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正注视着那扇窗户，过去，窗上贴的是黑纸；现在，挂上了有蓝色小碎花的布窗帘。
一个五月的下午，我往农场军代表那里送那份每月照例要送去的诊断证明书，在回城的公共汽车上，出乎意料地看见了桂任中。可我在上车的时候怎么会没看见他呢？原来他已经变得我认不出了。这个老牛倌，蓬乱的头发梳了个中分，过多的发蜡使薄薄的头发贴在头皮上，（这在当时看来，太出格了！）一身簇新的蓝卡叽布中山装，脚上穿着一双两截头的新皮鞋，怀里抱着那个装着琼的骨灰的鞋盒。他的变化使我丈二金刚摸不着头脑。别说是正在农场劳动改造的旧知识分子，就是新结合的干部也不敢抹一头油呀！他主动把我拉在他身边的空坐位上，紧挨着我，对我小声神秘地说：
“我搬进城了！小梁！”
“搬进城了？”他怎么会搬进城去了呢？怎么会允许他搬进城呢？房子、户口、粮油关系、以及将近一百种购物票证都解决了？尤其是购物票证，是城里人专有的，没有这些生死交关的东西，连一张擦屁股草纸也买不到。在城里可不能拾一块干土坷垃一蹭就完事，城里绝找不到一块合适的干土坷垃。
他好象知道我的疑问，他亲眤地搂着我说：
“什么都解决了，房子，户口，粮油关系和这个月的三两油票都已到手了。三大两，不少了！各种票证都发给我了。还有买妇女卫生纸的票，我可没用，据说自己不用的票证可以偷偷地换鸡蛋。一张买妇女卫生纸的票可以换两个红壳鸡蛋。”
“是吗？”我还是不明白，他怎么会一步登天？
“托毛主席他老人家的福，托毛主席英明的外交政策的福。这事还得从乒乓外交说起。和帝国主义也要对话了！基辛格、尼克松都来过了。招待尼克松的宴会上还演奏了《美丽的阿美利加》，不简单呀！这是毛主席伟大的外交路线的光辉胜利！过去，咱们不理睬他们，坚决斗争，是绝对正确的。现在，咱们宴请他们，显示我们的大国风度，也是绝对正确的！对于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我可是从来都不怀疑！现在不是看出来了吗！让美帝和苏修翻个个儿。现在，苏修成了我们的头号敌人，美帝变成了老二。对于头号和老二当然不能一样对待。这个区别就在于头号是首先坚决要打击的对象，在坚决打击头号敌人的时候，可以把二号敌人放在一边，或者让他先喝点贵州茅台酒，让他先晕乎晕乎，然后等消灭了苏修再回头来收拾老二。来得及，完全来得及，太英明了！这叫各个击破，仗要一仗一仗地打，饭要一口一口地吃，——这可不是我的话，这是毛主席的原话……”
“老桂！这些我都懂，可为什么你会从农场搬进城？我不明白，想知道为什么。为什么老天爷扔馅饼，刚好落在你头上，而你又刚好仰着脸、张着嘴在看月亮？”
桂任中欣喜地搓着手：
“这当然还是得感激毛主席！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万寿无疆！咱们可不能用唯心主义观点去观察事物，那样党对我们的谆谆教诲，我们自己在毛泽东光辉思想指导下的艰苦改造就全都白费了。我们要从全局看问题，从世界革命的总战略、总方针去认识问题。这绝不是哪个人幸运和不幸运的问题，全都是革命需要，全局需要……”
“可到底为什么呢？”
“你知道吗？我曾经在美国留过学，还有过博士学位吧？”
“我知道，我听过你的坦白交待至少有五十次。”
