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约是去年秋吧，有一天我忽发奇想，决定对一百位乡长做一次调查。我这样做的主要目的是想为我即将动手的一部长篇小说准备一些材料。当然，我不会为这件事耗费大多的精力，我的时间实在是有限得很，我能做的只是通过一封信请他们回答我的几个问题。几个简单得不能再简单的问题。我说问题简单只是说这几个问题并不复杂，但是并不复杂的问题并不意味着多么好回答。因为我不可能给我那些可敬的乡长们以更多的自由度，这样的话我怕是什么也得不到了。所以我特别强调的是乡长们讲述给我的是真话，不是在大会上讲的那些话，不是在领导面前讲的那些话；不是写进年终总结里的那些话，而是发自他们内心深处的真话、实话。从这个过分的要求上看这可能是一次毫无意义的调查，因为我好像在十年前就知道在我们这个时代说真话的人越来越少了。有些人在法官面前都不愿将真话讲出来，在一个作家面前讲真话的可能性可能会更小些。但是我是一个只要做出决定就要付诸实施的人，哪怕明知道这样做的结果是个错误，错得一塌糊涂，也要错一回再说。于是，在一个阳光灿烂的好天气里，我给乡长们写了一封信。
这封信是这样写的：
尊敬的XX乡长：
您好！
我是一名青年作家，现在因为一篇小说的缘故有求于您。请别害怕，我不是拉赞助的广告商，我不要您的一分钱，我只想请您回答我几个问题，这几个问题是：
一、你为什么做乡长？
二、你为了做乡长都做了些什么？
三、你做乡长的信条是什么？
四、你现在最想做的是什么？
我知道这是几个尖刻的问题，面对它们您或许会理直气壮，问心无愧，但是您也可能会感到尴尬，感到为难。我恳求您无论多么无愧，多么为难都要回答我，只要您的声音是真实的，无论它多么惨不忍睹、触目惊心、骇人听闻，我都会为您激动，为您欢呼，因为您讲了真话。还有最重要的一条，我会为您保密，用我的人格。
当然，我不是您的领导，没有权利要求您回答我的问题，但是，作为这个问题的发问者，我完全有权利看到您在这几个问题面前的勇气，您是一个勇敢者吗？请回答我！
等待着您的回答。
祝
工作顺利，官运亨通！
张继
一九九六年九月二十六日
为了把这封信准确地寄到每一位乡长的手中，我找到一位在市委组织部工作的朋友，请他为我搞一份乡长的通讯地址和名单。我的朋友答应了我。我的朋友叫李志。李志在答应我的同时要求看看我那封信，我把那封信给了他。他看过信就笑了，说：这封信你最好还是别寄了，你不会有任何收获的。
我说：为什么？
他说：你可能会收到一些信，但你收到的都是假话，都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司空见惯的为了升官发财涂脂抹粉专用的牛皮，没有人会把真话讲给你。
我觉得他说的话有道理，就做出一副沉思状。
李志最后说：算了吧，别浪费邮票了，邮票涨价了你知道不知道，五角了，一百封就是五十块，与其这样白白地扔出去，倒不如请我喝一顿羊肉汤呢。
我真的请我这位叫李志的朋友到对门一家羊肉馆里喝了一顿羊肉汤。羊肉汤里辣椒油加得多了，很厚很浓的一层，我和李志喝得满脸汗珠滚动热气腾腾。但是从羊肉馆里一出来我就奔向了邮电局，按照李志给我提供的地址和名单把信一封封地发了出去。唯恐有所遗漏，每寄一封信我都在那张名单上划掉一个名字，后来所有的名字都被我划掉了。我长长地松了一口气，然后转身而去。
以后，我一直处于一种等待来信的激动中，一天跑三趟邮局，那样子极像一个初恋的小伙子等待女友的情书，弄得邮电局那位专管收发的小姐对我直翻白眼。
大约是一星期之后吧，我真的收到了一封信，接着又收到了一封。这两封信都很简洁，内容也大同小异，一封上面只有三个字：“神经病”。另一封要稍微复杂一点：“都什么时代了，提这几个问题你不觉得太小儿科了吗？”这两封信都没有具名，也没有署地址，说句实话看完了信我闹了个大红脸，活这么大人了从来还没有谁从我身上挑出这么多毛病。我咬了几次牙，但最后还是把这两封信整整齐齐地放在抽屉里了。我安慰自己说，不管内容如何毕竟有人给我回信了，这个开头不错，是个好现象，还有九十八封呢，慢慢地会好起来的。
这样又过了一星期，我又收到了一封信，这封信要委婉多了，信上说：张继同志，我不是一个勇敢的人，我实在不愿回答你的问题，你现在不是在写一部小说吗？我知道现在小说出版相当难，咱作一下交换吧，等你的小说写出来我帮助你出版，需要多少钱我都拿，但请你别让我回答你这四个问题了。信封里还附了一张名片，看得出他是一位真诚的人，至少他不虚伪。他这么认真让我有些感动。当然我也就不会再逼着他回答我的问题了。当然我更不会要他的钱，不过我对这项调查的信心更大了些，因为这封信多多少少涉及到了我提出的那几个问题的皮毛。我有些兴奋。寄希望于下一封信的来临。
但是一个月过去了，我一封信也没有再收到，到这个时候我才不得不对这项调查活动的效果怀疑起来，我想果然如李志说的那样，这是一件毫无意义的事情。我叹了口气，苦笑了好几声，就把这件事情忘掉了，专心去做其它的事情。
