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正注视着那扇窗户，过去，窗上贴的是黑纸；现在，挂上了有蓝色小碎花的布窗帘。
由于琼的死，使我暂时放弃了处心积虑“进攻”医务室的策划。桂任中经常在夜间用手电筒照着抚摸那张贴在装骨灰的纸鞋盒上的照片。琼的美丽是难以形容的，使人想起热带阳光下的金色大丽菊，尤其是在她的脸上挂着幸福微笑的时候。桂任中把装着琼的骨灰的纸鞋盒一直放在枕边。所以我有幸常常分享他的幸福。但在欣赏了琼的美貌之后，总是久久不能入睡。衣衫褴褛、面貌狰狞的琼和长着翅膀落在上帝手心上的洁白的琼，不断交替在我眼前出现，使我非常疲倦……
常言说：屋漏又遭连夜雨，船破偏逢打头风。老桂又出祸事了！
农场里的军代表是很尽职的，他从不放松对我们这些没参加集体劳动、学习的零散人员的领导和管制，他常常在大会上说：不许有“死角”。我们这些放牛、放鸭、看鱼塘和烧饭的，在军代表心目中是一些最容易由于抓不紧而思想松懈的人，稍不注意就会思想上长出豆芽莱来。所以，他绝不让我们舒舒服服了，“优秀的阶级根子正的人舒服了都要出修正主义，何况这些本来就不接受改造的臭老九！”每天晚上喂好了牲口要和所有的杂勤人员集中学习，而且这种学习是“雷打不动”的。谁都不能缺席，也不能不发言。其实，这种学习最好应付，领导学习的人读一段最高指示之后，你就发言，先是三祝毛主席万寿无疆，林彪死了以后可以免去“祝林副统帅永远健康”。“向江青同志学习”是免不了的，把这一套仪式的拍节放慢，可以延续到三分钟之久。再引用三段最高指示，唏嘘感叹，做激动得流泪状，这中间有许多可以停顿思考的空隙，谁也不敢催促和打断这种忠于毛主席的真实情感的发挥。之后，再谈学习心得体会，最高指示如何英明伟大，如何有预见性，必将对中国革命、世界革命产生伟大的影响，照耀我们前进的道路，激励着一切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为实现共产主义的伟大理想而英勇奋斗。如果为了表现得更深刻一些，可以先批苏联修正主义和美帝国主义，再检讨一番自己。如果怕说错话，全部可以引用毛主席语录，万无一失。谁都得毕恭毕敬地听，因为“毛主席的话一句顶一万句”。很多人都可以轻而易举用毛主席语录写成一部联唱，联成一篇论文，编成一部话剧。事到今日，无论多笨的人都学会了这一整套本领。只有桂任中这个老夫子！唉！他对学习最认真，他总是反复思考、学习、钻研。如果身边有个图书馆，他会为一条最新指示，翻阅一千册书。如果仅只是默默地思考、学习、钻研还无大妨碍，他还要提问，每当他要提问的时候，我都为他捏一把汗。他哪里知道，让你提问就是钓你上钩的。你完全可以说我没问题，对毛主席的指示理解的执行，不理解的也执行。不理解只能说自己的水平低，压根就不能也不敢怀疑。桂任中与众不同，每一次都要老老实实地提问。我总想在夜间枕边提醒他，又总不敢提醒他。因为我对他说的话，他一定会在会上老老实实、原原本本他说出来，我可不能冒这个险。事情就出在提问上。我们在会上讨论的是一条最高指示（原话是一九五七年五月说的，初次见报是一九六八年四月二十六日的《人民日报》）：
“除了沙漠，凡有人群的地方，都有左、中、右，一万年以后还会是这样。”
我们每一个人都按照老办法激动一番、感戴一番、慷慨一番、自责一番就过去了。当军代表问我们：有什么问题吗？我们都表示：毛主席的指示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既深刻又易懂，一读就明白。但是，即使学到老也未必能真正学到手。桂任中却不然，他举起了手。
“报告！”
我的心一下就提到喉管里，连呼吸都停止了。他会提出一个什么问题来呢？一个化学博士，在政治上却象个四岁的孩童。
“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说：科学的态度是实事求是，自以为是和好为人师那样狂妄的态度是决不能解决问题的……”
