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跟李晓梅好了，这在绿岛成了一件很轰动的事情。我没想到会这样。我不是一个很张扬的人，但我也不会鬼鬼祟祟。这件事也一样，我没想要瞒谁，就是想瞒也瞒不住，我瞒得了一个瞒不了两个。况且人人都有一双眼睛，我怎么躲得过这些眼睛呢？大家都看在眼里，他们在背后议论说，怪不得徐总老婆要打阿梅，原来是真的呀，徐总跟老婆离婚就是因为阿梅呀！他们接着又替我惋惜，说徐总他不知道阿梅做过鸡吗？怎么会为一只鸡跟老婆离婚呢？他们当李晓梅的面什么也不说，可是只要李晓梅一走，他们便窃窃私语，说鸡就是鸡呀，你看她多妖？

如果这些议论仅限于绿岛还没什么，现在的问题是整个南城。绿岛是什么地方呢？绿岛就是南城，南城社会中的哪个阶层哪一类人没来过绿岛？假如南城是一条河，绿岛就是一个又深又阔的河湾，这个河湾里的事怎么瞒得过河里的鱼呢。南城许多人都知道我在到处寻找一只叫阿梅的鸡，都知道我跟老婆离了婚，为的就是要娶这个阿梅，娶一只鸡。这件事情就像风一样传遍了南城。他们刻薄地说，这个阿梅到底是一只怎样的鸡呢？徐阳没吃错药吧？既然离了婚，南城的姑娘还不是尽他挑尽他拣吗？会娶一只鸡？莫非她是一只金鸡？

如此看来，我在南城的确不是一个等闲之辈，我可以像选美一样选南城的姑娘，因此我要娶李晓梅就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是一种极不明智的行为。他们还说徐阳不会随随便便要一只鸡吧？他坐在绿岛，应该尝了不少鸡吧？是尝来尝去尝到了一只很特别的吧？那个阿梅到底怎么特别呢？她是不是长了花呢，－－那儿长了花？要不他怎么下这么大的决心呢？他也是个人物呀，鸡是什么？过了多少人的手啊！

有一天洪广义也为这事来找我。

洪广义刚躲债回来。他躲债很绝，煞有介事地在老板桌上留一张字条，说自己其实是个身患绝症的人，辛辛苦苦地撑到今天实在不容易，现在他不想撑了，他太累了。他叫大家别找他，他要一个人安安静静地去死。其实他的钱已经堆得像山一样髙了，可他总哭穷说没钱，拖着银行贷款不还。他这一手把许多人都吓坏了，所有跟他有经济往来单位的人都黄着脸，像无头苍蝇一样到处找他，先是在附近的医院找，又到渡假村或休闲山庄找，接着在周边城市找，然后是往南到海角天涯，往北到边疆大漠。好不容易从那里讨到一点口风，一窝蜂似地拥到南郊一个温泉疗养院去。见他正在热气腾腾的池子里泡着，都松了一口大气，却谁也不敢问他得的是哪种绝症，更不敢跟他提钱，都想钱反正不是自己的，只要人还在就谢天谢地，就能交待过去了。于是大家都蹲在池子边上，想方设法安慰他，劝他想开点，有病治病，千万别想窄了。他做出一副感激的样子说，既然你们这么关心我，那我就再撑一撑吧。边说边水淋淋地往池子上爬，大家殷勤地接着他，把他拉上来。

他不再嗬嗬嗬地爆笑了。我发现他其实并没有什么固定的表情特征，总是在不断变化，他的笑声或表情都是根据实际需要而定的，比如现在他就是一副忧心忡忡的样子，连笑都是蔫蔫的，有气无力的，像一片被暴晒过几天的菜叶子似的。

他蔫蔫地笑着说：“唉，欠债的日子不好过呀，想死都死不成，难哪。”