我做的那件事是为一家电视台搞一个专题片。这件事做得要比那件事顺利多了，电视台那边也很满意，制作出来后邀我到那里去看一看片子。就在我即将动身的时候，我忽然收到一个邮包。最初我以为那是一本样书，看看邮包上的字却是“华阳市晦阳县平淡乡人民政府”，我不由地一阵激动。说句实话这时候我差不多已经把寄出的那一百封信给忘了。我连忙拆开，果然是寄给我的回信。信写得有些潦草，但是很长，有一百多页吧。刚拿过来的时候我还觉得上面是几页来信，下面是一本先进事迹材料之类的东西，但是我翻了一会儿，中间没有发现间断，它确实是一封很完整的信函，这可能也是我今生收到的最长的一封信了。我是带着一种阅读世界之最的心情读这封信的，自始至终都沉浸在一种莫明的兴奋之中。
这封信是这样写的：
张继同志：
你好！
来信早已收到，之所以现在才给你回信是有原因的。收到你的来信之后我的确很犹豫，应该说犹豫了很久。说句心里话，有好几次我几乎放弃了给你回信的想法，正像你在信中说的那样，你信中提出的那四个问题确实让我感到尴尬，十几年来，我虽然在人们看来每天都在进步着，并且自我感觉也良好，然而，从来没有一次静静地坐在一隅好好回忆，梳理一下这么多年来走过的路，做过的事，你的这几个问题使我一下子置身于某种境地之中，就像一个爬山的人在一处悬崖峭壁旁蓦然回首，看到一丛丛荆棘，一处处陡坡。我有些胆怯，我怀疑我是一下子飞过来的，现在设若再让我回过头再走一遍的话我真的役了当初的勇气。我觉得那简直不是一条人走的路，走这条路的人应该是神是鬼，是魔是怪。
然而，我毕竟是一个刚刚从这条路上走过来的人，许多神魔鬼怪们做的事情我也都做过，要如实把它们讲出来，无疑就像把自己的羞处敞开给人看。我在动物园看过猴子，有一次他们就摆出如此行状，那确实是一件让观众也感到无地自容的事情，需要很大的勇气。有很长一段时间我一直犹豫着。现在之所以给你回信不是想以此来证明我是一个勇敢的人，用这个可以称作是自己隐私的东西来证明自己勇敢，代价实在太大了点，并且也没有这个必要。我这么做的原因有两个。一个是现在我已厌倦了官场上的那种生活，我想寻求一种新的活法，因而对以往的所做所为已经不再珍视。另一个原因是因为我喜欢你的小说。你没想到吧，我还是你的一位热心读者，你写的《黄坡秋景》、《杀羊》、《村长的玉米》、《集资》什么的，我都读过，并且也向所谓的同僚们推荐过你的作品，你写的乡村、乡村干部以及有关他们的场景和故事很有趣，我都能一一数出来。有一次陪上级领导吃饭的时候我还把你写的一个故事讲给他听了，引得那位领导把饭都喷了出来，非让我找几本你的小说给他看。我也真找了，他也真看了，有一次在县乡两级干部会议上他还即兴念了一段。你在我们这里可成了名人了，不过我们看过了也就看过了，不太在意的，该怎么做还是怎么做，我这么说你不会生气吧？这也是真话。不过我还是祝愿你写出更多更好的小说，现在你给我写信了，（我不知道你是从哪里查到我的地址，但我肯定我们是有缘分的，要不你怎么会给我来信），你向我提了四个问题，尽管很难回答，但我犹豫了许久还是决定回答你。
我是在今年十二月二十日做出这个决定的。之所以能够很准确地记住这个日子，是因为我们的一个村干部酒后开摩托车失了手，开到一个妇女身上去了，结果车毁了，人却一点事也没有，创造了一个奇迹。那位村干部庆幸不已，请我去吃了一顿。我是喝过酒之后在迷迷糊糊的状态中做出这个决定的。酒是英雄胆。这句话是有道理的。
这个决定做出以后我真想把你请到乡里来，面对面痛快地和你聊一聊。但我又担心在你面前有些事情恐怕讲不出来，也确实有许多讲不出口的事情。后来才下定决心写这封长信。你知道，像我这样的人虽然在乡里没有多少实事可干，但闲不住的，总有这样那样鸡毛蒜皮的事来找我，我也总要去我些鸡毛蒜皮的事做，写这样一封长信是不容易的，需要一段时间，所以，你接到这封信的时间可能又要拖延些日子。但它们绝对是真实的，真实得就像我的十根指头一样清晰明了，唯愿我讲的这些能对你即将写出的那篇小说有什么益处。
好了，题外话说得大多了，我该回答你的问题了。你第一个问题好像是问，我为什么当乡长。从我当副乡长那年算起到现在也有六年了吧，六年中一共有两个人向我提过这个问题，第一次好像是在县里召开的一次人代会上，散会了，我当时正和其他几位乡长们往大厅外面走，大约是因为我个子高的缘故吧，市电视台的女记者一眼就看准了我。并且把话筒伸到我的嘴唇前，非要我讲几句。她当时向我提的就是这个问题，面对摄像机的镜头，我记得当时讲了这样一段话，我说我当乡长就是为了带领全乡人民发展经济，增加收入，早日奔小康，使平淡乡人安居乐业过上好日子，一句话，使平淡乡的各项事业蓬勃发展、欣欣向荣、五彩缤纷，不再平淡。当时，我讲得理直气壮，那位女记者还为我鼓了一会儿掌，但事后仔细想一想却有些脸红。作为党培养多年的干部，干乡长不能说没想到这一点，没有哪个乡长希望他的乡民吃苦受罪食粗的穿烂的是不是？关键是它们在我当乡长动机中所占的比重让我实在有点理直气壮不起来。你别笑话我，其实我最初当乡长的动机并不纯是这些，至少不是最主要的。当然，我也无法用一两句话来回答你，那样无异于让我用一块手帕去覆盖一座大山，办不到的。
仔细回忆一下：促使我做乡长的主要原因有三个。
一个是因为我祖父。
