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正注视着那扇窗户，过去，窗上贴的是黑纸；现在，挂上了有蓝色小碎花的布窗帘。

稀疏的小雨点落下来，怪舒服的，我仰着脸，接受更多的小雨点。我在这里站的时间够长的了，似乎也有了一点力气。试试看，果然，我可以不用扶着树了。街上的车少了，人也少了，说明时间已经很晚了。我提起脚下那一堆行李，实际上它绝不能称为行李。因为它比拾垃圾的人所拾到的还要脏，还要烂。当监狱长宣布我可以出狱的时候，我伸出手来向他要一张判决书之类的东西，他误会了，他以为我要讨还入狱时收缴的衣物。其实，我入狱时什么也没带进来。监狱长压根也没想到我们这些人还会活着出去，所以对于入狱的人的衣物都没登记，一律堆在一个屋顶漏雨的仓房里，变成一座霉烂的山丘。他随便抓了一把给我，还给了我一根麻绳。我不要，我说我入狱时什么也没带。他说：别客气，我知道你已经没有家了。我说：我有一个女朋友。他叹息着摇摇头：小伙子，最可靠的朋友还是你自己！一个劳改释放犯，还指望一出狱就象凯旋而归的英雄那样受到欢迎？带上吧！放心，我不会贴东西给你，也许这些东西的主人已经不在了。我茫然地接受了他代表死去的囚友的好意，再一次向他讨个凭据。但他说：你入狱时也没有逮捕证，所以出狱时也没法开释放证，走吧！这些技术性问题就不必追究了，关键是你可以出狱，先出狱再说。我哑然失笑：一个人无端的入狱，出狱。都只是技术性问题？！

是的，我有一个女朋友。我和她有过一个甜蜜的、蜗牛壳的世界。她还曾经冒充外调者到狱中来看过我。虽然仅仅只有一次，那一次我们的相见就是我现在可以去找她的根据。她不会拒绝我。我们是患难中的知己。我们是那样的熟悉！她的习性，她的声音，她的笑，她那在最忘情的时候向我乞求吻的样子，好象就是昨天晚上的事情，今天早上我才离开这儿。我猛跨几步，终于过到街这边来了。我喘息不止地冲上楼梯，爬到三楼。在那扇门前我喘得更厉害了。我扶着门框休息了一会儿。好多了，呼吸趋于正常。我敲敲门，门一下就拉开了。很强的灯光使我用手遮了一下眼睛。

“你找谁？”一个十分不高兴的中年妇女的声音。

“我找芸茜。”我渐渐习惯了那灯光，芸茜走过来，惊讶地说：

“啊！是你！梁锐。”她用手朝那微微发胖的中年妇女挥了一下，“这是我妈妈，还有爸爸。”她又把手伸向坐在一堆拥挤的家具中间的一个白发老头。她的父亲似乎知道梁锐这个名字，两手撑着膝头直了一下身子，很专注地看了看我。她的妈妈第一个反应是大声说：

“对不起，请你把这包东西放在门外，市长的皮肤特别过敏，万一带进来一个跳蚤就糟了！”

她帮我把那件行李丢在门外。她笑着补充说：

“放心，不会丢的，没人会要这包东西。”

我虽然一时觉得有点受辱，想想也能想得通，这包东西也实在太脏了。我打量着屋子里的一切。它完全失去了蜗牛壳的奇妙境界。过多的家具堆在一起，落地台灯、电扇、盘子、碗……芸茜向我解释说：

“这些都是我妈带回来的过去的旧家具……就要搬家了，那边的房子正在粉刷，很乱……”我想在她的声音里找到一点我熟悉的东西，但很不幸，没找到。我象站在旷野里一样，感到十分落寞。