“是的，接受过很长时间的奴化教育，受毒很深，羡慕美国生活方式，一身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臭气，走到哪儿臭到哪儿，烂到哪儿，腐朽没落！顽固不化！如果不是党的耐心教育、改造、挽救……”
“老桂！我明白！这我都明白！我想知道的是你为什么会……？”
“在美国，我有很多同学，都混得不错——该死！你看，我的劣根性有多么深！这就是什么藤结什么瓜，什么阶级说什么话。什么叫不错？言下之意就是有汽车、有洋房、有地位、有钱，一句话有名有利！名利是万恶之源。我竟然会说他们都混得不错，反过来说，我混得不好喽！什么叫不好？在世界上最革命的国家生活，在伟大的领袖毛主席领导下改造、重新做人，不好么？！好得很！非常好！特别好！特别幸福！物质财富算什么？！精神！革命斗志！这是最可贵的财富。我能够站在中国人的行列里，哪怕是处于被改造的地位，也是无上光荣的，完全应该蔑视他们的汽车、洋房、金钱、名声……等等等等……”
我不敢打断他的长篇自我批判，只好让他说下去，我干脆也不问他了，管他为什么进城，我闭上了眼睛。他继续向自己开火。
“毛主席教导我们说：社会主义革命越深入，他们就越抵抗，就越暴露出他们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面目……在我身上就充分说明这个教导是非常英明的。我刚才的话就暴露了我骨子里潜在的反党反社会主义面目。想到这儿，我真是不寒而栗，吃了这么多苦，挨了这么多批斗，写了百万言的思想检查，在是这个样子……难道我要带着花岗岩的脑袋去见上帝吗？难呀！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真是难如上青天呀！唉！”接着，他老泪横流地喃喃自语了很久。我知道他是真诚的。如果我真地打断他，会引起他对我的反感。公共汽车在暖洋洋的太阳光下驰行。我身上的破毛线衣显得有点热了，但我不敢影响他的真诚仟悔，连动也不敢动。我在公共汽车的摇晃中睡着了。不知道过了多久，我的耳边听见有人在说话。
“小梁！你不听我说了？”
我一下被他推醒了，一睁开眼睛差一点没喷笑出来，涕泪满面的老桂把下巴颏搁在我的肩膀上。
“老桂，别离我太近，我有肺病。”
“我才不怕哩！一切病菌都传染不上我，一切腐朽思想都能传染我……”
我不敢搭话，一搭话，他准会有一篇更长的检讨。
“我有个美国同学，叫托玛斯·艾略特，可不是一九四八年得诺贝尔文学奖金的现代派诗人托玛斯·艾略特，那个诗人在一九六五年已经死了。我的同学艾略特在美国核物理学界是个大名鼎鼎的人物，臭名（他连忙加上“臭名”二字，以示批判，这种批判是一种简化的批判）！他曾经通过基辛格向我国政府提出过一个在美国留过学的中国知识分子名单。当然，这个名单不是全部在美国留过学的中国知识分子，是一小部分他们认为最知名的。我坏就坏在最知名，否则我会稍稍容易改造一点。最近托马斯·艾略特要来访问中国。他的日程里有一个节目，就是要到桂任中博士的寓所拜望两小时。这就把事情搞紧张了。我桂任中现在哪有寓所呢？我的寓所就是你的寓所，也是大家的寓所。我们当然对这样的共产主义生活感到很舒适，很温暖，一个美国佬可不这么看。他们如果看到我住在大草棚里，躺在长长的通铺上睡觉，戳着黄牛屁股满山跑，会污蔑我们，说我们残酷压迫知识分子。我们和他们的苦乐观是不同的，相反的。内外有别，我们不能让敌人钻我们的空子。为此，组织上给了我一所房子，据说是过去一个法国服装商人盖的私宅，五十年代是东欧一个国家的领事馆。