他把我叫到茶楼里。每回他要跟我谈什么，都喜欢在茶楼里。他看着我说：“徐阳你气色不错，有什么喜事吧？”他这么一说我知道他大约要跟我谈什么了，我笑了笑，没说话。他说：“你不说我也知道，是因为阿梅吧？”我又笑笑，说：“你也听说了？有些话说得很难听是吧？”他不置可否，问我是不是真喜欢她？我点点头。他也点点头。他说：“我理解你，阿梅那女孩是讨人喜欢。”他说得我心里热乎乎的。我说：“谢谢你。”他叹口气说：“你先别说谢，我真不知道怎么跟你开这个口。”我问他想说什么？他缓缓摇着头说：“算了，我还是不说吧。”我说：“有话就说吧，是不是要劝我呢？”他又叹气，说：“真不好开口啊，我怎么好劝你呢？可不说吧这事又关系到绿岛的生意，说吧你又在兴头上，扫你的兴不说，你还不见得听得进去。不过既然你说破了，－－你也知道，外面有些话说得难听，又是堕落又是嫖客，南城人的嘴一惯不好，本来也用不着跟他们计较，可你不计较吧，绿岛怎么办？连总经理都是嫖客，来绿岛玩的人还不都是嫖客？这种名声一出去，还不跟苍蝇一样满世界飞？还有谁敢踏进这个门呢？绿岛不要关门吗？都是有头有脸的人，都还要在这个社会上混的，谁愿意背个嫖客的名声呢？”

我心里很生气，冷着脸笑笑，说：“什么嫖客，我本来不就是个流氓吗？”洪广义撇着嘴摇头，说：“这你就搞错了，所谓娱乐业，骨子里的事只能心照不宣的，面子上却一定要正经，这是最要紧的。表面上道貌岸然，满肚子男盗女娼，这说起来难听，其实就是我们的生意经啊。你名声不好人家不敢来，你没有那点骨子里的东西人家懒得来。我们赚的是什么钱？这两样缺一不可呀。当然，我是说过要用你的名声，但我只是利用了人家对你过去的印象，而且又花钱给你彻底翻过来了，一反一正才出效果，现在还有人说你流氓吗？现在你是青年企业家，政协委员，人怕出名猪怕壮啊，稍有不慎难以收拾啊，所以你还是听我一句劝吧。”我承认他说的有道理。我说：“刚才我说的是气话，其实这事我也想过了，也查了这两天的营业额，确实是落下去了，实在不行只有一条路。”洪广义说：“什么路？”我说：“辞职吧。”洪广义感叹说：“难得，阿梅真有福气，不过我还是要劝你，你在绿岛的利益一年是近百万哪，这笔账你没算过吧？你算算你划不划得来？再说你现在辞职撤股，我一时也抽不出钱来给你，你也知道，我背了一身债，你真要那样做的话，我只好再背上你的债了。”

我咽了一口唾沫。我不好说他故意压住我的钱，我觉得他有恩于我，这样的话我说不出口。他歪着嘴露出一脸苦笑，又叹道：“我是虱多不痒债多不穷啊。”

我也苦笑。我说：“那我怎么办呢？”

他摇摇头说：“别的话我就不好说了。”

他再也不谈这事了，把话题转到一些别的事情上，比如客房部要赶紧换智能锁，安全卫生检查过关了没有？没有的话要抓紧，哪怕多出点血，也千万不能让人家下单子，否则就完了，没戏唱了，你一停别人就火了，别人火了你再想火就难了；包厢里最好要怎么装饰一下，这你是内行……好像他并没有干预我的私生活，而是自始至终都在跟我谈经营方面的事情。

李晓梅对我说：“我还是走吧，走了干净些。”我问她走到哪里去？她说：“难听唦。我不回来就好了，就不会撞到他们嘴上了，他们的嘴几臭唦！”

她不是聋子，她的耳朵灵得很。她哪里都灵。人家说了些什么她全听见了，就算没听见也看见了，没看见也猜到了。她的肉似乎被刀子剮掉了，刚刚才浑圆起来的脸庞又瘦下去了，忧愁又像灰尘一样蒙在了她脸上。我说像灰尘一点都不假，尤其是她强颜欢笑的时候，我就觉得那笑容被灰尘盖住了，灰蒙蒙的。我轻轻地抹她的脸，想给她把灰尘抹掉。我真以为那是灰尘。但抹着抹着我发现那根本不是什么灰尘，而是厚厚的一抹忧愁。

她终于还是走了。其实我已经预感到她会走，她很少到我那里去了，不但去得少，还又开始躲着我，有时候见了我便低下头匆匆地走掉。旁边有人的时候，她的眼睛不看着我，我叫她她也装着没听见，头也不回。她的脸色也越来越不好，呈现出在她这个年纪不该有的菜黄色，神情中除了忧愁之外，又渐渐地有了一些沉重，让人觉得她挑着重担或背负了一个大包袱。她就要支撑不住了，她惟一的选择就是离开这里，带着她满心欢喜买好的大包小包的东西一走了之。