我是跟我祖父长大的。在我八岁之前父亲和母亲都相继去世了。父亲和母亲的去世和我有直接关系，我觉得有必要先介绍一下我的家庭。我于一九六○年十二月生于我现在任职的这个乡的大刘庄村。今年正好三十六岁。在中国这块土地上今年三十六岁的人是不多的，不信你可以在你周围打听一下，寥寥无几，当时，正是全国大饥荒的一九六○年，人连草根都吃不上，女人饿得连月经都没了，哪里还能多出几滴血来生孩子。不瞒你说，我们大刘庄两千多口人，四百五十多户，那一年就生了我一个孩子。这么说不是说我们的家境多么好，而是因为我父亲。我父亲当时是生产队的技术员。那时的技术员和现在的知识分子纯属两个概念。我父亲是个大字不识的农民，但是在种地上样样精通，并且在牛羊配种、嫁接育秧上都有一套，算得上是个明白人。队里专门让父亲负责地瓜温室的保暖和地瓜育秧。当时村里提了一个口号：“宁愿不要命，也要保住种。”村里虽然每天都有死人抬出去，但满满两温室地瓜却没有人动过。温室的钥匙就在我父亲手里。我父亲是个好父亲，但不是个好社员。他每天无论冒多大风险也要设法弄两块地瓜回去。
那时家里只有我祖父和我母亲。父亲到底弄了多少块地瓜没有人统计过，但全家人却靠着这些地瓜度过了那段艰苦的岁月，并且我母亲还在这一年的最后一个月里生下了我。就我本人来讲我能够在这一年出生是我的幸运，就我家庭来讲却是一个悲剧。因为我的出生很容易让人联想到温室里的地瓜。
父亲刚开始还不想承认。
大队长谢旺却指着我说：你没偷地瓜这孩子怎么来的？
父亲哑口无言。他看了我一眼，只好承认了。
父亲在公开游斗之后又被关进了欢城监狱。
父亲是个老实人，脑子里根本没有顽固意识，游斗刚刚开始就悔过自新了，所以在被送进监狱以后就更加追悔莫及。据说在监狱里他为了赎罪，每天只吃六两饭，而节约出来的二两则全部捐给了食堂。父亲吃很少的饭，却做很重的活，终于有一天不堪重负，被一块只有六七十斤重的石头压死了。父亲死了以后，我母亲到监狱里给他收尸。回来后母亲逢人就说父亲死时只有六七十斤，重量仅像一个半大孩子。父亲最重的时候可是一个一百六十多斤的壮汉啊！
母亲说父亲是在监狱里活活饿死的。母亲痛不欲生，不久就得了一种民间叫做气迷心邪的疾病，变得疯疯癫癫，哭哭啼啼，有一天到井台上去打水，不慎失足掉到水井里了。
我是跟我祖父长大的，我爱祖父胜过我爱一切人，包括我的妻子和孩子。这种爱是我从小与祖父相依为命中培养起来的。不怕你笑话，我在上高中的时候还跟祖父躺在一个被筒里睡觉。祖父睡觉喜欢赤身裸体，但我从来对他没有一点嫌弃感，时至今日依然如故。祖父是一个本分正直的人，也是一个好庄户。他有着一米八还要高的个子。扛着锄头和社员们一起往田野里走的时候像鸡群里的仙鹤，比大队长谢旺还要显得高大威武。那时候我第一崇拜的是毛主席，第二个崇拜的就是我祖父。我特别听我祖父的话，不管对与不对。有一年我们那个地方阴雨连绵，所有的坑塘都注满了雨水，祖父怕我玩水，就警告我千万不要到坑塘去洗澡。从那以后我真的没到坑塘里洗过澡，并且这个习惯一直保持到现在。
我第一次萌发当乡长的念头就是因为祖父的一句话。对了，那时候叫社长，不叫乡长，但意思是一样的，是吧，咱这里别叫他社长了，就叫乡长行不行。那时候我们平淡乡一带刚刚推行移风易俗殡葬改革，人死了以后实行火化，这可是一件开天辟地的大事。祖父和许多社员一样对这件大事无法接受，茶余饭后聚在村头议论纷纷。祖父的嗓门又高又大，俨然是一个领袖。所以，当我的一个本家老爷去世的时候整个家族就公推我祖父到当时的公社找一位姓明的民政助理员讲理。祖父讲得口干舌燥，满嘴白沫，把明助理讲得理屈词穷。明助理在佩服之余给祖父说：你去找社长吧，特殊情况需要社长签字，社长说不烧我就不烧。那位好心的助理员还给我祖父指了指社长的门。祖父在社长屋里还没有把开场白说完就被社长骂了一头唾沫。他老人家当然无功而返。
那天我放学回家时祖父正蹲在一只火盆旁长吁短叹，见我推门进来，他说：咱们家要有人在公社里当社长就好了。
我那会还有点不太明白。说：当个社长有什么好？
祖父说：我死后就不要火化了。
我说：火化很可怕吗？
祖父没有说话，而是顺手在地上抓起一把柴草，丢进火盆里。柴草先是冒出一团淡蓝色的轻烟，接着就升腾起一块红布一样的火苗，然后无声地软塌下去变成灰烬。完了。祖父说：那时候老爷就像这可怜的柴草，不害怕吗？
我那时确实有些害怕，我说：当了社长以后你就可以不火化了吗？
祖父说：社长说不火化就不火化。
我说：那我长大以后就当社长。
祖父惊愕地看着我。
我继续说：我当了社长以后你就不要火化了。
我记得很清楚，祖父那天听了我的话流泪了。他用两只已经有些干巴的手抱着我，一边哭一边说：我的好孩子，我的好孩子。虽说那时还没有乡长这一说，但这也算是我第一次冒出当乡长的念头吧。起因就是这么简单，这么容易，显得很好笑。
那时我最多也就十一二岁吧，毕竟大小了，一般的孩子说过了也就说过了，不会留下什么，但这句话是我说的，而且是我说给我祖父听的，所以有根长一段时间我没忘记这件事，直到上初中了我还想着它。有一次语文老师出了一道作文题，题目是：假如我是……。我写的就是假如我是社长。抒发了自己的抱负，但毕竟懂事多了，我说假如我是社长，就如何带领社员兴修水利，大干快上，如何抓革命促生产力普及大寨县而努力奋斗。我也想到不让祖父下火葬，但我没有写出来，我怕老师和同学们笑话我。
第二个促使我做乡长的原因是一个叫小改的女人。