‘文革’开始，修正主义国家的外交官都被赶走了，花园荒了，房顶上长满了草，房间被红卫兵们烧鸡吃熏得漆黑，地板烧穿了好几个洞。现在都修好了，这是特别任务，只花了一个星期时间，就是花园里的花没法恢复。花鸟鱼虫是有闲阶级的臭玩意！早就消灭光了。还是外事部门的同志有办法，从乡下移了一片苜蓿和几十颗青菜。青菜是绿茵茵的，苜蓿已经有点紫红色的小花蕾了。我可以告诉托马斯：我们的每一寸土地都用于革命，用于生产，同时，也很美观。你应该到我家去看看，还给我配了一个‘佣人’。不过，你也别惊讶，这个‘佣人’的任务只在托马斯来的时候开一次门，给我们煮两杯咖啡，送一次点心；在托马斯走的时候，开一次门，再开一次车门，鞠躬告别就完了。去看看我的房子。不！我说错了，是组织上分配给我居住的社会主义祖国的房子，好吗？”
“好吧！去开开眼，”
我和老桂在市中心长途汽车站下了车，我发现他的腿已经完全好了，不了解他的遭遇的人根本看不出他断过腿。老桂兴致勃勃地领着我走上一条一九四九年以前的法租界的僻静的街道。他在一个很宽大的花园别墅门前按了一下电铃。这座铁门边的大理石方柱上钉着一块“桂寓”的搪瓷牌子。这个小小的牌子和我国现行制度和普遍的观念是直接冲突着的。只有为了拍旧时代生活的电影才有可能，而且现在又不拍电影。我惊奇得眼睛珠子部快要从睁得过大的眼眶里掉出来了。一个穿着不知道从哪儿找出的旧时代西崽穿的黑制服的粗壮男子拉开铁门，我猜想他就是老桂的“佣人”。这个“佣人”瞪了老桂一眼：
“怎么才来？几点了？”，
老桂吓得一哆嗦，一切兴致都骤然消失了。
“车……车……很难……难搭，你不信，可……可以……问……问他。”
“他是谁？”
“我们农场的同志，小……小梁。”
“等你早一点回来排练，你老是不回来，就为这一点东西还要跑一趟农场？！臭知识分子，妈的，事儿真多！”
排练？我心里暗暗纳闷，难道老桂要登台演出吗？
“我检讨，我检讨……”老桂连连弯腰到地。“排练的事儿容易，一会儿就能学会。”
“一会儿是多长时间，我还他妈的要到幼儿园去接孩子哩！”
“现在就开始，你别忙！”
“还别忙，再别忙就天黑了。”
“这就开始，小梁！你来得正好。你就演托玛斯·艾略特。好吗？”他把那个装有琼的骨灰的鞋盒，偷偷放在栽着青菜的地上。
“我演托玛斯？我不会呀！”
“没几句台词，你先退到门外去。”
我被他推出门外，门上了锁。
“小梁，按电铃！”
我遵命按响了电铃。我从来没按过电铃，觉得很惬意。一个指头轻轻一按，立即就会有铃声，多有趣呀！我想多验证一下我的手指的魅力，至少有十秒钟没有松开按钮。那个老桂的“佣人”拉开门冲着我大吼着说：
“你他妈的是怎么了？按坏了你赔得起？即使你赔得起，谁来装？美国鬼子三天以后就来了，还来得及吗？！”
我象弄坏了玩具的孩子似地看看那根闯了祸的手指头，试着又按了很短的一下，铃也只响了很短的一声，用以回答这个凶狠的“佣人”，我并没按坏。
老桂连忙低声下气地说：
“年轻人，毛手毛脚的，重来，重来！”。
“佣人”狠狠地关上铁门。老桂隔着门对我说：
“小梁，看着表，最好在三秒之内，开始！”
我看着表按了三秒。
“佣人”挂着脸打开门。老桂提示说：
“微微地弯腰，鞠躬，伸出右手，让客：先生！您？小梁，告诉他：我是托玛斯·艾略特，从美国来，想看望我的老朋友桂任中先生。”
“佣人”的腰直挺挺地，仇视地看着我：
“先生，您……？”
“我是托玛斯·艾略特，从美国来，想看望我的老朋友桂任中先生。”
老桂提示说：
“请，先生，桂先生正在恭候您……”
“佣人”学着他的样子，但是气呼呼地说：
