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让余冬开一辆小货车。余冬就用这辆涂得花花绿绿的小货车接送余小惠。这辆小货车基本上不拖货了，成了余小惠的专车。下午三点钟左右，余冬就把他姐姐从家里接过来，到深夜一两点钟又把她送回去。大约一个月以后，余冬磨磨蹭蹭地捱到我身边，呑呑吐吐地告诉我，他姐姐身上长了虱子。我愣愣地看着他。他见我没明白过来，又说：“那个叫昏鸦的，他身上有很多虱子，是他传给她的。”我还在看着余冬，余冬嗫嚅着，又说：“她常跟他在一起，有时候还在一起睡。”
余冬说：“徐哥，我对不起你。”
我垮着脸说：“你怎么对不起我？”
余冬说：“我没看住她，可是我没有办法，我根本料不到他们会到一起去。我不知道他们在化妆间做了什么说了什么，反正那天晚上她不肯跟我回家去，她不要我送。她说你走你的吧。我说什么都没用。我还对她说，姐呀，你这样做对不起人家徐哥呀，你让我也没法向徐哥交待呀。可她听不进去，叫我别管她的事。她说关你什么事？那个昏鸦就在旁边等她，一晃一晃的，跟个鬼一样，就是他把她勾住了。我又不好大声说，不好骂他们，歌厅门口来来去去的都是人，怕别人听见了不好。我更不能动手，那样会把事情闹大。这也是徐哥你交待过的，说要注意影响，所以我一点办法都没有，只好眼睁睁地看着她跟他走了。”
余冬问我：“徐哥，你说这事就这么算了吗？是不是把那个昏鸦赶走？”
我说：“赶谁？你还说对不起我？你怎么说话的？你姐是我什么人？她跟谁不跟谁，你把我扯进去干什么？这是你们家的事，跟我有什么相干？我告诉你余冬，以后你再跟我扯这种事，我第一个要赶走的就是你！你记住！”
我把余冬脸都骂白了。我不知道自己生那么大的气干什么？余冬说：“我记住就是了，徐哥别生气。”我说：“你又胡说！你哪只眼睛看见我生气了？这不是好事吗？我会生气？我生什么气？”
事后我问自己，你生什么气呢？
几天以后的一个下午，余冬回家没接到余小惠，问他父母，说是吃过中饭就走了。余冬又慌慌地跑到我这儿来，说他刚才问了，昏鸦也不在，问我怎么办？我冷笑着说：“这还不好办吗？既然都不干了，我再找人就是了，想来唱歌的多的是。”余冬说：“我就怕他们到那儿去了。”我说：“哪儿？”余冬说：“麻纺厂呀，像他们那样的人都知道那儿，他们能闻出味道来。”我问他什么味道？余冬说：“白粉哪，那个昏鸦肯定知道那儿，他青着一张脸，脸上针都挑不出肉，你看不出来他是个吃白粉的？”我被余冬说得浑身发冷。我大声说：“那你还呆在这里干什么？还不快去找？”
那天下午我也去了麻纺厂。余冬说他姐听我的，我去了好说话。余冬真会说话，我在心里叹一声，想想还是去了。我没开车，让余冬开那辆小货车去的。在麻纺厂厂门前那条逼仄的小街口上，余冬停了车，我们下车慢慢地走着。小街两边都没有树，房子也很矮，夏天的阳光很毒辣地斜过来。余冬不断地擦着汗油油的脖子，脑袋像个球似地转来转去，嘴里不停地跟我说：“徐哥你闻到味道了吗？你看这两边都是什么店？饮食店和小药店是吧？可是你闻到油烟味了吗？他们顶多卖两碗葱拌凉粉，暗地里都做那种生意，不信你去饮食店买个针头试试，肯定买得到。”
余冬边走边把指关节按得咯吧咯吧响，咬着牙说：“我要是看见昏鸦把我姐带到这儿来了，我打扁他个鬼东西！”我们在那条小街上走了两个来回，又跑进那些狭小灰暗的小店里探头探脑地四处看，也没有看见昏鸦和余小惠。等我们回到绿岛，却听见他们在歌厅里练歌。回到办公室以后，我打电话把歌厅负责人叫上来，问他昏鸦和余小惠什么时候来的？他说刚来。我便叫他去把昏鸦叫上来。
昏鸦很快就来了。我说：“坐吧。”他便在我对面坐下来，叉开五根长长的精瘦的指头，把长发梳向脑后，把一张同样精瘦的脸朝着我。我看着在他尖耸的颧骨上浮着的青光，直接了当地问他是不是吸毒？下午是不是去了麻纺厂？我说：“你可以回答我，也可以不回答我。”