她走了以后我象征性地找了她很久。我说象征性地找不是表示我不想找，而是指我寻找的方式和过程。我没有像上次那样大张旗鼓地找，打电话到各个娱乐场所去，说我是徐阳，要找一个叫李晓梅或阿梅的女孩。也没有叫刘昆或别的人帮我去找。我为什么不叫刘昆他们去找呢？为什么不大张旗鼓地去找呢？我怕什么？怕失去在绿岛的利益？但不管怎么说，我没有那样去找，我像搞地下活动似的，一个人悄悄地找，不声不响地找，闷着头找。找到了我也不会大呼小叫，我不会让别人知道，我会悄悄地把她藏起来。我已经想好了，我要金屋藏娇。

我先是呼她，但她像上次一样不回机。我便去那些夜总会或迪厅歌厅舞厅，我不进他们的门，而是站在街对面某棵树下，朝他们门口张望，或者坐在旁边一只矮凳子上，让擦鞋女人给我擦鞋。擦鞋女人大概以为遇到了一个傻瓜，为什么一双鞋要擦五遍呢？不过她很高兴，她巴不得我要她擦十遍，她每擦一遍就念叨一次，几遍了，几块钱了。她接过我五块钱时，满怀希望地问我，还要擦吗？

为了找李晓梅，我生生让那些擦鞋女人擦破了一双鞋。

我付出了一双鞋的代价，还是没有找到李晓梅。我并不认为我寻找的方式有问题，我知道这一次要找到她很难，她要嘛不走，走了就不会轻易让我找到。我甚至怀疑她这一次真回湘西老家去了。我一边找一边胡思乱想，心里很难受。我不好说我有多难受，我怕我一说别人会以为是假的，如果我说我难受的要死，别人能相信吗？被虫子咬了一口我们会说有多疼，怎么疼，可是如果被火车轧了，你还说得出有多疼或怎么疼吗？你心都死了，什么也说不出来了，即便能说出来也没人信。

我犯的错误不在于方式，而在于寻找的范围。我把范围局限在娱乐行业，没想到李晓梅鬼得很，跑到酒楼里给人端盘子去了。那家酒楼就在绿岛西边，直线距离不超过一千五百米，实际距离大约三公里左右。酒楼对面是蓝月亮迪吧，我坐在蓝月亮迪吧对门的街边让人左一遍右一遍擦皮鞋时，在酒楼里端盘子的李晓梅看见了我。好几年以后，她对我说，当时她站在一个窗户边侍候客人吃喝，无意中伸头往楼下看一眼，不想看见了我，一个女人蹲在地上给我擦皮鞋，我则呆呆地盯着迪厅的大门。她说她知道我那是在找她，她相当感动，就像被电打了一下似的，然后心里不知道有几酸，酸得她差点就哭着跑下来了。

我越找越生气，越找越心灰意冷。我想李晓梅你怎么动不动就走呢？人家说两句你就走，那你还想过日子？再说人家也没冤枉你，你是做过小姐唦，你也是妖唦。我说了喜欢你你就以为你走了我活不了？让人找来找去你很高兴唦，很得意唦？你以为我非找到你不可唦？我凭什么要非找你不可？你作什么俏唦？

在我的想象中李晓梅正坐在家里吃糍粑。我心里空得发慌，便跑到老胡的收发室去，老胡盯着我的脸，说：“心里有事吧？”老胡的眼睛比前几年灰浊多了，却还是什么都看得见。这老头真是成精了，他心里清楚得很，但他不随便说。大约因为我是他的老板，他不像以前那样什么都跟我说了，他变得谨慎起来了。我盯着他那双灰浊的眼睛说：“你知道是不是？”他显得有些不好意思，嘿嘿地笑了几声。

他说：“你正在兴头上，我不好说。”

我说：“有什么不好说的？”

我便邀他去喝酒。我们没在绿岛里面喝，出去找了一家小酒店。他说他只能意思一下，不能跟以前那样喝了。他叹道：“老啦。”