小改是我一个邻居的女儿。她姓冯，她的父亲叫冯老大，人很胖，是个屠户。冯老大是个不喜欢女孩子的人，他的第一个孩子偏偏就是个女孩，他给取名叫大改，以为改一改就能改出一个儿子来。但第二个孩子偏偏又是个女孩，就给她取名小改。小改比我小一岁，是我一起上学的同学，只是她没有能够上高中，初中毕业就回家了。其实在初中的时候我们两个就好了。他们的家境要比我们家好一些，经常送一些小打小闹的吃食给我，比如一把糖块、一个煮熟的鸡蛋、两个苹果什么的。临毕业的时候她还送给我一条围巾，紫红色的，那是一条红得像火一样的围巾。那时候这样红的围巾在学校里还不多见，十分醒目。但是我没围多久就被小改的父亲冯老大要回去了。
那条围巾是小改拆掉了两只线衣的袖子给我织成的。有一天她脱衣服时冯老大发现她两只袖子没了，就追问小改把它们弄到哪去了。追问下去就追到了我的脖子上。冯老大气炸了肺，立逼着小改要回去。小改当然是不会要的。冯老大没法，亲自跑到学校来找我。那时候我正在操场上做课间操，全学校的老师和同学们都在，冯老大如入无人之境，大喊大叫着跑到我跟前，一把就从我脖子上把围巾拽了下来。这无论在当时还是现在想来都是一件令人难堪的事情，它对我的刺激是巨大的。说句心里话，我虽然喜欢小改，和她来往，但是还没有达到非要娶她不可的地步。冯老大的这种行径无疑加速了这件事情的进程。那天我回到家就让祖父请媒人到冯老大家去说合。媒人很快就回来告诉我：冯老大说等我考上大学再说。还说那条围巾冯老大还给我留着，什么时候考上学再让小改给我送过来。言外之意是我考不上学，这件事就算了。
冯老大说话是算数的，在我高考落榜的第二天就把他的女儿许给了大队长谢旺的儿子谢士才了。
谢士才的脸蛋长得还可以，只是跛了一只脚，是个瘸子。那时候已经传说他就要顶替他老子做村长了。他呢也经常把头发抹得油光水亮，穿着中山装，干部似地在村里走来走去，显得很场面。但小改却不喜欢他，哭闹了好几次。有一回还跑到河边去跳河。小改跳河那天我也在场，村里许多人也都在，但冯老大却拦着众人不让去救她。冯老大对站在河边的小改说，你跳吧，不嫁谢士才你就跳吧。
村里人骂冯老大不是人。
冯老大说：我不想做人，我只想和村长结亲，谁要拦我我就杀了谁。
冯老大说着还晃了晃手里的杀猪刀。我一气之下迎着刀冲了过去。冯老大用刀顶着我说：我可是多少天没有过刀瘾了，你要想成全我我就不客气了。
这件事僵到最后我也没死，小改也没跳河，只是小改和谢士才订亲了，小改改变了主意。小改后来说她怕冯老大杀了我。当谢士才围着我曾经围过的那条红围巾在我面前晃来晃去的时候我的心情复杂透了，我忽然那么想改变自己的命运及活法，并且这种愿望强烈得使我不能自持，颤抖不已。正巧那一年的征兵工作刚刚开始，我几乎连想也没想就报了名。体检时我的身体完全合格，可政审时村里无论如何不能通过，理由是我父亲曾经是个盗窃犯，这时候已经到了八十年代，我父亲那种盗窃已是可有可无的罪名，就是说认真起来的话就是问题，抬抬手松一松什么问题也没有，很明显，这是谢家父子在给我作难。一怒之下我抄起一根扁担把谢家的盆盆罐罐砸了个遍，当天就被抓到派出所去了。当然，我也失去了当兵的机会。
我在派出所里呆了七天。
这是很幸运的七天，名为拘留其实只是为派出所打打水扫扫地而已。派出所就在乡政府大院里，没有事的时候我还可以到乡政府的一些部门走一走，串一串。我看到很多乡干部坐在桌子前很和蔼可亲地喝着茶，看着报，还看到许多平常让村干部村民们敬畏的角色在大院里走走停停说着笑话。有时候我也凑过去说几句，觉得很有意思。等到七天拘留期满了我还真有一点恋恋不舍的感觉，还向派出所长提出来能不能多拘留我几天，弄得所长哭笑不得。
我背着行李从派出所回来，离大刘庄还远呢，就听到喇叭号子里乐声嘹亮，鞭炮声叭叭作响。原来是小改和谢士才结婚呢。村长的儿子结婚，场面自然是很大的，一村子人都出来看热闹了，几条道路都被挤得水泄不通，我低着头慢慢地从一排低矮的石头墙根挤过去。或许有人看见我了，但没有一个人注意我，更没有一个跟我说话的，他们都在看谢士才和小改呢。一种前所未有的耻辱和悲哀，使我一下子空虚起来，我的脑子里一片空白，我不知道我是怎么走回家的，但是我清晰地记得我走进家门的时候祖父正坐在一张板凳上打瞌睡，看见他我大声说：我要当乡长，我要娶小改。
我的声音很大，祖父被惊醒了，他呓呓怔怔的样子，没有听清我的话。他说：你说什么？
我没有回答他，但这句话我记在心里了。
另一个使我迫切想做乡长的原因好像是为了一次坐车。
那时候我已经到乡政府工作了。对了，我是通过一次招干考试进入乡政府的。当时已经是村长的谢士才没少跑到乡政府说我的坏话，但我的成绩太好了，再加上当时的乡长王长水对我的印象不错，才没有出事。不说它了，我这里要说的是那次坐车。
