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夜涌进街道

从屋顶漏下

我的心长出了翅膀

飞进中国的蓝花园

爬上希腊神殿的白柱子

摇着摇着

头上插着紫簪

和黄花

脚踏得湿草地

青亮青亮

我的心多轻快

笑着

当这城市

静静地睡去

记得很久前看过一个故事，说，玫瑰是能唱歌的。

把玫瑰浸入液态氮中，她的每一片花瓣就会迅速地变成玻璃一样坚硬而脆弱，这个时候，轻轻摇动一下，玫瑰就可以唱歌了——虽然那只是单调地、叮当做响。

然后，当液态的气体迅速地挥发之后，它的每一片花瓣会迅速的枯萎、凋落。

那个故事里，有一朵玫瑰为了向心爱的人唱出心里的歌，最后通过那样的方法达到了愿望，凋谢了最后一片花瓣换来了情人的眼泪。

在那个故事里，我记住了，玫瑰是可以唱歌的，至少我知道，如果我来世做了一朵玫瑰花，在负责美丽的时候，我还要唱歌，为了那个我值得用萎谢的一生去换来一段让他觉得动听的歌声的男人。

一个相信玫瑰的歌唱的女人，不可能不相信爱情。

只要她还有生命。

她的生命是为爱情成长的。

以前我常常向往着要找一个世外桃源，一个可心可爱的去处，可以和自己心爱的男人一起厮守；在那里安安静静地生一窝孩子，像驯养小动物一样地抚育他们长大。到了澳洲以后，我发现如果论自然环境的话，没有比这里更适合我的理想的了——整个国家就像一个大郊区，宁静，平和，闲适，适合养老，适合家居，适合温情。

我最终选择了住在澳大利亚一个不著名的城市,一条不显眼的街道，一幢被绿树红花包围的楼房。这里每天早上可以听见鸟的鸣叫，听见叶子被风摇曳的声音；可以看见一季一季的鲜花不被呵护也照样灿烂绽放，看阳光一点点渗进屋里，如同一个检阅的长官。

到澳洲来的第二个月，我买了一辆不张扬的澳洲自产的Holden车，握着右座的方向盘，靠左行驶在没有人迹的市区里。在这个有770万平方公里的国度里，只有区区不到2000万人散落着、生活着、繁衍着；在这里的路上，见不到人烟就像见不到风沙一样。——一切固有的原则连同记忆都被颠覆了，连交通规则都那么和中国逆反着不一样。

慢慢习惯下来，我在澳洲开始了自己的新的人生。就好像重新来活过一遍那样，一切变得从容简单，除了有年龄在为我的历史垫底以外，我看不出自己还有什么需要被唤醒的过去。

我甚至不用电话和EMAIL和国内联系。

有什么是必须要听的呢？

又有什么是非说不可的呢？

有什么人是一定不能舍得的呢？

——把生离当成死别的时候，一切都淡然得如同从来没有发生过一样。

澳洲的空气清澈得有这样给人洗脑的功效，就好像电影《东邪西毒》里的那坛醉生梦死的酒。

我已经快忘记了我曾经在中国有过什么样的欢乐喜悲。

我在澳洲留守的状态，就好像一个出家的人或者一个逃亡的人，为了不能启齿的原因，她知道他必须适应他那将要永远挥别故土的宿命。

这样过了半年。

直到有一天，我读到了裴俊的一个EMAIL。

他在EMAIL里说：

“你走了，才知道你的存在不是可有可无的。

你走了以后，情况改变了很多。

也许你选择离开是对的。你从来是一个聪明的女子，知道选择什么样的生活。现在看来你的选择是有预见性的。

我一贯是一个报喜不报忧的人，在我处境不佳的时候也懒得和人交道。

但是现在，我真的很想听听你的声音。

给我一个你的电话号码吧。”

我一看到这个EMAIL，就立即拨叫了裴俊的手机。我相信他一定有什么麻烦了。以他的骄傲和自信，他不会这样低调而又放下身段来和任何人说话。他甚至从来没有这样和我说过话。

但是，电话接通之后我被告知，这个电话已经被转移到了移动小秘书台上了。

接听的是一个声音很发嗲的声讯小姐，问我贵姓，有什么留言。

我说，我姓殷，你让机主把电话打开，我要和他说话。

那声讯小姐追问说，那请问小姐您的全名？

我最不愿意和这些机械的职业的声音说话，我说，不要问我的名字了，我是澳洲打来的国际长途。

那声讯小姐还不依不饶地说，可是机主要求要留下您的全名啊。

我顿了一下，告诉对方说：“我是他老婆。”

说完，我挂断了电话。挂了电话以后我才开始回味自己说过的话，我怎么就这么脱口而出地说我是他老婆呢？我怎么竟然还会认为自己是他老婆呢？我兀自地摇了摇头，没有答案。

等了两分钟之后，我重新拨了裴俊的电话。

终于在电话里听到了他的声音。我说了句“你好，是我”之后，竟然就开始流泪了。不是哭——没有哭声，呜咽都没有，就是流泪——那种特殊的水爬了我一脸的，像蜘蛛结网一样的。

