬头。只有那张病危时的照片，还能看出个大概，经过美化之后也还是显得消瘦和苦楚。虽然如此，往文教局、宣传部送审的时候，局长、部长都当着我的面赞美不已。认为不仅形似，而且神似。下午二时，正式开会。追悼会开得很隆重。因为，在追悼会的前夜，县人事部门报请县革委会讨论批准：丁固同志死后按副科级待遇。没有说生前按什么待遇，因为死者已矣！生前是什么待遇已经毫无意义了。追悼会原定在文化馆院子里召开，为了体现对老丁的级别的调整，改在影剧院举行。来参加追悼会的人出乎意外的多。因为，全城老老小小都认识丁固，又风闻影剧院新来那个扫地的是个才子，把丁固的像画活了。不少孩子是为了来看画像的。由于我和丁固不相识，正好座无虚席，县里大人物很多，我也就没有去凑热闹，一个人躲在票房里，好在会场里的声音完全可以听得见。扩大机里的哀乐一响，在我的心里油然而生的是一种荒芜的悲凉感。我信手拉开左边那个抽屉，抽出一本丁固生前的笔记本。原来是他在一些批斗会上的记录。他除了工工整整地记上年月日之外，还写上批判发言人的姓名。我随手翻开一页，上页记的批判发言人是刘寿华。刘寿华不就是现在的新任文教局长吗！那时候，他是个什么人呢？不得而知。但可以根据人在不断进步的原则加以肯定，他那时还不是局长。我忽然想起，今天将要在会上致悼词的不正是刘寿华刘局长吗！扩音机里传出的正是他的声音。我很想合起丁固的笔记本，听刘局长现在的声音，又舍不得关掉他过去的声音。好在他现在的声音由于悲戚而很缓慢，我完全可以兼顾。
过去的刘寿华的声音（激烈地）：
“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战友们！‘金猴奋起千钧棒，玉宇澄清万里埃’！我县革命造反派的战友们又揪出了一个隐蔽得很深的反革命黑帮分子！他的狗名就叫丁固！这是一件大好事，是革命大众的一个盛大的节日！……”
现在的刘寿华的声音（深沉地）：
“同志们！朋友们！优秀的革命知识分子的楷模丁固同志不幸因病逝世了！这是我县文化事业的重大损失！也是全县人民的不幸！我们失去了一个亲爱的战友和同志！……”
“丁固出生于万恶的地主阶级家庭……”
“丁固同志出生于一个书香名门……”
“从小就吸农民的血不劳而获，学而忧则仕，立志继承父业，成为骑在人民头上的老爷……”
“在学生时代就倾向进步，决心背叛剥削阶级家庭，投身革命……”
“混入革命队伍后，不接受改造，醉心封、资、修的反动文化……”
“参加革命以后，积极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在学术上很有成就，发表过关于民族文化的论文多篇……”
“历次运动都遭到革命群众的严厉批判……”
“由于种种历史的因素，丁固同志的研究没有得到足够的评价……”
“下放到我县之后，不思悔改，变本加厉。在影剧院工作期间，为一株株大毒草大开方便之门，使群众深受其害……”
“他自愿只身来我县工作。我县地处边陲，交通不便，他不辞辛苦，任劳任怨，为了活跃群众文化生活，使群众看到更多演出和影片，从扫地一直到对节目的组织、影片的运输和评价，事事躬亲，使我县群众深受教育……”
“反革命黑帮分子丁固，伪装积极，骗取群众的信任……”
“丁固同志鞠躬尽瘁、死而后己，不论工作之贵贱，不计职位之高低。丁固同志必将得到我县人民的崇敬和永远的怀念……”
“罪恶滔天，死有余辜！……”
“他的伟大的贡献是谁也不能抹煞的！……”
“让我们把他批倒批臭，再踏上一只脚，叫他永世不得翻身！……”
“让我们在怀念丁固同志的时候，学习他为人民服务的精神。丁固同志永垂不朽！……”
“打倒丁固！打倒反革命黑帮分子丁固！……”
“安息吧！亲爱的丁固同志！我们将以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实际行动告慰您的英灵于泉下……”刘寿华声泪俱下，泣不成声。追悼会很成功，不亚于一场感人的演出。人们离开影剧院的时候都在擦泪。