“请，先生，桂先生正在恭候您……”
“托玛斯·艾略特先生驾到！”
“托玛斯·艾略特先生驾到！”
“很好！很好！”老桂小心地对“佣人”说：“最好再温和一点，恭敬一点……”
“还要多温和？还要多恭敬？”“佣人”吼起来。“我他妈的已经够温和、够恭敬的了！”
“好！那就这样吧！”桂任中装着从客厅里走出来和我握手。
“托玛斯！久违了！托玛斯！玛丽好吗？孩子都好吗？”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好，老桂给我编词：
“桂！你好吗？琼呢？——不！小梁！不能这么问，这么问我就没法回答了。”
我哭笑不得地说：
“我当然可以不提琼，因为我并不是托玛斯。托玛斯完全可能要问到琼，他绝不会按照你编好的台词问话的……”
“是的……”老桂愁得拍打着自己的天灵盖。“他真的要问，我……我也只好王顾左右而言他。小梁，来，试试。”
我用带着外国腔调的口音说：
“亲爱的桂！你好吗？”
“很好！托玛斯，非常好，你看，我不是很好吗！”他装出一副很潇洒的样子，用力摊开双臂，这一摊可就糟了，只听“嚓”的一声，连着袖子的地方绽了线。他连忙说：“不要紧，我会缝。我什么都学会了，这就是劳动改造的好处。托玛斯，你就不会。我想，你是不会的。饭来张口、衣来伸手的精神贵族其实是最无知的……”
“你！”“佣人”打断他的话。“怎么这么回答问题？这些话能对外宾讲吗？他们正好说我们对他们也要进行批判！你怎么搞的！”
“我说错了！重来，这样吧，到时候袖子没有绽线，我今儿晚上就缝上，缝得牢牢的，用缝被子的蜡线缝，放心！到时候我的动作小些。小梁！来！再来。”
“桂！琼呢？我们的美人儿琼呢？怎么不来见我呀？”
可怜的老桂，泪水夺眶而出，但他真的回避了这个问题。
“托玛斯！老朋友！你还……还是老样子！请进！”他挽着我把我让进客厅。“佣人”退到厨房里“煮咖啡”去了。
客厅是刚刚粉刷过了的，挂着水晶吊灯，大厅一角摆着一架三角钢琴，钢琴上方的墙上挂着一幅水彩风景画（是印刷品），我真不知道他们是从哪儿找来的。正中凹进去一块的地方有个大理石座子，原来摆的准是一尊雕像，很可能是裸体的。现在摆的是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中泥塑的吴琼花，擎着枪，单脚独立，色彩鲜艳。很豪华的沙发上铺着抽纱背垫，可以看出“红旗宾馆”字样，不用猜就知道家具都是从红旗宾馆借来的。
“桂！你怎么一个人生活？琼呢？”当我在沙发上落座以后，又一次问他。
“你！”老桂忍住眼眶里的泪水。“你！小梁！你别难为我了！怎么老问这个问题呀！”
“不是我老问这个问题，艾略特先生一坐下就要想到家庭主妇，因为这么大一座楼房只有你一个人，他必然会问这个问题。”
“好吧！问吧！问吧！”
“桂！琼呢？琼在哪儿？怎么不见我？”
“托玛斯！”老桂好不容易才说出话来。“真不巧。琼，琼，琼，琼……她还没下班哩！”
“啊！能不能在我离开这个城市之前去她工作的办公室看看她呢？”
“啊！当然，当然，当然不可以呀！”
“为什么？”
“她不在……这个……这个城市。”
“怎么可能呢？你们夫妇要分开在两个城市工作，这太残酷了！你怎么不向当局提出要求呢？要我为你向中国当局说一句话吗？”
“不！这是很小的事，我们都是自愿的……
“自愿的，我不明白，怎么会自愿分居两地哩？你可以告诉我琼居住的城市吗？我可以把我的行程延长一天，陪你去看她，可以吗？”
“不！托玛斯！没有必要……”
