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的伯特兰?罗素说过：“人类最大的、最主要的欲望是权力欲和荣誉欲。”古往今来，权力的诱惑一直在人类历史的背面写着一行看不见的文字，作为人类阶级社会客观存在的一种强大动能，权力总是有意无意、或正或反地作用于历史的车轮，大到如一次又一次的国家对国家的征服性战争，小到如只有两三人群体内的明争暗斗。

对人性的最终检测，恐怕莫过于政治、战争和可以涵盖一切的生死了。优秀的政治片、战争片以及作品之所以震撼人心，必然是因闪耀其间的人性的力量与光芒。人性开掘的可能性、可信性以及深度，是此类作品成功与否的重要标尺。

我们从张敬的《越王勾践》中能够强烈的感觉到处于逆境中的人所进行的人性之挣扎，同时，越王勾践的“苦身焦思，置胆于坐”和“可与共患，难与处安”的多元性格特征也跃然纸上。

生存是人性的首要法则。生存是人的一切活动的前提。没有这个前提，就没有人的存在。当然，人类就不可能进行任何活动。所以，在越王勾践大势已去兵败之时，范蠡力劝其降吴、忍辱负重，以获得休养生息、东山再起的机会。越王勾践历经连人最基本的尊严都受到践踏的种种磨难，“卧薪尝胆”，励精图治，最终举兵伐吴实现了复兴的宏愿。其间不乏激烈的君臣冲突、敌我冲突，“离间计”、“美人计”等计谋的运用，斗智斗勇甚至达到了白热化的程度。

人性就是人的固有的本性及社会关系影响而形成的以人情为核心的社会属性。人性分解为人的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两方面，用马克思的话就是“一方面是自然关系，另一方面是社会关系。”所谓自然性是以与生俱来的普遍存在于每一个人身上的特定属性为内涵的，如性爱、报复、嫉妒、怜悯等。所谓社会性则是人类在长期社会集体生活中所积淀的规范与准则，以追求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度为目的。新历史主义著名的代表人物斯蒂芬?格林布拉特在论述文学社会功能的时候提出了“协合”（negotiation）理论，认为生活中存在着各种“社会能量”，作家的作用就是通过“协合”将各种“社会能量”变成统一的文本，当然在其中添加了审美因素。“颠覆”（subversion）和“抑制”（containment）是其文学社会功能论的两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协合”就是在颠覆与抑制两种社会功能的动态关系中得以实现。从一定意义上说，“颠覆”实际上是对人的社会性的颠覆，而“抑制”则是对人的自然性的抑制。人性正是在其社会性和自然性发生冲撞的时候得以体现。

张敬就是惟妙惟肖地刻画了越王勾践人性中社会性和自然性的激烈冲突，从而突出了越王勾践人性之坚韧。越王勾践在战败之初，欲死不能，求生不得，最终忍辱含垢，膝行求降的坎坷过程中的人性之挣扎；入吴为奴的当天，勾践被剥去华服，鞭笞于泥泞，夫人被虏去为吴王夫差侍寝，晚饭又被施之于糠团所历经的激烈的内心变化；当忠实于自己的勇士被自己手仞，自己挚爱的儿子、心爱的女人为了自己的复国计划而葬送生命时，勾践内心掀起的惊涛骇浪的斗争；等等。这些人性的激烈冲突都通过张敬细腻的笔触给我们展现出来了，从而使大英雄兼大阴谋家的越王勾践的人物形象“字立纸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