望着埋头坐在主席台末尾的田林，包工头在一阵窃窃私语后，马上联想到“牢中结缘”的传说，似乎终于找到了他坐主席台的理由。

“狗日的，”其中一位包工头悄悄地对另一位包工头说，“该他龟儿子发大财。”

如同我们参加的绝大多数会议一样，在申老板的主持下，会议严格地按照主席台上就座的“嘉宾”级别高低进行着先后次序的发言。每位“嘉宾”的发言看似散漫，却无不围绕着“移民新村”这个中心转来转去。

其中，只有一位年近六旬的北京客人在发言时，一不小心泄漏了军机，他一只手指着申老板，另一只手指着窗外大片的厂房，动情地说道：“当年，我给他的父亲当警卫员时，这个厂址是老首长亲自选定的呀。”他一脸的皱纹似乎都在痛苦地颤动着，“没想到，父亲当初造厂房，儿子今朝炸厂房。我心痛啊！”

另一位北京客人接口道：“话不能这样子讲，老首长当初造厂房，是正确的；儿子今天炸厂房，也是正确的，都是服从国家的需要嘛。何况，儿子还要负责兴建一座新城，几十亿的资金从他手中流过。我高兴啊！”

直到这时，包工头们不仅明白了这里将新崛起一座移民新村，将增添若干来自中国西部核试验基地周围的兄弟姐妹，他们还若隐若现地窥视到了申老板的背景。

然而，拥有如此背景的申老板怎么会关押进地方上的小小看守所？这个问号刚一冒出来，答案立刻就有了：正因为小小看守所不了解情况，才有了田林在狱中的英雄举动和通风报信，也就有了出狱后的申老板的报恩故事。

临近中午，一辆豪华大巴驶到办公楼前，兰小姐将北京客人们一一扶上车去。

他们要回北京去了。

临分手时，那位给老首长做过警卫员的老头当着众多包工头的面毫不留情地“训”着申老板：“移民新村如果没有搞好，我饶不了你。”

“是是是，我一定搞好，一定搞好。”申老板双手捧起那位老头的手，却将脸调向满屋子的包工头们，大声问道，“弟兄们，移民新村能不能搞好，就看你们的了。你们有没有信心建设好移民新村？”

在一瞬间的迟疑后，平时万众万条心的包工头们这一次居然异口同声地答道：“有信心。”

许多包工头还想吼出一句心里话：转包点工程给我做。

送走北京客人后，兰小姐指挥着几个“准军人”抬来了几大箩筐白面馒头。

申老板对大家解释道：“我从小在军营里长大，艰苦惯了。我现在虽然掌握着几十亿建设资金，但那是国家的钱，用于建设移民新村的。请大家谅解，我今天中午只能请大家吃馒头。下午，我们坐下来谈具体的合作事宜。”接着，他将田林拉到身边，“这位小兄弟对我有恩，今后，请大家多帮助一下他。”

当天下午，申老板将兴建移民新村的各类手续一一地展现在众多包工头面前。

事情发展到后来，是年轻的田林做梦都想不到的：他居然成为六十多位包工头的特邀顾问，也就是说，从他手里意向性地转包了六十多项工程出去。什么叫意向性工程呢？某项工程在谈妥以后、签合同之前，包工头按百分之三至百分之五的“行规”交信息费。

田林代替申老板从这些包工头手里分别提取了三至六万元不等的现金。

每一次将钱交到申老板手里，申老板就会从里面抽出几张钞票拍到他手里，说道：“我先前给你说过，到时候，你只管在信箱里捡钱。”

他们从信箱里捡了六十多位包工头的近三百万元钱。

4�望乡台“转”运

如果不是一个偶然的发现，田林还会沉浸在成功人士的光环里，继续着他六十多位包工头的“顾问”生涯。

1994年8月下旬的某个周末，田林在几位兄弟伙的陪同下，包租一辆小车前往江津四面山风景区游玩。四面山风景区地处江津市与贵州省的温水县交界处。在四面山望乡台瀑布前，田林偶然发现一位年近六旬的老人非常眼熟。他不是给申老板的父亲当过警卫员的那位北京客人吗？这个意外的发现使田林惊出了一身的冷汗。在一个拐角处，隐身在岩石后面的田林突然间出现在那位老头面前，没等对方反应过来，一把牛角尖刀便抵到他肚子上。田林聪明地问道：“知不知道我叫什么名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