是一九八六年的冬天吧，那时候我在乡政府通讯报道组做宣传工作，说宣传工作是为了好听一点，其实只是向上面写个新闻稿件、广播稿什么的。有一天我写了一篇“平淡乡猪年大做猪文章”的稿子，自我感觉角度抓得挺准，就想亲自送到报社去。正好，听办公室齐秘书说王长水乡长明天要到市里去办事，就想搭车一起去。头天晚上就把这事说好了，我心里挺激动。一九八六年平淡乡通市里的路还没有现在好，交通也不方便。到市里去一趟是不容易的事，再说还可以坐乡长的车去。那时候平淡乡最好的车就是那辆“伏尔加”，是乡长王长水和书记宗知彬的专用卒。乳白色的，刚买来没有多长时间，我还一次没有坐过。所以第二天六点多钟我就骑着自行车从家里赶来了。比司机去得还早。天气很冷，我冻得咝咝哈哈满嘴都是白气。司机赵师傅来了还跟我开了几句玩笑，说我是小孩过年，说我是大闺女上轿，把我的脸都说红了。赵师傅本来就是个爱闹爱笑的人，我没有在意他，并且还扯着水管子帮他刷了一会儿车，然后他打开车门让我上去了。车里很暖和，很温馨。赵师傅还把录音机打开了，音乐的旋律像雾似的在车厢里游来荡去，沁人心脾，置身其中我有一种醉生梦死般的快感。
那一次是我听到的这世界上最好的音乐了，以后我坐过无数次车，包括奥迪、奔驰、皇冠、红旗，这种美好的感觉不再有了。正当我如醉如痴的时候，乡里分管政法的许书记和分管农业的柳副乡长也上了车。他们没有和我说话，只是给赵师傅打了个招呼。昨天晚上我只听说王乡长一个人到市里去的，现在怎么一下多出了两个？果然从他们的闲聊中我才知道他们两个是临时决定到市公园去看人妖表演的。接着他们谈起了人妖，谈起了人妖的性别，服饰，一副兴高采烈的样子。我却在那里坐立不安，不是我感到拘束。不瞒你说，我这人在什么人面前都能拿得起放得下，拘束的时候还真不多见。我是担心这车再多来一个人就坐不下了。果然怕什么来什么，王长水乡长过来了，身后还跟着儿子，他的儿子也就十来岁吧，叫王小高。
王乡长到车前哟了一声，说：坐满了。顿了一下又说，得下来一个，太挤了。
没有人点我的名字，更没有人叫我下去。但一种前所未有的自卑感却在我的身体里奔腾弥漫，我终于被淹没了。我坐不住了。我知道下车的应该是我，我打开车门，无声地从车上下来了。然后站在那里目送“伏尔加”发动，起步，由慢到快驶出乡政府。
我在乡政府的花坛前站立了许久，我一遍又一遍地想：我是第一个上车的，可下车的却是我。我的眼睛模糊了，有泪水涌上我的眼睑。后来不时地有乡政府上班的人从我身边走过。有人说：大清早的你为什么流泪？
我说：我的眼里进了沙子。
我只能说我的眼里进了沙子，我能告诉他们我想当乡长吗？我不能！
但是从那一天开始我就一门心思全力以赴、不择手段千方百计地向乡长那个位置挺进了。从我的办公室到乡长的办公室只有二十多米，很近，不过我知道通向乡长的路是艰苦的、曲折的、漫长的，但我的信心像一只打足了气的皮球，用一根手指轻轻一点就能弹起多高。我也相信毛主席他老人家说过的话：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
官场是一架机器，每个官人就是这架机器上的一个部件，或者是一枚螺丝。也就从这一天起，我成了这架机器上的一枚螺丝，机器在高速旋转，我也在高速旋转。我被某种惯性推揉着，挤压着，也制造着惯性，后来也与这架机器旋转成一部分了。
如果说我的一生是不幸的话，那么这就是我不幸的开始。
可悲的是，那时候，我还没有意识到这一点。我把做乡长作为我人生奋斗的目标，我只看到了做乡长可能给我带来的利益和好处，比如祖父可以不再火化，比如小改可以回转头来重新嫁我，比如呼风唤雨，坐小轿车，而忽视了为了做乡长我要付出什么。
我付出了什么？
我几乎付出了我的一切啊！
好了，我该回答你的第二个问题了。
应该说为了做乡长我做的事情多如牛毛，要想都写出来怕是写它几百页也写不清楚。我想你也未必大事小事都想知道，我觉得你真正感兴趣的，或者对你有用的是我内心深处那些难以启齿的事情，我就挑几桩讲给你听听吧。
我说过，那时候我已经在乡里做通讯报道工作了。这是一件给乡党委乡政府当吹鼓手的事情，是一个应该引起高度重视的角色。但奇怪的是乡里多少年了也没有从通讯报道这个岗位上提拔一个像样的干部，更别说提拔个乡长了。乡里的干部大都是从党政办公室秘书这个位置上提拔起来的，所以当不当秘书对今后当不当乡长至关重要。按照我的计划，我第一步必须拿下的就是秘书这个位子。
好了，读到这里你可以看出我开始耍心眼了，用一句官话讲，就是要搞阴谋诡计了。
在我没有想做乡长之前，我几乎从来没有在这方面动过脑子。我吃有的吃，喝有的喝，人家上班我上班，人家下班我下班，悠哉悠哉，干嘛费那些脑子。
现在不行了，只要把眼睛睁开，心里的那根弦就会不由地一紧，仿佛那根弦的一端就系在自己眼皮上似的，你说紧张不紧张。
那时候秘书老齐已经四十多岁了，瘦瘦的，像个账房先生，他已经干了四年秘书了，听说他在没干秘书之前腰板整天挺得直直的，当了秘书以后腰就整天弯着了。还听说他下一步可能竞选副乡长。有一段时间我和他关系保持得很密切，经常和他套些近乎。逢年过节乡里搞个什么活动我还帮着他弄弄简报、出出黑板专栏什么的。有一天搞简报搞晚了和他一起吃饭，他喝得多了点，向我吐了几句真话，说他当副乡长以后就把秘书这个位子让给我，我很激动，说：谢谢齐秘书，不过不知道王乡长那里怎么样？
齐秘书说：你不要问了，王乡长是个爱才的人，你只要多写几篇稿子就行了。
我说好，然后真地趴在那里认认真真地写起新闻稿子来。
说是写，其实是编。平淡乡弹丸之地哪有那么多新闻，但为了让领导高兴每天都要挖空心思编上几条。我给自己订下了任务，每天写十篇新闻稿。并且将这任务写在一张纸上，郑重其事地贴在书桌对面的一面墙上。完不成任务就不让自己睡觉。有一次写了九篇之后怎么也编不出第十篇来，愣是憋了一夜没有睡觉。