他的声音，把我半年的沉静一下子就绞空了。就好像这半年不存在一样。就好像昨天我们还在“苏丝黄”酒吧里一样。

我说：“我看到你的EMAIL了。所以给你电话。”

他问我：“要是没有这个EMAIL，你是不是会永远都不理我啊？”我回避了他的提问，直接问他：“说说看，最近你怎么了？”

他说：“还好啊，没有什么啊。”

我说：“不对，你肯定有什么事情。你先告诉我，是生意上的，还是生活上的。”

他说：“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就是有些想念你了。”

我问：“你说的是真话吗？”

他说：“真的是很惦记你。想着你还是一个孩子，一个人到那么远，一定很难吧？”

我说：“难过也要过啊，这不也过来了吗？不是还有你留给我的一些钱来垫底吗，起码不用担心明天的早餐在哪里了，我也知足了。”

他说：“我很想知道你现在是什么样子。”

我问：“那你的潜台词是说你想到澳洲来看我呢，还是说要我回中国去给你看啊？”

他说：“我哪里有那么大的支配力？”

我说：“你给我一个理由，我就去见你。”

裴俊停了停，说：“殷拂，我真的很不顺。我的公司可能要被清盘了。”

我的脑子“嗡”的一下就大了。

我问他：“到底怎么回事情？怎么会弄成这样呢？我走的时候不是还好好的吗？”

裴俊在电话里说：“啊，一言难尽啦。”

我问他：“就不能改变了吗？还有什么办法吗？”

裴俊说：“你别管了，你也帮不上什么忙。现在树倒猢狲散，我身边也没有什么朋友了，这个时候，我只是想听听你的声音。我希望你在澳洲好好的。真的，这个时候很想跟你说点祝福的话。”

裴俊的话让我一下子就有很不好的预感，怎么听来都有点像在做诀别的赠言。我马上说：“你怎么这么说话啊，这么奇怪……你别吓唬我啊。你要是想见我，我这就去买机票去啊。”

裴俊在电话里笑了起来，说：“瞧你想的那么多，女孩子真是不能太聪明，你就是太聪明了，把该想的和不该想的都想齐了。你不用那么着急啊，我不会有什么事情的。真是被清盘了也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啊，以后找机会东山再起就是了。——何况现在还没有嘛。”

我说：“那你告诉我实话，你现在怎么想的，我真的很担心你啊。”

裴俊说：“我是在想办法。我需要一些钱，也在找各个方面筹着呢。”

我说：“你告诉我你要多少。我手上还有一点钱。北京的房子和车呀什么的，你也都可以拿去卖了。这些东西凑一凑，怎么也有两三百万了。”

裴俊说：“傻丫头，我怎么能要你的钱呢？何况这些也解决不了什么问题啊。”

我问他：“那你要多少呢？”

裴俊犹豫了一下子，说：“一千万吧。”

我愣了一下，这个数字对我来说，确实太大太大了。像我现在这样一个深居简出的女人，一辈子也不可能和这么大一笔数目扯上什么关联。我马上想到了童超和亚历山大·周，他们俩，一个是做投资银行的，一个是给人做投资顾问的，对他们来说，找一个端口，筹个一千万的款子，怎么着都应该有些办法。在这种问题上，没有人比他们更专业了。

我跟裴俊说：“也许我可以帮你。你给我一点时间。”

裴俊说：“你别傻了，你在澳洲那么远，怎么可以帮助我？你过好你自己的生活就好了，其实，我一直很不放心你。”

我这人，听不得这样的话。对于一个我曾经在乎过的男人，他用这种不经意的关爱说出这样的话语，足可以让我感动得窒息。

我问裴俊：“除了不放心，你还想和我说什么？”

我这么问他，其实就是在启发和等待。女人永远活在语言和形式里面，这是没有办法的。

裴俊说：“想说的话很多啊。”

我又问：“那你告诉我，你现在还喜欢我吗？”

他说：“那不是喜欢，是爱。我爱你。但是，你知道吗，殷拂啊，一个男人，在落魄的时候，没有权利跟女人说这样的话了。”

我说：“好了，我知道了。”

知道什么了？我知道他还爱着我，我也知道我该为他做些什么。就像玫瑰知道为谁绽放又为谁歌唱……

总是很难忘小时候听过的一个故事，说是干涸的池底躺着两条相亲相爱的鱼，它们都竭力吐出最后的一口唾沫涂在对方的身上，让对方获得一丝生存的希望，这个故事的名字叫“相濡以沫”。我是一个相信故事的人，当我看不到别人给我证明这样的故事的时候，我就自己给自己表演。

这么多年了，我还记得，在塞纳河畔，裴俊站在岸边专注地望着我，说，他要给我我想要的一种生活。他的目光从容而宽厚，足可以抹煞我们之间的一切属于伤口的东西。现在想来，他的目光是一种牵引，一种注定，仿佛早有安排，我于是朝着他滑落，以飞蛾扑火的姿势——我别无选择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