还正常。我稍稍有些放心了。
“我提一个问题。”
“提吧！什么问题都可以提，提出来可以讨论嘛！”军代表的大腿放在二腿上，抖着。
我又紧张起来了，开始出冷汗。
“毛主席教导我们说：除了沙漠，凡有人群的地方，都有左、中、右，一万年以后还会是这样。那么……如果……如果是一万年以前也作数，……马克思、列宁和伟大领袖毛泽东主席三个人凑巧在一起，三人为众嘛！这个人群里，谁是左？谁是中？谁是右呢？”
在座的每一个人，包括军代表也没想到他会这么提问题，就象在我们中间爆炸了一枚重型炸弹，一时间都懵了，谁也搞不清是怎么回事。而桂任中博士眨巴着天真无邪的眼睛看看这个、看看那个，自以为他提出了一个连军代表都答不上来的难题。他搓着双手，油然而生的小小的得意使他扭动了几下腰。军代表的确回答不上来，他在长长的迷惑和惊愕之后，拍案而起，接着就拂袖而去了。
一刻钟之后，农场里的高音喇叭响了。首先播送的是几段最严厉的关于镇压反革命的毛主席语录，紧接着放了紧急集合号的录音，尖锐的号音，不祥地在农场上空扩散开来。
无疑，桂任中的提问被认为是最恶毒的亵渎罪。全农场的成员都肃立在吃饭的大草棚里，由军代表宣布桂任中的罪状，一声大喝：
“把反革命分子桂任中揪上来！”
一场声势空前浩大的批斗会整整开了三个多小时。大家都知道老头的不幸遭遇，但谁也没有侧隐之心了。一批又一批跳到方桌上表现自己对领袖的忠心，在这个深深弯着腰站在方桌上的一条条凳上变得更加矮小的老头面前，进行尽情的表演。希望军代表能看见他们的“表现”。一位曾经闻名中外的诗人，如丧考妣地一把鼻涕一把泪，控诉老头儿的滔天罪行。一位著名剧作家竟要用自已的头去冲撞桂任中，幸亏他爬不上那张方桌，但他和这个攻击炮打革命领袖的罪人不共戴天的真情却表现得淋漓尽致。还有些女性，号叫着跳上桌去扯老头儿的头发，拧他的肉。竟然有一个老姑娘，在混乱之际跳上方桌，弹跳起来，恶狠狠地扯了一下老头儿身上那个除了母亲和妻子，别的女性不能触及的器官，扯得老头大喊救命。一个历史上曾经在共产党得势时冒充共产党、在国民党得势时投靠国民党的老骗子，冲过去推倒了桂任中立足的条凳，桂任中从条凳上倒栽下来。人们怪叫着拥向他，几乎所有的脚都要踏在他的身上。我竭尽全力大喊了一声：
“毛主席教导我们说，要文斗，不要武斗。”
这才使那些要把桂任中踏成肉酱的脚停止住。大家听不出这是谁喊的，都以为是军代表的声音，除了他谁敢在这时候大喊这样的语录呢！
桂老头的头在流血，一条右腿象面条似的不能站起来了，显然已经骨折。军代表只好宣布体会，责成桂任中写出书面检讨。余寿臣向军代表报告：桂任中的一条狗腿已经断了，怎么办？军代表做了三项指示：一是，本着革命的人道主义精神，接起来。二是，桂任中的一群黄牛另行派人放牧。三是，书面检讨必须尽快写出来上交场部军代表办公室。
桂任中的腿由余寿臣用中国传统的接骨术上了夹板。老头儿反而有点因祸得福的感觉，天天可以不出工，陪着他的琼，一个人在空荡荡的大宿舍里，偎着被窝，背靠着墙，膝头上放着一块搓衣板，写他的书面检查。他一向对写检讨很认真，每一次都要翻遍他仅有的四卷毛泽东著作。有时写到精妙之处，自己会摇头摆尾地吟诵起来。好象他写的不是检讨，而是一篇类似《岳阳楼记》的美妙散文。
有一天夜里，当桂任中把精疲力竭的身子放平，把疼痛难忍的断腿伸直的时候，用极小的声音问我：
“你记不记得，那个发言象哭丧婆似的人，是男是女呀？”我知道他指的是那位大诗人。由于这位大诗人过于热爱领袖，声音变调，当时老头儿又不敢抬头，当然分辨不出是男是女。但我不能告诉他，只能说：
“没注意。”
我注视着那扇窗户，过去，窗上贴的是黑纸：现在，挂上了有蓝色小碎花的布窗帘。
桂任中断了腿，大约可以不再出什么大事了。我又可以在静夜里策划如何“进攻”医务室的战略战术了。桂任中又在梦中凄厉地惨叫着。这时，可能已是子夜一时了。宿舍门被人拉开，冷风顷刻之间灌了满屋，象是一群爱开玩笑的人冲进来，猛地掀动着所有人的被子。睡得热乎乎的人都被吹醒了，响起了一片责骂声。