但是写得多并不等于刊用得多。那时候和现在一样，各行各业已经很流行不正之风了。报社也不能例外，不给他们搞一搞关系，就不采用你的稿件。而这类事情又是不好给领导明说的，给他们说了他们可能会说你没本事没能力，拉不出屎怨茅厕，说不定还会留下什么不好的印象，得不偿失，想来想去还是自己解决吧。
那时候我已经结婚了，老婆还在家里种地呢。我就让她种了一亩芝麻，二亩绿豆。感谢老天爷，那一年的芝麻和绿豆都获得了大丰收，一共收获了二百多斤芝麻，近千斤绿豆，隔一个星期我都要以看望老师的名义，偷偷摸摸地给报社的编辑和记者送上十斤绿豆，或者二斤香油。就这样我的一亩芝麻和二亩绿豆差不多都送给了报社。日子久了，我一到报社去他们看我的眼光都显得很芝麻，很绿豆，好像我是个粮食贩子似的。
所谓功夫不负有心人，有几分投入就有几分收获，这一年我在市报上的用稿量全市第一，市报给了我个一等奖，还给我们乡评了一个先进集体。领奖的时候是王长水乡长和我一起去的，回来的路上王乡长表扬了我一通。趁着他高兴，我提出调整一下工作的想法。
王乡长问我：想到哪里去？
我说：最好能够做党政办公室秘书。
王乡长说：我回去和宗书记商量一下。
宗书记是当时的乡党委书记，他是个外地人，没大实权，但人事上的事还多是他拿主意。但商量的结果却很出我意外。宗书记说我在通讯报道上有特长，换了别人怕是不能胜任，让我继续干下去。按照宗书记的逻辑我胜任通讯报道就应该在通讯报道上干一辈子了，这不是鞭打快牛吗？王乡长对我表示理解，他说宗书记是党委一把手，他是政府一把手，有些事情得商量着来。最后他透露给我一个信息：宗书记不久可能要调出。这个信息使我很振奋，我决定在王乡长身上赌一把。
如果说我给报社的编辑记者送芝麻油、送绿豆是耍小聪明的话，那么，这个决定就是我要干坏事了。宗书记是个老革命，身上还留着几块弹片呢，他已在平淡乡干了多年。但由于平淡乡的干部一直排外，他总是提不起来，怪可怜的。再说他对吹吹唬唬的事情一直有自己的看法，对虚假的报道宣传嗤之以鼻，不重用我也有他的道理。所以在这种时候在他身上下绊子，我总有点于心不忍。可是我犹豫了很久，又实在找不出更好的出人头地的办法，最后还是做了。我一方面胡编了几条罪状向县里写了几封告宗书记的匿名信，另一方面接二连三地给王乡长个人写了几篇新闻稿件。宗书记对我很有意见，在会上点了我几次名。王乡长自然很袒护我，听说有一次还和宗书记吵了起来。好在不久宗书记真的调走了，王乡长当着乡长兼着书记，权利一下子大了。我如愿以偿做了秘书。
不管怎么说，我这是遇到了王长水这个好人，这步棋走得还挺顺的，但接下去却显得难多了，甚至有几次差一点丢得一干二净，回家种地。
我当了秘书以后才知道许多事情其实井没有我想的那么简单，比如你干好工作未必能得到提拔，我通讯报道干好了没有得到重用就是一个好例子。还有你得到一个好位置并不意味着你今后就会在官场上一帆风顺，齐秘书也是一个例子。他没能竞选副乡长，而是被调到精神文明办公室当主任去了。秘书这个位子也不是好干的地方，稍不留意就可能功亏一篑，一败涂地。为此，我平常说话办事举手投足都小心翼翼，唯恐有什么闪失，而且腰也不由自主地弯了下去，以前我还笑话齐秘书呢，现在没用几天我就成了齐秘书第二。
为了早日登上乡长的宝座，我给自己制定了详细的工作计划和近期远期目标。我分析了一下形势，认为第一步要做的就是和乡主要领导搞好关系。那时候乡里最大的官就是王长水，他曾经拉过我一把，如果按帮照派划分的话我应该是他的人。在日常工作中，我总是对他有一种很明显的倾向，有些事情他也不避讳我，我也就很容易知道他的一些嗜好，并且把它们都一条条地记在了本子上。比如，他喜欢吸烟，嘴上一天到晚不闲着，我做办公室秘书的正好管着乡政府的日常支出呢，就隔三差五地给他送上一条，他喜欢吃猪耳朵，我几乎每天都安排伙房的大师傅给他炒一盘，弄得有一段时间大师傅在全乡都买不到猪耳朵了。
王长水乡长还有一个嗜好，反正他现在已经退休了，我说出来也无妨。他喜欢贪点小便宜，家里大事小事日常花销都要弄一张发票让我给报一报，有一天连老婆买卫生巾的发票也拿来了，我只好跑到医院给他换成了医药费才好歹走了账。
说句心里话你别看王长水当着乡长兼着书记，并且对我有知遇之恩，其实在有些事上我还真有点看不起他。不过看不起归看不起，选拔任用干部的权都在他手里，我还得事事敬着他，买他的好处。有一次他们家的一只狮子狗走丢了，他老婆爱狗如命，急得跑到乡政府里来闹他，他就让乡政府里的几个小青年骑着车子四乡八镇地给他找狗，这事不伦不类，好说不好听，我本来想以工作忙为借口装一装糊涂过去算了，没想到财政所长李彦清、农技站长王再生都去找了。他们两个是乡政府里将来最有实力和我争夺副乡长的人。这是摆在秃子头上的事，是挂在眼皮上的事，我可不能在这事上输了。我不光自己积极找狗，而且还发动妻子去帮忙。
当时，我妻子已经怀孕六个月了，我之所以让她帮我找狗无非是为我壮一下声势，在乡长面前好好表现一下。不料那狗偏偏被我妻子碰上了。我妻子大约是想为我表现得更好一点，竟然不知深浅地追了起来，结果三拐两跳狗没有抓到，肚里的孩子丢掉了。