“桂！我看得出，你大概有什么难言之隐吧！”
“不！没有！托玛斯！”老桂惊慌失措地说。
“有！你瞒着我，琼是不是在受尽了折磨之后离开了这座城市、这个国家、这个人世间了呢？”
老桂抽咽着、抽咽着……终于象打开闸门的水库一样，嚎啕痛哭起来。
我吓坏了，站起来摇着他。
“老桂！你别这样，你看谁来了！”
“佣人”捧着漆盘子走进客厅。
“怎么了？”
老栓立即停止了哭泣，紧闭的嘴不断地抽搐着。我说：
“没什么，我们在徘练，我不小心踩疼了他的脚。”
老桂立即用乎抱起一只脚来，揉着脚尖放心大胆地哭泣起来。
“佣人”把漆盘子里的咖啡杯、碟、糖罐、牛奶罐摆在茶几上。老挂渐渐止住了泪说：
“勺，小勺！”
“还要勺？杯子这么小，要勺干什么！臭毛病不少。”
“这是规矩。”
“规矩！”“佣人”忿忿地又回到厨房拿了勺来。
“给客人端咖啡要从他的左边递过去。”老桂诚惶诚恐地告诉“佣人”。
“为什么从左边不从右边？你的美国客人是右派！”
“这……是规矩。”
“你口口声声规矩，规矩，好！咱们可不是在玩真个儿的，玩真个儿的能按资产阶级的规矩办！他妈的！”
“当然！是这样。”老桂头连连称是。
“佣人”好不情愿地又重新端了一次咖啡。
“对，是这样。”
“我下班了，还有事！”“佣人”脱了领口很小的旧制服。“告诉你！晚上你可得在地板上睡，床上那些铺的盖的不许弄脏，那都是从红旗宾馆借来的。”
“行！这地板比农场里的通铺可干净多了。”
“佣人”指着我。
“你不许在这儿过夜。”
“我有住处。”
“不许抽烟。”“佣人”告诫“主人”。
“是！”“主人”恭敬地回答“佣人”。
“会不会用抽水马桶？”
“会。”
“哼！”“佣人”边说边向门外走去。“我知道你会，阶级敌人时刻都在梦想恢复他们失去的天堂。这就是你们失去的天堂，可千万别以为梦想变成了现实！”
“佣人”走出大门，我和老桂听见他带上铁门的响声。
老桂在苦苦地思索着他必需回答的答案。
我默默无语地陷身在沙发里。我对老桂将要在这场布景里表演的戏剧感到十分痛苦和悲哀。他是幸福的，他并没意识到这部即将演出的戏剧对于他有多么残酷，他善于使所有强加在他身上的沉重的负荷变得轻松些，至少是在感觉上轻松些。他总是在整理他遇到的纷乱得象乱麻一样的事情。他往往找不出一根线头，却自以为已经找到了。因为这是在革命，革命中发生的事都是合理的。革命是把刀，乱麻碰上了刀不是就迎刃而解了吗？
门铃突然响了，吓得老桂从沙发上弹了起来。我示意让他坐下，我去帮他开门。只见门外站着一位红光满面、年方三十上下的女郎，出人意外的是她的打扮在当时有点出格。裤子不够宽大，两用衫的腰身有点细，黑布鞋的跟有点高，我怀疑她脸上稍稍施了点脂粉。她是属于那种还算漂亮、青春即将消逝而又永不衰老的女人，有一种余烟袅袅的美，加上荒草那样一般子满不在乎劲儿。
“我找桂任中教授。”
这称呼就让我大吃一惊，多少年都没听到过这个称呼了。
“你认识他？”
“见了就会认识。”
“那……请吧！”
“你是桂任中教授的什么人？”
“同志，一个农场劳动的同志。”
“啊！”她笑容可掬地说：“请。”
“你请。”我也变得多礼起来。
这位女郎径直走进客厅，把手伸给老桂。
“我想，您就是桂任中教授吧？”
“不敢，我是老桂。”
“认识一下，我叫谢莉，谢谢的谢，茉莉花的莉。”
“你找我有什么事吗？”
“先让我欣赏一下这座房子，好吗？”她并不等老桂同意就在楼下楼上巡行一遍，每个房间，每个壁橱，卫生间，厨房，一一察看。然后走下楼梯，在老桂面前站定，象骡马市上买牲口那样，从上到下，又从下到上打量一番老桂。掏出一张表格递给老桂。
