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文坛和学界的风气已有很大改变，但这改变还不能说彻底。什么风气呢？比如文人写文章，尤其是批评文章，总不大愿把被批评者的真名实姓写出来，这其实有违最起码的批评规则。有时是作者写了，编辑怕惹事；就改为某某，或干脆用×××代替，我一直不理解，我们的学界和文坛难道就不能向过去文坛那样，有话直说，直呼其名吗？

许多读者读到这种地方，总感到很别扭。去年我在《黄河》杂志上编发过一篇《章乃器在一九五七年》，是章乃器的儿子章立凡写的。收到文章后，我见其中就有多处×××，我本想为他标出来，但一想到作者既然这样，总有他的道理，就姑妄听之吧。但文章刊出后，不止一位朋友给我打电话，说你这是何苦呢？想看这类文章的人，又不是不知道那是说谁，不想看的，你就写出来他也不懂，害得我还得再三解释。今年2期《读书》上有王蒙一篇说丁玲的文章，其中也有多处某某，我不知这是王蒙原文，还是编辑的用心，其实这都是自欺欺人，《读书》的读者，哪个不知道一点丁玲和周扬的矛盾？何苦用那个××呢？更奇怪的是《王瑶文集》第7卷收录了王先生1955年在《文艺报》上的一篇文章《从错谈中汲取教训》，文中多处出现“胡风分子×××对我的书说过这样的话……”，也许是想为王瑶先生避讳点什么，故意隐去了那个人的真名，但买《王瑶文集》的人，哪个不知道这里的×××说的是贾植芳先生呢？这样难道就能为王瑶先生遮盖点什么吗？王瑶先生从来没有为自己过去写的那些文章避讳过，他始终有清醒的认识，是一说一，是二说二。现在有许多编辑，不知从哪里来的警觉，结果尽干自欺欺人的事，这种多余的自律行为着实害人不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