昏鸦看了我一会儿，说：“那我就选择不回答。”
我点点头说：“那好吧，你回歌厅里去吧，但明天请你别来了，过一会儿我会叫人去给你结账。”昏鸦笑笑说：“要赶我走？跟你刚才的问题没关系吧？你是为余小惠吧？你以为我看不出来你在吃我的醋？”
他说得我有点发愣，我这是在吃醋吗？我笑了笑，我觉得我笑得不大自然，脸上有些僵，便不笑了，说：“我吃你什么醋？我是怕你害了她。”昏鸦说：“你不敢承认，我不像你，我爱她就爱在明处。”我摇摇头，说：“好了昏鸦，你爱也好不爱也好，都不关我的事，我们不说这些了，我们还是朋友，而且，我喜欢你的歌。”
我送昏鸦出办公室。在办公室门口，我问他什么时候离开南城？他说：“为什么要离开呢？”他说南城还有不少娱乐城夜总会，他不会没有唱歌的地方。他揶揄我说：“我这么说让你失望了吧？”
我说：“不相干，也谈不上。”
他笑了笑，转身走了。他的扛着肩胛的瘦削背影显得轻飘飘的。
昏鸦走后没多久，余小惠来了。
她大约是跑来的，喘着气，腮帮上漫漶着大片红晕。她瞪着我，用脚跟砰地一声磕上门，二话不说先把上衣扒了，又解下胸罩。我没想到她会跑上来，更没想到她会脱衣服。她总是做一些出乎我意料的事，总是让我感到茫然失措。我从来就没有弄懂过她。直到今天我还弄不懂她。她气冲冲地跑到我面前来脱衣服干么呢？正是黄昏时分，我的大玻璃窗上映满了橘红色的霞光，她的身体面对着霞光，显得橙红明亮。窗户对面全是楼房，那些楼房里有多少眼睛？我一边慌手慌脚地拉上窗帘，一边问她干什么？她低着头把她的腿从裙子里拔出来，那感觉就像拔一个又白又长的萝卜。她说：“你还装模作样地站在那儿干什么？来吧。”我说：“来什么？”她抬起脸来说：“你还装什么憨？你为什么赶他走？不就是因为我和他在一起吗？不就是要操我吗？”我没料到她会这么说话。我说：“余小惠，你怎么什么话都说得出口？”她说：“我还不知道你？你以为你帮了我我就应该归你？你想操就操，不想操就扔在一边？那你来呀，我给你送上来了，你还怕什么呢？你又不是没操过我！”我说：“你别搞错了，我是为你好，我怕你爬不起来！”她说“我谢谢你的好心，我随命跌！”
我真想揍她，就揍她的屁股，把她的屁股揍开花。
我点点头，又点点头。我老点头干什么？我说：“那好，那就什么也不用说了，既然你要随命跌，关我屁事，我叫他留下来就是了！”
我从她身边走过去。她的眼睛跟着我。我出来后给她带上门，站在门口等她穿了衣服出来。她出来后看看我，我也看看她，她扭身就走了，我回到办公室，坐在那儿发愣。愣了一会儿我又想去找老胡说话。老胡正提着一个拖把在拖走廊上的地，走廊上被他拖得一片湿光，弥散着一股刺鼻的水气。他觑着我的脸，问我跟谁生气？我咽一口唾沫，说：“没有，我跟谁生气？”老胡笑笑说：“你不说算了。”
昏鸦便在南城留了下来。他的忧郁的歌唱里开始有了一些柔情。他还会跑到过街天桥和地下通道里去唱，有时候余小惠会陪他一起去。余冬秘密地跟踪过他们几次。余冬现在是个闲人，他姐姐不要他接送了，他觉得最难受的是他。他又跟我说过好几次对不起我，我不准他说，可他还要说。他说：“徐哥你把这事交给我，我没把事情办好，让她跟了别人，我白挣了你一份工资。”那份工资不低，他看得很重。他把昏鸦的住所都摸清了，说是离绿岛不远，一个人防工程改的地下旅社；他还证实他们确实会到麻纺厂去，说他们不是下午去，而是上午去，他们在过街天桥上唱了一会儿，就走下天桥，打一辆的士去麻纺厂。他眼睛发亮，说：“徐哥，我只要一个电话，他们就会被抓起来，你看我要不要打这个电话？要不要？”
我说：“余冬，余小惠是你姐姐，你不知道吗？”
余冬说：“我这不是为她好吗？”
我说：“这样吧，你到采购部去吧，别的事你先别管了好不好？”