“我出身城市贫民，现年三十二岁，学历：中学，未婚。这是我的政治审查表，登记得很清楚……”
老桂手足无措地接过那张表，摸遍四个口袋也没把那副老花眼镜摸出来，最后才发现装在裤兜里。他那副眼镜的出身也很可怕——纽约。“文革”一开始，第一场批斗会就摔断了一条腿，加了一根小竹片，用很细的漆包线缠在一起。这好象是个先兆，预示他以后也要断一条腿。他掏出一条脏手绢细细地擦了擦裂了纹的镜片，哈哈气，再擦擦，才戴上。他小声喃喃地念着那张表，非常认真。“姓名，谢莉，是的，是谢谢的谢，茉莉花的莉。性别，女，没错。出生年月，一九四四年六月，是三十二岁。在她出生的时候，抗战还没有胜利。可不是，一九四五年八月日本无条件投降。你不可能受日伪的奴化教育。对于一个一两岁的孩子来说，日本侵略军占领下的世界还是模糊的。解放那年，你才五岁，五岁才有记忆，一有记忆，你头上飘扬的就是五星红旗了。学历，七岁上和平街小学——当然是解放后的小学，十四岁上第六女中——更不用说了。大学没考取——幸好没考取。毛主席说：大学教育应当改革。高中毕业后，就要先做点实际工作。正好，进商店里当店员。孔夫子出身没落奴隶主贵族，也没上过什么中学、大学，开始的职业是替人办丧事，大约是个吹鼓手。明朝李时珍长期上山采药，才写了《本草纲目》，更早些的，有所发明的祖冲之，也没有上过什么中学、大学。美国的富兰克林是印刷所学徒，也卖过报。英国的瓦特是工人，高尔基的学问完全是自学的，据说他只上过两年学。看样子你的书读的也不多，从你填的表上可以看得出，很好！受害不深。历次政治运动中的表现：历次政治运动旗帜鲜明，立场坚定。三反五反运动的时候，参加过幼儿园的联合演出节目《活捉大老虎》。肃反运动的时候，曾向警察叔叔检举过一个可疑份子，因为他戴着电影上只有特务才戴的墨镜。反右运动的时候，曾揭发过音乐舞蹈老师，她教学生表演《蝴蝶仙子》。在批斗这个右派老师的时候，表现勇敢，声泪俱下地揪过一把这个十恶不赦的右派老师的头发。大跃进时期参加上高炉炼钢队，小组产量最高。六○年物质生活困难时候，在外国记者面前不失国体，敢于回答：‘我们每天都有肉吃！饿死人的事是绝对没有的！我们中国连一只老鼠也不会饿死！你看，它不是还在跑吗！那不是吗！就在课桌下面。’鸡蛋里是挑不出骨头的！当外国记者向几个捧着碗喝汤的大肚皮孩子拍照的时候，谢莉冲上前去，夺下他的相机，打开后盖，把胶卷曝了光。事后受到外事部门、公安部门、教育部门的表扬，本来应授予‘毛主席的好学生’称号，考虑到这样的模范事迹不能向外公布，只给谢莉个人发了一个奖状（带镜框的）。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发动并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谢莉积极投身革命洪流，向帝修反猛烈开火！向走资派猛烈开火。紧跟毛主席战略部署，先后参加过东方红红卫兵第一司令部、第二司令部、第三司令部，参加过‘反到底’工人造反司令部、‘霸王鞭’兵团、‘换新天’战斗队、‘揭老底’战斗队、‘风雷激’兵团、‘文攻武卫’战斗兵团、‘卫青’写作班、‘千钧棒’战斗兵团、“狂妄者’战斗队、‘慨而慷’兵因、‘大联合’宣传队……等革命造反组织，历任第五号勤务员、第二号勤务员、作战部长、情报部长、宣传部长、武装供应部长、文艺宣传队长、‘四新’商店革委会委员、主任、工宣队员等职。——太令人崇敬了，谢莉同志！你是个从根子上就红的红人儿！唉！我的经历一打开始就是一片黑！如果人能够重新投胎就好了！小梁！你听清了吗？”
