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四章-别看我的脸

我记得我的右派父亲徐文瑞在有了点名气以后,有一次接受记者采访时这样说:死是容易的,活下去却要极大的勇气。他的意思是他当了右派之后本来是要一死了之的,但他认为那样做是懦夫,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他鼓起勇气活了下来。如今在我看来,这话多少有点骗人的味道,死不像他说的那么容易,我想到死的时候浑身会像过电一样狠狠地打一个激灵,脊背上冷嗖嗖的。按理说我是个最应该死的人,留在世上丢人现眼,死了还能顾全一点体面,不死还等什么?

可是我没有死。我没经过什么激烈的思想斗争,在生与死的问题上根本不会有什么思想斗争。真想死的人是拖不住的,你一天到晚守着他他也能死掉,如果你不想死,还有什么思想斗争呢?谁会拼命地说服自己一定要把自己弄死呢?当然,我同意我父亲的另外半句话,活下去确实需要勇气。我要活下去就要乞讨。我们都见过乞丐,可是有谁知道当一个乞丐需要多大的勇气吗?尤其是第一次,那时候你才会真正地想到死,你会骂自己——你为什么不去死呢?

骂完自己之后,你就是一个乞丐了。万事开头难,我总算过了这一关。我已经真正想过死了,就等于死过一回,一个死过一回的人还有什么需要顾忌的呢?我把我的手伸出去了,手上拿着一只破搪瓷把缸,守在过街地道的出口处向人乞讨。

我的乞讨方式是经过学习得来的。在一些过街天桥上和过街地道里,我们都能见到乞丐,他们都脏得要死,都有一只袋子和一只碗。袋子一般放在身后,不是破帆布袋就是蛇皮袋;碗是瓷碗或搪瓷把缸,但必须是破的,瓷碗要缺一个角,搪瓷把缸则要掉几块瓷。我还没有袋子,只有一只搪瓷把缸,我在一个街角里捡到了它。我把它捡起来时并没有意识到自己马上就要当乞丐,而是想拿着它向那些摆小吃摊的人讨一点汤水喝。可是当我端着这只把缸去讨汤水的时候,那些油腻腻的小摊贩却挥舞着锅铲或勺子叫我滚。滚!他们说,哪有这样的叫花子,一点眼色都没有,叫人怎么做生意?要讨你坐到路头上去呀,没见人家是怎么讨的吗?一行有一行规矩,连这个都不懂,说你两句还脸红,当什么叫花子?

小摊贩们骂得我无地自容。也正是他们给我指了一条明路,或者说点破了一层窗户纸,于是我明白自己已经是一个乞丐了。你只要伸手向人讨,你就是乞丐。我没有任何思想准备就成了一个乞丐。当时我很茫然,我不知道我怎么走上了那坐过街天桥,我端着破搪瓷把缸在桥上走来走去。我就是在那儿想到死的。我先想到昏鸦和余小惠,他们在这座天桥上唱过歌。我看过他们在天桥上唱歌。我回忆着他们的歌声,靠近桥栏站着,低头看着在桥下奔跑着的汽车,想象自己从这儿跳下去的情景:一辆汽车把我撞得支离破碎,或者直接在马路上摔成一张肉饼。想到这些我的肛门紧缩起来,从那儿泛起的一种疼痛漫遍全身。你不知道那是一种怎样的疼痛,它一下子就疼到心里去了,像一把钎子似地一点一点地插进去,越插越深。我就像要把自己从那根钎子上拔下来一样,飞快地离开了这座差点要了我命的过街天桥。

有好几天我都在寻找一件工具,或者说凶器。我觉得我只能这样了。我对洪广义已无话可说了。我只能找一件凶具来对付他。二百多万哪,他赖谁的钱也不能赖我的钱哪,他这不是逼我走死路吗?我跟他之间还剩下了什么呢?还有恩义吗?没有了。什么都没有了。只有仇恨了。仇恨是一棵树,而且绝对是一棵长得很快的树,从发芽到长成一棵参天大树,只是眨眨眼的工夫。我的仇恨之树早已是一棵参天大树,可它还在长大,它轰轰隆隆地直往上窜。我想我说不定哪天就会死在街头,就像从前所说的“倒毙”。我为什么不在“倒毙”之前向他讨一个公道呢?我向我心里的那棵树发誓,我一定要讨回这个公道,我要叫他先我而“倒毙”。