小小的不满五百座的影剧院，对于我来说十分合适。放电影的时候，门庭若市，全城名流荟萃，热闹非凡。白天则门可罗雀，还有十几只常住的蝙蝠，日夜都敢在剧场里翩翩飞舞。扫地，卖票，收票，引座，散场后又接着扫地，虽然没有多大趣味，却很有规律。有劳有逸，很符合古训：文武之道，一张一弛。转眼就是一个多月，只放了一部《青松岭》，看电影的孩子能把所有的对话、音响、动作模拟得维妙维肖。“五四”青年节到了，县文工团要来影剧院演出。票是由团县委分发的，我就省了卖票这一道工序。当我在影剧院门口收票的时候，不少孩子还在指着我说：
“他是来顶那个死人老丁的……”
这话一般人听起来会觉得不那么好听，如果孩子们能稍稍讲究点修辞就好了。譬如这么说：“他就是来接替老丁工作的……”但我不在乎，听起来觉得非常顺耳，一切活人都会死，所有的活人都在顶替死人，从这个意义来讲，这些孩子们讲的话倒很切合实际。所以我鼓励他们说：
“说得好！我就是来顶那个死人老丁的。”
好多年没看过演出了，兴致特别高，以为一定很有意思，很新鲜。引完座，我就把背靠在门框上看起来，看完第一个歌舞，觉得这节目十分熟悉，男男女女载歌载舞，各捧稻穗一束，衣衫华美，一脸傻笑。最后，有个人象变戏法一样，变出一个画像来。以往看到的总是毛主席，现在则是华主席。所有的欢快的男女雁列两边，或站或卧，双手将稻穗伸向画像，似乎在唱：稻米多得吃不完，不信请您看一看。观众照例兴奋不已，掌声阵阵。接下来的节目个个似曾相识，隔世重见，实在引不起我的兴味，演出不到一半我就回票房了。我宁肯在票房里看老丁的记录本和自我批判，这些变了形的文字里尽是血淋淋的人生，对人很有启迪。老丁虽然从未谋面，且已故去，我却在心灵中多了一个知交。读着读着，不觉演出已经结束，观众已经完全退场。我的节目才算真正开始，先扫剧场的地，这是最繁难、最具有技术性的节目，每两排椅子之间的空隙很窄，扫帚无法施展，各类瓜子壳、糖纸五彩缤纷，一个座位一个座位地掏。偶尔可以拾到粗心的情人丢掉的带密码的情书，但绝不可能拾到一张人民币。这个节目演完就是一身大汗。第二个节目是收拾舞台和后台，到处扔的都是卸妆纸，廉价香粉、油彩味使你很想呕吐。我正在收拾舞台的时候，十几个男女文工团员在陶团长率领之下急急风似地重返影剧院，一色练功服，灯笼裤，紧身衫，神情紧张，气喘吁吁，对我视而不见，就象京剧里的众校尉一样。陶团长一声“搜”，兵分两路，从出将入相两边进去，又从出将入相两边门出来会合，齐声说：“没有！”陶团长说：“走！”一眨眼之间，神出之众就啾啾鬼没了。我抱着扫帚呆立在台中央，恍然若失，此情此景颇堪入画。
“喂！”一声叫，女声，不禁根根汗毛直竖，莫非真的出了鬼？我的耳朵毕竟有锻炼，听得出声音来自天上。抬头一看，左侧追光灯铁架上有个穿少数民族服装的姑娘，嘻嘻笑着向我招手。她是怎么上去的呢？原来在演出的时候有个折叠梯子，梯子是文工团的，演出以后就连同化妆品、服装、道具一起扛走了。我正在琢磨怎么办的时候，她大叫一声：
“接着我！”身随声下，直索索地跳了下来。她把我最后一秒钟思考的余地也剥夺了。我立即扔了手中扫帚，跨前一步。她正好抱住我的脖子。立足未稳，被她砸倒在地板上。她倒是很幸运，整个地压在我身上。她不仅不害怕，反而一个劲地咯咯笑着从我身上爬起来。我坐在地板上，这才仔细打量她。她上身穿着一件墨绿缎子斜大襟短衫，下身是一条白麻布绣花百褶裙，尖尖的船形红绣鞋。头上缠着很大一蓬假发辫和丝络缨，稚气的圆脸，成熟的大眼睛，清秀的高高的鼻梁，稍稍肥厚的嘴唇，雪白的牙齿闪着光。她止住笑，向我伸出一只手，我拉着她的手站起来。她帮我拍去背上和屁股上的灰土。我并没问她什么，但她主动对我说：
“我跟他们逗着玩的……”汉语说得还有点生硬。
“为什么？”
“他们总派人跟着我，一步也不离。”
“为什么？”
“不放心呗。”
“为什么？”
“为什么？为什么？你又不是不知道，我是个摩梭姑娘。”
