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不能模仿的气质，是否可以随着生活环境的变化而发生改变呢？

就在刘原和香梅的形象光芒四射地出现在特区的各类媒体上时，深圳某咨询公司完成了经营“匪”气与“乡韵”的任务，付给他俩六万元酬金，合作结束了。

按理说，他俩的生活应该回到原有的轨迹上去了。

这时候的刘原已经有了新的想法：他知道自己为什么在家乡立不住脚：自己若隐若现的“匪”气，让家乡人不敢接近。他也知道自己为什么在特区很难找到工作：自己文化不高。幸运的是，机缘巧合，他与香梅做了几回形象代表，挣了六万元钱——六万元钱在特区人眼里只是一点湿湿碎（小意思），但在刘原和香梅眼里，则是一笔巨款了。经过深思熟虑后，刘原对香梅说：“我准备用这笔钱去读书。”

没有知识休想在特区长久地混下去，更谈不上站住脚，这个道理香梅是懂得的。

他俩在深圳蛇口工业区租了一间小屋，刘原联系到了深圳大学专为外来工开设的免试大专学习班，学制两年。香梅则当起了陪读太太。有了六万元钱，他们暂时还不为生计发愁。

一晃到了1994年初夏，他俩一年多前拍的形象代表照片依旧时不时地出现在特区媒体上。有时候回想起来，他俩恍如梦中，互相指着媒体上的形象调侃着对方：“这个人是你吗？怎么越看越不像？”

事实上，他俩真的发生了变化。

在特区生活了一年多，不发生变化才是怪事。

相形之下，刘原的变化更为显著。一年多的校园生活，虽然未能完全褪掉他身上若隐若现的“匪”气，但言谈举止中明显地多出一丝一毫的书卷气。这是读书带给他的信息标志。

在这个初夏的某个晚上，刘原轻轻地拥住香梅，幸福至极地说：“再有一年，我就可以拿到大专文凭了。”

香梅开着玩笑说道：“你不凭匪气找饭吃了吗？”

刘原一本正经地说：“将来，我要用学到的知识，凭真本事找饭吃。”

然而，事情却发生了急转直下的变化。

一天，已经一年多没见面的深圳某咨询公司的贺总突然间大驾光临。

在一间酒楼里，贺总说明了他的来意：香港某服装公司交给他一笔大生意，并特意点明要那个“小匪小匪”的男青年做服装公司的形象代表。贺总说：“刘先生，这次虽然没有你太太参加，但我们仍然按两个人的酬金付给你，行吗？”

在刘原和香梅看来，这是一件大好事。

第二天，他们急匆匆地赶到设在深圳宝安区的摄影棚。

但是，效果很令贺总失望：刘原无论如何都流露不出过去那份“匪”气了，倒是细如发丝的书卷气不经意间就流露了出来。贺总无可奈何地摊开双手，说道：“刘先生，你的酷到哪儿去了？我们需要你的匪气。”

这次失败事件非但没扫刘原的兴，反而使他本人高兴万分。他兴高采烈地抱起香梅旋转起来，激动地说：“一年前你跟着一个‘土匪’跑出家乡，再过一年，你带着一个‘大学生’回家去。”

这时，贺总的手机响了起来。他一边听着那位神秘的老板的指令，一边用怪怪的眼神望着不远处的两位年轻人。最后，贺总轻声答了一句：“好的，我随后就安排。”

一个星期后，香梅失踪了。

4�最后的“匪”气

香梅对刘原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在没有香梅的日子里，刘原的整个精神世界都是灰暗的。他不明白香梅为什么失踪？她有什么理由要失踪？为了寻找香梅，他向学校请了假，不惜本钱打印了成千上万张寻人启事，专门雇人将寻人启事贴满深圳的大街小巷。不到四个月，等炎热的夏天到来时，刘原不仅花光了全部积蓄，重新囊空如洗，而且扼杀了刚刚萌芽的书卷气。当然，那股“匪”气还没有苏醒过来，目光里却多了一层因长时间苦苦地寻觅而积淀下来的“凶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