我的眼睛总是盯着垃圾桶,希望有人往那儿扔一把生了锈的菜刀或斧子之类的东西。但南城人很吝啬,他们把这些东西都卖给了收破烂的,那值几分钱哪,为什么不扔在垃圾桶里呢?我记起了流浪歌手昏鸦的话,--南城人一天到晚抓碎谷子碎糠头,现在我同意他的评价。我觉得南城人在这方面确实令人失望。

最后我好不容易看见了一把螺丝刀。我把手伸向这把螺丝刀时,一个老头把我推开了,抢先把螺丝刀抓住了。

老头比我还脏,他已经在这个垃圾桶里翻了很久了。我扑过去想把螺丝刀抢过来,但老头很有力气,死也不肯撒手。我们为一把螺丝刀扭缠在一起。我们就像垃圾桶旁边的另一堆垃圾。我们都没劲了,坐在那儿呼哧呼哧地喘气,你看着我我看着你。

我说:“老伯,把那东西给我吧。”

“给个屌。”

“老伯,真的,给我吧,我要用它。我求你啦。”

我看出老头已经在犹豫了。我又说:“老伯,你不知道,我被人害了,我要用这把螺丝刀去报仇。”老头说:“怎么害了?”我想想说:“那个人不还我的钱,如果他还我的钱,我还会是这个样子吗?可他不但不还,还说我欠他的钱,他把我逼成了一个叫花子,现在我没脸见人哪,我不杀了他实在是不甘心哪。”我又把头发撩开,让他看我的脸,接着又让他看我的手和腿,“你看我为他卖命,把脸都烧成这样了,还有我的腿,我腿也瘸了手也残了。”老头似乎信了,眨了一会儿眼睛,说:“你想杀人?”

我点点头,又问他:“你说我该不该杀他?”

老头咂一下松松垮垮的嘴唇,说:“男人活在这个世上,一为钱二为色,在这两件事情上,杀人的也多,丢命的也多。”

我说:“你没说该杀不该杀。”

老头说:“杀不杀是你的事。”他站起来,又看了我一会儿,又看看螺丝刀,把螺丝刀丢到我面前。螺丝刀跳了几跳。他说:“拿去吧,看看,它能杀人吗?”

我看看螺丝刀,说:“我会磨,我会把它磨得飞快。”

这把螺丝刀看起来确实不是一件理想的杀人工具,它已经很旧了,锈成了黑色,刀杆略略弯曲,刀头又钝又厚,还有点翻卷。但我只能找到它。话又说回来,只要你有杀心,什么东西不可以杀人呢?万物皆可为利器,何况我还有一把螺丝刀。它钝一点怕什么?我难道不可以磨它吗?只要功夫深,铁棒磨成针。我要把它磨得像针一样锋利,让它像针一样刺入洪广义的心脏。轻而易举地,锐利无比地,刺入,噗哧一声,穿透他。白刀子进红刀子出。

我把螺丝刀别在腰眼上。

我别着螺丝刀坐在一个地下通道里。这个地下通道也是昏鸦唱过歌的地方,他曾经裹着一件棉大衣在通道里面唱。我不在通道里面,而是坐在通道口子上。口子上敞亮。在我之前,这个口子上已经坐了一个人,这个小个子男人只有一条腿,也是胡子拉茬的,没胡子的地方全是乌油黑亮的垢泥。他把另一条空荡荡的裤腿卷上去,让半截断腿亮出来。他坐在那儿的时候,断腿就显眼地放在另一条腿上,断茬的疤痕往上斜着,令人触目惊心。有人来了,他便把一只破瓷碗举起来,在人家面前晃来晃去。他的断腿也会晃动。他一边晃动破瓷碗和断腿,一边用白白的眼角瞟我,就像卖凉粉的老头那样,瞟了一眼又一眼。

我从头发缝里朝他看了一会儿,觉得他像一个人。他像谁呢?我皱着眉头想了一会儿,就是想不起来那个人是谁。

“兄弟,你没长眼睛吗?”他对我说,“有这样做生意的吗?两个人挤在一起,人家给谁不给谁呢?这生意还怎么做?”

