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4年夏天的一个晚上，方海到成都百花潭电影院看电影。散场后，他招了一辆出租车往回赶。司机是一位漂亮的女性，不仅年龄与渝红相近，就连相貌都有些相仿。坐到车上看到这位女司机后，方海忽然间有了一种怀旧情绪，似乎又倒回到他给渝红当陪坐的时光里。百花潭到白果林小区不是很远，车子很快就到了。当那位女司机以成都妹子特有的甜润而温软的口吻告诉方海已经到达目的地时，方海才从怀旧情绪中惊回现实。在这种怀旧情绪的驱使下，他到街边的电话亭给远在深圳的渝红打电话，很遗憾，渝红所有的联络方式都无影无踪地消失了。接下来，在一阵心血来潮中，他努力地回忆某县那些官员们的电话，终于，靠着心中模糊的记忆，他想起了罗主任家中的电话。

接电话的是一位中年妇女，她告诉方海：罗主任调到另外一个部门当主任去了。她说：“同样是主任，级别不一样了，他高升了。”

方海重新坐回出租车，一副心事重重的样子。他从腰间掏出一叠钱交到女司机手里，说道：“随便开到哪里，我在车上想点事情。”

这种客人真是可遇不可求。女司机做了一个惊喜的表情，出租车重新滑入大都市的光怪陆离中。到第二天凌晨四点多钟，女司机实在挺不住了，她将车重新开回白果林小区，回头一看，双眼原本半睁半闭的方海此刻却闪出街灯一般的光芒。女司机问道：“心事想通了？”

方海重重地点点头，说道：“想通了。我也要做一回紫河车计划的老板。”

1994年秋天，方海回到了重庆。

自以为在深圳淘到了“经”的方海，学着特区老板的那一套皮毛方法，打出一个子虚乌有的广告公司做幌子，又到茶馆酒店去网罗了几个据说最擅长刺探他人隐私的兄弟伙，开始了他的紫河车计划。但是，说起容易做起难，他的“工作”还没开张，一个又一个如同大山般的困难便迎面扑来：首先是那些兄弟伙提供给他的所谓绝密情报，全是一些花边新闻，这些花边新闻非但捞不到他人钱财，反而还要将自己陷进去。这时候，他才真正体会到了那位神秘的特区老板的厉害，他也才真正懂得了一个流传在民间的传言：许多贪官们之所以敢于把“贪”字写在脸上并昂首挺胸地走在大街上，是因为法律上的漏洞永远都不是提供给小老百姓去钻的。想通了这个问题后，方海禁不住对那位神秘的特区老板心驰神往起来。他想，什么样的人才能钻这些漏洞呢？

方海的腰包很快干瘪了下去。等1995年的春节到来时，方海已经无钱过年了。那帮兄弟伙们自然纷纷作鸟兽散。于是，方海重操旧业干起了顺手牵羊的老勾当。由偷到抢，原本就是一念之间的事情。到后来，方海已经成为警方多次抓捕未果的重大抢劫犯。他后来在狱中对我说：“抢劫使我尝到了甜头，感觉比紫河车计划来钱更简单，更直接。”

1995年11月上旬，方海在一次抢劫过程中被警方当场抓获；

1996年11月19日，重庆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了重刑初字（1996）第453号刑事判决，认定方海犯抢劫罪，判处死刑；

1997年7月22日，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下达了川法刑一终字（1997）第382号刑事裁定书，决定对方海执行死刑。

1997年7月下旬的某个夜晚，我见到了死囚方海。

我与方海的交流没有任何的戏剧冲突。记得我当时“无意”地递了一包高档香烟给他并为他点燃火后，便开始了我们的交流。我首先从他最初的顺手牵羊谈起。说老实话，从偷到抢，因抢劫而犯死罪，这是一条一不小心就越过的沟渠。在我接触的若干名死囚中，这种例子屡见不鲜。开初，我并不希望从方海那里能够得到什么特别的材料，在我的想象里，一位刚闯进社会就成为死囚的年轻男人，会有什么惊人的与众不同的生活内容呢？然而，随着谈话的深入，随着他回忆的思路融入南方温暖的天空下，我浑身战栗地听到了一则广告人的故事。我猛然间双手捧住他的手，又簌簌发抖地为他点燃一支香烟，我说道：“说慢点，说细点。”

于是，在这个深夜，在死牢昏黄的灯光下，那位神秘的特区老板一忽儿出现在我眼前，一忽儿隐入死牢外面漆黑的夜空中。非常奇怪，尽管方海用了最多的语言、最多的时间说到渝红，但频繁地出现在我眼前的，依旧是那位方海只匆匆见过一面的特区老板。

“说到紫河车计划，它的后期操作很简单，也很奏效。”方海说，“难就难在计划的前期工作。”方海举着香烟的手在半空中划了一下，“我敢肯定，特区老板在各地埋下了许多线人，否则，他根本无法成功地操作整个计划。”

我默默地看着方海，双手无意识地动作着。无意识中，我竟然抽出一支烟，点燃火，刚放到唇间，猛然惊觉自己不是烟民，便又急忙将烟头上的火星掐灭。

这时候，方海一脸严肃地问我：“我一直在想一个问题，特区老板会不会利用紫河车计划，将罗主任这样一些人押在手里，用‘广告’得来的钱，为他们开更大的路，让罗主任他们的官越做越大？”

方海两颗眼珠定定地望着我。

我除了感到不寒而栗，却根本无法回答他——一位死囚的最后“绝问”。

次日上午，死囚方海被执行了枪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