她的父亲始终没讲话，她的继母自从处理了我的那包脏东西之后就隐没在厨房里了，大概在仔细地洗那双很有福气的红润的小胖手去了。这时我才经过联想搞清楚，芸茜的那个“造反”离家的继母大概又自动回来了。她这个办法倒是很叫人欣赏，整整十年，她没吃过任何苦头，到头来，又回来当夫人。还保存了这个家庭的财物，真可以说她是曲线救了这个家。最后，我才把目光落在芸茜身上。春寒料峭，气温不高，但她穿的并不多，很合体的淡灰色的薄毛料裤子，白丝绸衬衫上套着一件玫瑰红色的羊毛衫，敞着。脸上似乎很自若，但她那微微起伏的胸却掩盖不住她的内心的不平静。表情很陌生，应该公正地说，眼睛里还有些许有分寸的、亲切的暗示。但我无法想象那套衣服里还是我曾经拥抱过的那个躯体。她现在和我的距离比在牢房里思念中的距离要远十万倍。我觉得我不那么衰弱了，视觉和听觉又灵敏起来。这小屋里的确依然弥漫着柴可夫斯基的第六交响乐，这绝不是幻觉的结果，是具体的正在空间流动着的音响。但我立即觉察到这个唱片每转一圈，唱针并没跳动一下，也没出现四分之一拍的杂音和六分之一拍的延缓。——这是另一张完整的唱片。大概柴可夫斯基作曲的时候，在自己的脑海中回荡的这部曲子就是这样的速度，流畅，宏大，明丽而又悲哀……我强制按捺住由于这乐曲唤醒的我脆弱的灵魂。什么也没有说，实际上我什么也说不出，完全象一个外国军官那样，傲慢地转身走出门去，提起那包行李、象提起一只豪华的旅行箱一样飞快地走下楼去了、我听见紧跟在我的身后的芸茜的脚步也接踵而来。

“梁锐！梁锐！梁锐！”

我走到街上，听见那扇窗子也开了，芸茜的父母一起叫着她：

“芸茜！芸茜！回来！回来！”

芸茜没有理睬他们，我也没有理睬芸茜。

芸茜追上我，和我并肩，边走边说：

“梁锐！你的自尊心太强了！”

“……”我注视着眼前那两排街灯给我标示出来的路。

“梁锐，你到哪儿去落脚？”

“……”眼前的路是无限的。

“我愿意帮助你。现在，我爸爸很可能会复出……我会帮助你……”

“……”我为我自己能够健步如飞感到骄傲。

“你应该谅解我，现在一切都正常了……”

“……”一切都正常了，谢天谢地！多谢这慷慨的纷纷细雨，滋润着我的焦裂的嘴唇。监狱里可喝不到这么洁净的水，也不可能这样自由自在地仰着脸就能得到。

“我是很爱你的……”

“……”爱这个字此时从她嘴里说出来，多么不协调！如果街灯说爱，雨珠说爱，任何一个迎面走来的陌生人说爱，都要恰当得多。

“可惜我们只有爱情，别的……什么也没有……”

“……”我的脚步更轻快了。

“如果什么也没有，只有爱……但……我很爱你……”

“……”我轻松得几乎要吹口哨了。人，死得多么快！人，也会复活。

她的脚步越来越慢了。我们的距离也拉得越来越远，从有限的尺度很快就进入到无限之中了。多么简练，比我们的一见钟情还要简练得多！幸亏我毫无幻想！夜的黑色的刀锋割断了我身后的路。

此生我再也不会仰望那扇窗户了！我很后悔，为什么在看到窗户上挂着有蓝色小碎花的窗帘时，没有想到这一切呢？

我完全成为尘世间的一个自自然然的自由人的实体了！因此，肚子特别显得饿，也对于今晚在哪里安眠感到忧虑。

人世间是慈祥的，也很齐全，想到要吃东西，街边上就为我出现了一个小小的馄饨店，还兼卖烧饼。身上还有两块二毛五分钱，这是97号出狱时分给我的。他是我们45号牢房第一个出狱的。在极端兴奋的心情支配下，把藏在鞋底里的全部现金拿了出来，一共十一块二毛五分钱。分成五份：每人分得两块二毛五分。不要不行，他说这是为了吉利，为了大家也会象他那样得到释放。我只好收下，他还不许说谢谢。现在正好用上。当我走进小吃店之前，确实不知道店主人和店里的食客们怎么看我。我立即想到和芸茜在一起读过的雨果的《悲惨世界》里的冉·阿让，想到他出狱后所受到的待遇，一个被释放的苦役犯手里的法郎是买不到吃食的。那么，我手里的人民币呢？我踌躇地站在门口，手里拿着票子，首先想告诉经理，我是有钱付账的。食客很多，几乎没有空位子，从所有看到我的人的眼睛里，我能感觉到我自己的样子有多么脏和多么可怕。当灶的女经理是个年轻的、和气的女人。她正在用她白净的光胳膊伸进烤烧饼的缸里捞烧饼，怜悯地看着我。怜悯当然比厌恶要好得多，虽然我并不需要。她说：