我说：“我找不到她，她可能回老家去了。”

他看着我，端起杯子抿了一口，把脸皱起来，皱了一会儿又松开，“我真不好怎么说，”他说着又把脸一点一点地皱起来，“我还是跟你说说我的事吧。”

一开始我没怎么在意，但听着听着我就认真起来了。老胡说的也是一个妓女的故事。他从朝鲜回来时看中了一个妓女，起初他不知道她从前做过妓女，他认识她的时候，她在缝纫社里做缝纫。老胡一见她就被她迷住了，她说话或看人，尤其是笑起来，都跟别人不一样，都让人心里发痒。她穿得倒是跟大家一样，但老胡觉得她里面肯定跟人家不一样，她总是那样颤颤的。就是这种说不出来的震颤勾走了老胡的魂，老胡说他一天到晚心里都是麻乱麻乱的。这时侯有人告诉他，说那女人从前是个做妓女的，但老胡已经什么都听不进去了。老胡说我心都是懵的，还管她做没做妓女？再说妓女不是已经被取缔了吗？她不是经过改造了吗？经过了改造她就不是妓女，她获得了新生，她是一个新人！老胡橫下一条心娶了她。老胡说你不知道，她确实会侍候人哪，她会待候得你身上的毛都酥起来，有皇帝都不想当了！老胡说到这里感叹了一句。我说这不是挺好吗？老胡说好是好，可她……唉，你叫我怎么说她呢？恐怕还是本性难改呀，我有一回出差回来，撞见她正叉着腿跟人家在床上搞呢，我气得浑身发抖，眼睛都充血了，我说怪不得人家骂我傻呢，原来人家说的一点也没错啊，你真是个坏了坯的女人呀，你不可救药呀。我也不客气，这时候谁还会客气呢，我操起一条板凳，只一下，就把那鬼东西劈成了残废。

我说：“那鬼东西是谁？”

老胡说：“我们科长。”

我说：“你没打她？”

老胡摇摇头。老胡没打那女人，他把板凳举起来又放下了。他用一张床单把女人的衣物都包了，挽一个结，把包袱扔给她，叫她走，走得越远越好。

我问老胡：“她走了吗？”

老胡点点头，叹道：“婊子无情呀！”

我又问：“现在她在哪儿呢？”

老胡叹一口气，不说话，滋地一声，抿了一口酒。

从小酒店出来，我问老胡要不要紧？老胡说：“离醉还远呢。”我说：“路上小心啊。”我没有送老胡，我说我要回家，让他自己坐一个摩的回去了。

那天晚上我忽然想回家去看看我儿子。我已经很久没看见他了，我把他忘了。这天晚上我喝了酒以后又把他记起来了。我站在小酒店门口，很怅然地看看街道，又仰头看看夜空，便想起了他。我觉得他很可怜，像个孤儿，是保姆陈玉娥收养了他。我回家一是想看看他，二是想给陈玉娥一点钱，否则心里过不去。然而就是这点心愿也落空了，我的车追了人家的尾，把人家的尾灯撞得粉碎。原因就不说了，反正事情就是这样，我没回成家。你心里越不痛快越是有事。奥迪被撞坏了，我手上的骨头都差点撞断了，脸上也划开了口子，膝盖也碰伤了。我一口一口地吐着酒气，跟对方司机吵架，然后蹲在马路上等交警来处理。我的腿都蹲麻木了，交警才板着脸来了。一个晚上就这样折腾完了。

早晨我才刚刚睡了一会儿，老胡就跑来敲我的门，说要请几天假。我打着呵欠说：“有事你走你的就是了，还请什么假？不怕吵死人呀？”

老胡走了我又接着睡。事后我才知道，那天晚上老胡把自己的心事勾起来了，他请假去看那个女人去了。他是往北走的，往长江边上走的，据说那个女人一直住在长江边的一个小城里。他一走七八天，七八天以后的一个晚上，他回来了，胡子拉茬地跑来找我，求我一定要陪他喝一杯酒。他端起酒杯，泪水就糊住了眼睛。

我吃了一惊。我说：“怎么了你？”

他说：“她两年前就过了。”

我还没有回过神来，“谁？谁过了？”

他一边擦泪一边说：“她呀，我那个该死的女人呀。”

我一阵默然，低下头，心里莫名地疼了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