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斜斜乍暖轻寒的夕阳

一双双红掌轻拨的鸳鸯

一离离原上寂寞的村庄一段段断了心肠的流光

两只手捧着黯淡的时光

两个人沿着背影的去向

两句话可以掩饰的慌张

两年后可以忘记的地方

我的心就像西风老树下人家

池塘边落落野花

雨后的我怎么啦

从我踏上澳洲的第一刻起，我就知道这块土地不是我的家园。再明亮的阳光、再透彻的空气也无法涤荡我的慌张。一个人，就这么诚惶诚恐地来到了一个陌生的国家。是啊，你远离了所有的快乐和不快乐的过去，远离了那些你愿意被纠缠和不愿意被纠缠的人们，远离了那种被人监视被人控制被人管理的状态。这时，你明白了，其实，你早已经习惯了从前的那种生活，你愿意被那种氛围包围着，你需要它们就像鱼儿需要水一样。

我下了飞机就想迫切地重新再上飞机回中国去。

我相信很多出国的人都和我有同感。别看他在Email里把国外描述得多么人间天堂，那是他在抒情呢，幻想呢，说梦话呢，那绝对是在盗版别人的生活状态；等他什么时候和你说实话的时候你再好好听听，这东西的正版原声可是太不如盗版拷贝的了。

在中国的时候，我工作，我喜欢跟那些自以为是的男人们说：“好啊，我今天心情好，今天就和你一起吃饭啊。你知道吗，陪你吃饭是给你面子呢”；我随意刷着金卡去买我喜欢的名牌，而不去计较它到底花去了我账上的多少钱；我瞧不起那些在北京的秀水街和上海的襄阳路上去淘了假名牌、然后还要去挤公共汽车的女人。

在中国的时候，我玩票一样地写作，我最喜欢的词语是“爱”、“美丽”、“伤感”、“梦”、“幸福”、“幻想”和“眼泪”。

在中国，我常常很小资地把自己装成一个伪愤青，看周围的人因为各种的不容易和不如意而成为了一个个真愤青。我学着说着愤青的语言，和他们做同类，可心里洋洋自得地知道，他们和我，岂是可以同日而语的呢？

到了澳洲以后，我要天天自己给自己做饭，要留心看看KMART和COLES的每周传单，这样好用最便宜的价钱买下我所需要的东西。我申请了一个PHD的学生身份，它给我带来的最大实惠就是可以利用学校的资源来读一些闲书，而且，在坐火车、坐汽车的时候还有折扣。有时候我也去唐人的教会转一转，因为那里还有点人气，而我想呼吸一点有人气的空气。写作占用我生活的时间越来越多，我开始写恐怖小说、科幻小说，在一切假想的空间里，我变成了我的孤独王。我常常用歌德的话来安慰自己说：“在沉默中培养才华，在世界潮流中锻炼品格(Talentisbuiltinthesilence,characterinthestreamoftheworld)。”——不这么掩耳盗铃，我怎么可以对自己有的交代呢？我写作时频繁使用的词汇变成了“郁闷”、“孤独”、“悲凉”、“无望”以及“boring(厌烦)”、“suffering(痛苦)”、“fussy(神经质)”。我已经不用写什么眼泪了，它天天不请自来地和我做伴……

在中国的时候，看到那些像苍蝇一样围着我转的男人们，我想象着他们的慷慨、大方、潇洒、以及一切挖空心思地和我套瓷的终极目的无非就是要我上床，我鄙视他们；我说我不要虚荣，我要的是真的爱啊。

在澳洲，我看够了那些辛苦、穷酸、猥琐的中国男人在我身边讨好献媚。这些雄性标志的留学生或者访问学者们追起女性来可真是张牙舞爪、拳打脚踢，毫不保留地暴露原始的人性。七情我不敢说，六欲绝对是够鲜明了，而且好兔尽吃窝边草。你想啊，机会也不多，就看到窝边的那点青草，你不吃就是白不吃的啊。当然，我也明白他们更感兴趣的是我的澳洲身份。我心里说我可以帮你们解决身份，但是，你们可以给我什么？你们连在这个土地上最起码的生根的问题都要我来帮助，还有什么爱是可以给我的吗？还有多余的虚荣可以给我吗？

裴俊，童超，亚历山大·周，夏竞，韩飒，这一个一个从我身边走过的男人，我和他们之间的那些过去，映衬在澳洲的背景之下，都让我倍觉忧伤。我在澳洲的辛苦，他们应该是可以预见的，但是，也许他们已经无暇去关注了。生活给我带来的巨大的变化，也许这是他们希望看到的，但是，他们情愿再去改造其他的比我更年轻、更漂亮、也更简单的女人——或许，一直以来，我想要的东西太多，所以，他们没有人可以承载。

为什么我不可以退而求其次呢？

难道只要一个全心全意对我真好的男人就很过分吗？

我在澳大利亚见过韩飒一次，当时他是随团到澳洲进行一些商务考察。说考察是好听的了，其实无非就是拿着国家的钱让这些领导干部见见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市面。