“啧！啧！可怜人啦！不是从大牢里出来的，就是上访的……”

食客们立即往里挤，给我让出一张桌子。我只好不客气地坐下。他们很拥挤，我很宽松。我竭力用花钱吃饭爷们儿的口气说：

“四碗馄饨，四个烧饼。”

“好咧！”女经理故作镇静地应着，不一会儿，她和小伙计就把馄饨和烧饼端上来了。但不是四碗馄饨，而是八碗馄饨，不是四只烧讲，而是八只烧饼，整整增加了一倍。我不解地看看她。她说：

“多吃点，吃饱，一半算我的，不收钱……”

我先把食道里涌出的口水咽下去，然后把两个烧饼叠在一起开始大嚼起来。我觉察到所有的食客都放下了碗筷，停止了牙床的运动，只能听见我自己的上下牙床大幅度闭合的声音，很响。我也顾不了那么多了。我有生以来都没吃过烤得这么脆、这么香的烧饼。在我自己都没注意的时候，八个烧饼已经没了。第二步是吃馄饨，大约两口半一碗，不到十秒钟，八个空碗就摞在一起了。最后，我用我的脏手指在桌上把散落的芝麻都粘了起来，一一送进嘴里，一颗也不剩。这时，我听见了在场的所有人的惊叹。女经理轻轻抱起那八只碗，小声问我：

“你是不是还要点？”

“够了，给，这是钱。”我把我的钱全都交给了她，连同那块脏纸。因为我对人世间物的价值和人的价值一无所知了，请她给我去找零。一会儿，她把找给我的钱递给我，给我换了一张干净纸，包了一个平平整整的小纸包。我接过纸包，站起来，拉开板凳，向女经理点了点头。因为，我不能鞠躬，腰已经弯不下去了。

“谢谢！”

“不谢，不谢，慢走，慢走……”

等我刚刚走出门，馄饨店里的食客们都开口讲起话来，就象一窝蜂突然被捅开了一样，我听不见都在说什么，也不想听。

无限的路又属于我了。雨停住了，我站立在空荡荡的街心里。所有的店铺几乎都关了门，沿街人家窗口的灯光一盏盏地在减少，每熄灭一盏灯光意味着一个人，或一对人，或一家人休息了。被褥是温暖的，亲人的气息是温暖的，梦是温暖的……我听见我在向这世界大声抗议的心声：

“有我去的地方没有？有没有我的一席之地？”

远处有一个小小的烟纸店还开着门，在街心铺了一小块黄色的灯光。我忽然产生了吸烟的愿望。我从来没吸过烟，不知道吸烟有什么滋味。可为什么我想吸烟呢？大概是吃饱了的缘故吧！人吃饱了，要求就会多了吗。烟一定很好吸，我闭上眼睛能回想起许多吸烟人的样子。眯着眼睛，烟卷上的火星亮了，一半烟吸到腹中，一半烟从鼻孔里冒出来。包括用手指磕烟灰的动作，都体现着一种享受。我站在小烟纸店的玻璃柜台前，香烟的牌子繁多，五彩缤纷，但我不知道什么香烟最好。在玻璃柜台里面的那个小姑娘惊讶地打量着我的周身。

“买烟？”

“嗯。”我把那包钱交给她。

“什么烟？”

“呃……”我的眼前一亮，我看见了“中华”牌香烟，脱口而出地说：“中华，要是我的钱够的话，给我一包中华。”

小姑娘打开纸包告诉我：

“用不完，你这儿还有五块钱。”

“五块钱？不可能，我哪有这么多钱？”

“不信你数，一张一块的，两张两块的，不是五块是多少……”