他怪我占了他的地盘。但我坐在那儿没动。我饿得动不了。我是靠在墙壁溜下来的,就像一滩稀泥。他见我不动,就从地上捡东西来扔我,先扔过来一只瘪瘪的硬壳烟盒,又扔过来几颗烟蒂和一只泡沫饭盒。饭盒上还留着饭菜的气息。最后他扔过来一只塑料袋和半个包子。我看着这半个包子,抖着手把它捡了起来,塞进嘴里,咕地一声咽了下去。他没再扔别的过来,皱着脸看我吃包子,然后开始收拾东西,嘴里一边还骂骂咧咧。他有一根棍子,像锹柄那样的,他提着蛇皮袋拄着这根棍子笃笃地跳着,从我身边跳过时停了一会儿。“你不走老子走啦,老子让你。真没见过你这样做生意的,这个码头就那么好?别的地方就不能做生意?”

他说着就跳开了,跳到西边的口子上去了。

他心思不坏,把这个口子让给我了。但我不像他那样举着碗在人家眼前晃来晃去,我的搪瓷把缸就放在地上,然而一只放在地上的把缸无人理睬。所有从这里经过的人都不理睬这只把缸,他们仰着脸,目光直视前方,但他们的脚却不会碰到我的把缸,即使眼看踢到把缸了,却又被他们巧妙地绕过去了,他们的脚像长了眼睛似的。因此我的生意并不好。我的生意不好的另一个原因是我不肯亮出我的伤疤和残疾,很多乞丐都能做到这一点,不是露出残手就是露出断腿,有人还把肚子或背上的大瘤子露出来。但我不行,我做不到,再说我还要磨我的螺丝刀,所以我总是低着头坐在那儿,让乱糟糟的长发遮住自己。

我发现铺在地道口上的水泥质量很差,根本不是磨刀的材料。不是它在磨螺丝刀,而是螺丝刀在磨它,它已经被磨出了一条小沟,螺丝刀却几乎动都没动。什么时候能将这把螺丝刀磨成一件锋利雪亮的凶具呢?

斜对面那个只有一条腿的小个子看了我一上午,下午又跳到我这边来,他说你是个新手吧?你这样做生意怎么行呢?你要把你的把缸端起来,你的腿不是残了吗?你藏着它干什么呢?你应该把裤腿也卷起来,你要露出你的残疾。我问他为什么?他说我们没有别的,我们有什么呢?我们只有残疾,残疾就是我们的力量,你看我,--他说着便摆动那截断腿给我看,那个丑陋的断茬在我面前一晃一晃。

我又疑疑惑惑地看着他。我的脑子里亮了一下,依稀地想起一个人来。这个人就是武生陆东平。我几乎把陆东平忘了。陆东平早就跟我的生活没什么关系了。可是眼前这个人居然会是陆东平吗?他怎么会成了这副样子呢?我越来越觉得他像陆东平了,尤其是他的公鸭嗓子。我用目光剔除掉他的胡须和垢泥,竭力回忆那张早已淡忘了的脸,心里不禁怦跳起来。我想这怎么可能呢?他会是陆东平?我像从前写生时那样把眼睛眯起来,又盯着他那张瘦刮刮的脸看了半天,说:“你叫什么?”

他说:“老铁。”

我愣了一会儿,又问他的腿是怎么断的?他说:“被人花钱卸掉了。”我说:“这个人也太狠了,他卸你的腿干什么呢?”他嘿嘿地笑了两声,说:“因为我先阉了他。”我说:“那你更狠。”他像运眼那样横我一眼,说:“如果有人操了你老婆,你还不阉他吗?”我说:“那你老婆呢?”他又横我一眼,“那还能是我老婆?早就不是了。”

这么说他真是武生陆东平?那么那个卸了他的腿的人呢?是被烧死了的打鼓佬吗?那个阴阴的、灰白灰白的打鼓佬,居然花钱买凶,用刀子或锯子,活活地卸了他一条腿。这么血淋淋的事,想想都让人发颤。

“你怎么打寒噤?”他说着笑了笑,“听起来有些吓人是吧?”

我点点头。陆东平就是这么嗄嗄地说话的,我在心里叹着气,人生真是无常又无聊,还有我,竟然在这种情况下与他相遇。可是他怎么说自己叫老铁呢?

他忽然问我:“你叫什么?”

我迟豫了一下,说:“长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