这件事情虽然和王乡长加深了感情，但其实是一件得不偿失的事情，因为它使我在平淡乡落了一个笑话。这件事过了没几天就有人编了一首骂我的歌谣，我也给你说说吧，这首歌谣是这样写的。
王大乡长狮子狗
三月十八离家走
秘书老婆李芙蓉
紧紧抱住狮狗腚
小狗翻山又越岭
芙蓉驾雾又腾空
本想出兵立狗功
谁料反把孩子扔
这首歌谣现在还有人记得，只是我在乡里镇着他们不敢唱罢了，我真担心有一天这歌会被哪个游手好闲的文人搜集了，写进野史里去，那可就有点遗臭万年了。
我还帮助王长水搜集过不少“反动言论”。
起初，这件事情我并不想干，我总觉得做这种事情的是小人，就像电影里经常出现的点头哈腰摇首摆尾之流，我祖父不是这样的人，我父亲也不是这样的人，我做这样的人了，买在不好向祖宗交待。我想不通，我不想做。
但王长水乡长却把它当作一项工作任务交给了我。我刚刚露出一点犹豫之色，他就哼了一声。
我就不敢犹豫了。
我自小胆子就大，我一个人敢走夜路。下雨天雷声正紧的时候敢跑到雨地里仰着脸看龙，谢士才父子为难我时我毫不犹豫地把他的家砸了个稀巴烂。可是乡长哼了一声，我就不敢犹豫了，人这东西真是怪。人这东西有时还不如一头牛呢。牛吃着主人的草料，不愿干活的时候，还敢仰一仰脖子，把肩上的轭头掀掉，偷一会儿懒，人却不敢。比如我吧，有一段时间我真的干起了搜集“反动言论”的勾当，并且以我的聪明才智一干就干出名堂，走火入魔了。所谓反动言论就是有关王长水乡长的坏话。每搜集到一条，我都根据情况进行反映，比如跟我关系不错的我就隐瞒不报。平常对我有些看法的我就添枝加叶，夸大其辞，确实使不少人吃了苦头。可笑的是有些人吃了苦头还不知怎么回事。比如水利站的孙站长，按说我们是一个姓的人，五百年前是一家，说什么我也得顾及一点，可是有一天他愣说他的孙是孙悟空的孙，我的孙是孙子的孙，这不是骂我吗？我就编了他一条坏话，讲给王乡长听，没用多长时间就把他从水利站调去搞计划生育去了。
应该说我成了乡长的红人。但是也有不少人骂我。我就收到过不少匿名信，骂我是狗的有，骂我是儿子的有，骂我是孙子的也有。刚开始的时候接到这样的信我很气愤，还把它们拿给王长水看。王长水说：你看看官场中的人哪个不想做狗，不做狗哪能做人。就拿我来说吧，我今天吆五喝六的像个人样了，可是你知道在此之前我做过多少年狗吗？做了狗中狗，方为人上人，要想做人先做狗吧，并且做一只凶狗。
这段话对我震动很大。刚开始我无论如何不能接受，但是当我一旦想通了想透了，就觉得获得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力量。
好了，我该讲讲我是如何与我的两个竞争对手争夺副乡长的了。其实乡政府里想当乡长的并非我一个人，多了，我想别说我，就是传达室的老头甚至院子里的水龙头也想。这从王长水乡长的一次重感冒就可以看出来。王长水那次因感冒住院，乡政府的人几乎都提着礼品去探视了，医院外面排着长队。事后王乡长说我以后可不能得病了，再得几次病乡政府还不得停班？我实事求是他说：其实大家都巴不得你一天病一回呢，这样大家都有了表现的机会。我分析了一下，乡政府里能与我竞争副乡长的只有两个人，其它的人不足为虑，这两个人一个是农技站长王再生，另一个是财政所长李彦清。王再生是从农业大学分配来的大学生，农业技术上很有一套，他搞的粮食、棉花、油菜三作物套种和玉米育种配种使平淡乡百姓人均增收二三百元，口碑很好。再加上王再生口才好，人年轻，脑子灵，竟选副乡长的呼声很高。凭心而论，这样的人才如果提拔到领导岗位上来是平淡乡百姓的福气。我也觉得他干乡长比我干称职。但是我绝不能因为他干比我称职就不跟他争了，我也没有那么高的觉悟。再说我们即将争夺的不是一把青菜一筐萝卜，而是乡长。
王再生是个很谨慎的人，他很少在说话办事上授人以柄，所以要在小节上打败他的可能性几乎是零，只能在一些重大的失误上找出他的漏洞。
不久机会就来了，有一天王再生向王乡长建议在全乡范围内发展一百个蔬菜大棚。蔬菜大棚就是利用冬季阳光种植蔬菜的技术，我们这个地区叫这种东西为白色革命。这个革命有一定的风险性，王乡长听了以后有些犹豫，我却极力劝他同意王再生的建议，并且暗示王乡长他可以趁机做一笔塑料薄膜生意。那时领导干部利用职权做一做生意已经很时髦了，谁没有发几笔外财简直是白做了一回干部，和同僚们一起聊天的时候也会遭笑话的。我接着又给王乡长算了一笔账，说，你到临沂批发市场去批发农膜，然后以比市场上零售价格偏低一点的价格卖给群众，你既服务了群众方便了群众，一个大棚又可挣它一百来块，一百个大棚就是一万块啊。
王长水乡长被我算得果然动了心，就让我代他到临沂去了一趟。说句心里话，我当时之所以劝说王乡长支持王再生的建议是想让王再生背上一个危险的包袱。我让王乡长做农膜生意也不纯粹是想帮王长水挣一万块钱，而是想通过王长水之手把最差的农膜交给王再生，增加一点这项工作的风险性。我到临沂批发市场原计划是买最差的农膜的，但是一位好心的批发商告诉我说。这种农膜有微毒，能抑制蔬菜生长，弄不好还会衍生出疾病，建议我买好一点的。世界上还有有毒的农膜，我心里一阵激动，但是就在我下定决心要买它的时候，我忽然想到了平淡乡的百姓。我这不是拿平淡乡百姓的生命财产开玩笑吗？一百多个蔬菜大棚如果都得了病，损失就是一百多万呀。我想起平常为了花一分钱都要算计半天的乡亲，想起我的邻居和亲戚，想起他们因为大棚造成的损失所带来的痛苦，我下不了手了，我几乎放弃了我那个恶毒的计划。但是又有些不甘心，我思忖着，犹豫着，却最终也无法战胜自己。
