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记得我的右派父亲徐文瑞在有了点名气以后，有一次接受记者采访时这样说：死是容易的，活下去却要极大的勇气。他的意思是他当了右派之后本来是要一死了之的，但他认为那样做是懦夫，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他鼓起勇气活了下来。如今在我看来，这话多少有点骗人的味道，死不像他说的那么容易，我想到死的时候浑身会像过电一样狠狠地打一个激灵，脊背上冷嗖嗖的。按理说我是个最应该死的人，留在世上丢人现眼，死了还能顾全一点体面，不死还等什么？
可是我没有死。我没经过什么激烈的思想斗争，在生与死的问题上根本不会有什么思想斗争。真想死的人是拖不住的，你一天到晚守着他他也能死掉，如果你不想死，还有什么思想斗争呢？谁会拼命地说服自己一定要把自己弄死呢？当然，我同意我父亲的另外半句话，活下去确实需要勇气。我要活下去就要乞讨。我们都见过乞丐，可是有谁知道当一个乞丐需要多大的勇气吗？尤其是第一次，那时候你才会真正地想到死，你会骂自己——你为什么不去死呢？
骂完自己之后，你就是一个乞丐了。万事开头难，我总算过了这一关。我已经真正想过死了，就等于死过一回，一个死过一回的人还有什么需要顾忌的呢？我把我的手伸出去了，手上拿着一只破搪瓷把缸，守在过街地道的出口处向人乞讨。
我的乞讨方式是经过学习得来的。在一些过街天桥上和过街地道里，我们都能见到乞丐，他们都脏得要死，都有一只袋子和一只碗。袋子一般放在身后，不是破帆布袋就是蛇皮袋；碗是瓷碗或搪瓷把缸，但必须是破的，瓷碗要缺一个角，搪瓷把缸则要掉几块瓷。我还没有袋子，只有一只搪瓷把缸，我在一个街角里捡到了它。我把它捡起来时并没有意识到自己马上就要当乞丐，而是想拿着它向那些摆小吃摊的人讨一点汤水喝。可是当我端着这只把缸去讨汤水的时候，那些油腻腻的小摊贩却挥舞着锅铲或勺子叫我滚。滚！他们说，哪有这样的叫花子，一点眼色都没有，叫人怎么做生意？要讨你坐到路头上去呀，没见人家是怎么讨的吗？一行有一行规矩，连这个都不懂，说你两句还脸红，当什么叫花子？
小摊贩们骂得我无地自容。也正是他们给我指了一条明路，或者说点破了一层窗户纸，于是我明白自己已经是一个乞丐了。你只要伸手向人讨，你就是乞丐。我没有任何思想准备就成了一个乞丐。当时我很茫然，我不知道我怎么走上了那坐过街天桥，我端着破搪瓷把缸在桥上走来走去。我就是在那儿想到死的。我先想到昏鸦和余小惠，他们在这座天桥上唱过歌。我看过他们在天桥上唱歌。我回忆着他们的歌声，靠近桥栏站着，低头看着在桥下奔跑着的汽车，想象自己从这儿跳下去的情景：一辆汽车把我撞得支离破碎，或者直接在马路上摔成一张肉饼。想到这些我的肛门紧缩起来，从那儿泛起的一种疼痛漫遍全身。你不知道那是一种怎样的疼痛，它一下子就疼到心里去了，像一把钎子似地一点一点地插进去，越插越深。我就像要把自己从那根钎子上拔下来一样，飞快地离开了这座差点要了我命的过街天桥。
有好几天我都在寻找一件工具，或者说凶器。我觉得我只能这样了。我对洪广义已无话可说了。我只能找一件凶具来对付他。二百多万哪，他赖谁的钱也不能赖我的钱哪，他这不是逼我走死路吗？我跟他之间还剩下了什么呢？还有恩义吗？没有了。什么都没有了。只有仇恨了。仇恨是一棵树，而且绝对是一棵长得很快的树，从发芽到长成一棵参天大树，只是眨眨眼的工夫。我的仇恨之树早已是一棵参天大树，可它还在长大，它轰轰隆隆地直往上窜。我想我说不定哪天就会死在街头，就像从前所说的“倒毙”。我为什么不在“倒毙”之前向他讨一个公道呢？我向我心里的那棵树发誓，我一定要讨回这个公道，我要叫他先我而“倒毙”。