“听清了。”但我一直在索索发抖，这大概就叫做不寒而栗吧！用一句样板戏的唱词说就是：这个女人不寻常！老桂对她却肃然起敬，还给她那份表的时候，连连和她握手。
“您……（老桂改用“您”来称呼她了）您到我这儿是……？”
“我是为你来的。”
“为我？”
“是的。马克思说：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无产阶级自己。你需要帮助……”
“是的，我时刻都记住我是个没有改造好的知识分子。”
“你过去和现在的情况我部知道。晚年丧偶，孤独无依，特别是政治上需要帮助。从你的出身经历上看，在今天社会上属于最软档。”
“是的，是的……”
“来个抄水表的，收电费的，你都不敢和他们对话……”
“是的，是的……”
“因为他们是无产阶级，你是资产阶级。”
“是的，是的……”
“来一群孩子在你门前扔着石头，唱‘帝国主义反动派，夹着尾巴逃跑了’，你就不敢赶他们走。”
“是的，我不敢出门……怕把我打得头破血流。”
“我就敢。”
“是的，您是无产阶级，坚强的……”
“所以，我来和你商议一件事。打开窗户说亮话，你现在已经过了谈情说爱的年纪，再说，花前月下卿卿我我的资产阶级情调早被扫进历史垃圾堆里去了。我的意思是：我来和你结婚，别紧张！听我说！革命的婚姻也要服从大局。你现在孤单一人，住这么大一座花园别墅，外国朋友来看你，一定有很多疑心，问起你的家事来，你很难回答。”
“是的，是的……”
“我如果是你的爱人——在外国朋友面前应该称夫人，坐在你的身边……”她说到做到，立即坐到老桂的身边，老桂吓得马上把双手搁在膝盖上，目不斜视。“他就没法再问你的前妻的事了！这样，对你有利，对国家有利，对革命有利。如果我是你的夫人，里里外外，我都可以抵挡。谁他妈的敢欺侮我们老头儿，老头儿害怕我不怕，我只要往那儿一站，谁敢放个屁？！我当场会给他塞一根胡萝卜！在这个城市里，不知道我谢某人的恐怕不多！”
老桂情不自禁地耸了一下身子。
“我可以让你考虑十分钟。你可别以为我是想来沾你的便宜，你他妈有什么便宜好沾？一沾一身黑。我这样做是一种牺牲，出于献身精神！桂任中！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一念之差，你要后悔的！”她说着把手搭在老桂的肩上，老桂把惊慌失措的眼睛转向我。
谢莉是何等的机灵，她说：
“毛主席教导我们说：要独立思考！”
老桂的眼睛不敢向我看了。
“让……我……让我想想……”
“可还有四分钟了。”
“我的年龄……比您……大……大多了。”
“我知道。我问你，维系革命婚姻的主要条件是什么？回答！”
“当然是……革命的……理想……”
“这不就结了吗？你没革命理想？你不想在全世界范围内消灭帝修反？你……”
“想！当然想……”
“行了，我的革命的伴侣！”谢莉在老桂的头上拍了一下。她站起身来走出去，拉开大门，向门外喊着：
“战友们！搬！”
我和老桂都未曾注意，门口还停着一辆二吨半的小卡车。谢莉一声令下，从小卡车上跳下三条汉子。一条汉子扛着被褥枕头，另外两条汉子空着手，其中之一的衣袋里好象装着一卷厚纸。谢莉雄纠纠气昂昂地把他们带进客厅，随手把水晶吊灯和壁灯全都打开。我这时才发现天已黑了，芸茜一定等得十分着急。