我知道这些人出国之后最感兴趣的都是些什么。带他们去看脱衣舞表演这种事情当然不能让我来领队了，于是我就自告奋勇带他们一行人等去逛casino(赌场)。那些人在casino里面也多少试了试身手，不论最后输了多少，反正一直到离开，他们的眼睛里都放着绿光，狼一样的绿光，真是很让人难忘啊。

到了晚上，韩飒语焉不详地问我：“晚上你有什么安排？”

我知道他的意思。但我没有顺着他的意思说。

我回答说，是有安排。他问我，是很重要的事情吗？不能换一个时间吗？

我摇摇头。我非常清楚这个时候他想和我做些什么，干柴嘛，烈火嘛，烧吧，干吧干吧，投入火热的生活吧——不就是那么点事情吗？谁也不是善男信女——他一定以为这也是我期待的。我不能说谎，我不能不承认我真的也很期待还能有这样的机会去和他之间发生些这样的事情，我喜欢这样美好的事情。没有一个正常的女人不喜欢爱、被爱，做爱。但是，那天我就是坚决地跟他说不可以，尽管我心里真的很期待、很愿意。

后来，我们之间随便说了些寒暄的话题。

他问我在做些什么。

我说，混生活呗，人在哪里活着不都一样，就那么点事情，吃喝拉撒睡。有的人贪一点，就还要一点什么理想啊，事业啊，成就感啊，其实也都说穿了，还不都是一个钱字。在国外的人，就更在乎这些了。

韩飒就问我有没有自己的公司。

我说当然有了。在这里还有什么比注册一个空头公司更简单的事情呢？

他说：“那就好，以后我们可以一起合着来做点事情。到时候，你找好项目，我可以给你投资。”

我像听故事一样地听他说这些话，事后很久也都在玩味着这些话里的潜台词。大约我在他心里依然是那个用十年、甚至还会用几个十年来暗恋他的女人，而我对他的依恋，和权势无关，和金钱无关。所以，他可以信任地把权势和金钱这样隆重的主题托付给我，而我呢——我以当年的痴情来当他现在的帮凶。

我终于没有让这样的事情发展下去。

我心里还是有些害怕的。

我不想害人害己。

作为一个女人，活到今天这个份上，自己最知道自己的不容易。既然没有人疼爱，那么便自爱。可是端详自爱这个词语，再回首看看和他一起走过的道路，觉得一切无不都在描绘着一些个莫大的讽刺，处处都是刺，根根扎人疼。

在国外生活得久了的人，胆子都没有国内的人大。鲁迅先生早就说过，国人“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消亡”。在国内的中国人，可能接了地气、有底气，“爆发”出来的居多；在国外的中国人，可能被驯化了不少、也水土不服，“消亡”沉沦掉的居多。所以，网上我们经常可以看到，在祖国大地上，动不动就可以听说一个什么靠煨着“毛氏靓汤”的人成为“上海首富”，或者说一个叫杨什么的大胖子拿着点郁金香的种子就可以开始圈地叫做“荷兰村”；但在国外，挣点钱的中国人多不容易啊，开个中餐馆，开个小杂货铺，开个没有本钱的贸易公司，开工的时候太阳还没出来，收工的时候太阳更早一些时候下了班；或者，就是看着帝国主义的老板们的脸色，等待每两周的时候有个结算，能够拿到一点为生的可怜的薪水……而且，他们的每分钱都还要算计着怎么最大可能的逃税，心力交瘁啊!谁还敢去赌什么未来？全都指着下一代去出人头地了。

我在网上逗留的时候，总也是很关心中国的时局和政局——心里有个小小的结，就是想从文字的平静中看到韩飒的平安。纵使从政的人大多走的都是同样的道路，栽的也都是同样的跟头，但我还是希望韩飒是平安的。首先，他最好不要滋事，不要犯事；另外，他万一真的犯了什么事，也愿他能有一些侥幸，毕竟天底下也不是每一个恶都一定有恶来报的。人若纯真向善不可以思维如我这般荒唐，但我毕竟是对他不舍的。“一日夫妻百日恩”了，好歹他也给了我一日夫妻的福气了。

何况，我在裴俊和童超的身上，也切肤地感受到了做人和做事的风险。没有人可以随随便便成功，但是，任何一个成功的人，他每天的生活都是如履薄冰，随便一件什么事情，就有可能颠覆掉他全部的努力、财富和心血。

我不能再次接受韩飒，就是因为我正好被裴俊的一些事情纠缠着。我在和裴俊分手的时候曾经跟他说过，“要是你倾家荡产了，我会回来。要是你病入膏肓了，我会回来。”——这不是宣誓，也不是标榜，我说这话的时候，并不相信这种事情会真的发生。不过，老天真要是想考验我们的诚实程度，他硬是要让这些假设来兑现的时候，他和我都知道，我是一个不说谎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