我的眼睛总是盯着垃圾桶，希望有人往那儿扔一把生了锈的菜刀或斧子之类的东西。但南城人很吝啬，他们把这些东西都卖给了收破烂的，那值几分钱哪，为什么不扔在垃圾桶里呢？我记起了流浪歌手昏鸦的话，－－南城人一天到晚抓碎谷子碎糠头，现在我同意他的评价。我觉得南城人在这方面确实令人失望。
最后我好不容易看见了一把螺丝刀。我把手伸向这把螺丝刀时，一个老头把我推开了，抢先把螺丝刀抓住了。
老头比我还脏，他已经在这个垃圾桶里翻了很久了。我扑过去想把螺丝刀抢过来，但老头很有力气，死也不肯撒手。我们为一把螺丝刀扭缠在一起。我们就像垃圾桶旁边的另一堆垃圾。我们都没劲了，坐在那儿呼哧呼哧地喘气，你看着我我看着你。
我说：“老伯，把那东西给我吧。”
“给个屌。”
“老伯，真的，给我吧，我要用它。我求你啦。”
我看出老头已经在犹豫了。我又说：“老伯，你不知道，我被人害了，我要用这把螺丝刀去报仇。”老头说：“怎么害了？”我想想说：“那个人不还我的钱，如果他还我的钱，我还会是这个样子吗？可他不但不还，还说我欠他的钱，他把我逼成了一个叫花子，现在我没脸见人哪，我不杀了他实在是不甘心哪。”我又把头发撩开，让他看我的脸，接着又让他看我的手和腿，“你看我为他卖命，把脸都烧成这样了，还有我的腿，我腿也瘸了手也残了。”老头似乎信了，眨了一会儿眼睛，说：“你想杀人？”
我点点头，又问他：“你说我该不该杀他？”
老头咂一下松松垮垮的嘴唇，说：“男人活在这个世上，一为钱二为色，在这两件事情上，杀人的也多，丢命的也多。”
我说：“你没说该杀不该杀。”
老头说：“杀不杀是你的事。”他站起来，又看了我一会儿，又看看螺丝刀，把螺丝刀丢到我面前。螺丝刀跳了几跳。他说：“拿去吧，看看，它能杀人吗？”
我看看螺丝刀，说：“我会磨，我会把它磨得飞快。”
这把螺丝刀看起来确实不是一件理想的杀人工具，它已经很旧了，锈成了黑色，刀杆略略弯曲，刀头又钝又厚，还有点翻卷。但我只能找到它。话又说回来，只要你有杀心，什么东西不可以杀人呢？万物皆可为利器，何况我还有一把螺丝刀。它钝一点怕什么？我难道不可以磨它吗？只要功夫深，铁棒磨成针。我要把它磨得像针一样锋利，让它像针一样刺入洪广义的心脏。轻而易举地，锐利无比地，刺入，噗哧一声，穿透他。白刀子进红刀子出。
我把螺丝刀别在腰眼上。
我别着螺丝刀坐在一个地下通道里。这个地下通道也是昏鸦唱过歌的地方，他曾经裹着一件棉大衣在通道里面唱。我不在通道里面，而是坐在通道口子上。口子上敞亮。在我之前，这个口子上已经坐了一个人，这个小个子男人只有一条腿，也是胡子拉茬的，没胡子的地方全是乌油黑亮的垢泥。他把另一条空荡荡的裤腿卷上去，让半截断腿亮出来。他坐在那儿的时候，断腿就显眼地放在另一条腿上，断茬的疤痕往上斜着，令人触目惊心。有人来了，他便把一只破瓷碗举起来，在人家面前晃来晃去。他的断腿也会晃动。他一边晃动破瓷碗和断腿，一边用白白的眼角瞟我，就像卖凉粉的老头那样，瞟了一眼又一眼。
我从头发缝里朝他看了一会儿，觉得他像一个人。他像谁呢？我皱着眉头想了一会儿，就是想不起来那个人是谁。
“兄弟，你没长眼睛吗？”他对我说，“有这样做生意的吗？两个人挤在一起，人家给谁不给谁呢？这生意还怎么做？”