“准又是猪仔子！”大家猜想是那个学世界地理的大学生朱载志。
“他妈的！一夜要放几次水呀！”
“把他的小肠头用麻绳扎起来。”
“联名报告给军代表，叫他换宿舍。”
我认识小朱，一个身体虚弱、又爱喝水的小个子，鼻梁上架着个深度近视眼镜。
这时，我听见一个人说出了我想说而没说出的话。
“能怪他吗！肾脏不好，营养太差，那玩意能扎得住吗？你们自己扎扎试试……”
大家都笑了，少数没醒的人也都被笑醒了。一个迷迷怔怔的老教师呼地坐起来问：
“怎么？文化大革命结束了？”
又是一阵大笑。笑声里可以品出很多味道来，主要还是辛酸和悲凉的味道。
“最高指示：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也请你把你的美梦进行到底。”
一夜几笑，更加难以入睡。古人说：福至心灵。大概我的福来了。朱载志的尿频给了我一个绝妙的启发。对！就这么办！从现在开始，才四点半。于是，我就拼命咳嗽起来，我发现咳嗽很容易学得很逼真，越咳嗽嗓子眼越痒，越痒越想咳嗽。不到一刻钟就有人抗议了。
“谁？你不能忍着点？”
“我……忍不住……忍……不住呀！胸疼……”我边咳边说，显得十分可怜。
“胸疼？”一个人跳起来大声叫道：“别他妈的是肺结核吧！你他妈的把大家都给传染上？！”
“起了床去医务室！”
“医务室没X光机，没法透视。”
“让他们给开个转诊单进城嘛！”
我只能用咳嗽来回答他们的关心，咳嗽得几乎把心肝都呕出来了。桂任中困难地把他那条上了夹板的腿搬过来翻了一个身，脸朝着我的背，用一对有气无力的拳头捶着我的背。
我怀着深深的内疚暗暗在心里说：骗医务室那些没人味的东西，我一点都不觉得于心有愧，对于大家，只当给大家开个玩笑。可是，骗了老桂，我真受不了。他什么都没说，只是真挚地不轻不重地捶着我的背。他在心里为我而感觉到的痛苦是十分深重的。我又不能悄俏地把真相告诉他，即或是千叮咛万嘱咐也无济于事。他会象刚刚学说话的孩子为爸爸挡客人那样认真地说：爸爸叫我告诉你，他不在家。
第二天我没去医务室，夜里咳嗽了一个通宵。老桂给我捶了一夜的背，一分钟也没停止过。我的越来越严重的咳嗽点起了一半人的怒火，也引起了一半人的同情。骂我的人埋怨我不去看病，同情我的人帮我说话。
“大家应该体谅他的难处，他去医务室，老铁梅准把他当装病的阶级敌人轰出来。”
得到如此有力的声援，我的咳嗽更厉害了，而且咳嗽声中带着受委屈的哭腔。
但三天过去了，我还是没去医务室，一连五天我都没去。可怜的老桂坚持不懈而忧心忡忡地为我连着捶了五夜背。整个宿舍群情激愤，个个骂我是胆小鬼。
“怕什么？有病不敢去看病，心里没病怕什么！你这是货真价实的肺结核，要么是肺炎，要么，是肺癌！老铁梅能吃了你？！说不定会把你当负了伤的表叔服侍哩！”
我仍然一语不发，咳嗽不已。反正白天在干草堆里可以打盹儿。五天之内，至少有五十人次向军代表反映我的病情。
“他个人死活事小，一个没改造好的小知识分子！大家的健康关系着大家的劳动改造，大家的劳动改造关系着能不能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何况也关系着军代表的健康，军代表是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经常接近上级首长，绝不能受到损害。我们要誓死保卫军代表的健康和无产阶级司令部的首长们的健康长寿！……”这些在日后听来会十分肉麻的话，军代表却感到十分正常，十分舒服。反映太多了，军代表不能不引起重视。他首先向反映情况的人反问说：
“余医生、刘医生什么意见呀？”
“这小子不敢去医务室。”
“为什么？”军代表着实感到诧异。
“他怕医生不相信他是真有病。”
“有病没病，可以检查嘛！”
“农场医务室没有X光机。”
“没X光机就不能判断了？人的因素是最重要的嘛！我们八路军八年抗战，小米加步枪打败了武装到牙齿的日本鬼子！你们这些知识分子呀！真是没办法！”