“啊！”我知道了，准是卖馄饨的那个女经理把自己的钱给了我。我想笑，我这不成了韩信了吗！可我从来也没想过我会登台拜将呀！小姑娘给了我一包大中华牌香烟。在找给我零钱的同时，送给了我一包火柴。我抽出一枝香烟，长叹了一声，在印着“中华”两个金字的地方亲了一下，这动作吓了小姑娘一跳。

我边走边擦火柴，点着叼在嘴上的香烟。我不敢用力吸，只敢轻轻地小口小口地吸，吸进嘴里很快又吐出去。没滋味！也许我没敢长吸一口，所以没尝到滋味。我试猛吸一口，当烟进入喉咙的时候，一阵辛辣，呛得我连连咳嗽起来。好一阵才平息。我不明白，全世界会有这么多人吸这种玩意，把自己的嘴和鼻子当过烟筒！我把没吸完的半根香烟丢进了水沟，剩下的十九根香烟塞进衣袋里。

街上连行人也没有了，只有我的脚和长长的路进行着没完没了的交谈。走着走着，终于看见了一个人，象一幅石板刻：一盏破街灯，几乎要掉下来，风摇晃着灯罩也同时摇晃着灯光。一个小老头手里拿着一张拾来的破报纸入神地、津津有味地读着。光源从上而下，所以看不清他的脸。额头挡住了眼睛上的光，鼻子挡住了嘴上的光，肩膀挡住了整个身上的光，只有稀疏的白发受光最多，象一束白炽的火焰。——是一个变了形的人。当我走近他的时候，他放下报纸看了我一眼，立即又用报纸挡住自己的脸。我知道他完全可以看清我的样子，因为我身上的受光面很多。一会儿，他的眼睛又从报纸的上沿露出来。我站住了，站在他面前。他又用报纸盖住了自己的全部面目。我只是觉得他是此刻街面上的一个稀有的同类，感到亲切，这大约就是物以类聚吧！我有一种自然的聚的要求。但他却没有。当我和他隔着一张纸站了大约有一分半钟之后，他就支持不住了，收起报纸拨腿就走。这一走，他身上的光源起了变化，光射角由小而大，光度由强变弱，但他的轮廓清晰了。光射角从零加大到30度的时候，我就认出了他：桂任中！老王八蛋！我周身的血液一下就膨胀起来。于是，我向他扑去，伸出一双铁钳般的手掐住他的脖子。他的喉咙发不出一点声音，脸由白而红，拿着报纸的手在空气中乱摆，眼睛惊恐万状地、乞怜地看着我。正在瞳人里闪烁着的灵魂之光，眼看就要熄灭时，我的心里一阵酸楚，每一根手指都软了下来。只一瞬间，他的眼睛里出现了笑意，是那种我见过的天真的、孩子般的、信赖的笑意。我把双手移在他那瘦骨嶙峋的脊背上，紧紧地抱住他，在他那冰冷的腮帮子上亲了一口。老头的嘴一瘪，泪水从那双浑浊的眼眶里涌流出来。他象个娘们儿似地在我的怀里哭泣着，身子慢慢滑下去，直挺挺地跪在我的面前。也许是八碗馄饨和八个烧饼的作用，我一下就把他拉了起来，大声说：

“老头！哭什么？！有什么好哭的！血都不值钱，泪又能值几文呢？怎么样，还好吗？我不问你的过去，问你的现在。怎么你一个人深更半夜在街上看报？很有趣吗？”

他没回答，似乎是一言难尽，他只把手里的报纸递给我，报纸的第一版印着华国锋很富态的那张脸，全版都是他的讲话。

“唉！”我大声叹了一口气，把报纸三把两把撕成碎末。桂任中紧张地说：

“那上头有华主席，有他的最新指示。你不知道，毛主席生前给他题过字：你办事，我放心……”

“我现在什么都不想知道，只想知道在哪儿能找到一个狗窝，睡一觉。”

“到我家。”他连忙说，“我有很多房子。”

“你有很多房子。为什么还在半夜里靠着路灯杆子读报呢？”

“唉！老婆太可恶了！不让我清静。”

“老婆？怎么，又结婚了？！”

“还是那个女人，还是那幢房子。”