我弄不清余冬是怎么想的，他还是叫几个人把昏鸦揍了一顿。他学得很阴了，专出阴招，自己没出面，那几个人也不知道他是从哪儿叫来的，就在广场对面的地下通道里堵住了昏鸦。当时余小惠也在，他们当着余小惠的面揍他，把他的吉他扯下来，几脚跺得粉碎。昏鸦的脸颊都被打破了，凝着一块青紫色的血痂。他们警告昏鸦，叫他别赖在南城，早点滚蛋，否则还要揍他。
那天余小惠又跑到我办公室，质问我为什么要打昏鸦？她不像上次那么凶，也不脱衣服了，拖过一把椅子坐在我对面，冷冷地看着我。她跟在广州时巳经完全不一样了，身上有了一种东西，我说不清是什么，觉得就像一棵即将枯萎的树被浇了一瓢水似的，有了些勃勃的生气了。她怎么不怕虱子咬呢？还越咬越鲜活了。她说徐总－－她竟叫我徐总－－我给你送上来你又不干，你叫人打他干什么呢？你到底想要我怎样？想怎样就明说，别来这一套。
我一听就知道是余冬干的，可我没说。我说：“我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她说：“那你打他干什么？”我摇着头说：“我向你保证，我什么也没干。”她问我那会是谁干的？我说：“你自己去查吧，我哪有时间跟你去查这些？”
她出去时我看着她的背影。我觉得她那两条腿又漂亮起来了。
事后我问了问余冬，余冬说他就是想把昏鸦赶走，他说昏鸦早晚会害死他姐的。我没有再骂余冬，只是叫他以后别这么搞了。余冬说：“我知道，但我不能保证以后不搞，我一定要搞得他离开南城为止。”我用力说：“余冬！”余冬说：“徐哥，你别说了，哪怕你不要我在这里干，这事我也不会听你的，你不管我要管，我是为我姐，我姐现在是鬼迷心窍了。”
我还能说什么呢？我看着余冬，他的一副倔相又出来了。我觉得我连他也看不懂了。我说：“好吧，只当我什么也没说，放了个屁。”
不知道余小惠是哪次把虱子落在了我办公室的地毯上，我觉得很可能是脱光衣服的那一次。有一天我发现我身上也长了虱子。那是一些肥胖泛亮的虱子，它们又从我身上爬到了冯丽身上。冯丽龇着牙从腋窝里抠出一只，放在手心里对着灯光看着，看得浑身都起了鸡皮疙瘩，喊出来的声音像锯齿一样割人，－－呀！她觉得很奇怪，说：“怎么回事，我们身上怎么会长这种东西”？她一边用酒精清剿我们身上的虱子，一边猜测，“这是从哪儿来的呢？”
我说：“天知道哪儿来的。”
余小惠和昏鸦更亲密了。有时候正好碰到我，他们还故意表演他们的亲密。昏鸦用一根细藤条一样的手臂搂着余小惠的腰，余小惠则双手抱着他的膀子，身子贴着他的身子。余小惠确实有了些生气了，脸上的血色好多了。我撇开脸不看他们。他们便你一口我一口把嘴亲得非常夸张，像放小爆竹似的叭叭响，生怕我听不到。
我很想去跟她父母谈一次，可是那天她爸爸老余来了，我却什么都没说。老余老多了，头发全白了，说话带着气丝，使人觉得他的话是从肺里扯出来的。他好像知道女儿一些事，又像是不知道，说话呑吞吐吐的。他没有提当年的事，像个陌生人似地走进来，见了我点点头，叫一声徐总。我被他叫得心往下沉。我说：“你应该叫我小徐。”他说：“此一时彼一时，我不能倚老卖老，不能那样叫。”我请他坐，给他沏茶。他显得很局促，我给他沏的茶他一口都没喝。他说他和老伴都很感谢我，说我帮了他们的儿女。我说：“帮这点忙是应该的。”他说：“小惠这孩子在外面这几年，我们只知道她在唱歌，可是这次回来，怎么说呢……我怎么觉得她跟以前不一样了，完全不一样了，她是不是……？”他的话就说到这儿，“是不是”后面的话没说出来，用灰灰的眼神巴巴地看着我，似乎在等我给他接上去。我犹豫了一阵子，看看他那张正在往外渗虚汗的黄脸和皮囊囊的脖子，把想说的话咽回去了。我怕他受不住，怕我的话一出口他就会倒在我这里。