他怪我占了他的地盘。但我坐在那儿没动。我饿得动不了。我是靠在墙壁溜下来的，就像一滩稀泥。他见我不动，就从地上捡东西来扔我，先扔过来一只瘪瘪的硬壳烟盒，又扔过来几颗烟蒂和一只泡沫饭盒。饭盒上还留着饭菜的气息。最后他扔过来一只塑料袋和半个包子。我看着这半个包子，抖着手把它捡了起来，塞进嘴里，咕地一声咽了下去。他没再扔别的过来，皱着脸看我吃包子，然后开始收拾东西，嘴里一边还骂骂咧咧。他有一根棍子，像锹柄那样的，他提着蛇皮袋拄着这根棍子笃笃地跳着，从我身边跳过时停了一会儿。“你不走老子走啦，老子让你。真没见过你这样做生意的，这个码头就那么好？别的地方就不能做生意？”
他说着就跳开了，跳到西边的口子上去了。
他心思不坏，把这个口子让给我了。但我不像他那样举着碗在人家眼前晃来晃去，我的搪瓷把缸就放在地上，然而一只放在地上的把缸无人理睬。所有从这里经过的人都不理睬这只把缸，他们仰着脸，目光直视前方，但他们的脚却不会碰到我的把缸，即使眼看踢到把缸了，却又被他们巧妙地绕过去了，他们的脚像长了眼睛似的。因此我的生意并不好。我的生意不好的另一个原因是我不肯亮出我的伤疤和残疾，很多乞丐都能做到这一点，不是露出残手就是露出断腿，有人还把肚子或背上的大瘤子露出来。但我不行，我做不到，再说我还要磨我的螺丝刀，所以我总是低着头坐在那儿，让乱糟糟的长发遮住自己。
我发现铺在地道口上的水泥质量很差，根本不是磨刀的材料。不是它在磨螺丝刀，而是螺丝刀在磨它，它已经被磨出了一条小沟，螺丝刀却几乎动都没动。什么时候能将这把螺丝刀磨成一件锋利雪亮的凶具呢？
斜对面那个只有一条腿的小个子看了我一上午，下午又跳到我这边来，他说你是个新手吧？你这样做生意怎么行呢？你要把你的把缸端起来，你的腿不是残了吗？你藏着它干什么呢？你应该把裤腿也卷起来，你要露出你的残疾。我问他为什么？他说我们没有别的，我们有什么呢？我们只有残疾，残疾就是我们的力量，你看我，－－他说着便摆动那截断腿给我看，那个丑陋的断茬在我面前一晃一晃。
我又疑疑惑惑地看着他。我的脑子里亮了一下，依稀地想起一个人来。这个人就是武生陆东平。我几乎把陆东平忘了。陆东平早就跟我的生活没什么关系了。可是眼前这个人居然会是陆东平吗？他怎么会成了这副样子呢？我越来越觉得他像陆东平了，尤其是他的公鸭嗓子。我用目光剔除掉他的胡须和垢泥，竭力回忆那张早已淡忘了的脸，心里不禁怦跳起来。我想这怎么可能呢？他会是陆东平？我像从前写生时那样把眼睛眯起来，又盯着他那张瘦刮刮的脸看了半天，说：“你叫什么？”
他说：“老铁。”
我愣了一会儿，又问他的腿是怎么断的？他说：“被人花钱卸掉了。”我说：“这个人也太狠了，他卸你的腿干什么呢？”他嘿嘿地笑了两声，说：“因为我先阉了他。”我说：“那你更狠。”他像运眼那样横我一眼，说：“如果有人操了你老婆，你还不阉他吗？”我说：“那你老婆呢？”他又横我一眼，“那还能是我老婆？早就不是了。”
这么说他真是武生陆东平？那么那个卸了他的腿的人呢？是被烧死了的打鼓佬吗？那个阴阴的、灰白灰白的打鼓佬，居然花钱买凶，用刀子或锯子，活活地卸了他一条腿。这么血淋淋的事，想想都让人发颤。
“你怎么打寒噤？”他说着笑了笑，“听起来有些吓人是吧？”
我点点头。陆东平就是这么嗄嗄地说话的，我在心里叹着气，人生真是无常又无聊，还有我，竟然在这种情况下与他相遇。可是他怎么说自己叫老铁呢？
他忽然问我：“你叫什么？”
我迟豫了一下，说：“长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