当然，我最后还是做出决定了。
你一定猜不出来我是利用什么方式做出决定的。我把这件难而又难的事情最后交给了一枚五分钱的硬币。我躲到一个没人的地方，一次又一次地抛着硬币。我说如果是国徽的话，我就买有毒的农膜，如果是数字的活我就不买有毒的农膜。我第一次抛的是数字，我心里一下子像堵着一块东西似的，本来说好是一次定乾坤的。但我还想再来一次，我赌咒发誓说假如这一次还是数字的话，我就把最好的农膜买回去，甚至我还许诺说回去以后我也不与王再生争夺乡长了，我又抛了一次，结果还是数字，那时我感觉像一下子由山上跌进谷底似的，两眼黑黑的，我连站也站不起来了。
我完全清醒过来时，周围已经围了一群孩子，他们好奇地看着我，问：你是在赌博吗？
我说我是在赌博。
我已经接连输了两盘了。我想如果是两局决胜负的活我是输了，但如果是五局决胜负的话我不但没输，而且还有赢一把的希望呢。
我在心里说：王再生，咱就五局吧。如果五局之后再反悔，我就不是人。
我又抛了一次那枚硬币。命运开始对我微笑了。是国徽。我又抛了一次。命运再次向我微笑，还是国徽。最后一次也是国徽！我激动地抖了起来。
我说：王再生，这回不怨我了，你看着三次都是国徽，老天作证，我没有骗你，该着你倒霉，我也没有办法啊，你认了吧。
但是，为了心里能够平衡一点，我最终也没有买那种有毒的农膜，当然，也没有买那种质量最好的农膜；而是买了一种覆水农膜，这种农膜的弱点是，在地温升高时极易覆一层水汽，不容易透光。不过天气好的时候不会影响作物的生长，如果阴天下雨对蔬菜的影响就大了。把这种农膜往车上装的时候，我在心里说：王再生，按照抛币的结果我是应该买那种有毒的农膜的，但是，我没买，买了这种较好的，我已经对你很照顾了，很大度了，你应该很知足了。如果你的大棚再有什么闪失的话，你就别怨我了，你怨那枚五分钱的硬币吧，你怨老天爷吧。
回到平淡乡，精明的王再生一下子就看出这是覆水农膜，让我去调换一下。我表示为难，我说这农膜是王乡长的一个亲戚拉来的，你要觉得不行，自己去给王乡长说吧。
王再生当然不愿意惹这个麻烦。他又看了眼农膜说，其实也凑合着用。就把农膜分发下去了。
应该说王再生的技术是没有问题的，出问题的是农膜，老天也没有帮他。整个冬季不是阴就是雨，蔬菜大棚的温度一直也升不上去。等到第二年的春天，黄瓜的秧苗还没长到两拃高，而开春以后太阳却一天比一天好，所有的黄爪都疯长起来，一百多个大棚的黄瓜几乎同时上市了，弄得平淡乡大街小巷村头路旁到处都是黄瓜，把个市场冲击得一塌糊涂，那么好的黄瓜只卖到五六分钱一斤，菜农们都急疯了，一气之下把黄瓜倒进了乡政府大院，车都出不去了，黄瓜堆得像山似的。王长水乡长自然大发雷霆，把王再生叫过去狠剋了一顿。王再生有苦难言，他自然不能把农膜的事往王乡长的头上推，只好吃了个哑巴亏。王乡长也算给他面子，最后只给他记了个大过，这件事以后王再生就蔫了。我也少了一个竞争对手。
其实在王再生这件事上我没有太得意，因为整件事情都是我一手策划的，以平淡乡一百个蔬菜大棚作赌注，代价也太大了。还有王再生，我一直觉得欠他点什么。自打做了这件事之后，我有点怕见他。他从我面前走过，我就会不由自主地把头低下来。有一次吃饭，按说我是办公室秘书，应该坐在上首的，但是最后推让了几次还是让他坐了。我心里发虚啊。真是为人不做亏心事，不怕三更鬼敲门。那时我想，只要我做了乡长，我说什么也要再给王再生弄个副乡长，可是我当了乡长以后并没有按我想的那样去做，我怕王再生当了副乡长后会威胁我。这是后话。
另一个有实力和我竞争副乡长的是财政所长李彦清。他的年龄都快四十了，是个酒肉之徒，家不在平淡乡，而在县城。整天趾高气扬的样子。刚开始我对他看得倒不重，后来听说他是县人大汪副主任的侄女婿，才不敢小视他。因为汪副主任的缘故，王乡长在有些事上也让他三分。并且王乡长有一次也明显地表示他在我与李彦情的问题上有些为难。李彦清也不把我放在眼里，我都二十八九岁了，他还仰着脸叫我小孙。到财政所报销个发票他也总是挑来挑去，我倒没有什么经济问题，怕的是帮助王长水做的那些发票，他非要打破砂锅问到底，我总不能连泥带土都兜给他吧。当然，弄到最后他也不敢拿我怎么样，但毕竟让我难堪。
我琢磨了他很长时间也没有找到下手的地方。他喜欢骑摩托车，有一天夜里做梦我就梦见他骑着摩托车摔死了。可惜第二天早晨上班的时候他还在大院里走来走去，你说可气不可气。我对他恨之入骨，又拿他没有办法。离选举的时间越来越近了，如果他不出点事我真有前功尽弃、全军覆没的危险，我坐卧不安，甚至到了计划对他下一次毒手的地步。我想在他的摩托车闸上搞一次鬼，搞他个人仰马翻。
如果我没有一点法律意识的话，我真这么干了。我不能那么干，那么干弄不好会让我连本带利都赔进去。我所能做的，就是每天给李彦清一次“祝福”。
李彦清每天晚上下班骑着摩托车回家的时候，我都双手台十，念念有词，希望他一不小心骑到桥底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