那几天余冬像个饶舌的老太婆似的，总在窜掇我，要我把昏鸦赖以栖身的人防地道包下来。他说他打听了，那个地下旅社根本没什么人去住，亏得都要吐血了，正想让人包下来，得几个现钱。他说徐哥你出面去包下来吧，要不了几个钱的，包下来了你还可以干别的，看他们还到哪里去鬼混！
他把他姐姐和昏鸦说成是鬼混。对此我没有发表意见，他们是姐弟，他有权评判他姐姐。我对他说，你怎么把这两件事搅在一起呢？即便我做这件事，也不是针对他们。他说不管怎样，徐哥你做吧，我去牵线，我们去把这件事情做了。
我真不知道当时是怎么想的，琢磨了许久，也明知道这样做是无济于事的，却还是做了这件事。我花了三万五千元，另外再给了那个胖子主任一个不薄不厚红包，就把一个偌大的人防地道的经营权包下来了。可是包下来以后我不知道拿它干什么，余冬说做商店吧，做地下商店。我说你有脑子没有？我做过商店吗？你尽瞎扯蛋！余冬又说，要不叫冯丽嫂子到这儿来卖家电？我说你放屁！你还要给我惹多少麻烦？我的脾气很大，只要余冬一开口，不管他说什么，我张口就骂。我想我怎么昏了头，会听他的呢？人家鬼混人家的，我干吗要把这个地方包下来？我便在人防地道口上摆了一块小牌子，牌子上写着“招租”，请刘昆帮我在那儿守着。刘昆守了三天，第四天头上，便带了一个人来见我。
这个人灰白灰白的，下巴跟女人一样光溜溜的。他见了我很亲热地朝我笑着，开口便叫我徐阳，接着又叫徐总。他似乎认识我。我皱着眉，却想不起来在哪儿见过这个人。刘昆笑了笑说：“徐总不认识他了吗？他是打鼓佬赵明呀。”我张了张嘴，却没说出话来。他怎么会是打鼓佬赵明？打鼓佬赵明是这副样子？刘昆挨到我身边，对着我的耳朵轻声说：“我跟你说过的，人家不是被陆东平阉了吗？”我这才想起来，刘昆确实跟我说过这事。我不由得盯着打鼓佬的脸。打鼓佬大约猜到刘昆在对我说什么，神情有些不自然，脸上笑得尴尬起来。我便赶紧装出热情洋溢的样子，绕过老板桌，上前捉住他的手用力握了握，说：“哎呀是你呀赵明，你看看你看看，我这个人真是的，差点没认出来！”
打鼓佬的手软绵绵的，笑得粉里粉气，声音又尖又细。
我没有赚打鼓佬的钱，原价转包给他，然后我就不再问这件事了。我也从不到他那里去，说实话我一点也不喜欢现在的打鼓佬，别说跟他叙旧，看见他我心里就发腻，总觉得他是个阴阴人，阴气很重，就像地沟里泛白的油蚁一样。他大约也没有要跟我叙旧的意思，给我送承包费的时候，来时阴阴地笑一笑，走时也阴阴地笑一笑，除了客客气气地寒暄几句，从来不多说一句话。
一开始他在人防地道里摆了些柜台，卖低档皮鞋和儿童服装，大约生意不好，过了不久，就把柜台撤了，弄了镭射录相，放给那些进城务工的乡下人看。到了晚上夜深人静的时候，他就放三级片，有时候还放毛片。虽说被查过几次，但都没什么大碍，罚了几个钱，又照样很香艳地放他的录相。不过他自己不看，而是像女人似地拿着一只塑料袋或一只纸袋子，坐在地道口子上哔哔剝剝地吃葵花子或糖炒栗子。他越放胆子越大，有时白天也放。中午十一点到下午三点，下午五点到晚上八点，都是他放毛片的时候。他的观众也从农民工扩大到市井小民和一些青葱迷茫的大学生，甚至还有不少是儿孙满堂却又无所事事的老头。老头们往那里去时都板着一张很严正的脸，只有眼神是鬼鬼祟祟的，仔细一看，个个都像历尽沧桑的老贼。
余小惠和昏鸦并没有因为失去了地下旅社而没有地方鬼混，据余冬说，昏鸦在城东居民楼里租了一间房子，他们鬼混起来更方便了。余冬跟我说这些时，又挨了我一顿臭骂，我说我包人防地道是为了做生意，他们鬼混不鬼混的，关我屁事！
余小惠和昏鸦也知道是我包下了人防地道，因此更加断定我在嫉妒他们的爱情，他们也因此更加来劲，每次见了我，除了叭唧叭唧地亲来亲去，还都要不厌其烦地在脸上做出明显的不屑和轻蔑。
他们有理由轻蔑我，我做了一件蠢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