“又有一个美国朋友来看你来了？”

“不是一个，陆陆续续来了好几批了。”

“陆陆续续地来，你就不用再搬出搬进了。”

“可不是，走吧！走！你跟着我回去，那女人可能还不敢太放肆。”

“我这一身能走得进‘桂寓’吗？”

“别逗了，小梁！走吧！”

我们两个勾肩搭背地走了。

在“桂寓”的门口，桂任中从裤兜里掏出钥匙打开了院门，打开了花园里的灯，屋门没有上锁，一推就开了。他开亮了客厅里所有的灯，真可以说是灯火辉煌。楼上立即有了反应，那位谢莉大声吼叫起来：

“开这么多灯干什么？你也没瞎！”

“来客人了。”桂任中怯生生地说。

“什么客人，是不是美国总统？前天装了新电表，电钱公家不管了！瘟猪！你知不知道？”

“知道，知道……”说着他就要去关电灯，我用手阻止了他。

楼梯急响，一眨眼功夫，怒气冲天的谢莉出现在我们面前。她身上披着一件蓝条子浴衣，敞着，让你能看见她的紧身衣和三角裤以及不知道是哪个时代的吊袜带。头上带着满头的卷花器，象个愤怒的哈巴狗。她对着我从头到脚一看，立即跺着脚号叫起来：

“你们怎么忍心呀！你们这些畜生！”

老头躲在我的身后不敢答话。

“怎么了？”我平静地问她。

“怎么了？！还问我？你的脚！你的一对猪脚，怎么忍心踩在我们家的地毯上！”她柳眉倒竖，杏眼圆睁，一双手用力比划着，恨不能撕碎我。

我冲着她呲牙一笑，轻声说：

“怎么，你忘了，脚上有没有牛粪是革不革命的标志？亏你还是造反派！”

“你是谁？”她当然能咀嚼出我的话里有骨头。

“他是……”老桂头要给她介绍，我又阻止了他。

“你是谁？”显然她已经不认识我了。人在得意的时候是很难记住什么人的，而且这两年监狱里的阴影使我有很大的改变，一个一面之识的人的确很难想得起我是谁。

“你不认识我？”我再试着问一句。

“我不认识你。”

“我可认识你。”

“你认识我？”

“我当然认识你。大名鼎鼎的谢莉，在东方红红卫兵造反第一司令部，第二司令部，第三司令部，‘反到底’工人造反司令部，‘霸王鞭’兵团，‘大联合’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千钧棒’战斗兵团，‘敢死队’都担任过要职……还要我说下去吗？”我记住了她的不少头衔。”

“你！”她的声音里开始有颤音出现了。“你……要揭发我？……”

“我只能告诉你，我掌握了你的全部材料……”

“全部？”

“对了！全部，包括只有一两个人知道的材料。”

“打开窗户说亮话，你要什么？”她外强中干地说。

“现在，我要睡觉。至于下一步，你等着！”

“睡觉，好，我来给你收拾一个房间。”

“不必了，我和老桂头今晚上要同床共枕。走！老桂头，上楼。”我拉着老桂头上了楼，走进那间大卧室。谢莉忐忑不安地跟着我们进来，悄悄拿了自己的衣服走下楼去了。

我随手关上卧室的门。

“怎么样，老桂头？我不是把她给镇住了吗！对付鬼就得用鬼的办法。她有一副狰狞面孔，你得有一副比她更狰狞的面孔才行。老桂头，你呀！你……我得洗个澡。”

“行！有热水。这娘们儿天天烧热水洗澡。进卫生间吧，我给你找几件干净衣服。”

我走进卫生间，放了满满一盆热水，好一个泡，从身上搓下来的油泥足有斤把重。当我从卫生间走出来的时候，老桂头兴奋得都跳起来了。

“老弟！这就叫容光焕发呀！快！钻到被窝里，被窝里还有那娘们儿的热气。”

我钻进温热的被窝。等老桂头收拾好上床的时候，我已经支撑不住了。他问我：

“老弟，你得好好筹划一下，第一步要解决什么问题，是工作问题呢，还是……”

“不！第一步是帮你把这个母老虎老婆给休了……”这是我睡着之前的最后一句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