“医生……的……眼睛看不见……肺……”
“毛泽东思想就是显微镜嘛！”
“非要X光机透视不可？”
“是的，听说毛主席每年检查身体的时候，也要在X光机面前拍几张片子。”一个学表演的戏剧学院一年级学生，以非常崇敬的语气说出了一个使人肃然起敬的情况。
“你是从哪儿听说的？”军代表在震惊之余，不大相信。
“我……姐夫……的女儿……的对象，在中南海中央警卫师……工作……”
“啊！”军代表上下打量着这个姐夫的女儿在中南海中央警卫师有个对象的、没有走上舞台的演员，对他忽然有了三分好感，随之情绪也好起来了。“你叫什么名字呀？”
“我叫宋林。”
“啊！我好象认识你，你是不是在肥料连干活呀？”
“不！我在蔬菜连。”
“明天到场部宣传组上班，写个批判稿什么的总会吧？”
“会！还会唱样板戏！”
“我的眼力不差吧！”
“您洞察一切。”
“那当然，否则上级领导能把这么重要的担子交给我？咱们农场有二十一个洋博士，六十七个教授以上的反动学术权威，象你们这些大学生、中学生，上千！你以为你们这些臭老九是好斗的？有时候装的象可怜的小绵羊，其实，比猴还精！我要是没有一把金钢钻，敢接这个烂磁器？！你们……是来反映什么问题的呀？”真是贵人多忘事，只顾自我欣赏，竟如此神速地忘掉了这些请愿者的请求。
“我们是请求军代表关心一下那个没日没夜咳嗽不止的同学。”
“给他开个转诊单进城去检查！”
军代表的一句话还了得，首先解除了医务室政治上可能承担的责任。老铁梅连我的咽部都没看就给我开了转诊单。转诊单一拿到手，我差一点露了馅。精神上的振奋使我整整一分钟忘了咳嗽。余寿臣为了提醒刘铁梅对我进行观察，轻轻咳嗽了一声。可是，这首先提醒了我。我连忙大声咳嗽起来，这一咳不可扼止。从医院出来，不敢跑，只能走，而且还只能慢慢地走，我知道余寿臣和刘铁梅的四只眼睛就在我的背上。
在宿舍里，我从铺底下拉出我的那只唯一的箱子，在拿换洗衣裳的时候，发现了那张唱片，灵机一动，也取了出来。这一切都是在不断咳嗽中进行的。收拾好必备的生活用具（所谓生活用具也就是一把倒了毛的牙刷，半管牙膏，一条毛巾，四分之一块肥皂），我爬上床铺，伏身在桂任中身边，向他告别。
“我去了，老桂头儿！你可要保重呀！”
“应该保重的是你，休息休息会好起来的，这是个富贵病，要加强营养。”他从被窝里摸索着拿出一个很脏的纸包交给我。“这是我和我的琼分开的那一瞬间，她塞在我手里的，我一直没舍得吃，给你，你比我更需要。”说着，他的老泪横流起来。我怎么忍心接受他的这种馈赠呢？虽然我还不知道这纸包里包的是什么。
“不！……我怎么能收你的东西呢？……而且这是琼……和你生离死别的唯一的遗物。”
“是的！”说着，他号啕大哭起来，死死地抓住我的手腕。“你一定得带上，你要是不带上，我就再也不理你了！”他把那纸包硬塞在我的口袋里。
“我不能……我怎么能……”
老桂立即大怒起来。
“好！给我！给我！你就那样看不起我，看不起我的琼！给我！”
我被他的怒吼吓傻了，也忘了咳嗽，也不敢把那个纸包还给他。我用手按着那纸包，眼眶里涌满了泪水。我没想到我的泪腺里还有泪水。为了报答他的盛情，我似乎不应该就这么分手，我也得还他点什么。我有什么呢？一个一贫如洗而又伪装着的人会有什么呢？不！我也有真诚！象老桂一样。我凑在老桂身边说了一句真诚的话：
“老桂！我没什么可给你的，只送给你一句话，老桂！你太轻信了！——我的这个意见对你可是最重要的了！”
老桂迷惘地看着我，问我：
“你是说我对一切都太轻信了吗？”
“是的！”
“啊？”
“你忘了！我们对林彪不是相信过好几年吗？那本《林副主席指示》的《编者的话》里一口气写了三十六个最，我们真的相信这三十六个最？什么把毛泽东思想红旗举得最高最高，对毛主席最忠最忠，对毛主席著作学的最活最活，用的最好最好，最高的典范。现在，他在我们的记忆中恐怕只剩了一个最，就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一个骗子。”
“可……林彪不是已经死了吗？”