“怎么样，还自带行李，有这样好的媳妇吗？！这太平洋被单，新的。这杭纺被面，新的。这尼龙蚊帐，新的。这绣花枕头，绣的可不是花，绣的是语录。你看：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再看这一只：要警惕出修正主义。你以为睡觉就可以不突出政治了？一样！时刻都不能放松阶级斗争这根弦儿！往楼上卧室里搬！”
“他们……”老桂连忙说，“他们不让往床上睡，要我睡地板，怕把宾馆的被褥弄脏了！”
“情况在不断变化。现在，我来了！他们敢吗？床是人睡的！今天，无产阶级就是要睡资产阶级的床，这叫天翻地覆慨而慷！我能睡。我的丈夫就能睡！”
那条扛行李的汉子上楼了，沉重的带钉子的鞋底敲着楼板。
“办手续。”
“办手续？”老桂那副可怜巴巴的样子，就象一个被猎人的卡子夹住了手脚的猴子。“就办？在这儿办？……”
一条汉子掏出整整一本盖有区革命委员会印鉴的结婚证书，另一条汉子掏出一个印泥盒来。
“写！”谢莉口授着。“他叫桂任中。”
“富贵的贵……”
“不！你写错了，桂花的桂。”
那汉子随手把那张写错了的结婚证书撕掉，重新在另一张结婚证上写上桂任中的名字。
“女方？”
“你连我的名字也忘了？混蛋！”谢莉在他后脑勺上打了一巴掌。
那汉子伸了伸舌头，写上谢莉的名字。
“男女双方盖章。”
谢莉从衣袋里掏出一个很大的印章来，另一条汉子帮她盖上印。老桂完全糊涂了，他说：
“我从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就什么都没有了……”
谢莉很爽快地说：
“不要紧，按个手印。”
那条汉子抓起老桂的右手食指就往印泥上蘸。可怜的老桂就象杨白劳酒醉后出卖喜儿那样痛苦而迷惘，眼球乱颤。按上了一个小小的、指纹模糊的手印。
谢莉突然抱住老桂的头，在老桂的鼻尖上来了个响亮的亲吻。
“革命婚礼，一切从简。把厨房里为外宾预备的啤酒、茅台、白兰地拿来，冰箱里还有酱肉、烧鸡、火腿，庆祝一下……”她真是过目不忘。
老桂站起来摆动着双手。
“那可干不得，三天以后外宾就要来了！”
“我知道，”谢莉说，“两个小时的会见，哪能用得了这么多吃的东西，留一瓶酒就足够了。”
三条汉子一齐动手，搬来一箱啤酒，三瓶茅台，两瓶白兰地，一大把刀叉，两只烧鸡，两盘火腿，三盘酱肉。在他们动手打瓶盖、撕鸡腿的时候，我拍拍老桂的肩膀，轻声说：
“我走了。”
“你……？走了？”老桂恐惧地看着我，他怕我走，我走了他该怎么办呢？但我还是站起来了。
“小伙子！”谢莉说，“不喝杯喜酒？”
“谢谢！”我走出门去，老桂跟着我快步走出来，在院子里他把原先放在菜地里的鞋盒捧起来，再用那种只有在大地震以后才能见到的惊恐、迷惑而又恍惚的眼睛看着我，压低嗓门说：
“他们该不是哪个戏班子里的戏子吧！跟我在闹着玩儿？……”
我很平静地笑笑，拍拍老桂头的肩。戏班子？戏子，在闹着玩？可偏偏他们不是戏班子，不是戏子，是现今社会上普遍存在的一伙一伙的人，他们绝对不是在跟你闹着玩儿。如果是戏班子、戏子，不就好了吗？我什么也没回答，把大口罩往嘴上一套就走入苍茫的暮色之中了，我听见那伙被老桂认为是戏子中的一条汉子正在引吭高唱（准是高举着酒杯）。
“临行喝妈一碗酒……”
老桂抱着从菜地里捧起的那个装有琼的骨灰的鞋盒，站在门口，他的身影逐渐模糊，而后溶入夜色。
我正注视着那扇窗户，过去，窗上贴的是黑纸；现在，挂上了有蓝色小碎花的布窗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