“摩梭姑娘！”我的眼前为之一亮，有了多年来丢失得干干净净的惊奇之感。这就是摩梭姑娘的装束？在我面前的她就是从女儿国来的？我申辩说：“我不知道。”
“你可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嘎！？”
“我刚来，从很远的地方……”
“啊！我想起来了，他们说过你！”
“说什么？”
“说你会画人像。丁固的像就是你画的。还说你坐过牢，有精神病。我也不知道啥叫精神病。说你是个大学生，大城市不住，非要到边区小县来……”
“是吗！”我知道，城市太小了！任何一个外来人的事都会成为新闻在全城议论，报纸和广播里的事反而没人注意。
“我不回去了！”
“他们在到处找你。”
“叫他们去找！哪个不让他们找？我常这样。反正我不回去了。”我很欣赏她对付人家的办法。
“可影剧院里没地方住呀！”
“你没床？”
“有呀！让给你，我住哪儿？”
“啊！”她象是恍然大悟似地，“我晓得了，你们有规矩。”
可不是，我们不仅有规矩，还有法律。
“好吧！”她叹了一口气说，“我走了。”
“回文工团？”
“才不哩！”
“去哪儿？”
“上山，到林子里去睡，烧堆火。”
“不！”我动了恻隐之心，“这样吧，你住在我的票房里，把门拴紧。我就睡在台上。台上有一张演员翻跟斗的垫子，盖一张边幕就行了。”
“你有这么好的心嘎？”
我笑笑，没有回答她。
“你有这么好的心还坐牢？”
我仍然没有回答她，看着她那副象在思考的样子。她自言自语地说：
“正因为有这么好的心才会坐牢的，可是嘎？”
我还是没有回答她，我说：
“走吧，我带你去票房。”
“走！”她一跃跳下舞台。
我先把剧场大门关上，加了门杠。然后带她进了票房。刚把临街的小窗口关紧，电灯熄灭了，说明现在是十二点正，我点亮小油灯。这时我才想起应该问一下她的名字：
“小妹妹，你叫什么名字？”
“苏纳美。”
“苏纳美，很好听。我叫梁锐。”
“梁锐，梁锐……”她轻轻重复了几声。
“我走了……”
“你走了？”她疑问地看着我。
“我走了。”我认真而肯定地说。
“那……你……”她的眼睛一眨也不眨地看着我，好一会儿才说：“走吧。”
我走出去带上门，摸到台上。虽然这里不一定有跳蚤，我还是按照在监狱里的习惯，脱光衣服躺在泡沫垫子上，盖上幕布，枕着自己的手，很清醒，睡不着。一直在想：我这么把她留下来合适吗？要是他们知道了会说什么呢？一定会说是我把她藏在剧院里的，不要一小时，全城都会议论这件事。我这个新来乍到的人，会得到什么报应呢？一想到后果，我反而又平静了下来，大不了是撤职，批斗会，撤了职总得给我找个活干吧！对于一个当过囚犯，戴过镣铐的人，批斗会算什么？批斗完了不还得给饭吃吗？而且饭菜票掌握在自己手里，至少可以吃饱。再说，我不是睡在舞台的垫子上吗！这么一想就心安了，不仅心安了，还很得意。我支持和帮助的是一个冒险者和叛逆者。想到这儿也就有了睡意，虽然垫子很软，对于一个睡过很久水泥地板的囚犯来说，很不适应。最后，还是睡着了。
一种舒适而又亢奋的感觉困搅着我的疲倦，我抗拒着不愿意稍稍地让自己的意识清醒过来，那样将会失眠。但我的意识不愿就范，渐渐失去了梦境的朦胧……一只手，我感觉到有一只手在我赤裸裸的身上抚摸。另一个赤裸裸的身子贴在我的身体的一侧。我一下就完全清醒了。我的身心同时都觉醒了。首先是被禁锢了很久的性冲动，是的，首先是性冲动。她，我已经明确地知道是她了。她翻身拥住了我！我十分惊骇。她那么快——几乎是立刻就拥有了这个世界。我竟然会如此轻易就使得她象鸟似的如此尽情地振翅飞鸣。好象这不是一个空旷的舞台，而是一座密林，只有两只鸟脚爪钩着脚爪，起伏翻飞。她的敏感刺激着我的欲望；我的欲望又使她的敏感成倍增长。这是芸茜从来没有给过我的。此时，我有一个极强烈的念头：今后，我再也不能没有她了——这个从天上落在我怀里的摩梭姑娘。不管她是天仙还是魔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