“是死了，”我本想对他说：“活着的都是真人吗？”但我没敢说。
“骗子死了！托毛主席他老人家的福，骗子死了！就是摔了一架三叉戟，怪可惜的。”
“是的！……我得走了！”
我咳嗽着离开了他，一直咳嗽到公路边的长途汽车站上，整整一千五百六十二步，这段距离是经过很多向往自由的同学们默默用脚丈量过的。很幸运，正好有一辆风尘仆仆的大客车停在我的身边。我跳上车，仔细观察，车上确无相识的人，我才立即恢复了正常、健康人的本来面目。虽然没有座位，走道上堆满了各种口袋和捆绑着的小猪，几乎没有下脚处。但是，我就象插上了翅膀一样，田野、云朵、公路两旁的树迎着我扑面而来。我真想唱点什么，可又不愿唱语录歌和样板戏。我在脑子里搜寻着，希望能搜寻出一句我会唱的歌来，我试着在喉间酝酿着、哼哼着……但很难找到一个上口的旋律。我并不是不喜欢唱歌，喜欢过。由于一开口别人就笑我跑调，积极性受挫之后，就很怕当众开口唱歌了。记得我进了美术学院以后，总喜欢一个人在集体浴室里喊儿句，世界上所有的集体浴室里都有很好的共鸣，嗓音很干巴的人也会产生一种独唱家的自我感觉。据说夏里亚宾第一次发现自己有歌唱天才，就是在集体浴室里喊了那么一嗓子。我的思路渐渐接近我熟悉的乐感，隐约在脑际中浮现出我经常在浴室里喊的那旋律，那是一支极美、极深情的曲子，是我跟着素描教授到陕北去写生时学会的，应该在黄土高原上引吭高歌的那种《信天游》。可惜我在天空之下一唱就跑调，只能在空荡荡的集体浴室里才能唱出荒芜的旷野里的效果。这感觉完全清晰地回到记忆中来了。我陶醉在忘我和忘却时间、空间的境地之中，喉内的声带弹动起来，丹田气从深深的底部冲上来，我终于脱口而出地唱开了。
“情郎哥哥儿走西口！
妹妹我实在难留；
为了和你亲亲热热地过一宵，
我脱了我的花兜兜！”
我竟能唱出那妙不可言的上行滑音和下行颤音来。
汽车突然来了个急刹车，我并未看见惊愕地看着我的车上的全体旅伴们，我还以为是汽车撞上人了，向扭转身来的司机问道：
“怎么？撞上了？”
司机气呼呼地问我：
“你是哪个单位的？”
“东风农场的。”
“到哪儿去？”
“到市区看病。”
“啊！”司机恍然大悟地说，“怪不得。为什么没人送你？”
“不为什么。”
“你们农场对你就那么放心？”
“怎么，怎么不放心？我又不是不买票。”
“革命的同志们！”司机严肃地向全车旅客说，“为了大家的安全，我建议把这个病人捆起来，别让他在车上发病出意外。”
我还没搞清楚是怎么回事，左右两侧的几个旅伴一下就伸出了五六双手，用捆小猪的绳子迅雷不及掩耳地把我五花大绑起来。我拼命挣扎，拳打脚踢，大声呼喊：
“救命呀！……你们！混蛋！我不是病人，……我没病！”
“怎么样？”司机很得意地说，“果不出我所料，得了这种病的人和醉鬼一个样，绝不会承认他是醉鬼。把他的嘴捂起来！”
年轻的女售票员从脖子上扯下一条擦汗的毛巾，紧紧地勒住我的嘴，一般酸臭汗气使我想呕又呕不出。可千万别相信那些言情小说里的描写，凡女子用的汗巾都是香罗帕。她们身上的汗并不比男子汉们身上的汗稍稍好闻些。这帮杀猪的屠夫！干的真利索！把我的双脚也捆起来了。我挣也挣不脱，喊也喊不出，只能在心里不断地诅咒他们……小猪反而自由了，它们身上的绳索都转移到我身上来了，它们在那些人的座位下钻来钻去，哼哼吱吱，我却……真它妈的倒霉透了！可他们为什么把我捆起来？有什么权利？是呀！为什么？为什么？那些动手捆绑我的人都把后脑勺舒舒服服地靠在椅背上呼呼大睡了。汽车象喝醉了酒的货郎担似的，一路上叮叮当当乱响，大概它的叶子板、引擎盖都没固定好。我想着想着才明白过来，他们把我当成精神病患者了。想到这儿，对他们也就没有什么可埋怨的了。除了精神病患者，谁敢在一九七二年的中国大地上唱这首充满着挑逗的、性感的情歌呢？！我这才百分之一百二的冷静下来了。
我正注视着那扇窗户，过去，窗上贴的是黑纸；现在，挂上了有蓝色小碎花的布窗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