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两年的文坛，就像《红楼梦》里的那两句话，乱哄方哄你唱罢我登场，反认他乡是故乡。稍有不同的是，许多问题的提出，讨论的口吻，思维的路向，不是将他乡认为故乡，而是倒过来，反认故乡是他乡。

稍有历史感的人知道，今天读书人说话和想问题的方式和过去不同，这个过去，恐不是10年，20年，而是更早些。那时的读书人，要么不说话，要说就说自己想说的话，除少数另有图谋的人外，多数读书人是从当下自己的处境出发说话的，无论说出的话是左还是右，几十年之后，人们再听到，还是以为那是真话。比如，有一个过去非常有名的哲学家，就是今天大家都知道的张岱年的哥哥张申府。这个人就很有意思，1948年，他在上海储安平的《观察》周刊上写了一篇文章《呼吁和平》，结果被民盟开除了，一直在北京图书馆坐冷板凳。他过去是清华的教授，是朱德、周恩来的入党介绍人。他在那篇文章中说了两句话，是批评当时读书人的，说他们现在是“左了怕得罪现在，右了怕得罪将来”，而他是凭自己的感受说话的，不管当时战与和对谁有利，他觉得打下去对国家不好，对人民不好所以他要呼吁和平。这大体是旧读书人说话的基本态度。想想过去，看看今天，我们许多人说话的态度就很让人奇怪，他们说出来的问题，细细想来，多数是假问题，他们津津乐道，其实是忘了自己说话的处境，忘了自己是在什么样的环境下说话的。

有一种议论，说现在知识分子产生了分化，理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使那些主张人文精神的念书人很尴尬，而使那些玩的就是心跳的人如鱼得水。市场经济曾经是那些人文知识分子呼喊而来的，现在他们又大叫狼来了。说这话的人，也是念书人。我就想问一句，且不说现在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不是人文知识分子喊来的，就算这个已经到来的市场经济有他们的功劳，那这个东西和他们想要的也有很大区别。人文知识分子现在担心的不是自己的一点利益，而是他们的理想，他们的理想是什么呢？人们早已耳熟能详了。说人文知识分子眼红王朔们手里的那俩钱，未免太看轻中国的读书人了，现在王朔们是先富起来了，但如果把问题放在谁的年收入高之类的水平上，念书人还有什么话说？现在人文知识分子想要的那些东西，不是属于他们自己的，而是大家的。念书人的这点理想，简单说，就是如下这个道理：如果一个工厂可以随意解雇工人的话，前提是这个工人有权利自己办工厂（如果他愿意和有足够的能力），现在对于工人来说，或者对王朔们来说，这个权利已经到手了，但对人文知识分子来说，他们想要的东西还没有。冯友兰先生是大学者，他晚年作了《新编中国哲学史》，其中第7册是关于现代哲学的，河南人民出版社出了《三松堂全集》，这一册排在第12卷，但以后的都出了，不是要钱，而是要他们的理想。忘记了这个，就太错怪今日的念书人了。

最近又有人写文章，阐述什么是文明，提醒人们：西方文明救不了东方文明。这个问题很大，但现在说这样的问题也让人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首先我要问，谁主张过西方文明可以救东方文明？其次在今日这样的社会环境下奢谈什么文明无所优劣的高论，真有一种不帮自家兄弟说话的味道。这也是典型的反认故乡是他乡。

中国知识界，很有一些人自觉地将自己所生存的真实环境一笔掠过。所以思考问题或是评价自己在特殊社会环境下所获取的成就时，总让人有反认故乡是他乡的感觉。

我们有一位作家，前两年写文章，说自己的文学作品被翻译成了多少多少种外国文字。言语中显得非常得意，意思是自己的作品已获得国际声望，企望自己的作品在国外获奖的心情，情透纸背。这个作家是以反左为自己的责任的，这很好。但他在如何看待自己的文学成就上，却陷入了一个可笑的怪圈。

这实际是一个常识问题。首先我们先要明白我们是在什么样的历史条件下成长和写作的。如果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我们还能写出什么了不起的文学作品，那么结论只有两个；一是这样的社会环境是不会扼杀文学的，二是所谓的了不起的文学作品，根本就不存在。除此之外，我们还能得出什么结论呢？一些自然科学家就能非常坦率地承认，自己在这样的环境中，无法与国际上同类学科对话，为什么到了一些作家那里，一方面自己在那样的环境下受了多少苦难，而一方面又盲目地夸大自己的所谓文学成就呢？还有一个常识问题，也常为他们自己所忘记，那就是他们的所有文学作品都是在一个特殊的社会环境下被意识形态所允许变成铅字的，发出真正独立的声音，是需要一个特定的社会环境的。

前苏联有两部小说，一部叫《你到底要什么》，一部叫《活下去，但要记住》，这两部小说我都没有见过，也不知道是不是一本书的两种不同译法，但我很喜欢这两个书名。我算不上什么念书人，但喜欢看，喜欢听。我觉得我们现在必须明确：你到底要什么。这在前两年的人文精神讨论中是被误解的，被误解是因为有些话没有说明白，尽管大家心里是清楚的。